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氏所谓唐与大食“两国间的长期对抗是一个铁的事实”,理由之一651年大食灭波斯后首次遣使唐朝,“这一历史背景本身说明了其通使的政治性质”,“而唐朝的政策一贯支持波斯、吐火罗,可见两国的外交走向完全相反”。实际上,《新唐书•波斯传》里有关于这段史实的明确记载:波斯王“伊嗣俟不君,为大酋所逐,奔吐火罗,大食击杀之。子卑路斯入吐火罗以免。遣使者告难,高宗以远不可师,谢遣,会大食解而去,吐火罗以兵纳之。”阿拉伯文史料塔巴里《年代记》卷1,2691-2页记载了这同一件事,所收中国皇帝给波斯国王的回信反映其政治态度与《新唐书•波斯传》的记载完全一致,其中劝波斯王:“你还是和他们和平共处吧。他们没对你动怒时你也别对他们动怒。”这就对汉文史料所谓“谢遣”做了最好的注脚。可笑的是,薛宗正居然敢说:“汉文文献中从来未记唐朝遣使还聘,阿拉伯史料中也找不到这种记载,足以兆示两国间的政治对抗自始存在。”前辈学者讲:“说有易,说无难。”良有以也。上面提到的中国皇帝给波斯国王的回信就是这少有的资料之一。谁要说这不是我的创新工作,就请他告诉我,在我之前,世界上有谁刊布利用过这条材料。阿拉伯史料有多少啊,薛宗正这样一个连阿拉伯字母都不认识的人(他没有直接引过一条阿拉伯原文史料!),竟然有胆来告诉世人:阿拉伯史料里找不到某种记载,这不是笑话吗!

  •  手捧《钱锺书英文文集》,披览未久,即怅恨不已。编辑错误有六类。第一,底本错误。 第二,失收。第三,篇目错误。第四,误注来源。第五,擅自改动原文。第六,排印错误。但愿出版家能听取采用这里的指正,将不合格产品召回,好好重新编辑出版《钱锺书英文文集》。
  • 钱文忠教授以“精通梵文”而名满媒体,然而他在讲演、著述和访谈中却梵文错误频出,内容及于诵读、书写和释义等语言学习的基本方面,而水平则皆属基础性和常识性。这种对比,不能说不强烈。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这里不做探求。但这样事情的出现,至少使我们有两点思考。其一,学术名望的取得,离不开踏实认真的学习和严肃谨慎的思考,舍此而去水银灯前营求,人际链中搜讨,除能热闹一时之外,不徒无法成功,如有虚夸,也易暴露。其二,学术和娱乐,原是不同的两回事。前者通常不会冒充后者,而后者假前者之名以行的,却日见其多。这是一种不健康的趋势,对于学术风气,对于求知心切的人们,都会形成伤害。
  • 《熙朝新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条目可以初步判明转录的出处,而其取材比较多的著作则为王士祯和袁枚的笔记和诗话、蒋良骐《东华录》、李调元《淡墨录》及李氏《鹤征录》。作为第一手资料的价值自然是降低了,但并非说其书就全无所用,由于大体上是按时代先后编次材料,因此在后面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篇幅里,可能有一些出于作者的见闻。
  • 《文集》标点错误则比比皆是。卷一《王母陈大孺人哀辞》:“修脯出于母氏之纺纫,衣敝垢履,或见其足。”此句中“履”应下读,作“衣敝垢,履或见其足。”“然太孺人则往往闻诵声呼而与之语。”此句“喜”字后应逗。“问吾母,状视发结,命之坐而理焉”此句“状”应上读,作“问吾母状,视发结,命之坐而理焉。” “而当世诸弟相继受学于先生,太孺人尚往勖之曰:‘似汝兄,闻诸家人。'当世游,太孺人即病,未尝不问当世所在也。”按:此句中“闻诸家人”非太孺人之语,乃当世转述之言,故应标点作:“而当世诸弟相继受学于先生,太孺人尚往动之曰:‘似汝兄。'闻诸家人:当世游,太孺人即病,未尝不问当世所在也。”

  • 本來,我也不想將对《书録》的意見写成文章,因为一发为文,会对严先生造成莫大的影响,他是一位謙謙君子,虽然是版本目録学領域方面的外行,但他利用业馀時间,奋发編出《书録》,已经是很蝗菀椎氖铝耍敝须m錯误不少,也算是出於好心,而且别的中国学者是没有机会和緣份去做这件事的,我不想去加重严先生的負担。然而导致我改变看法的却是该书的責任編輯崔文印的文章。
  • 有些同学的文章往往都是谈论比较大的问题,而最多的就是诸如现代性、文化冲突之类问题,还有后殖民、民族国家想象、性别视域,等等,就是要“证实”这些理论的存在,有时就显得很空。尽管也可能会采用个案处理,加上“以什么为中心”之类限定,因为缺少量化的考量,也还是浮泛。
  • 立华,恕我直言,你的毛病是,爱孔子而不尊重原书,虽“读孔氏书”而不“想见其为人”(知人论世之谓也)。你读《论语》,连起码的年代都不知排一排,这怎么行?中国的尊孔派,尚未立教,就如此专制,这确实让我想到了自由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必扯得太远,想得太玄,眼前的事是言论自由。信仰不是学术。学术自由,不讲也罢了,就算你们是个教,也得讲点信仰自由吧。
  • 《文史哲》2007年第1期(总第298期)
     
    1923 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质疑“三皇五帝”的旧古史系统,掀起了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疑古辨伪运动,引发了学界对古史、古书真伪的激烈讨论。到近70 年后的1992 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遂燃起了“疑古”与“走出疑古”的激辩烽烟。时至今日,对疑古学说的评价及应否走出“疑古”,仍是海内外汉学界面临的重大问题。2006 年10 月21 至22 日,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及文史哲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召开。来自海内外...
  • 孟森在北大講授“滿洲開國史”共四次。現在看到的《滿洲開國史》是為本科生授課的講義。孟森在北大講授“明清史”共三次。現在看到的《明史講義》是1936年印行的最後定本。而《清史講義》乾隆以後部分,是孟森1935年後增補的,並且增補的部分並沒有作為“明清史”課的內容講授過。
  • 以康熙十八年为例,这一年共有151人考中进士(不含博学鸿词科考试),可《明清进士录》却仅收18人(见819-821页),此外,还收了博学鸿词科进士1人(钱金甫)。我们不禁要问,此书收录的标准是什么?本年考中博学鸿词科的有50人,其中包括朱彝尊、陈维崧等著名文人,这些人为什么不录?这本书的主编潘荣胜在《前言》中说:“对拿不准和重复的条目,做了大量删减。”这真是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不解决问题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最痛快的办法。”
  • 在这种编目录的工作中,什么是成果,什么是常识?成果需要尊重,而常识是可以共享的吧?吴先生说《漫翁诗话》是他发现的,我当然不能说台大教授知道本校图书馆藏有一部《漫翁诗话》不算发现,但我要是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的十几种稀见清诗话是我发现的,一定会被同事笑话的——书天天放在这里,目录到处流通,这叫什么意义上的发现呢?
  • 2007年02月16日

    姚大力:读《心灵史》 - [书评]

    作者对实证史学所表达的强烈不满,并不意味着他要拒绝实证史学,而是意味着作者要超越实证史学局限性的强烈意图。不过,作者把解决问题的途径归纳为心灵感应方式,那倒真的是过于简单化了。
  • 2007年02月10日

    陸揚:跋徐梵澄文集 - [序跋]

    徐學之原始要終,一為德意志浪漫派之精神哲學,二為天竺韋檀多之神我要旨。印德兩地,先生皆作經年之游,天竺一方,尤駐足半生。參不了之義,抉古今之學,此牧齋所謂“不以講學樹壇墠,而其學視諸公為尤精”者也。
  • 从求真的角度看,我对《拓跋史探》多有疑惑;从展现史家个人才华与魅力的角度看,我又认为这是一部成功的著作。这种矛盾的态度或许就说明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真与美有的时候并不能完全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