• 大哥告我,先父曾亲口对他讲过,孟森先生把多年来史学研究日记送给父亲。大哥忆说是蓝色硬纸封面,线装,形似大教材书之开本。里面纸页用红线条隔开竖行格,是孟森先生用毛笔亲写,极其遒劲工整。一本一本地摞起来,有近二尺厚。
  • 2008年02月16日

    朱铭:黎泽济先生书简

    黎老说话乡音较重,听起来很吃力,有时不得不拿笔写出,才能明白,因而见面时交谈不是很多。平时书简往来颇为频繁,寥寥数行,言简意赅,令人回味。
  • 当年老一辈有学问的学者,俱已仙逝,与我同期在史学界工作的饱学之士,已全退休。而今尚能讨教的只有一二草包院士。洪岩先生应可径问他们:考古人类学达到自然科学水平没有?史学跟着考古人类学登进自然科名榜没有?这是比较客观而少争议的办法。
  • 我一生从事中亚研究,所做的事不过属于一种普及的性质。有的朋友说,现在人们认为,写一篇文章甚至超过一部书的价值,你为什么不多写一些文章呢?我不想反驳这种意见,我在这里想介绍旅美学者余英时的观点。余先生认为‘通史’是中国史学传统中的最高境界,其目标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所著《史记》一书即此一观念的体现。在西方,德国的史学家兰克也讲universal history,都是认为史学本身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目的,除了分析以外还要有综合工作。菲利普•巴格比(Philip Bagby )则说:“今天散在无数种专门性刊物中的历史论文,如果没有人把它们的结论综合起来,加以融会贯通,那么这些论文便只能是历史的研究,而不配叫做史学。”所以余英时说:“千千万万在各种学报中的论文,这都是史考,还不是史学。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应该有人随时做这类工作。否则,历史的知识是死的(并不是说没有用),就只能摆在那图书馆里。很多人对很少的东西知道得很多,而对很多的东西知道得很少。我们这几十年来在教科书、通史的编写方面可以说成绩很有限。所以我希望好的史学家,第一流的史学家,除了作分析的工作之外,还要注意综合的工作。”。我比较同意余英时的以上意见。
  • 关于第六卷的编写内容,甘科夫斯基和比拉二人原来的草拟的提纲中都有一章写图瓦(即我国历史上的唐努乌梁海)的文化。我们在到达巴黎后向我国常驻代表汇报时,我说明自己与苏联和蒙古的代表对是否写图瓦的问题上有分歧。我不同意写图瓦,建议的解决办法是乾脆把关于图瓦的一章删去,双方就免得争论了。后来,到开小组会时,我提到此问题,甘科夫斯基竟主动提出删除关于图瓦的一章。这显然是我国驻教科文组织代表做了工作的结果。
  • 1956年5月13日,我们年级在明清史教师许大龄的带领下去十三陵定陵的发掘现场参观实习。在半路上曾见到朱德同志也在参观十三陵,一个人慢慢地往上走着。但我们没有打扰他。参观结束后,我们在昌陵门前等候校车来接我们回校。这时,刘少奇同志的坐车突然来到昌陵门,就在那里停下来。他和王光美、两个小孩以及几个保卫人员进到昌陵享殿后往墓顶上走。我们二十多个同学感到好奇,就跟着他前去观看。走了一阵,刘少奇同志等一行坐下来休息,警卫人员要我们也围着坐下。刘少奇同志见我们佩带着北京大学的校徽,就问我们为何来此参观,我们说是结合明史教学来实习的。刘问我们是否知道吴晗,问我们对明成祖朱棣如何评价,又问现在有人主张拆掉北京的城墙,大家有何意见。等等。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初期,国家面临着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以及国防建设的诸多问题。而对解放军说来,在面对着帝国主义封锁的条件下,不但负担着保卫国家的任务,而且台湾尚待解放。对此,决非再靠小米加步枪所能胜任。因为我军指战员主要是工农子弟,虽然思想政治觉悟较高,作战英勇顽强,但因没有机会上学,文化水平普遍偏...
  • 我因不喜欢自己原来的名字‘王治平’,就在报名以前把证明纸上的王治平改为王治来。我当时并没有给新名字设定特别的涵义,但现在看来,我觉得改得还可以。中国的解放不正是由乱到治吗!新中国的成立不是‘治’来了吗!我在1984年调回湖南以前,陶懋炳一直是叫我的旧名字王治平。其后他给我的这个新名字又作了另外一种解释,说‘来’字是平字出头,两侧长翅膀。这个解释虽然令人兴奋,但我却既未出头,也未起飞。岂不有负故人的期望?
  • 附中的国文教员都是马宗霍的学生。马是章太炎的弟子,曾任国师中文系主任,教务长。据伍大希回忆,他在给中文系新生的讲话中,对有些考生用白话文作文大为愤慨,并讲了一个故事说,戴季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时,请他主持高考(指文官考试考县长),马先生提出“白话不阅”。戴不采纳他的意见,马就说:“戴季陶自己也写不通文章。”因此,我们附中那些国师毕业的国文教师就继承马先生的衣钵,重视学文言文。他们的语文课的课程设计也就更加独特了。我们班在一年级时的国文教员是黄忠蘥,他在布置语文写作时,规定要“文言”,还必须“浓墨端楷”。黄先生是书法家,后来著有《草法金针》一书。他在黑板上用极为漂亮的书体写了这四个字,我至今仍然记得清楚。

  • 岳云中学的传统是重视体育和数学。学校规定,体育不及格者不能升级或毕业。此规定比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同样规定早10年。所以,那时我们每天天一亮就随着军号声,急急忙忙地起床,跑步数里,将一块筹码送到早就在终点等候的体育老师手中。否则当旷课论,旷课四次即开除学籍。这还不算上体育课时的要求。我那时十二三岁,已能跑上五千米。我至今认为,当时的体育锻炼使我增强了体质,是我现在身体比较健康的原因。
  • 2007年08月29日

    王治来:回忆录—自序

    我的同学庞卓恒曾转述他的一个朋友、英国历史学家Stephen Yeo的话说: "What is history ? It is everyone's story.” 我可以说是搞了一辈子的历史了,但对此尚无认识。后来读了好友朱正写的《小书生大时代》一书,才看到通过个人的经历也可反映一个时代的面貌。但我过去的岁月都在读书中度过,无一日离开过书。故我个人既无光辉业绩之可言,亦无伤痕悲痛之可述。但今自顾年近八旬,来日无多,无复著述之志;作为一个平民百姓,虽不能如白头宫女演说朝廷故事,然效朱正兄之先作,趁记忆尚存之时,记录昔时经历,亦足以作为家人后辈与亲戚朋友了解之根据也。

  • 1986 年10 月,我们收到了罗继祖先生的文章《伪满影印〈清实录〉缘起及其挖改》,文章说:伪满时《清实录》的刊印发端于我祖父癸未年冬任满日文化协会常任理事时,当时曾得到日方理事内藤湖南的赞助议行。当时日伪满当局并不支持《清实录》的刊印,但满日文化协会既已提出刊印,他们也不便公然阻止,而是设下了几道难关来支吾。其中第三道难关便是《清实录》中与日本有关的几个问题。遂由祖父将文溯阁《实录》原本调来,亲自检阅,将其中“倭寇”字样全加挖改后付印,当时我就是执笔填写的人。
  • 一次在巴黎高等社科院大厅里相遇。她见我几年后又出现在她眼前,马上用法语对我说话。我则答以英语。她于是找到机会奚落我说“你原来还不会法语!”我不是一个善于即时“回击”的人,事后才想到我应该用中文反问到“你还不会中文!”我只是需要看法文书,而她是高等社科院的中国语言学教授,理应会说中文的。结果她应该会说中文而不会说反不觉理亏,而我不需要会说法文,反被她认为理亏。实际情况如何呢?恰恰是她作为中文语法专家连读复杂中文都不会,而我(由于西方语言的分析性结构,而非由于我的外语才能)可以读“高深”法文书藉。
  • 陈嘉映于80年代末写完那本著名的《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后就随意地告别了海德格尔。他加入到了分析哲学的阵营里来,以维持根斯坦后期哲学为中心,向牛津学派的奥斯丁等人扩散,在外哲所极受学生欢迎,形成洪谦嫡传之外的分析哲学领军人物。可是,在外人看来他仍然是海德格尔专家,他的译本和关于海德格尔的著作奠定了他在现象学界的永久名声。他经常被邀参加现象学方面的会议,人们误以为他仍在搞海德格尔。 
  • 据已故谢国祯先生语我,当时南方的史学界大多出自柳贻徵先生的门墙,与傅先生渊源不深,所以傅先生特别介绍谢先生去南京中央大学任教。不意谢先生去南京后与柳门的弟子们关系很融洽,似乎颇有负于傅先生的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