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汇读书周报2004-11-12     中国人的史料,向有官私之分,私家纂述中,又以人物记载一类最吸引读者,一则许多内容皆出于亲历亲闻,富于文献价值,一..............
  • 作者花了很大的功夫,收集了许多相关史料(碑传墓志史料尤为丰富),系统、完整地叙述了唐代幕府制度,其中也不乏作者的研究心得。便从全书总体来看,叙述多于研究,罗列多于分析,举例多于论证,堆砌多于考辨。这就使得本书不仅瑕瑜互见,而且是瑕几掩瑜。如果作者能不这样面面俱到,而是围绕问题,就自己的心得展开充分的讨论,或者有针对性地进行辨析,瑕瑜之比恐怕会大为改观;因为篇幅越大,心得所占比例自然就会越小。
  • 《中国移民史》(全六卷,葛剑雄主编,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是新近出版的一部多卷本移民通史。它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移民史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但是,也存在一系列直接影响其学术价值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史料问题。其次,研究对象不够确定。再次,研究的深度不够。
  • 余嘉锡对《四库提要》纠订至多,且得到学术界普遍好评,但他在将自己和清人的工作比较后,用射鸟为譬喻:“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这种虚怀若谷的气度,确实值得今人师法。
  • 方健《谁都该“求真务实,严格律己”——答傅璇琮先生》一文,指责我们的论文“歪曲事实,无限上纲”,存在着“有害的倾向”,还有种种肆意猜测、嘲讽的笔调。哪里还像是正常的学术批评?我是论文的第一作者,方健文中点出的有些内容也出自我手,既然是我惹的“祸”,自然应该由我来承担主要责任,当然也有权利作出适当回应。
  • 去年岁末,读张如安、傅璇琮合写的《求真务实严格律己——从关于〈全宋诗〉订补谈起》(刊《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下简称傅文)一文,深感震惊。觉得很有必要作出答辩,不仅是因为傅文点了我的名,指出了拙文(《〈全宋诗〉硬伤数〔十〕例》,刊2002年6月15日《文汇报·学林》)的一处所谓“失误”。更重要的是:此文反映了学术评论中一种有害的倾向,即除了为《全宋诗》评功摆好,大唱赞歌外;还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混淆是非,误导不明真相的读者,以达到全盘否定为《全宋诗》作订补的几位学者长期积累的精心之作及其所包涵的学术价值,为存在大量失误、极严重问题的《全宋诗》作开脱的目的。
  • 福柯曾提到博斯的一幅画,《治愈愚人》。这幅画更常见的题目叫《石头手术》:笨拙的医生打开愚人的脑袋,想要从中取出一块愚人石,因为当时的人们相信正是这块石头才使上帝的伟大造物变成了疯癫的愚人。然而在淋血的脑袋中,医生的手取出的却是――花,一株郁金香花。
  • 先生最后写下这么一句话:“袁伟时所谓‘第三次更惨’纯属曲解历史,有亏史德,而且应负误导青年读者的责任。”……“有亏史德”。知人论世,十分困难;没有认真研究,很容易说错。请恕直言,先生很可能没有读过后学的史学著作,断定在下“有亏史德”,这个结论可能下得太早了。“应负误导青年读者的责任”。这段话表明,先生可能受自己的职业习惯桎梏,没有注意学术与宣传有重大差别。学术唯一的职责是求真,它只有真与假、是与非之分,而不负任何“正导”或“误导”的责任,这是它与听命上级的宣传的最大不同。……
  • 关于人口,黄把溺杀女婴称作“严重的人口压力”和贫穷的一个指标——而不是彭慕兰所主张的预防性的生育控制。彭慕兰认为,中国的人口并不比欧洲面临更为严峻的马尔萨斯式的生存压力;他们都运用预防性措施来控制人口。与此相反,黄则引用溺杀女婴的比率随着贫穷程度的增长而上升的证据,主张溺婴应被视同于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存压力导致的其他类型的人口死亡。黄的观点是令人信服的。把溺婴描述为一种预防性措施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毕竟,溺婴所避免的是抚养女孩的负担,而不是怀孕本身。
  • 在王文的两派观中, 没有我的位置。于是, 就产生了一个“Who am I ?”式的问题。再一想, 不仅我, 就是我的从事史学工作的同学, 情况同我一样, 在《近》文的两派观中, 也都没有位置。再往上, 我的老师张政烺, “文革”后不仅发表了“文革”前用唯物史观指导下写的论文, 而且还在论文中说, 今后要撰文讨论商代的社会性质。但由于他的论文又都以史料考证形式出现, 又容易被人认为是只会考证的“史料派”。在《近》文的两派观中, 像张政烺这样的老一代史学家, 也都没有位置。这些, 都不得不令人对《近》文的论点感到怀疑。
  • 我特别佩服荫麟敏锐的历史通感。其时,地下考古发现还很有限,对几千年前社会基层,一般人的聚落生活遗址,全然无知。他完全是凭着文献捕捉到历史灵感的。今天,早于商周以前,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也越来越丰富,完全证实了以同一血缘的家族、宗族聚合在一起的聚落――"乡邑",始终是上面屡经变迁的国家(从方国、王国到帝国)政治的基础。原先陕西姜寨发现的是以公共广场为中心的同心圆模式,大中小房子分五群圆拱围绕着广场(象是公社集会的场所)。我曾自作聪明地提问:是什么时候,我们的民居聚合离开了"罗马广场"而变成排房模式的?很快考古发现证明这是一个假问题。在辽宁,在湖南,连续发现了五六千年前的聚落遗址,竟然活脱脱的就象旧时我家乡村落的排房,五排、六排的,一个村落;南方还发现了一条小路通向远方,"小桥"流水的画面似在眼前。你说奇特不奇特?数千年里我们绝大多数人口就没有走出过这一情景。
  • 一般情况下我们写立论文章总是比写驳论文章费劲,因为立论须要考虑正、反、侧各方面的情况,前人谓之八面受敌;而驳论则只需要朝一个方向挺进,有时候甚至可以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然而在这场学术对话中,陈、唐俩先生的处境恰好倒了过来,陈先生是立论的,可是他并不需要攻城掠地。他手持利器,高呼疾走,一路上所向披靡。相反唐先生倒像是在打阵地战,他需要建立一条防线,将敌军的兵马限制在防线外。遗憾的是这条防线有点过长,要构筑已然不易,事实上还不等设防的将士合围,敌军早已从空隙处呼啸而过了。
  • 水平低点也就罢了,还特别不认真。P284-5,“l'on pouvait porter ses regards au loin au sud sur L'Afrique et au nord sur le Pacifique.”《身见录》原文说的是“南望亚非利加,北眺大西洋。”孟华译的是“南望亚非利加,北眺太平洋”。我们想问的是,站在地球哪个位置,可以南望非洲、北眺太平洋?翻译的时候在睡觉不成?
  • “汉译本”第273页:“‘少年天子’顺治(在位期间为1644-1661年)的摄政王们在立他为皇帝时”。在这个半句话中就有两处不符合史实,且不合乎逻辑。福临登基时“甫六岁”,在规范的汉语中还不能称为“少年”;“天子”与“皇帝”在汉语中是同义词,既已为“天子” 又再被立为“皇帝”,于理不通。顺治朝只有一位“摄政王”,即多尔衮,而且是在福临登基称帝之后进封的。怎么会在他登基之前就有“摄政王”,而且是多位(“们”), 况且在同一国家同一时间同有几位摄政王,也是不合常理的。检对原文 The guardians of the Manchu boy-king Shun Chih ( imperabat A D 1644-1661), when they made him Emperor…原来“少年天子”是 boy-king, 并无引号, 是汉译者加上的;但又漏译该词之前的定语the Manchu. 而“摄政王们”则是The guardians, 并非the Prince Regents. 这段原文的意思应是:满洲年幼的国王顺治(公元1644-1661年在位)的监护人们在立他为皇帝时……。这类错误还有把 the slave-household 译为“奴隶王朝”(第283页插图说明),应为:奴隶宫内官吏。其实译、编者只要稍加注意,核对一下插图内容,就会发现译文有问题。
  • 劉東先生所譯《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89有文曰:“在古4代,上流社會中流行一種習俗:每10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作為官員們歸休不視事政事的藉口。……而有關洗浴的中文詞也就得到了‘十天之期’的涵義,‘起先的洗浴日’、‘中間的洗浴日’、‘最後的洗浴日’分別意指著一個月的上旬、中旬、下旬。(譯注:此詞中文出處不詳,權且直譯出來,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