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12月12日

    乔纳森:四字成语

    我对照原文,仔细检视了《恐怖时代的哲学》一书第29页至第34页的六页内容,发现可径直称为“错讹”而非“值得商榷”的,有十几处;其中不乏将December(12月)译为“10月”(第33页)、将Queens(纽约皇后区)译为“车臣”(第30页)这类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
  • “五四”已矣,“五卅”已矣,“文革”已矣,义和团“神话”犹未已。只要中国与西方不能消泯界限,只要传统性与现代化依然充满张力,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便永远不会成为历史。
  •  113页第二行,魏克曼《陌生的大门》(Strangers at the Gate),按,书名应为《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年。王小荷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117页第七行,1968年,美国沃特逊博士(BWatson)出版了《中国大历史记录》一书。这是一部对《史记》进行研究和注解的专著。按,华兹生(又译华生 Burton Watson)《中国伟大的史学著作:英译〈史记〉》(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Translated from the Shih-chi of Ssu-ma Ch'ien),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二卷(563+543页),初版于1961年,再版于1962年、1968年。

  • 按。此文内容自闲闲书话帖子摘编。商量学术固应先问乃至仅问是非,而不必在意其人之居心、措辞,以是,其间刻薄语虽不能尽去,然切磋琢磨之义曾未少损。
  • 关于桑原的中国观,前人的评述主要有两种:一是当代美国东亚研究者佛格尔所说的,桑原是热爱中国的京都大学东洋学者中的一个例外,他经常在课堂上故意侮辱、讽刺中国人,是“蔑视中国”的中国学学者;一是京大东洋学后辈学者如宫崎市定、贝塜茂树等人,他们指出桑原揭示中国的阴暗面是为了让日本人更全面地了解和理解中国,让日本人从“尊敬中国”的迷雾中走出来,看到中国的真实面貌,甚至用“爱就是更好的理解”这句西谚,说明桑原实际上是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寄托自己对中国深深的热爱。
  • 我们的军事史研究充斥着军事思想、兵法谋略等大而无当的东西,成了空中楼阁,不但无法完成向社会提供真实准确的军事史知识的任务,也使我们军事史研究的发展受到了很大制约。
  • 如果所有的历史学类期刊都实行专家审稿制度,如果专家真正做到了“平心静气地遴选”,那么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学术景观:一是史学工作者只写有关专家所熟悉的领域的文章,只做有关专家所熟悉的领域的课题研究;二是历史学类期刊变成为专家及其弟子们的的乐园——为了确保刊物的学术质量,够水平发表的不正是专家自己及其弟子们的文章吗?这岂不是另类的“逼良为娼”和另类的关系稿、人情稿?我不知道这与目前大多数学术期刊(人文社会科学)实行的编辑审稿制度有多少区别?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还是遏制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 2005年09月14日

    张伟然:对学术的诚敬

    到底该怎样对待学术?笔者时常为此感到惘然。翻阅所谓时贤的著作,每一页都歪歪斜斜地写着“名”、“利”二字:胡说者有之,卖弄者有之,抑人扬己者有之,拉帮结伙者有之,直令人有“学术者,打狗杖耳”之感。
  • 这是一张毛笔手书的契纸,单看这张文契,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与一件清代契约无大差别。不过,相连的“官契”大书“河北省卢龙县革命委员会印契”,令人顿生时代倒错之感。
  • 我也知道挑书中的毛病或许是一种乐趣,但写书、译书决不是乐趣,但本书翻译的瑕疵实在也颇够让人瞠目结舌的,其中有些,即使在我这样的野狐禅看来,似乎也是不太容易原谅的。
  • 或曰,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开山大匠,是两个广东人,一为新会梁启超,一为东莞张荫麟。或曰,上世纪二十年代清华文科才子以钱锺书、张荫麟为翘楚,曾有“北秀南能”的品题。然而,数十年后,梁、钱之名播在人口,知与不知,皆要唤他一声“国学大师”,荫麟之姓字却浸久无闻,生平行事固少人知,学问才情亦无人表彰。
  • 手头有一本《彩图版中国通史》(2002年3月,轻质纸本),随手翻了一下。看到几处,似有问题,列举如下,仅供商榷。一,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无出典;二, “嫱”与“昭君”非王昭君之名与字;三,西晋非始于公元二六五年
  • 2005年08月01日

    余英時:书序一篇

    伯林在五十年代初所寫的<歷史必然性>那篇長文,尤有劃時代的意義。西方史學傳統的褒貶(“praise and blame”)語言又在他的筆下復活了。由於詮釋派人類學進入了史學領域,以及新馬克思主義者放棄了所謂“下層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荒謬劃分,許多史學家今天已從追尋“規律”轉為追尋“意義”。孔子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的話於是又獲得了現代的詮釋。
  • 鲁迅、沈从文、废名、张爱玲以及萧红,大致可以跻身经典作家,但除了沈从文外,作品的数量和深度、广度明显薄弱,作品可称经典,作家自身距离大师的位置还有三米。而茅盾、老舍、巴金等赫赫有名的作家,则更需退避三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减法写作难以实现的原因。毕竟,鲁郭茅巴老曹,是主流范式下的现代文学的旗帜,靠他们吃饭的人漫山遍野。
  • 王氏在《研究》一书中能非常出色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官僚政治,获得极大成功,显然与他在学术活动的早期选择并精修了非常出色的理论有关。回顾近百年的中国学术史,大凡在学术上有重大贡献者,都与其较早较好地选择某一可靠的理论为研究的指导有关。直到今天,还能看到这种迹象。这似乎应该是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伟业的读者在阅读王氏《研究》一书时最应有所思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