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09月07日

    楊奎松:毛澤東的“冷戰”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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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纪杂志 

      冷戰史是目前國際關係史研究的熱點之一,但遍翻毛澤東的文章、講話,除了極其偶然的情況以外,毛澤東幾乎從來不提「冷戰」這兩個字。這裡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國共產黨人看來,美蘇當年是冷戰少而妥協多,自60年代以後,乾脆就是「又爭奪,又勾結」。用「冷戰」兩個字來概括兩者幾十年的關係,未免誇大了它們之間的對立與衝突。當然,毛澤東不反對冷戰這種形式,也贊成兩種社會制度和兩大陣營之間「冷戰共處」。只是,毛澤東更希望的是雙方時時處於「戰」的狀態,惟在力量均衡時可以相對做「冷」的處理而已,並非真贊成長期冷戰。毛澤東的這種認識來自於他的經驗和觀念。而毛澤東從以往的革命實踐中得到的最重要的經驗就是:景陽崗上的老虎,你惹它,要吃人;你不惹它,也要吃人。「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其觀念上更是堅信列寧關於世界正處於戰爭與革命時代的論斷,因而相信這個時代的共產黨人應當有所作為。既要有所作為,只是冷戰顯然是不成的。因此,我們會發現,毛澤東事實上更希望看到熱戰,看到革命。自然,毛澤東的戰爭觀和革命觀也有一條底線,那就是,必須保住自己的本錢。因此,當他判斷中國真的可能陷於嚴重危機之際,即使不喜歡,他也會收縮陣線,甚至把中國作為一種砝碼,加到美蘇冷戰的一方面去,既保護自己,也用以威懾最具威脅的敵人。本文僅對毛澤東這種頗為複雜,且時常變動的「冷戰」觀,試做一史實的說明。

    革命與戰爭的經驗

      所謂冷戰,不過是對美蘇兩國之間一種既爭鬥又妥協的複雜關係的描述。基於這樣一種認識,弱小國家的革命者顯然寧願看到美蘇爭鬥,而不願意看到美蘇妥協。因為,大國之間的任何一種妥協,都難免會損害弱小國家的利益。美蘇妥協不利於中國革命的情況,在毛澤東同樣有過親身的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蘇聯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大本營。設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就是各國共產黨的上級指導機關。蘇德戰爭爆發之後,為了爭取美英兩國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幫助自己打擊德國,斯大林於1943年5月不得不下令解散了這個已經具有24年歷史的以世界革命為職任的國際革命指揮中心。蘇聯與美英之間的接近不利於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這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

      戰後初期的情況也不見得好多少。只要看一看蘇聯幾乎同一時期在西歐和亞洲所做的一切,就很容易了解這一點。由於蘇聯最初想要用緩和的辦法來換取美英對蘇聯在東歐主宰地位的承認,斯大林還在1944年10月7日,就與英國首相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簽訂了著名的百分比協定,規定戰後蘇聯將在東歐的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等國保持優勢地位,而希臘及其以西國家,將成為英美的勢力範圍1。正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斯大林在1944年相繼把一直留在蘇聯的意共領導人陶里亞蒂(Palmiro Togliatti)和法共領導人多列士(Maurice Thorez)送回本國,並通過他們推動法、意兩國共產黨先後公開承認並參加了本國資產階級的流亡政府。戰爭結束後,兩黨更相繼放棄了自己掌握的強大武裝力量。同樣的情況,為了確保自己在遠東地區對外蒙古、北朝鮮以及中國東北部分地區的控制權,蘇聯也在1945年2月與美英在雅爾塔簽訂了大致相同的協定,其交換的條件是,承認長城以南的中國以及整個太平洋地區將是美國的勢力範圍。為此,日本剛一宣布投降,斯大林就在1945年8月直接打電報給毛澤東,要求他務必放棄武裝反抗國民黨的任何企圖,立即接受蔣介石的邀請,前往重慶與蔣介石商談和平。所有這些都清楚地表明,只要蘇美之間還能夠達成妥協,在蘇聯勢力範圍之外的革命的共產黨人就無法按照他們自己的意願行事。在歐洲,希臘共產黨因為不願交出武器,1944年12月與英軍發生大規模戰鬥,蘇聯眼看希臘共產黨弱不抵強,不僅拒絕援助,而且還在1945年1月公開承認了英軍支持的流亡政府。在亞洲,蘇聯為了實現與美國及國民黨方面的妥協,贏得外交上的利益,在1945年11月國共爭奪東北之際,竟一度下令把中共軍隊從自己佔領下的東北城市中趕了出去。所有這一切,都是蘇聯上述政策的必然結果。

      戰爭引起革命的觀點,是列寧主義的重要理論觀點之一。但十分明顯,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新生的蘇俄政權公開號召世界革命,組織共產國際來發動和領導歐洲革命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除了用軍隊在東歐少數國家扶植過共產黨政權以外,在歐洲和亞洲其他地區很大程度上卻是充當和事佬甚至滅火隊的角色。對於具有民主傳統的西歐人來說,蘇聯人的建議不管結果如何,也許容易被理解和接受。但在亞洲,特別是像中國這種從未經歷過民主進程的國家裡,要始終堅持「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共產黨人自覺接受斯大林的建議,理所當然是困難的。何況,當時的情況下,處於抗戰結束前夕的國民黨主力遠在西南,政治、經濟、軍事,到處千瘡百孔,氣息奄奄,而共產黨盡在敵後,佔盡天時地利人和,大可放手乘日本戰敗之際與國民黨一爭高下,斯大林這時突然打電報,要毛澤東務必與蔣介石握手言和,接受並承認其中央政府的地位,這無異於向毛澤東兜頭潑了一盆冷水。

      戰爭期間,不論毛澤東對兩黨力量對比的估算如何,他畢竟不能無視在國共背後的美蘇作用。所謂「國共反映美蘇」,就是這時毛澤東對國際形勢作用的一種看法。基於這一判斷,毛澤東不得不聽從斯大林的勸告,前往重慶與蔣介石談判。但是,這並不等於毛澤東相信斯大林的建議對中共有利。在這方面,毛澤東顯然比當年法國和意大利等國共產黨領導人更有政治頭腦和對未來的判斷力。就在莫斯科高度肯定法國的經驗,即放棄武裝,選派代表進入民族聯合政府中當部長的時候,毛澤東卻在黨內明白告誡黨的幹部說:與國民黨可以談和平,但是,「人民的武裝,一枝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我們「只要把軍隊拿在手裡就有辦法」2。

      正是由於毛澤東始終懷疑斯大林的辦法,因此,當1946年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將軍親自出面調處國共衝突,蘇聯大使也積極配合,希望中國走法國式道路的時候,毛澤東同樣表現出強烈的懷疑態度。雖然馬歇爾在1月間成功地促使國共雙方簽署了停火令,並且通過政治協商會議在各黨派間達成了和平協議,然而當馬歇爾興致勃勃地準備推行其整軍方案,完成黨派軍隊國家化的時候,毛澤東毅然地阻斷了這個得到蘇聯讚賞,並在美國導演之下的「和平民主新階段」的繼續演進。他明白告訴黨的領導人:「我們國內國際條件與法國不同」,那種以「軍隊國家化」來換取「政治民主化」的思想要徹底清除乾淨3。

      然而,既然肯定「國共反映美蘇」,美蘇之間如果妥協,中共不妥協辦得到嗎?中共不妥協,會不會影響蘇聯,導致新的世界大戰?會不會反而不利於自己呢?對此,毛澤東在實際上阻斷了中共參加軍隊國家化的進程之後,經過反覆思考,終於找到一種能夠自圓其說的解釋方法。1946年4月,他指出:第一,美蘇之間存在著廣闊的「中間地帶」,即大批正在爭取民族解放或與美國有矛盾的國家,美國要打蘇聯,發動世界戰爭,必須先征服美蘇之間這片廣闊的「中間地帶」,在沒有壓服美蘇之間「中間地帶」國家,包括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之前,以美國現有的力量,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第二,世界戰爭能否避免,根本上取決於力量的均衡,只有在世界民主力量大於或相當於反動力量的情況下,大戰才不會發生。因此,真要想制止世界戰爭的爆發,就應當促進革命民主力量的增長與鬥爭。因為民主力量越大,反動勢力越小,發生世界戰爭的危險才會越少。因此,「中間地帶」的國家,如像中國這樣的國家越革命,對美國的牽制就越大,美國發動世界戰爭的可能性就越小4。

      毛澤東不聽斯大林的話,拒絕了因美蘇妥協所帶給中共的一系列困擾,終於避免了走上法共、意共的道路,保存並且發展了自己的武裝。而更讓他深感慶幸的是,美國自1947年逐漸公開的冷戰計劃,終於迫使蘇聯方面再度成立了用於統一各國共產黨行動方針的國際革命組織──歐洲工人黨和共產黨情報局,美蘇關係再度緊張起來。而世界從此分成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敵對陣營之後,大國間拿中國這樣的弱國小國來換取相互妥協的危險自然不復存在,這對中國革命無疑是一件好事。從此,毛澤東不僅用不著再去探討中國是否屬於「中間地帶」的問題,而且用不著擔心中國革命的勝利會妨礙美蘇關係了。不惟如此,當中國革命接近於勝利之際,毛澤東更是毫不猶豫地放棄了「中間地帶」的觀點,公開宣稱要站在以蘇聯為首的民主反帝的革命陣營一邊。毛澤東更願意看到美蘇爭鬥,而不願看到美蘇接近和妥協的心理,顯而易見。

    「和平共處」的教訓

      革命和戰爭時期的經驗,當然會直接影響到毛澤東1949年以後的政治判斷與決策。

      嚴格地說,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幾年裡,毛澤東並不懷疑美蘇冷戰會對中國革命乃至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不利影響。1950年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以及6月在蘇聯支持下的朝鮮戰爭的爆發,再加上同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兵朝鮮和秘密援助越南獨立同盟武裝抗擊法國殖民主義者,都再清楚不過地顯示出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與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公開對抗的堅強決心。無論是基於歷史的原因,還是基於現實的需要,毛澤東都毫不懷疑中國應當站在蘇聯一邊,與美國公開對抗。這裡面最重要的考慮,當然是因為中國革命自身的利益。因為美國始終不放棄對蔣介石國民黨的公開援助,強烈地敵視共產黨政權,必欲用各種方式干涉中國的內政,因此,毛澤東還在1949年1月中央會議討論到建國問題時,就已經決定,即使建立新政府,幾年之內也不忙與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政府建立外交關係。必須依照「另起爐灶」和「打掃乾淨房子再請客」的原則,先「有計劃、有步驟、有重點地」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立腳點一個一個地「擠掉」。為了動員民眾對抗美國,他公開號召:「美國麵粉少吃一些好」,強調連生意也要少做,斷言吃多了美國麵粉就會對美國產生幻想,中國的許多知識份子和中間勢力就是因為吃多了美國的麵粉而產生「崇美」、「恐美」和「親美」病的。只要注意一下毛澤東1949年夏秋之交針對美國政府對華關係白皮書一氣發表的五篇言詞犀利的評論文章,就能夠清楚地看出其內心深處對美國政府的高度戒備與敵視的態度,並且可以看出毛澤東極富挑戰心理的鮮明個性5。從這一點其實也可以看出,毛澤東決定大力援助周邊的朝鮮和越南,也包含著相擬的意圖。

      整整三年的抗美援朝戰爭打下來,毛澤東基本上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儘管中國人付出了遠比美國人多得多的犧牲,但能夠在劣勢裝備下把被美國佔領的北朝鮮重新奪回來,能夠迫使不可一世的世界頭號強國美國最終坐到談判桌前來,既不敢發動對中國的報復戰爭,也不敢使用他們一向大為炫耀的原子彈,這足以大大激發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從而破除對美國的迷信。建國後日漸表現出強烈民族主義心態的毛澤東,由此也更強烈地感覺到,在強權環伺之下,弱國小國所應有的生存之道,惟有革命和鬥爭。

      毛澤東並非不明白美國政府在與中國人的對抗中堅持有限戰爭的背後,並非因為它害怕貧弱的中國。他不止一次地講過,美國不敢發動對中國的戰爭,是害怕蘇聯,怕跟蘇聯打起來,如果僅僅是中國,那它是不怕的6。但是,借鍾馗來擋鬼,並不是毛澤東高度重視同蘇聯結盟的唯一原因。毛澤東既是民族主義者,更是列寧主義者。無論基於傳統的中國中心觀的心態,還是從列寧的世界革命的觀點出發,毛澤東思想深處都極具理想主義的色彩,深信實現了自身解放的中國人,理當對人類有所作為,對世界有所貢獻。而要實現這一目的,堅信階級鬥爭理論的毛澤東自然相信必須要與具有相同意識形態的蘇聯攜手共進,一同奮鬥。因為以國力而論,當時條件下如果沒有強大蘇聯的幫助,單純依靠中國來抗衡美國,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1953年3月,在戰爭與革命的問題上與毛澤東有著相當接近想法的斯大林突然去世了。早已對斯大林種種不顧蘇聯國力的冒險作法不滿的蘇共中央政治局領導人,很快改變了斯大林以往的政策。他們在斯大林逝世後首先考慮的一件事,就是力勸中朝兩國盡快設法將朝鮮戰爭停止下來。結果是顯而易的,不僅朝鮮戰爭,而且越南戰爭也都先後停了下來。

      朝鮮戰爭實現停戰的時機,對中國來說未必是很有利的。如果說,朝鮮戰爭是蘇、朝、中三國在朝鮮的領土上打的,中國一方對停戰與否起不了決定性的作用,那麼,越南戰爭中,中國方面的援助與支持卻是關鍵性的。而且,蘇聯提議於1954年召開日內瓦會議,各國共同協商實現印度支那停戰時,越南人民軍正在中國方面的直接援助下,保持著軍事上的有力攻勢。因此,最終說服越南黨同意停戰妥協的,還是中國。不僅如此,由於蘇聯領導人提出了世界緩和的方針,中共中央也批准了在國際會議的場合適度與美國接觸的作法,並因此而有了持續多年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對於這一切,毛澤東內心裡其實並不那麼贊成。他以後再三講過,這和我一貫的想法是不同的,日內瓦會議看來是一個錯誤,贊同與美國接觸也是一個錯誤7。

      為甚麼會發生這種「錯誤」?一個直接的原因,是因為與美國打了三年仗以後,毛澤東當時也已經清楚地看到兩軍對壘中國力懸殊的影響巨大。隨著1952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並提出加速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當時黨內確實出現了希望爭取一段和平時期,轉移重心,發展經濟,加速建設的強烈呼聲。而注意到中國不得不依靠蘇聯才勉強打退了美國人,毛澤東自然也希望能夠加快建設速度。這也就是為甚麼他在一段時間裡幾乎逢人便講:你經濟上不行,人家就看不起你,甚至提出「世界講和,長期防禦」,即「軍事上防禦,思想上輸出」的戰略方針8。新中國政府在50年代中期一度突出強調經濟建設的意義,並且在國家關係問題上大力推廣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為此甚至不惜與蘇聯聯手壓制弱小國家的武裝鬥爭,比如1954年提出聯合意見書,建議馬來亞共產黨放棄武裝,轉取和平民主道路,勸告越南人民軍退出老撾、柬埔寨,要兩國共產黨承認和接受王國政府等等,都反映出當時中共中央受到蘇聯影響和國內現實利益需要刺激的複雜情況。

      不過,1958年大躍進運動的失敗清楚地顯示,要在短期內從國力上趕上或超過美英等資本主義國家,純粹是不切實際的幻想。那麼,是不是因此就不要鬥爭,不要革命,一切和平共處了呢?幾乎與此同時,越南南方政權對民眾運動的武力鎮壓,和南方民眾武裝鬥爭的重新展開,再度證明和平民主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要按照日內瓦會議的協議,通過民主選舉的方法來實現越南的統一,是完全沒有可能的。而恰恰在這個時候,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一面宣揚核武器的威力,戰爭的恐怖,一面公開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競賽與和平過渡的設想,他甚至為了順利實現1959年美蘇首腦的戴維營會談,不惜公開批評中國軍隊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自衛作法。在毛澤東看來,所有這些都只是證實了他多年以來的擔心。他曾反覆給赫魯曉夫和各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打氣,告訴他們不要被美國強大的外表所嚇倒,不要怕核武器,大講「東風壓倒西風」,「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於帝國主義的力量佔了壓倒的優勢。」即使真的爆發了戰爭也不可怕,「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真的打起來,帝國主義一定失敗,社會主義一定成功。再過多少年,又會有更多的人。而今天的情況說明,赫魯曉夫等人不僅聽不進去他的話,而且因為害怕戰爭,不要革命,連敵我界限也丟到一邊去了。

      對於毛澤東來說,美蘇之間的再度接近與緩和,不能不使他回想起二戰前後美蘇緩和犧牲弱小國家利益和共產主義運動的種種事例。如果那個時候的毛澤東還只能暗中表示不滿,無法公開批評和對抗蘇聯黨的作法的話,那麼,現在的毛澤東再不需要委屈求全地「溫良恭儉讓」了。因為,這個時候,不僅美蘇之間的冷戰關係早已變了味,而且毛澤東也難以承認沒有斯大林的蘇聯具有與美國一樣的左右世界的資格。注意到幾年來,毛澤東在內部不止一次地激烈批評赫魯曉夫,幾年後中共中央更明確認為:「馬列主義真理,世界革命中心,是從莫斯科轉到北京了」9,不難想見,毛澤東會怎樣看待戴維營會談後的蘇美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資歷淺、年紀輕,一直對毛畢恭畢敬,有求必應的赫魯曉夫,從戴維營回來後,確實是變了一副神情。在1959年10月2日與毛澤東的會見中,他不僅以美國總統的代言人自居,而且還毫不客氣地告訴中國應當怎樣做。這次兩黨會談的結果,自然是大吵一架,不歡而散10。

      美蘇緩和,根本破壞了毛澤東觀念中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格局。與赫魯曉夫會談之後,毛澤東終於意識到,當年提「和平共處」,搞世界緩和,其實是上了蘇聯的當。他開始明確講:和平共處是沒有的,在古巴、阿爾及利亞、菲律賓、巴拉圭都有游擊戰。和帝國主義沒有和平共處,只有冷戰共處。說甚麼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可以長期和平共處、和平競賽,這是毫無道理的。冷戰共處,這是國際和國內的階級鬥爭所決定的11。當然,毛澤東在這裡談到的「冷戰」,是不包括蘇聯在內的。而且,他的思維方式,也再度回到革命的軌道上來了。

    不要冷戰,要熱戰?

      其實,即使在贊成「和平共處」外交路線的年代裡,毛澤東也從沒有放棄過他對自己革命理念的堅持。中蘇關係走向破裂,是雙方在意識形態上分歧的一個自然過程。

      1955年,毛澤東同英國共產黨領導人在關於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是否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上,發生爭論。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提出反對斯大林個人迷信問題的報告,同時通過主張「和平過渡」,肯定了英共領導人的觀點,毛澤東因此明確認為蘇聯人丟掉了列寧和斯大林兩把刀子12。緊接著發生的匈牙利事件和中國反右運動,使毛澤東相信即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也還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生死鬥爭,過去的階級鬥爭和階級革命的經驗依然有效,故重又開始強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在這種情況下,莫斯科與美國尋求緩和,自然要惹得毛澤東惱火。當蘇聯領導人拐彎抹角地表示不喜歡中國在亞洲事務上不徵求蘇聯的同意自行其事;批評中國過份突出反美反帝,火藥味太濃;在印度邊界和台灣海峽不顧大局,製造緊張氣氛,自己卻堅持走過去大國政治的道路,熱衷於所謂戴維營首腦會談,這些情況只能加深對毛澤東的精神刺激。再加上1958年雙方又圍繞著在中國建立長波電台和共同艦隊問題發生分歧,兩國關係也已然受到了影響。等到1960年7月蘇聯因為害怕中國方面對其專家進行政治宣傳與煽動,單方面撤退了全部援華專家,兩黨及兩國關係遂不能不開始走向全面破裂。

      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對於中國自身的鞏固和安全都是一種嚴峻的考驗。過去,中國是以蘇聯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為後盾直接與美國對抗,或對美國搞邊緣政策的。如今,這樣的條件不存在了,中國成了世界上少數最孤立的國家之一,國家級的盟友只有一個遠在歐洲的小小的阿爾巴尼亞,全力幫助的朝鮮和越南也只是某些時候才與中國保持大體一樣的看法,其餘的朋友大都是一些人數極少的崇尚武裝鬥爭的落後國家的左派團體和秘密小組織。雖然,毛澤東沒有忘記設法吸引和團結亞非拉美各國贊同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領導人,但在其內部的談話當中,卻很清楚其搖擺性。斷言大多數民族資產階級的領袖,都是像印度領導人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一樣,是半人半鬼,未必可靠13。基於這樣一種認識,他深知整個國際形勢並不對中國有利。可是,越是意識到形勢不利,毛澤東也就越是要強調意識形態的目標和手段,因為在他看來,真正革命的中心已經轉到中國來了,中國理所當然地應當負起推動世界革命的歷史責任。而根本改變目前不利形勢的方法,也只能全力以赴地推進革命,並加強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鼓動與宣傳。換言之,鑒於蘇聯已經放棄了革命,中國必須與蘇聯對著幹。

      要與蘇聯對著幹,就要知道蘇聯的問題出在哪裡。在毛澤東看來,蘇聯的問題,根本上在於蘇聯領導人放棄了列寧主義,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道路。而蘇聯修正主義的顯著特徵就是,第一,抹殺階級鬥爭,反對一切戰爭與革命,鼓吹對立階級之間、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陣營之間、被壓迫民族與殖民統治之間調和妥協、和平共處;第二,忘記了國際主義原則,在國家關係和黨的關係方面奉行大國主義和大黨主義,自私自利,損人利己。毛澤東明確認為:「所謂和平共處,事實上只適用於中立國家,至於被壓迫的民族跟帝國主義就無所謂和平共處」,被壓迫階級與壓迫階級之間也無所謂和平共處。有階級壓迫,就有階級鬥爭,有民族壓迫,就有民族革命,共產黨天生就是搞階級鬥爭的,「不革命還算是甚麼共產黨?」今天的革命主要就是反帝,「真正的馬列主義都要反帝,首先是反美帝」,不支持各國人民反抗階級壓迫、民族壓迫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革命,「這還算共產黨嗎?還算馬克思主義者嗎?」14因此,毛澤東逐漸改變了過去一度比較謹慎的作法,承認過去要求限制周邊國家的武裝鬥爭是不正確的,強調不怕同美國作戰,不怕世界戰爭。他幾次告訴朝鮮、越南、老撾、緬甸等國共產黨領導人:中國就是你們的大後方,一旦有甚麼大事發生,你們就可以利用這個地方,兵少可以到中國來徵兵,要我們出兵我們就出兵,要財政援助我們全力以赴,要武器可以無代價提供。鑒於朝鮮戰爭期間,蘇聯一方面希望中國出兵,表示願意提供武器,一方面每筆武器都記帳,要中國還錢的自私態度,毛澤東對於有償向各國革命黨人提供國際主義援助的作法極端反感。他一再聲明:「要買、要還帳,這沒有道理,不是國際主義。這實際上是援助我們,不是援助你們,打了帝國主義,我們就鞏固了嘛!我認為這是真理,其他都是假話。」15

      毛澤東自信是國際主義者,他有一句頗具特點的解釋其國際主義觀點的話,叫做「革命時外援,勝利時援外」。這是說革命時需要別國的援助,而勝利後則應該大力援助別國的革命。毛澤東這樣說,也這樣做。在新中國成立後長達二十幾年的時間裡,中國政府為援助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緬甸、柬埔寨以及其他亞洲、非洲甚至拉丁美洲國家的革命運動,不僅傾其所能,而且往往不計後果。特別是在與蘇聯關係破裂的60年代,這種援助更是無所不盡其極。即使在中國經濟形勢極端困難之際,中國援外金額仍舊超過了其償還蘇聯十幾億債務的總額。僅中國援助越南的金額,就超出抗美援朝戰爭費用的兩倍多,達到上百億美元。如果加上70年代上半期的援助數額,更高達200億美元之多16。毛澤東這時的一個「原則」是,只要還有國家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需要我們援助,我們就不能拒絕。「不論是共產黨,還是民族主義者,只要真正反帝,我們就支持」。即使這樣做會損害中國的外交關係,也在所不惜。因為「日本人民不翻身,南朝鮮、菲律賓、柬埔寨、老撾、泰國、馬來西亞這些國家不把帝國主義趕走,不把本國壟斷資本或者親帝國主義份子打倒,我們這個國家也不能得到最後解放」。因此,「我們不僅要在國內打倒帝國主義,而且要在全世界消滅帝國主義」17。顯然,為了證明蘇聯關於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和平競賽的說法完全荒謬,這個時候的毛澤東更希望看到的已經是熱戰,而不是甚麼冷戰了。

      但鼓吹熱戰,到處扶植和培訓反政府的游擊隊組織,對中國自身卻是極其危險的一件事。一方面,這必然四面樹敵,造成中國在國際上的嚴重孤立;另一方面,兩個拳頭打人,又缺少足夠的實力和防禦能力,也會使自己的弱點暴露殆盡,隨時可能成為被打擊的對象。為了避免太過孤立,毛澤東在60年代中期以後重新提出了革命戰爭年代的統一戰線策略,強調亞非拉美三大洲和歐洲實際上是兩個中間地帶(又稱「兩個第三世界」),主張聯合所有與美國有矛盾的國家共同反對美帝國主義。然而在繼續支持世界革命的情況下,這種策略很難起到太大的作用。意識形態以及國家利益上的嚴重分歧,甚至妨礙了毛澤東對1964年赫魯曉夫下台以後蘇聯新一屆領導人政策趨向的判斷。他不僅沒有看出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等人的對美政策與赫魯曉夫截然不同,而且斷定蘇聯已經成為中國的敵人。因此,即使他逐漸注意到美蘇之間確實存在著尖銳的衝突與鬥爭,他還是相信,他們在反對共同敵人中國的問題上,仍舊存在著共同利益。

      基於這樣一種判斷,毛澤東不能不把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升級行動,與報復中國這一越南主要後援國的戰略意圖聯繫在一起。而注意到美國侵略的可能性之後,他更不能不擔心同樣對中國抱有強烈敵意的蘇聯,也會乘機而動。處於嚴重孤立之中的毛澤東,這時唯一能夠想到的辦法,就是一面推動世界範圍的武裝鬥爭與革命,以為牽制;一面則不得不加緊布署戰略防禦,甚至開始高度緊張地提出三線建設任務,要求各省區都要造槍造彈,準備打仗,所有重工業設施,特別是軍工設施,都要準備遷往偏辟的西南山區。6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對外宣傳中「世界革命」的調子越拔越高,與此同時,毛澤東的戰爭危機感也越來越嚴重。他不斷地告誡說:「不要怕孤立,不要怕戰爭」,「我們現在準備美國人來打,準備它從東海岸,比方說從上海、廣州、青島、天津這些地方打進來;第二,準備修正主義來打,打進滿洲、東三省,打進新疆,或中央突破,從外蒙打進北京……,我們準備美蘇合作瓜分中國,以淮河、隴海鐵路為界,蘇聯佔領北邊,美國佔領南邊。再就是日本軍閥又來打,印度反動派也來打,死它幾十萬、一萬萬、兩萬萬人」18。

      60年代末,一方面在世界範圍內美蘇對抗加劇,冷戰規模急劇擴大,而另一方面,在毛澤東的思想當中,冷戰這個字眼兒已變得毫無意義,因為不僅美蘇全都是自己的敵人,而且世界上到處都處於熱戰的邊緣,全無冷戰的可能。也正因為如此,當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發生以後,毛澤東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號召全國「要準備打仗」,「要準備大打、早打,打核戰爭」19。儘管在內心深處毛澤東未必希望在中國打仗,也未必相信馬上就會出現戰爭局面,但主觀上對戰爭危機的高度緊張感,依舊使毛澤東對所得到的訊息做了極其嚴重的過度判斷。

      1969年夏天,中共中央得到消息,蘇聯準備先發制人,採取核手術式的報復措施,打擊中國的核基地。據此,毛澤東開始估計蘇聯有可能對中國實行突然襲擊,或者扔核彈,或者搞突襲。毛澤東當即宣布,為了避免多數中央領導人被核彈炸死,除周恩來和少數前線指揮人員外,其他中央領導人統統撤到內地去。於是,10月1日以後,中央領導人及其各個重要部門和機關雷厲風行,紛紛疏散,各大城市機關和居民,也動員起來,在「深挖洞,廣積糧」的戰爭號召下,或挖洞,或疏散。一時間,全國上下,一片備戰緊張氣氛。影響面之大,可謂空前絕後。

      終於,1969年秋冬的高度緊張,使毛澤東注意到確保革命本錢的重要性了。「利用矛盾」以及通過外交牽制創造力量均衡的問題,被提上了議事日程。進而,從1970年開始,中國的外交政策再度開始向著比較務實的方向轉變了。中國迅速開始與各國建立和發展外交關係,努力爭取進入國際社會,最終不僅成功地進入了聯合國,甚至為了打「美國牌」,以威懾蘇聯,毛澤東還親自批准與他過去最為痛恨的「世界人民的頭號敵人」──美帝國主義──進行外交接觸。毛澤東的道理很簡單,那就是列寧講過:碰到強盜,要嘛被殺死,要嘛交出自己的金錢和汽車。他主張交出金錢和汽車,等到有朝一日有機會,把這些強盜統統消滅,金錢、汽車都收回。他激烈批評那些反對中美接觸的革命黨人,說:甚麼「革命是不能妥協的,任何情況下也不能妥協的」,這是哪一條馬克思主義20?

      不管毛澤東私下裡怎樣向自己過去的那些共產黨朋友許諾,說中國的這種作法並不改變它對這些國家共產黨人的援助與支持,它將一如既往地把發展同這些國家革命人民之間的友誼放在首位,絕不會像蘇聯那樣只把眼睛盯在這些國家的政府身上,實際上,僅僅同美國建交本身,就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以往的世界反帝革命中心的形象。一些熱衷於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強烈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左派政黨組織,轉而公開指責中國向帝國主義妥協,背叛了革命原則,而與中國分道揚鑣。即使是對那些毛澤東曾明確表示將繼續給予支持的某些國家的革命組織,中國的援助事實上也往往因為同這些國家政府之間的外交關係而受到嚴重限制,竟至漸漸削減或中斷了。

      務實外交的逐漸展開使籠罩在中國上空的戰爭空氣變得不那麼令人窒息了。只是,這種擺脫了過去種種意識形態規定的外交政策,使得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理論基礎的國際結構劃分方法都相形見絀。雖然,作為革命家的毛澤東,依舊還在運用他的革命經驗和理念,但他對世界政治的看法已經不再是簡單地出於敵、我、友這樣簡單化的直線分析模式了。在他的觀念裡,自然更不存在任何冷戰的觀念了,不論是指美蘇之間,還是指不同制度與階級之間。他所提出的所謂「三個世界」的理論,乾脆只是從經濟發展程度、實力強弱和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這樣幾個方面來區分世界政治結構的。美蘇兩國因其實力最強,在國際事務中勢力最大,野心最盛,因而被歸入第一世界之中;歐洲日本等國因其經濟發展僅次於美蘇兩國,同時又與美蘇兩國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矛盾,因此被歸入第二世界之中;而一切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在內,則被歸入第三世界。根據這一理論,世界政治鬥爭的中心再也不是甚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了,社會主義不僅不再成為決定的因素,甚至已經悄然退出國際政治鬥爭的中心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所謂民族解放的歷史潮流。在這裡,毛澤東沒有忘記,中國即使沒有可能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也應當能夠成為世界某一部分的主導力量。毛的「三個世界」理論,顯然為中國在「第三世界」中預留了它理應佔有的位置。

     

    註釋
    1 參見拉津斯基(Edvard Radzinski)著,李惠生、盛世良、張志強等譯:《斯大林秘聞──原蘇聯秘密檔案最新披露》(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頁575-76。
     
    2 〈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1945年8月23日),並見〈重慶談判〉(1945年10月17日),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頁1159。
    3、19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頁242-43;頁488、493。 
    4 〈關於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1946年4月);〈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1946年8月),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181-82、1191-93;《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的談話》,1946年11月21日。
    5 即〈丟掉幻想,準備鬥爭〉(1949年8月14日);〈別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為甚麼要討論白皮書〉(1949年8月28日);〈「友誼」,還是侵略?〉(1949年8月30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1949年9月16日),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487-1520。
    6 〈關於周恩來去蘇聯參加談判問題給中央的電報〉(1950年1月3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頁213;〈毛澤東與英共主席波立特談話紀錄〉(1955年4月29日)。 
    7 轉見《環球同此涼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266-67。
    8 《毛澤東接見越南黨政代表團談話紀錄》(1963年6月4日)等。 
    9 《周恩來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年9月26日)。 
    10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of Comrade Khrushchev N.S. with the Chairman of the CCP Mao Zedong, 2 October 1959". 並見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年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226。 
    11 《毛澤東會見澳共領導人夏基談話紀錄》(1959年10月26日);《毛澤東與金日成談話記錄》(1960年5月21日);《毛澤東接見委內瑞拉革命左派運動主席安東尼奧·德爾加多.洛薩諾談話記錄》(1961年4月3日)。  
    12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321-22。
    13 《毛澤東接見委內瑞拉客人的談話》(1961年12月5日)。 
    14、15 《毛澤東接見朝鮮代表團的談話》(1963年4月25日)。 
    16 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上),頁272、273;《中國人民解放軍六十年大事記》(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頁617;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162,等。
    17 《毛澤東接見索馬里總理的談話》(1963年8月9日)。  
    18 《毛澤東接見宮本顯治的談話》(1966年3月28日)。 
    20 《毛澤東與張春橋、王洪文等談話紀錄》(1973年7月4日);《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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