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称名与不称名在西周春秋以来的日常交往中体现和确认交往双方地位的尊卑高下。西周的册命礼与后来出现的“策名委质”则将隶属关系固定化,用以建立稳定统—属关系。后代出现的百官“名籍”与战国时产生的普遍户籍制度均有类似的作用与意义。基于此,百姓又以“名”为媒介建立了与不同性质的“物”的责任关系:“物勒工名”体现了工匠、监造官吏对器物质量的责任关系;“名田宅”体现了“农”对系于其名下的田地负有的向官府交纳赋税、服役的责任;官文书上的署名包含了有关官吏所承担的性质不同的责任,从而搭建起帝国中君—臣(民)—物的基本关系构架。分析人“名”如何使用有助于从内在脉络认识中国古代国家的构成与形态。
  • 我曾看到过一部中国学者撰写的选题与此书基本相同的书稿,该稿作者在并未阅读过曼素恩此书的前提下就敢断言,无论曼素恩运用了多少理论,但在史料的掌握方面则远不及她,而她的书稿就是要“一切让史料说话”。而事实上她所征引的史料,功力深浅姑且不论,仅从数量上看就不及曼素恩的三分之一,这便是想当然的结果。
  • 葛先生“重写”思想史的基本路子,概括言之,可分三条:曰以论带史,曰以今视昔,曰以文领义。基本路子其实只有一条,一分为三,乃是方便说法。
  • 中国的新思维指的是,一些人认为我们不要老是翻那些陈年老账,好象越讲就越刺激日本人,其新民族主义就越兴盛。这是倒因为果!这个历史问题你谈,他们(日本右翼分子)是这样,你不谈,他们也是这样。你不谈他们也许更得意。我认为这个新思维至少在认识上是进入一个误区。当然现在有些人给他们上纲上线上得很高,说他们卖国,是对日本的投降主义,这也不应该。

  • “钱学”变成了“学钱”,范先生只是一味地假钱钟书之口“嗤鄙陈寅恪”,却不为钱钟书做一点点实事。本来,“迂谬可笑”是钱钟书插补在手稿中的话,有具体的所指,到了范先生笔下,却成了:“‘迂谬可笑’没准是钱先生对于《柳如是别传》的大判断”。这个“大判断”在钱钟书还是“没准”之数,在范先生则是“准定”无可疑的了。这就又超越了“学钱”,进入不学而能的圣境了。
  • 西方汉学不算太短的历史中,对于中国文学比较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其实是非常晚近的事,用镜子来作比喻的话,那真可谓是一面破碎的镜子。不过就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来说,倒可以算做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他需要留意的其实也就是最近半个世纪了。仅就英语世界而言,最近三四十年主要的著作、文集乃至翻译,数来数去,大概也不会超过五十太远。因此,我们有理由期望对此一论域的评介,不说比较于海外中国史研究,至少较之海外中国文学史研究来得周全、精当。然而,《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似乎离这个期望尚有距离。 
  • 崔瑞德著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1992年作为“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通报》(T'oung Pao)的评论称其“在考证作者和讨论史料的起源问题时,使人感到像在读侦探小说”一样引人入胜,不忍释卷 [1]。承荣新江教授敦促,写下这篇述评,并与拙著《隋唐五代史学》略作比较。
  • 检视近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的论著,数量不少,但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不多。在这为数不多的实质性研究成果中,除了研究范式转换等因素以外,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重视实证研究方法;二是重视制度史研究。
  • 桑兵先生寫文章的條理性和邏輯性,本來就非所長,強調慎重出手的桑兵先生,又為甚麼不多修改兩遍而要倉促出手?事實上,調整布局,刪除重複,對於一個寫作長才,花不了多少時間,出現這種局面,只能說是偷懶而已。粗糙成書的結果,就是抵消了桑兵先生成年累月收集資料的寶貴心血,又何苦呢?
  • 与会的那些人都群情激愤,主观愿望都比较好,但一落实到文学这个主题上,便无不显露出陈旧僵化的观念,幼稚初级的审美意识,混乱的、表面同主流拉开距离,实际上同主流不知不觉合拍的追求。说来说去也就是反精神污染时的那几句老话,套话,真不知是起了帮忙还是帮闲的作用。
  • 二十多套現代大陸地區中國人編撰、印製精美的歷史書籍,在東漢末年直至三國時期結束這一部分,以《三國演義》為藍本撰寫史書,佔同類書籍的大部分。主要有「中國史學會編,戴逸、龔書鐸主編,鄭州:海燕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通史》系列書籍(《中國通史:彩圖版》、《中國通史:少年彩圖版》、《中國通史:國民讀本》、《彩圖版中國通史》等)和《上下五千年:彩圖版》,也有其他的《中國通史》,還有一些《中華上下五千年》。
  • 汪悦进教授的著作,其实代表了西方汉学中某一派别——姑名之为“极端文化阐释派”——的特点:即文献不细读,类型-风格不考求,必要的学规不守,只醉心于阐释。并且野心又太大,总想把人类的所有经验,塞进艺术史这小小的箱子。相比较而言,汪悦进教授并不更甚。
  • 2006年05月13日

    裴光辉:论书一则

    “功力型”书家,法度严谨,但馆阁书毕竟缺乏性灵,也没有情感之倾注,技法精纯而精神性的东西缺如,兼有千字一貌、千篇一律之局限。清黄自元可为典型事例。当代书家则启功先生可为典型。启功先生书名很大,但其书法实在沈鹏先生之下,置诸古今书法大家考察,只能屈居三流。
  •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的整理出版,为研究清代著名学者戴震的学术思想提供了系统的材料,只是该书在标点方面疏漏较多。今择其要者,提出若干条,就教于校点者和广大读者。
  • 理论研究陈旧空洞、实证研究缺乏对大背景框架的关照、论文低水平重复等问题长期困扰着学科的进步。学术研究缺乏范式意识,不能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持续推进,从而使得某一领域的研究取得显著进步。部分论著和译作缺乏必要的学术规范、粗制滥造的情况相当突出。从这一点上来说,清史研究学术水平的提高,还需要在学术制度、学科规范等方面进行长期建设、清史学者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才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