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料》在编纂工作方面,力求作到:(一)代替和超过《钦定剿平粤匪方略》;(二)力求全面、客观、系统地反映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全过程;(三)尽量注意发掘选取新鲜史料。 《史料》在所辑文件数量与字数方面远远超过《方略》。 《史料》中奏折史料价值优于奏稿。《史料》辑入的文件附件为《方略》所无。
  • 龚书铎教授说得好:“人无完人,书无完书。”而且获奖之后,人家又有二十多位断代史专家参与了修订,务期“精益求精”而后已。“精益求精的好书还有人反对评奖,天理何在?”这样提出问题,似乎底气不足。为什么?原来是程序出了问题。按照正常程序,本应“精益求精”在先,然后水到渠成,捧回大奖。不料忘了“游戏规则”,抢先一步拿大奖,过了好一阵子,然后才想起要“精益求精”,这不全乱套了吗!
  • 《周作人的最后22年》在出版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被删除了大约有5万字,其中包括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对于深入的理解周作人其人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把一些被删节的内容再发表出来,以就正于读者。
  • 就我所知,大陆有数个团队都循着相同的研究目标努力,即西方近代的、科学式的学科分类如何在中国建立?可是当我们要从传统经史子集这个角度来观察近代知识转型,我认为可以有更多一层的反省。我们该如何运用传统学术资源与这百年来西方在中国所移植的近代学科知识体系进行对话?钻研清代学术20载,益发觉得清学是无尽宝藏,不仅对传统做出新诠释,发现新资源,亦致力于中西对话──当接触西方的理念时,清人藉重新诠释传统,为传统建立新生命。清代学者留下相当丰富的资源,后学的我们应尝试接着他们的提示讲而非接着西学讲。
  • 2005年07月03日

    张承志:历史与心史

    对历史的文学式发想并不是总该挨人轻视的;既然历史长河淹没了那么多人心的活动,既然历史本身也应当是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历史。《元朝秘史》之“秘”,也在于它比比皆是地提示了这种心情和心理观念,又把这些真实深埋纸底。探究这纸底或纸背的内涵自然不是易事。然而更值得一问的是:当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真的可以对这些被埋没了的一切不屑一顾么?尤其是回忆一下最初使我们动心研究历史时的初衷,那时的发想难道仅仅是一种幼稚么?
  • 黄先生对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的研究有许多新见,这对我们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多有益处。但本书重点在于对具体政治事件的考辨,而对政治史演变线索的勾勒和系统解说似有所欠缺。这可能是因本书系据专题论文改写所致。当然,就政治史研究而言,作为后学,我们也应当反思这种着重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研究角度,应当反思对单一政治事件的真相的抉发的局限性。
  • 以往因工作关系接触过耿升先生的译作,觉得问题不少,近日对照原文阅读了他的几种译作,这一感觉得到了证实。本文所列举的《补编》一书的翻译错误,表明译者的专业水平存在着严重缺陷,而职业道德问题尤为严重。作为一个翻译工作者,应该有起码的“译德”,读不懂的应该去查书,去请教,绝不能胡猜瞎蒙,生编硬造,强不知以为知。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应该有起码的“史德”,否则既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
  • 笔者曾断言:“依目前七十上下到六十上下年龄段的治史者的学力而论,任何人也不具备对自先秦到清的古史进行贯通的实力,他们怎么能够胜任大部头古代通史、专史等的主编?”这个论断对史学内行而言,当然不是什么秘密。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海燕出版社《中国通史》,其上署名为“白寿彝总顾问,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史学会编”。对于两位主编,素无一面之交,但对两位的学问,还是有所耳闻,知道他们并无对全书进行质量把关的学力。笔者曾对某先生私下评论四句话:“一要名,二要利,三不肯出气力,四不愿负责任。”两位主编显然也与此先生同流,以空头主编为乐。
  • 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古籍整理(即古代文献整理)的规范化,这是一个文献学的纯学术话题。今天我讲的是古籍整理出版中的规范化问题,重点在古籍整理出版,以及作为出版者在古籍整理规范中应承担的责任。因为我们都是古籍整理出版的从业者,古籍出版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大多数的古籍整理成果都是通过我们的编辑出版工作,化身千万,成为学术研究和一般读者可以方便取用的研究资料的。文章的题目叫“规范化”,但讲的可能更多的是古籍整理出版中的不规范现象。限于时间,再加上自己也没有系统的思考,只能简单举几个例子并说明个人的看法,讲的不对的地方,尤其是所举的例子或许未必正确,一并请大家批评、讨论。 总的来说,当前我们古籍整理出版业的上游环境不容乐观。因为时代、社会的变迁,价值观和评价标准的变化,古籍整理出版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古籍整理者的角度看,功利性特征超乎以往,科研项目制度的负面影响在古籍整理学科表现突出,有...
  • 上述三札俱為胡林翼與人書,而“均錄自上海圖書館所藏(莫友芝)原件”(整理者按語),所以然者,竊謂不外乎兩端:一則友芝代擬函稿,存檔留底者;一則林翼手書,而友芝追緬故人,藏作紀念者。

  • 章士钊赠陈寅恪一诗,经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介绍,已广为人知。陆书对诗的前六句有详细注释,末二句“独是故人来问讯,儿时肮脏未能忘”,是章的自指,明白如话,实不用再多说。到了五十年代末,与陈家三代均有交往的老人,除了章士钊,已很难找得出第二人。因此,来谈谈章士钊与陈家的关系,或许会对诗句有进一步理解。如果当得上寅恪先生的“今典”,幸甚
  • 相信任何一个仔细阅读过此书的读者,甚至包括中译者自己,都不能不对如此之多的翻译错误而产生难以弥补的遗憾。大量的错译、漏译;文字、标点、人名、地名、书名、篇名、出版社名反复出错;文献复原部分该译的不译、原文节引而译文全引、无中生有想当然乱译(如“劳民伤财”、“意外一击”等等)、随意更改原著所引诗文标题、不核对原始文献用概述性语言代替直接引文、草率使用第二手资料;无视古代文集著录体例随心所欲使用“诗文”等模糊概念;引文翻译的脱、衍、讹、误;误地名为人名、误人名为书名、误诗作文、误赋作诗、误条作篇、误文作书、误诗选作丛书;标注卷数、册数、页码错误;望音生义(如“《词牍新语》”、“齐鲁书社”等等)望文生义(如“吾弟”、“修道院”等等)……
  • 二十年来的陈寅恪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起步期、繁荣期和深化期。从事此研究的人员可分为四个群体,即陈氏门人、老一辈学者、中青年学者以及港台及海外学者。研究重点则相对集中在八个方面:史学、语言文学与宗教、晚年著作及心态研究、文化观及知识分子观、家族史研究、生平及与同时代人比较研究、治学方法研究以及诗歌笺注等。
  •        按:《留德十年》,季羡林撰;《未成集》、《未辍集》,许嘉璐撰。
  • 往者我国学者之治史籍也,有二派焉:其一曰批评,其二曰考证。而二派中又各有二枝:批评之第一枝曰批评史籍,如刘子元、郑渔仲、章实斋之流是也;第二枝曰批评史实,如胡致堂、张天如、王船山之流是也。考证之第一枝曰考证史实,如钱竹汀、洪筠轩之所为是也;其第二枝曰钩稽史实,如赵瓯北、王西庄之所为是也(西庄书至驳杂,自据其一部分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