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用黄建人、于晓丹的译本加上英文版对照读了主万的译本,我得出的结论是主万译本既不老到也不奔放,主万先生虽然是“翻译界的大家、复旦大学和华师大教授,也是学界熟知的桐城派嫡传后人,其外祖父是晚清重臣兼书法名家郑孝胥”,但在他的《洛丽塔》译本中,这些光环都是不发光的。
  • 赵老师的思路,应该是:以“欧亚”这一联合概念,来对抗传统的欧美强势结盟;这一对抗所依据的赵老师所谓的“形”,其隐含方面,无非是指美国庸俗文化与巴黎式的欧洲精致文化之间的生死对立;所谓“势”,无非是指美国在世人眼中的所谓强权政策,必将直接导致欧洲以联盟的方式,起而对抗美国,而中国将在这一对抗中成为欧洲理想的结盟伙伴;而这一切成立的前提在赵老师的文化逻辑中,恰恰是作为最后的结论出现的,即在“高端引导低端”的理想结局中,中国文化处在链条的“高端”。这样的一种争胜或者反抗心态,往往是出于被压迫者的内心反应,当然通常的情况乃是一种弱者的出自本能的反应,类似于《伊索寓言》中的道德训诫所暗示。很大程度上,此一心态是出于对美国一贯的对外政策之误解而致,这一误解在一部分人当中必然导致过分地看重美国对外政策的积极性;在另一部分人当中则倾向另一极端,视美国为文化低地国家,而轻视其长久的潜在能量;姑且抛开这两种心态的人人得见的肤浅和急噪不说,它们在出发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根深蒂固的自卑。
  • 本文题目出自李商隐的《漫成》:“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原指回观初唐开山祖师的佳词妙句,也只是合辙押韵而已。而看英文名著的汉译,更可悲的是,连“对属能”都已难寻觅了。如果译文错误百出,更难免令人痛心疾首。
  •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9辑(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1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李鸿章与朝鲜问题》的文章(第132页-167页),作者王生怀,“单位:安徽省委党校,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生”,经笔者查实,该篇论文中之一部,涉嫌大肆抄袭台湾梁嘉彬先生于1975年发表的论文《李鸿章外交与中日间朝鲜交涉》。梁文最早发表于1975年的《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七期,后收进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一编《中日甲午战争》(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9-231页)。
  • 说句“家丑不怕外扬”的话,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是学术腐败的重要表现形式——官本位的产物。以历史所而论,某二人在1989年以后,“好风凭借力,伴我上青云”,一人当了所党委书记,一人当了党办主任,立刻官大学问大,分别当上博导,一人年龄虽已超过,马上有人拍马,破格照当博导不误,然后再摇身一变,当上院学术委员,后来又当上某所副所长(近日竟被某报吹捧为考古学家,纯属无中生有!)今年又当上某学会会长,俨然是某学科的泰山北斗。此人最近还公开老调重弹,鼓吹李自成出家当和尚的无稽之谈,不值一哂。他们在学术上是第几流?他们心里最清楚。某人出版过一本学术自选集,居然把财政部高官写给他的一封与学术无关的私人信件,特地影印在书中,藉以炫耀,不知寒碜二字。不知何故,此人忽然又被人封为清史专家,位居修清史的要津,为清兵入关大唱颂歌,遭到读者、学者的痛斥。
  • 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先秦卷》(总主编张岂之,本卷主编刘宝才、钱逊、周苏平,2001年版),是当下全国高校先秦历史教学中一本比较流行的教材。这本题有“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字样的大学历史教材在史实方面存在较多错误,这些错误如不做纠正似有误人之嫌。
  • 马克思对太平天国并没有多少论述。但是,郑祖铤先生在其论文《马克思论太平天国》中通过张冠李戴、随心所欲的手法,编造出了所谓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诸多论述。
  • 2006年03月31日

    龔鵬程:大陸國學熱潮

    人窮時,總是怨天恨地嫌娘醜;一旦發達了,就不免敬宗孝祖、建祠堂、修家譜,大陸目前正是如此。再說,一個自命已然和平崛起的大國,在學術文化上沒有一點自己的貨色,光靠稗販洋人的東西,像話嗎?此所以非講講傳統文化,非昌復國學不可也。
  • 层出不穷的“戏说”作品启发了人们对历史知识的兴趣,越来越多的人想进一步追问:“真的”历史,也就是演绎出诸多“戏说”故事的这段或那段真实历史,究竟是如何在过去的岁月中现实地展开的?可惜的是,绝大多数以研究历史为专业的人,一面慨叹几乎要被“戏说”气死,一面却依然故我地只顾埋头炮制远远离开大多数非专业读者兴趣及阅读能力的“论文专著”。所以在今日中国,由貌似高深的大部头“专著”所装点的“学术繁荣”已甚有过度之势,惟图书市场又最缺少“企鹅丛书”或“岩波新书” 、“中公书库”一类具有极高专业水准的普及本读物。
  • 2003年底在学术界颇有口碑的上海三联书店推出了英国著名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教授的重要著作《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的中译本(译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导李宏图教授)。等笔者拿到该书的中译本并粗粗过目后却感到十分失望,再仔细对照原著竟发现这部不到十万字的译著(中译本版权页注明为12万字,但实际上译者的“译后记”占了全书1/3的篇幅),存在问题的地方竟达百处之多。笔者才疏学浅,不揣浅陋,将全书第一章第2部分到第二章中认为存在问题的地方立此存照,以正视听。
  • 陈寅恪先生手批《宋诗精华录》,为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再版本。开篇陈衍自叙右下方、正文卷一首页右下方,各钤有“陈寅恪印”隶书阳文章一枚,与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扉页及插页书影的名章完全一致。分散于各卷(含卷首序言)的批语共计19条,为上海古籍版《陈寅恪文集》、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所失收,批语均以毛笔写就,统书于书眉。批语原文,笔墨深浅不一,润枯各异,且多有涂改圈删之处。批注时间,约在1938年5月至1944年11月中旬之间(盖为此批注时,仍能作蝇头小楷,目力应尚敷读写之用)。

  • 2006年02月23日

    夏含夷:知之好之乐之

    我想直率地说,我发现,有些西方汉学家,很多西方汉学家,他们中的有些人有一种态度,就是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只是一堆有待开发的原始材料,就是认为我们的中国同行没法解释它。除去懒惰无为或语言不灵,还有什么可以解释,在中国研究的很多领域,为什么汉学家总是不提中国学者对材料的进一步研究
  • 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的不满其实主要不在史实的了解,而在范式的不同。他们讲的很多规矩,比如:(1)时间上要讲“同期 史料”(谈哪段历史用哪段史料,绝不能拿晚期的东西讲早期),一段是一段,免谈“连续 性”;(2)地理上要对“中国”的概念进行缩水,里面要“瓜剖豆分”(分出其他文化 ),外面要“蚕食鲸吞”(溶入其他文化),坚决反对“大一统”(特别是早期);(3 )认为中国的传说时代都是汉代伪造,“三代”也是后人虚构(夏不存在,商是小国,周也没有多大);(4)中国的文献只有晚期有效性,早期是“考古学”的天下;(5)考古不受文献约束,眼睛胜过书本(尤其流行于艺术史界)。其实,这些“学术规则”都是大可商榷的东西。
  • 当评论者对作品的强烈不满一旦压倒客观的阅读和评价,其否定就成了人身攻击。这种人身攻击式的书评,它的典型病态表现是:激愤不平的态度,冷嘲热讽的口吻,和对作者陈说立意的刻意歪曲。这些病态表现全都能在贝格利对拙作《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的书评中发现。研究早期中国艺术与考古学的学术界竟不得不忍受这种敌视,而这种敌视因为我们的回应似乎还会持续下去,这实在令人遗憾。但这种狭路相逢,却是我不应回避的事情。
  • 和排斥比较几乎同样严重的是,他还无视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研究中国古代总得凭考古学讲话:我们应该懂得的是,事实上还有一个汉族作家并不了解也无法记载的过去。最后,研究中国古代不应仅仅通晓中国的考古学、文献和有关研究。我们还应该向这样的可能性敞开胸怀,即世界上其他地方、其他民族的经验或许也能为我们了解东亚人的经验带来希望。如果一上来就宣称,中国古代是一种只有由文化当局者用中国特有的语言才能理解的现象,那么它对文化局外人的吸引力也就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