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09月01日

    王治来:回忆录——西域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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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甘肃和新疆参加调查工作

        我在北大历史系五年期间,特别是在三、四年级世界史的学习中,老师们并没有给我们专门讲授过新疆、中亚和中亚诸民族的历史。虽然向达先生精通西域考古和中西交通史,但他因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也未给我们讲过课,所以,我在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之前对中亚的历史可说是毫无所知。

        我在1958年 8月参加哈萨克族社会历史调查,这对我的历史专业学习过程和人生的经历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使我以后竟终身从事了中亚的研究.

        我到调查组以后,先是被分配在甘肃组。甘肃组和青海组于八月间一起从北京出发, 到达兰州, 先到西北民族学院,休息几天然后才分开。青海组前往西宁,我们甘肃组就住到甘肃省民委机关,我和民院的陈燮章、李冀城同学住在一个房间。甘肃组的组长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教师沈家驹。我们在此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学习,主要是请当地同志,如统战部部长蒙定军和西北民族学院的院长某等介绍甘肃各地各个民族的情况,包括回族、甘南藏族、撒拉族、东乡族、裕固族、肃北蒙古族、哈萨克族等。他们介绍的许多情况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使我极感兴趣。如蒙部长讲到,甘南的喇嘛教地区,还很难进入做工作。喇嘛庙里尽是喇嘛,那里没有女人又怎么过呢?听说是把女人装在木箱子里抬进去,以解决问题。据我现在研究所知, 撒拉族实际来自中亚, 裕固族实即撒里维吾尔,来自新疆的东南部,哈萨克族则来自巴里坤和阿勒泰地区。

        此外,我们也在兰州进行了参观。那时的兰州还很破旧,旧的城墙尚未完全拆掉,旧政府衙门的建筑和围墙仍存,道路尘土飞扬。我们去看了黄河皮划子,还去雁滩参观那里的果园,品尝了他们出产的西瓜和白兰瓜。我们不仅大享口福,而且真正领会到了西北风情。当时我弟刚从西北师范学院(今甘肃师大)毕业分配到华亭工作,来兰州学习,他曾到民委来看我。我留他在那里住了一天。时至五十年以后再来回忆当时的事,有令我感叹的是, 当时的组长沈家驹后来在文革处竟被迫自杀身亡。而中央民族学院的院长苏克勤同志早在文革前就被整跨,下放到甘肃省民委当一个副主任,1981年我到兰州参加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时还见到他。

        经过在省民委的一段学习后, 沈家驹又分配我去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调查,同去的是甘肃省民委的一个姓曾的干部(今忘其名)。阿克塞县县城位于距甘青边境不远的博罗转井(现已迁至红柳湾)。其地海拔2700米,不通火车。我们是先乘火车到柳园,然后转乘汽车途经敦煌去的。由于当时该县的哈萨克族都没有定居,故阿克塞县城(如果可以称为城的话)除了县府的办公机关和宿舍以及一栋简陋的百货楼之外,可说是什麽都没有。这里的哈萨克族,绝大部分都是在1936年和1939年间从新疆阿勒泰和巴里坤等地迁徙来的。解放以前,长年都在祁连山、阿尔金山和疏勒河一带流浪。到1954年才由人民政府把他们安置下来,建为一个县。在甘肃,这个县可说既是最小的,也是最穷的。

         唐朝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云:“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确是这种情况。我在那里是阳历 8月至12月,从秋到冬,但其气候与内地或南方显然不同。天总是那麽阴沉沉的,时而下着小雪。但不久就严冬来临,大雪漫天,寒风凛冽,令人感到冷透骨髓。白天去阿乌尔(家庭公社)中访问,有时就在牧民的毡房(俗称蒙古包)里过夜。当冬天大地结冰时,戈壁滩上的毡房就架在结了冰的地上,睡觉时在地上铺好几层毡子,上门则盖几曾的棉被以御寒,但因是铺在冰上,仍然寒冷难耐。

        在白天,牧民一般是招待我们喝奶茶和包尔萨克(油炸小面饼),做法是先将砖茶敲碎,放在铝壶中煮开,再将羊奶倒进烧开的茶中稍煮即得。据说这样羊奶易于为人所吸收。只有晚上一顿才算正餐,那要到12点以后。一般都是将整个的羊剁成半边或四分之一下到锅里煮熟,然后拿出来切碎,加上盐,配烤馕吃。对这种饮食我很快就适应了。因那时出门没有车,我也很快学会了骑马。有一次,我从较远的地方返回县府,竟骑了整整一天的马。下来后,几天内还感到浑身疼痛。却也因此得到锻练,使我骑马的技术竟相当熟练了。

        我们来此,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牧民的家中,对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情况进行调查。阿克塞的哈萨克族,是在新疆时遭盛世才的驱逐,而流亡到甘青边境地区来的。解放初期,王震同志在新疆追剿乌斯满匪帮时,也有一部分哈萨克人来到这里。所以,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年纪大的),对共产党还有戒心。但年青的哈萨克人则对我们非常热情。我曾参加他们的采矿劳动,他们和我们说说笑笑,就像一家人,毫无芥蒂。县上派了一个哈萨克青年陪我们出外调查,主要帮我们照管马匹,怕我们骑马出事。有时马跑掉了,我们抓不回来,毫无办法,可这位哈萨克青年就能骑着快马绕到前面,把跑掉的马很快抓回来。我在阿克塞,对牧民的生活和生产情况是相当熟悉了,但对哈萨克族的历史,则由于尚未查阅文献,还不曾有所了解。这段工作只是让我真正过了一段时期的游牧生活。

        12月间,由兰州传来命令,说是要调我到新疆调查组去。因此,我不得不收拾行囊前往。因报到期限所迫,在经过敦煌时未能前去参观(不过在以后多次去了)。时已接近1958年年底,正值严冬,不但大雪漫天,而且狂风怒号,我还是搭乘解放牌卡车前往。途中经过莫贺延碛、哈密、巴里坤、达坂城等风口地区,冒着十级以上的狂风,用老羊皮大衣紧裹着身子,捂住头领,屏息前进。到达乌鲁木齐时还未天亮。乌鲁木齐我是第一次来,满城的街道都覆盖着厚厚的一层白雪,而道路的走向对我说却是一模黑。经过打电话联系,才边走边问地到了自治区党委大院内的调查组办公处。到达时天已经大亮了。吃过早饭后,向组长冯家升教授和副组长侯方若同志汇报,化了一个上午。

        冯家升先生(1904─1970),山西人,曾留学美国十年,是我敬仰的辽史、东北史和维吾尔史专家。侯方若同志是民族研究所的行政负责人。他们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给我介绍了新疆调查组的情况。新疆调查组属下按民族分为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柯尔克孜、锡伯、蒙古、乌孜别克、塔塔尔等小组,其中以维吾尔组和哈萨克组人数最多,力量也最强。如维吾尔组由冯家升教授亲任组长,组员有程溯洛等专家。哈萨克族调查组则由我的同班同学王增祥任组长,实际上,由侯方若同志领导。参加哈萨克组工作的还有:民族研究所的罗致平教授(1912─2005),他是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历史博物馆的史树青先生,是文物鉴定家。这二位的事迹后来都收入了《世纪学人  百年影像》影集。还有比我底一个年级(即我系55级)的同学陈高华,他后来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另外,张锡彤教授也参加了柯尔克孜组的工作。

        汇报过后已是下午了,但我还是决定立即前往伊宁向调查组报到。尽管我在两天的旅行中,经过长途的颠簸和严寒的折磨,一身从里到外都是冷冰冰的,身心相当疲惫。而从乌鲁木齐去伊宁,路途遥远,半天是到不了的。再者,是否还有车呢?尚不可知。我去车站一打听,就听说现在是大跃进时期,旅行班车为了放卫星(所谓放卫星就是‘力争上游’的意思)是不分昼夜开行的。这样我就上了去伊宁的班车。仍然是解放牌大卡车,只在上面搭了帆布篷,并不能遮挡那刺骨的寒风。但拥挤的乘客还是能增加一点热气。

        汽车沿着天山北缘的公路迅速开行。经过昌吉、呼图壁、玛纳斯、石河子、奎屯、乌苏,到精河时已天黑了。现在看来,那时真是完全不考虑司机疲劳开车可能会带来危险的问题,这也可以说是当时的特点。所以,就在黑夜里跨越天山,路过五台、三台和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前面就是果子沟,也即元朝时的所谓铁木耳忏察,或称松关,为跨越天山通往伊犁的要隘,相传为蒙古西征时察合台汗所开通。《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其经过该地云:“沿池(赛里木湖)正南下,左右峰峦峭拔,松桦阴森,高逾百尺。自颠及麓,何止万株。众流入峡,奔腾汹涌,曲折弯环,可六七里。二太子(察合台)扈从西征,始凿石理道,刊木为四十八桥,桥可并车。薄暮,宿峡中。翌日,方出。入东西大川,水草盈秀,天气似春,稍有桑枣。”当时人都知道要歇息一晚,而我们却冒险前进了。

        在经过果子沟时,公路两边森林繁密,寒风飒飒作响,车篷外好象总是在下着雨,车子颠簸着蜿蜒前进。我虽穿了羊皮大衣,也已不能抵御寒气侵入,竟使得全身冰凉了。直到天亮时,才到了一马平川的伊犁盆地。

        在到达伊宁以后,随即找到自治州政府机关,向哈萨克族调查组报到。因组长是我的同班同学王增祥,故立即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由于当时我既年轻又体健,所以并不需要休息,就积极投入了工作。

        伊宁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南有伊犁河,山清水秀。市内和郊区道路宽敞,两旁都种有高插云霄的白杨或白桦树,街道的建筑受域外和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颇有俄罗斯情趣。伊犁农牧业都很发达,河里产鱼,地里产粮,并富产水果,尤以苹果著名。伊犁河以南为锡伯族自治县,是新疆的大粮仓。所以,整个伊犁绝无塞外荒凉的景象,倒很像江南的鱼米之乡。

        调查组上班在自治州机关,下班后在招待所居住,所以,每天都要走过伊宁市街道。当时虽正值寒冬,遍地冰雪,但也可以看出该市与西北地区的其他城市明显不同。因有一条可爱的伊犁河自东向西从其南面流过,使该地区气候滋润,林木繁茂,风景秀丽,物产丰饶;依靠伊犁河,既能发展水利,灌溉农田;又利于发展渔牧业,富国利民。

        在人文方面,就我来时所见,该地有哈萨克、维吾尔、汉、回、锡伯、乌兹别克、塔塔尔、俄罗斯等多种民族,人们说着多种语言。除信仰伊斯兰教的诸民族在风俗习惯方面大体一致以外,其他如锡伯、俄罗斯、汉族等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伊宁市聚居着各个民族的人,无论衣食住行,都表现异样纷繁的色彩,令人目不暇接。这就是我在伊宁不感到荒凉寂寞的原因。

        另一个令我不感寂寞的原因,是组内的同仁不是同学就是同行友好。他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除同班的王增祥同学以外,有低班的陈高华同学,他学识丰富,颇有发展前途。比我们年长的有史树青先生,他喜欢到市内的废旧物品市场去逛,以期能找到文物;罗致平先生精通德文,也喜逛街和看戏(当地只有秦腔),我常陪他们出去走走,因此我与他们竟成了忘年之交。

        如果说,在甘肃调查组时我没有条件阅读有关哈萨克族的历史书籍,那麽,到了伊宁以后,我就凭借自己的俄文阅读能力(这要归功于我在校时的学习),如饥似渴地查阅调查组同仁带来的一些俄文书籍。如俄文初版的《哈萨克共和国通史》、《瓦里汗诺夫著作选集》、苏联哈萨克共和国历史家别克马汉诺夫的著作以及调查记录等。承蒙领导的信任和诸位同仁的支持,竟将《哈萨克族简史简志》一书主笔的任务交给了我。

        在寒冷的冬天,当地各民族的习惯都不出外做事,街道上人也不多。电影院门前常聚集着许多年轻人,他们或是在买票,在等待电影开演,围在火炉旁,吃着西瓜、列巴(面包,当地人也用这俄语的名称)和烤肉。饭馆里最特色的吃食是抓饭、过油肉、奶茶、烤包子、烤馕。虽然天寒地冻,也不缺鱼。到这里的书店去,不但能买到一些内地和乌鲁木齐卖缺了的历史书籍,又因该地毗邻苏联,懂俄文的人多,故有大量的俄文书卖。我就在这里买了一些俄文书和《西突厥史料》等著作。这一年的春节,我们就是在这里过的,享受别样的情趣。

        在工作告一段落后,我们转移到乌鲁木齐。1959年的上半年过完,就到了我们毕业的时候了。经过一年的调查实习,我们终于回到了北京。回校后的主要任务,不过是总结、做毕业鉴定、参加毕业典礼和等待分配工作。关于我的工作分配情况,我在《北京岁月》一文中已经有所叙述,兹不重复。总之,是仍然留在调查组,继续完成《简史简志》的编写。

    二 在民族研究所帮助工作

        我在1959年秋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被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留下来帮助工作。先后在颐和园的龙王庙、藻鉴堂和该所机关宿舍住了约半年,即返回新疆。到乌鲁木齐以后,我并没有去自己的单位----新疆科学分院,而是住在贵宾馆(现名延安宾馆)。这是当时新疆最高级的一所宾馆,坐落在乌鲁木齐市东南郊一个古树荫蘙的林园中,其中错落有致地建筑了五六栋两层的客房楼,礼堂(兼作舞厅)和饭厅是在另一栋楼中。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将编就的新疆各个民族的史志初稿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审查,同时在那里进行修改。当时前来负责审查的有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富文、统战部副部长宋筠(后调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长)以及各地州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各厅局的民族负责人也来参加过讨论。我们调查组参加的人员有冯家升、侯方若、罗致平、张锡彤、我和各本史志的作者。

        当时国内经济情况已相当紧张,供应困难,而这里则还算可以,不但伙食过得去,而且有文娱活动。只是后来刘少奇和陈毅两位领导人访问印度归来路过乌鲁木齐要住此处,我们才腾出房子去自治区政协机关居住。

        在这里进行审查修改时,我除原先认识的冯家升和罗致平两位先生以外,又结识了中央民族学院的张锡彤教授(张广达的父亲)。他与我同住在一栋楼,房间相邻,朝夕相处。他原来参加柯尔克孜组,现在又参加我们哈萨克组的部分研究工作。张先生非常勤奋,平常除仔细审阅书稿以外,还认真阅读有关的参考书籍。按他的想法,古代的乌孙也应是哈萨克族的祖先。而我则认为乌孙只是今哈萨克地区的古代民族。如果写地区史,当然要写乌孙,而如果是写哈萨克族的历史,则情况有所不同。或许只能作为族源之一。

        当时中印关系也开始紧张,在边界问题上发生争执,包括边界西段新疆所属的阿克塞钦地区。1959年9月1-12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和第7次会议都讨论了中印边界问题,谴责了印度某些人故意制造边界纠纷,掀起反华运动。周恩来总理还复信尼赫鲁,阐明中国的立场,指出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并建议举行会谈。因为我们新疆组的组长冯家升教授是著名专家 ,所以,我们新疆组也接受了一点任务,具体是搜集关于阿克塞钦的资料。当时还印了一个搜集资料的提纲,冯教授主要要我按照这个提纲去科学分院图书馆查找资料。我通过这项工作,也学习和了解到阿克塞钦地区的历史情况,增加这方面的不少知识。如,阿克塞钦(Aksai-chin)一词,按其意义说,Ak,意为白;Aksai,是白沙滩的意思;chin,就是“秦”,也就是中国。整个这个词就意为“中国的白沙滩”。这表明,不讲别的,光从这个词的意义说,就是属于中国。1960年10月,我国进行了自卫反击战争,取得完全的胜利。1961年4月,我又去哈萨克地区调查了一次,同去的是两位锡伯族的同志—--肖夫和常胜,因为新疆的锡伯族都会讲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我所以能记住这次调查的时间,是因为那年举行了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我们从乌鲁木齐去阿勒泰地区要经过克拉玛依,我们路过那里时住在克拉玛依石油管理局宾馆,就在宾馆的电视机前看乒乓球比赛,时中国选手庄则栋和丘钟惠获得男女冠军,我至今印象仍深。

        这次调查,我们没有去伊犁,只去了阿勒泰和塔城。当时,国内供应紧张,吃不到肉和大米白面,我们住宾馆和招待所虽然要好一点,但也感受到了这种效应。为了解决物资匮乏,改善供应和回笼货币,这一年(1961年)的2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各地区扩大高价糕点和高价糖果的供应范围,要一直扩大到全国所有城市和乡村。政策贯彻很快,我们在偏僻的阿勒泰地区也感受到了。如我们到商店买饼干和糕点,竟要三十多元一斤。(当时一个中央的部长或一级教授的工资也不过三百多元,只能买十斤糕点)。我们也只好买来吃。到塔城,住在招待所,食堂没有猪羊肉,尽卖黄羊肉。各机关单位也只能到戈壁滩去打黄羊来改善生活。那时,还不知道什么保护野生动物的问题。

        迄此以前,我只在伊犁地区作过调查了解,这次才来到也是哈萨克族聚居区的阿勒泰与塔城地区。我在此进一步体验了牧区生活,也进一步收集了哈萨克氏族、部落的资料。至此,新疆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的所有地区我算是都去过了。调查完毕返回乌鲁木齐以后,侯方若同志要我和他一起坐飞机去北京。大概是为了参加中央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将召开的汇报会(那次汇报的情况,在前”北京岁月”中已经谈到)。我这是第一次坐飞机,所以呕吐得很厉害,到酒泉时停了一小时,经休息后,才稍好一点。

        到北京后,先在鼓楼西大街达赖办事处住了一个时期,后来就搬到民族研究所的机关宿舍居住。

        在民族研究所期间,我也关心新疆和中亚的历史和为做研究而必需的资料。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十六世纪蒙兀儿人海答儿用波斯文写的《拉失德史》。此书是哈萨克族历史和十六世纪新疆历史的唯一史料。该书的英译本  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Being The Tarikh-i-Rashidi of Mirza Muhammed Haidar,Dughlat. 当时国内只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有一本,很难借,不但要介绍信,而且要批准。因为当时处在中苏关系紧张时期,一切有关中苏边界的汉文图书资料和相关的外文资料,都不能外借,甚至借阅也不准。

        为此,我于1962年住在北京民族研究所期间,经办理有关手续,才向北京图书馆借得此书,并仔细进行了阅读和研究。这书是一个大部头,厚达 535页。后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66年分两册出版此书的汉译本,合起来也有1217页。1962年时还没有复印技术,我既不能把此书带回新疆,便硬是化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把这个英译本的全文手抄了下来。这大大巩固了我对英文单字和有关中亚的词汇的记忆,也提高了我的英文水平。这对我以后研究新疆明代的历史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我在离开新疆时将这个手抄本给了薛宗正 。

        经过几年的调查编写和各级领导的审查修改,最后写出了一本《哈萨克族简史简志合编》的初稿。民族研究所和新疆调查组于1963年将这个初稿本印了出来。此书前后动员的人力物力,加上各级领导的参与,总共不知花费了多少资源。但我个人还是认为这个本子并不成熟。最后出版的《哈萨克史》也并没有用这个本子。可见,这并不是搞科研的最合适的办法。 

    三 关于《新疆简史》的工作

    到1962年中,调查组的工作已告一段落,关于我留民族研究所工作的事,侯方若同志也不再提了。国家经济困难方殷,全国都在搞紧缩编制,下放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在是年夏天回新疆科学分院报到了。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是在原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的基础上于1957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建立的。地址在乌鲁木齐市南梁。第一任院长是学部委员、留美归国的著名农学家涂治(1901─1976)。因为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没有分开,故新成立的科学分院建立了两个机构,一个是综合考查队,一个是历史研究室。从此也可以看到历史研究在新疆的重要性。在我来以前,已经有几个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如纪大椿、李炳东、萧育民和徐印璽分到这里工作,我来后也被分在历史研究室工作。

    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新疆科学分院实际管事的负责人盲目发展,大量扩充人员,不问学历。结果人满为患,大群的人聚在一个房间里睡上下铺,拥挤不堪。我来时因为没有地方住,就凭旧的关系暂时住在自治区政协机关。

    这时,新疆的气氛与我1958年来调查时已大为不同。原因在于自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关系已由矛盾、冲突激化而决裂。1960年 7月,苏联单方面突然决定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走在中国的1390名专家,带走全部图纸、设计和资料,撕毁同中国签订的343个专家合同,废除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使中国的 40多个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部门的 250个工厂企业的建设停顿。同时苏联还在中苏边境制造事端。据说,1961年,苏联又逼迫遭受自然灾害的中国连本带息偿还抗美援朝时期苏联支援中国军火物资的贷款,并进一步挑起边境冲突。这时,中国的新疆地区成了中苏冲突的前哨。因这里有众多的跨国民族,苏联当局就在新疆任意给当地居民发放护照,宣称他们是苏联公民。并在边境一带鼓动少数民族外逃和进行独立活动。1962年4─5月,在新疆塔城、伊犁一带苏联策动和诱使数万名中国公民携带20多万头牲畜出走苏联,使中国蒙受巨大损失。

    当时我们在新疆感觉到的是地方民族主义的活动猖獗,一再掀起反华反汉的狂潮。苏联的广播不断地宣传新疆历来是独立的谬论,企图策动分裂运动。苏联的许多御用学者和从新疆逃往中亚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都跳出来,写文章就新疆历史上的问题发表奇谈怪论。他们不惜伪造历史,妄图为其分裂祖国和破坏民族团结制造历史依据。在实际中则到处发动和制造反汉事件。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在报告中愤怒地宣布“反汉就是反革命”。

    另一方面,印度又于1962年10月在中印边界的东、西段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赫鲁晓夫反而于12月12日对中国进行公开的指责。这一切引起全国和全新疆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自治区领导就强调对新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宣传部希望我们能写出一本介绍新疆历史的读物来作为进行这种教育的材料。当时科学分院副院长、社会学家谷苞,可能认为我们这些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力量还不足以写出一本新疆历史,所以只要求我们仿照冯家升主编的《维吾尔史料简编》一书也编出一本《新疆史料简编》来。但在历史研究室的多次会议上我总是发表不同的意见,一再主张写一本《新疆历史》,即一本通俗读物,便于广大群众能了解新疆历史的一般概况。为此,我与谷苞同志争执不休。最后在宣传部有富文同志参加的会议上,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富文同志认为需要写一本《新疆历史》,即使质量差,也“有比没有好”。这样才把写新疆历史的任务确定下来。

    我之所以坚决主张写新疆史,与我的史学思想有关。正如钱穆所说的:“清儒考证之学......流衍于全国,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二章)我正是属于这种情况。后来何炳棣先生也谈到,蒋廷黻先生于30年代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进行改革时,曾他的改革“是甩掉国学中过于繁琐考证的桎梏,供给我们一个清新的文化园地去往‘大’处想,至少初步向‘大’梦想。”(引自何著《读史阅世六十年》第73页,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这也表现蒋作为一个湖南人的特点。作为湖南人,我也记得在小的时候,我和其他的湖南学生一样,读古文除了《古文观止》以外,就是《东莱博议》,很少读过关于考据的书。我在新疆参加边疆研究以后,则常读《明经世文编》和魏源为贺长龄编的《皇朝经世文编》。此等书籍收录的都是一些经世致用的文章,因此,我觉得只有写一本能供群众阅读的新疆简史,才是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的。

    1963年,新疆科学分院从南梁迁到北京南路,并与自治区科委、科协合署办公。科学分院新设立了生物土壤、物理、化学、地理等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则改名为民族研究所。当时,正值中苏关系破裂紧张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中央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 7月14日间发表九篇文章(简称九评)批判苏共的所谓修正主义。而我们民族研究所也正是在这同一时期开始和进行了《新疆简史》的编写。这项任务也是为了配合在新疆批判苏联利用民族,宗教和历史问题进行颠覆的活动,并进行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教育。

    在《新疆简史》的编写中,我们遇到的困难主要是资料不足,其中尤以唐末以后为甚。而我负责执笔的正是从唐末到明清的一段。我们可读的书除了汉文的正史,志书,各种笔记和游记以外,近现代学者则主要是王国维,冯承钧,向达,黄文弼,岑仲勉等关于中西交通,西域考古等方面的著作。外文的著作也以考古方面的为多。所有这些著作都很少谈到唐末以后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只有以在北京抄写的《拉失德史》英译本作基本材料,再结合汉文的记载,进行研究,才勉强成书。如,我在写元、明时期的新疆时,就使用了《拉失德史》的材料。具见于《新疆简史》上册(内部发行本)第118—120、127—128、131诸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65年出版)

    《新疆简史》的编写工作从1963年10月开始,到1965年基本完成。其间,在1965年6月,曾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统战部的主持,在昆仑宾馆召开了一次有各方面领导和专家参加的讨论会。会后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并在1965年9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疆简史》(上册)的内部发行本,作为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献礼。在十周年庆典时,将此书放在自治区展览馆展览,并给前来参加庆典的中央代表团的每个成员发了一本。

    1965年出版的这个内部发行本,虽属初创,分量不大,且尚不成熟,但总算是一种开创性的成果,所以,还是获得了国内专家的好评。如谭其骧先生就曾在某次会上称赞此书,甚至说其水平很高;韩儒林先生也对其加以称许,并将其介绍给他的研究生,以后还把王治来的名字纳入元史研究会会员的名单。所有这些,无疑使我们增加了研究西域的信心和勇气。

    四 在文化大革命中 

       《新疆简史》的工作在1965年结束后,本以为可以安排别的事了,但领导上却调我去自治区参加社教工作。经过集训,我被分配到农业厅所属的乌鲁木齐市西郊农场工作队任秘书。大队工作组组长是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侯海云同志,副组长是我所副所长李泰玉同志,成员除一部分机关干部外,大部分是新疆大学俄语专业的学生。我们于1965年年底进场,这个农场的农工全是从江苏南通、如皋等县前来支边的农民,这里的生产队有的甚至就是原籍的那个集体。他们仍然保留着原籍的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化。

        作为大队秘书,我大部分时间待在场部,不时去生产队检查工作。现已记不得是什么缘故,侯海云同志命我去第二生产队做工作组的代理组长,可能是原组长郑某的工作不得力。我被安排到一户农民家吃饭(那里是农场,农民好像叫农工),同吃但没有同住。我发现这家很穷,仅有一点盐腌的韭菜下饭。尽管这里不是他们的家乡,但当时为了开展阶级斗争,一般还是要找出一些地主分子来。没有,就把那些尚未成年或尚年青的地主子女当成地主分子。在每次召开群众大会之前,都要对这些制造出来的所谓‘地主分子’训话。再就是发动群众,清理生产队的账目,斗争干部。我们在这里搞了不几个月,文化大革命便爆发了。不管这场运动在城里搞得多么热烈,我们还是按步就班地在半年之内把这一期的社教搞完了。夏天返回单位。

        当时新疆的领导并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而停止社教工作,下半年又继续进行第二期的社教。我是否被农业厅的领导看上了呢?这次,又派我到农业厅所属的呼图壁县芳草湖农场总场担任秘书。这次去的地方要远一些,由农业厅送我们前往呼图壁。我这个秘书无非是负责听汇报、整理材料、写总结、发简报等类的文字工作。上次只管一个农场,这次却要管好几个农场。工作要多得多。不过并没有搞多久,形势就发生了巨变。如果说,数月以来城里如火如荼地开展文化大革命之时,农村还被蒙在鼓里,那麽,现在则情况不同了。城里的消息也传到了农村,那里的青年也被发动起来了。他们开始游行,要求揪斗阻挡文化大革命的社教工作队了。这样一来,社教工作队的领导就乱了手脚。农业厅的李桂莲厅长已经影迹无踪。工作队群龙无首,没有人过问,大家都各奔东西了。有的工作队员向队部询问,究竟怎么办,我们也无话可答。大家也就各自散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急急忙忙地返回了机关。这时,已是1966年年底了。

        回到机关一看,已乱作一团,根本无人管事。经过上海大夺权的风暴,各地纷纷仿效。在我们机关,不但各级负责人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斗垮,而且党委和行政也被夺了权,通通都靠边站了。在这种情况下,有几个同志(刘美崧、陈燮章)邀我一起出外串联。我觉得无事,待在机关也没有意思,便和他们于1967年年初一起乘火车踏上了串联之路,经过兰州、宁夏、包头,去了北京。

    在北京,我主要是到沙滩中宣部机关等处看大字报。我在农村待了许久,对外面的事孤陋寡闻,这次可算是开了眼界。在来京的火车上就已听说刘少奇被打倒了,可刚到京不久又听说陶铸被揪出来了。许多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竟频频发生了。

        就这样,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又与王明哲同学一起前往上海。在那里找到潘松鹤同学,经他安排,让我们免费住到一所空无一人的花园洋房里。除了吃饭睡觉外,也都是在街上瞎逛,看大字报。以后就和王明哲坐船前往武汉,在他家住了一天,随即我就回长沙探望母亲去了。但在长沙也未待多久,便返回乌鲁木齐。

        到1967年的夏天,乌鲁木齐已是两派对立,壁垒分明。我们机关办公楼的门已用砖堵死,安了铁门,守门的人头带钢盔,手持梭镖。楼顶安了高音喇叭,整天对另一派叫骂,日夜不宁。全市的两派发展到持枪武斗。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继续待在机关也不安全,就又前往北京。

        这次我到北京是先去北京大学,住在南校门附近北大历史系的教师宿舍,睡在高望之的那张空铺,与王文清同一个房间。同时住在这里的还有新疆大学的沈传经夫妇(沈是1952级的同学)。当时北大也很乱,两派的矛盾正在激化。过去只听说,聂元梓写了大字报,是革命左派,可我在北大校园里却看到有些学生的大字报揭发聂的丑事,把她骂得狗血淋头。我还看见周培源教授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来回奔走,为筹建井冈山组织积极活动。一天傍晚,在操场举行北大井冈山组织的成立大会,我和萧超然也去旁观了。当时萧超然住在未名湖畔的全斋,我常到他那里玩,并曾和他一起参加过一次由夏自强主持的批斗原校长陆平的大会。

        但据我观察,北大校园里的暴风骤雨似乎即将来临,因此我就又回长沙去了。果然,不久北大校园里就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原留在历史系任教的我年级的李原同学竟被另一派抓住后毒打致死。听说,我的同班同学沈仁安也挨了打。

        秋去冬来,我在长沙家里也没有待多久,就与当时也在长沙的易漫白一起动身返回新疆。可车到宝鸡就得到消息说,新疆哈密车站发生两派武斗,铁路不通。我们便在该地下车,转宝成铁路南去四川。先到成都,在我表兄家住了几天,参观了杜甫草堂、青羊宫和锦江等处的风景。各处的景点一般都显得很破旧,特别是青羊宫,竟破败不堪,只有杜甫草堂管理得较好。

        接着,我们从成都搭火车去重庆,到达其地时还是凌晨两三点左右。车站内外虽灯火通明,但无论站内和街道上都寂静无人。时值寒冬,我们想找个地方或旅馆休息,但根本没有门。于是就摸黑走进附近的一所学校,那里也是阒无一人。破破烂烂,连个看房子与值班的人也没有。我们进入一个教室,里面有一些横七竖八的桌椅板凳,所有窗子的玻璃都被打掉了。我们只好搬了两张课桌来当床,因天气寒冷,就以身上的大衣做铺盖,在上面躺一躺。一直等到天亮,才起来去街上看看。这样,我们在重庆只待了半天,便继续乘火车经贵州、广西返回长沙。以后到年末才再度启程返回新疆。这就到1968年了。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家都无心搞工作,无论是日常事务还是业务工作。我们新疆科学分院对面是乌鲁木齐铁路局,该局有一个工程师,名史宝鉴,浙江嘉兴人,自称为清雍正、乾隆两朝重臣史贻直的后代。他人很好,是一个围棋迷,还懂法文。他为了找到棋友,就到邮局查询有谁订购了《围棋》月刊。他就是这样发现了我这个棋友的。所以经常来找我下围棋,几乎有点近于纠缠不休的样子。我不好意思拒绝,也只好陪他下。我曾托他翻译一本关于鄂本篤(Benito de Goes )的书,但并未完成。后来他在单位挨整进了牛棚,才不来了。我现在感到遗憾的是,那时在围棋上浪费的时间过多。到文革中后期,我便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了,开始抓紧时间读书。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并非完全没有读书和从事业务工作。

        1968年 9月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我们单位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是从湖南调来的龙书金。新疆内部总算稳定下来。但中苏边境的形势仍然很紧张。苏联在中国边境陈驻重兵,并不断挑起边界纠纷。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的1966年 6月10日,苏联就曾入侵新疆地区制造流血事件。1968年1月派遣坦克和导弹部队进驻蒙古,苏联又在1969年 8月13日,派大批坦克装甲车入侵新疆裕民县的铁列克提地区,新疆的一支边防部队被其包围歼灭。后来龙书金为此被指责为损伤了我国的国威和军威而下台。苏联并在同中国新疆接壤地区建立“中亚军区”,成为对我国的严重威胁。

        由于新疆已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单位也基本稳定。逐步开展工作了。于是我就在1969年两次回河南南阳和长沙探亲。

        1970年,我们单位来了军宣队,并开始在军宣队的领导下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这年冬天,军宣队组织进行军事拉练。我也积极地参加了(当时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所谓有问题的人还不能参加)。具体是背着行李,冒着风雪严寒,在冰天雪地里,从乌鲁木齐行军到玛纳斯和克拉玛依。可我这时已是四十岁的人了,到底不如年青人。我还没有走到玛纳斯就走不动了。检查的结果是左边膝关节软组织挫伤。只好要我坐汽车返回。

        自军宣队进驻后,机关主要是搞所谓斗批改。几乎搞了一年。

        前已提及,我从北京返回新疆时,曾带回《拉失德史》的手抄本,我继续对此书进行了研究。在谷苞同志主编的《新疆历史丛话》一书中,我还写文介绍过此书。在1965年版的《新疆简史》中,我也引用了此书的资料。新疆民族研究所资料室的同志,为了大家都能读到此书,就委托北京编译室在70年代初期将此书翻译成了汉文。翻译的稿本一直放在资料室里。在机关成立革委会之前,我就受托对其进行校订了。北京编译社的翻译人员,英文虽然很好,但都不是搞西域史研究的专业人员,故我在审校的过程中发现这个译稿对人名、地名的译法存在不少问题。有的人、地名,见于常见的《明史》,当然好办,但有些人、地名则仅在《明实录》中提到,而《明实录》又卷帙浩繁,不花大量的时间不能掌握。所以,该译稿就难免出错。

        为此,我在审校这部译稿的同时,全部查阅了卷帙浩繁的《明实录》,又根据编写《新疆简史》的经验,对译稿中的人名地名重新加以审定,对专有名词进行了考订。如,《拉失德史》中提到的地名 Moghulistan(Jatah) 和 Mangalai Suyah(Aftab Ru) ,均不见于汉文史料的记载。其中,关于Jatah一词,过去不为学者们所了解,故存在不同的译法。张星烺译为“哲太”(见所译《马哥孛罗游记》附录《元史西北三藩源流略记》);冯承钧译为“者台”(见所译布哇著《帖木儿帝国》)。但此名在《明实录》中已经提到, (如《嘉靖实录》卷六十三就提到“北合瓦剌,西连察台”的话),只是未被发现。所以我就将 Jatah 的译法定为察台了。而 Jatah 也就是 Moghulistan。此字向无译名,实即《明史》上提到的“亦力把里”,《元史》提到的“别失八里”。我将其写作“蒙兀儿斯坦”。而 Mangalai Suyah(Aftab Ru) 则既不见于《明史》,亦不见于《明实录》。我只好将其意译为“向阳地”。再如, 《拉失德史》中提到 Yunus 和 Vais 二人,但此二人的名字,都不见于《明史》,却见于《明实录》。在那里译为羽奴思和歪思。这应当是明朝人本来的译法。我就毫不置疑地采用了这两个译名。还有, 《明史》中记载有历代察合台后王的名字,如:阿黑麻,满速儿,黑的儿火者,沙迷查干,马哈麻汗,纳黑失只罕等,都应与《拉失德史》中提到的察合台后王相当。但两书的发音有所不同。这些,在《拉失德史》英译本绪论中都作了考证。我看这些考证都是可以接受的,也就在该译本的定稿中采用了。此外,对书中提到的某些事实,或某些需要说明之处,我都加了注释。

        《拉失德史》一书的校注完成以后,就是出版的问题了。我首先考虑的是送到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大约在1975年,我亲自将书稿送往北京商务印书馆,记得当时我的同级同学赵淑慧还在商务工作。商务也接受了,由赵琪同志经手。老赵在和我打过交道后,再次与我见面时就称我为齐思和先生的学生。他对别人也可能是这样说我,可见我的老师齐先生的名气和信誉是多么大。

        商务本来已准备要发排了,但新疆民族研究所因为将要开展编写新版《新疆简史》的工作,急于使用,就又从商务把稿子要了回来,交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可新疆人民出版社竟拖到1983年才将此书出版。(分两编出版,第一编于1985年印,第二编于1986年印。)这已是在新版《新疆简史》出版(1980年出版)以后了。

        《拉失德史》的英译者是著名的语言学家罗斯(E.Denison Ross),因其精通波斯文,故其译文的质量很好,被称为beautiful translation.我根据罗斯的自传《Both Ends of the Candle.》为他写了一篇传记,也给《拉失德史》一书的编注者伊莱亚斯(N.Elias)写了一传,将这两篇传记附录于该书汉译本之末。

         罗斯生于1871年,他在1936年8月(时年65岁)去土耳其访问,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了当时在安卡拉教回鹘文和汉文的葛玛丽小姐(ANNEMARIEVONGABAIN,1901—1993,时年35岁)。从年龄看,罗斯是葛玛丽的前辈.想不到,我于1982年竟在乌鲁木齐也会见了葛玛丽这位已81高龄的老一辈中亚学家,攀谈甚欢。她回国后还将她著的《中亚概论》寄来赠我。这可真是一种缘分。

        自《拉失德史》于八十年代出版以后,史学界才渐渐了解到明代新疆地区历史的许多事情。作为国内研究《拉失德史》的第一人,我倍感欣慰的是,我在《拉失德史》译本中确定的一些人名、地名的译法,逐渐被学术界所采用。以后国内关于新疆和中亚的著作中,基本上都是用我校定的《拉失德史》中的译名。我认为,这也算是我对新疆和中亚研究的贡献吧!

        在文化大革命最后阶段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开展的运动是对全体人员的历史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进行审查。我并不十分关心那些,所以,一到下班,就回宿舍抓紧时间读书。在炎热的晚上,灯光耀眼、蚊虫围绕,我还是在那里翻译巴托尔德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一书。这并非为了出版,而是为积累资料以便将来作研究用。

        再要提及的是,1971年末时,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曾要我们去牧区进行调查,其目的始终没有言明。我后来猜想,那可能是为了批判建国初期党的牧区政策找材料。因为,五十年代,党在新疆牧区是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的政策,坚持极左路线的四人帮显然是想以此为借口开展批判。于是,我们单位就派王守礼、李泰玉、加合甫、纪大椿和我等五六人,在1972年 1月前往阿勒泰地区进行调查。到了那里后,先在中共阿勒泰地委档案室把建国以来所有有关牧区改革的文件都翻过遍,然后就去阿勒泰、哈巴河、布尔津等几个县的牧区进行调查,一直搞到 4月。这一年的春节也是在阿勒泰过的。在那寒冷的冬天,我们真正是享受了积雪连天、冰冻三尺的北国风光,也见到了哈萨克族和其他各个少数民族不同风俗习俗的景象。至今仍令我铭记不忘。在调查工作结束以后,还由我执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的部分内容后来发表在《新疆牧区社会》(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年出版)一书中。纪大椿写的《哈萨克牧区调查散记》一文对这次调查有所记述.

        斗批改搞完以后,军宣队撤出,科学院机关开始下放行政人员去乡下锻练,而业务人员是不下放的。说是研究人员要恢复业务工作了。这时,中苏关系日益紧张,时常发生边界冲突。而林彪四人帮则刻意夸大苏联的威胁,制造紧张气氛。于是,在历史学界就以编写沙俄侵华史作为主要的任务。在我们西北地区,是由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新疆大学和我们新疆民族研究所五个单位联合共同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我虽然没有参加这项编写任务,但在1974年曾与他们一起去北京明清档案馆(现为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清朝档案。当时我住在和平里文化部招待所,每天去故宫东华门看档案。这次的机会使我大开眼界,我大量查阅了前清的奏折、提本的录副件,增加了对所谓内阁大库内容的知识。而这在前清时期是翰林、九卿都看不到的。

    五 我国参加国际中亚研究计划

        在新疆民族研究所与各协作单位忙着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时,我们重新编写《新疆简史》的工作也开始启动了。这次是要将1965年版扩大为四册,并要公开发行。参加编写的人员也增加了。我仍然是负责第一卷的宋元明清部分。

    我在工作的过程中,深深感到这部分资料十分不足。所以,我在那几年中大力为新疆民族研究所采办图书资料。途径之一是委托中国图书进口公司向国外采购,再就是到北京图书馆复制。我把北京图书馆的外文图书查了个遍,又常去灯市东口对面的中国书店、西单、王府井和琉璃厂等处买书。特别是在灯市东口对面的那个中国书店,我同那里的工作人员都熟悉了,他们甚至允许我到书库里去找书。经过这样好几年的搜集,购买和复制,现在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关于中亚的外文书可算不少。此外,我还在1975—1976年的冬天去承德、北京与南京等地参观和搜集资料,我曾写有《承德十咏》和《南游杂诗》纪其事,见《史馀斋诗稿》。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我在1975年与马雍取得了联系。他是在国师附中读书时比我高一班的同学,但很久没有联系。大约是1975年吧,我在《文物》杂志上看到他发表的一篇关于新疆(高昌)的文章。这不是与我同行吗? 我高兴极了,便马上给他写信,竟很快得到他的回信。那年,我因到北京商务印书馆送《拉失德史》的稿子之便,前去看他,他安排我住在他姐姐的一所房子并在他家就餐。就是在那次,我见到了他父亲、我二十五年未见的马宗霍老师。

        当时正当文革中,但马雍却没有去五七干校。据称他是因为曾患肋膜炎割去了肋骨数根,不能下乡,所以留在家里,但仍然坚持工作。他除了继续搞一些翻译外,后来,又在国家文物局参加了由唐长孺先生主持的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

        1975年以后,我由于参加西北边疆史挡案资料的搜集工作,经常去北京,而且经常是一住几个月到半年。因有这种条件,我才能常到朝内大街马雍家叙旧。他在北京与我们湖南的革命前辈杨东莼先生有往来。杨先生告诉他,王震同志想组织一批知识分子去新疆工作。马雍打算响应这一号召,确下定了决心去。因此,他化了相当多的时间来研究新疆的历史。他把二十四史中有关西域的记载都辑录下来,同时关心新疆的考古发现。这就是他作文考证新疆文物的由来。可是,这一去新疆工作的愿望后来并未实现。 

        他的另一工作是翻译摩尔根著的《古代社会》。这是杨东莼先生交给他的任务。杨先生因对旧版摩尔根著《古代社会》一书的合译者不大满意,就要马雍来承担这一重新翻译的任务。杨先生还托驻英国大使宋之的从国外找来最好的版本,其中除《古代社会》外,还有《红海周航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等书。马雍在其弟马巨的协助下日夜工作,终于完成了《古代社会》这部四五十万字巨著的翻译,交商务印书馆于1977年出版。

        当时马宗霍先生有一批藏书想处理,我因几次去敦煌参观,了解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图书室收藏的绝大部分都是绘画和美术方面的书籍,很们想添置文史方面的图书,并托我为之介绍接受者。我问马老师是否愿意将藏书出让给敦煌文物研究所。由于敦煌是世界文物宝库,该地气候乾燥,利于图书之保藏久远,所以,马先生高兴地表示愿意。我把他的这个意愿告诉了当时在敦煌工作的马世长先生(现北大考古系教授),经他们双方接触,马先生终于将他的藏书卖给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其间,马老师还请我到他家吃过一次饭,对我十分亲切,并拉我到他的内室交谈。他拿出自己的一本手稿,其上有杨树达先生手写的批语,批语称赞马的见解。马先生说他与杨先生不同派,今得杨先生的高度评价,甚感荣幸。

        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恢复工作后,历史研究所新增一个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孙毓棠先生任室主任,马雍任副主任。这个研究室除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的中外关系外,以后还研究中亚史和欧亚大陆史。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战后各国研究中亚的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方学的研究出现一个新的现象,即亚洲许多国家如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伊朗等国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这些国家便积极地从事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并积极地参加到国际的学术活动中来。这就使得中亚学的研究队伍扩大了,中亚文化的研究更加深入,其研究领域更为加宽了。                                                                   

        在1955-1966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计划中,有一个项目名叫“互相了解东、西方文化价值的计划”(简称东西方计划)。其目的是促进东西方国家的互相了解。这个计划既要研究东方文化,也要研究西方文化。但由于东方国家(如上述获得独立的国家)对研究自己的文化特别积极,结果是在东方文化的研究方面进展更大。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着手组织对东方文化研究的国际合作,并打算在亚洲国家建立研究中心。在各种研究题目中,首先就是中亚文化的研究。                                                                  

        196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东西方计划”的国际顾问委员会会议。与会的各国学者都提出了关于研究亚洲各民族的历史、文学和语言等方面的问题。前苏联学者建议研究贵霜王朝的历史,阿富汗学者建议研究帖木儿王朝的艺术。这些建议在1966年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四届大会上得到批准。并列入了1967—1968年教科文组织的财政计划。大会把它称为“中亚各族文明的研究计划”。其内容包括:贵霜帝国的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中亚各族的艺术史(包括犍陀罗艺术和帖木儿朝时期的艺术),中亚各族对科学发展的贡献,中亚各族的思想和哲学史,中亚各族的文学等。                  

        以后,苏联、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等国,便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财政支持下,开展了以上各个项目的研究工作。各国还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来承担这些项目的研究工作。

        贵霜研究中的迦腻色迦年代问题,是世界中亚学中一个争论不决的问题。如果从英国学者托马斯在1874年提出的一种说法(他说迦腻色迦的统治始于公元前一世纪的最后几年)算起,已有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中,各国学者提出的不同说法达十余种之多。直到1960年4月,在伦敦召开的贵霜年代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国学者人数很多)上,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研究计划中的贵霜史研究,主要由阿富汗和前苏联学者负责。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积累的资料很多。但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依靠考古来解决,但也不能忽视汉文史料的重要性。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阿富汗进行考古的外国人,除前苏联人以外,主要是法国人,日本人也常去。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法国人就在阿富汗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考古队,名为“阿富汗法国考古代表团”。先后领导这个考古代表团的有好几个著名的法国学者,如:阿•福舍尔,哈金,巴尔图,阿•哥达尔,以及格里什曼等人。法国人获得大量资料,使我们对希腊•大夏艺术的性质和起源问题,佛教传播的道路,以及贵霜帝国的国际关系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考古队先后在什隆伯格和伯纳德的领导下,继续进行了发掘,有重要发现。如1951年在阿富汗北部的苏尔赫•科塔尔,曾发现贵霜统治者的殿堂。1963年在艾•汗尼木村附近发现一个希腊•大夏城。苏尔赫•科塔尔的发掘工作,前后延续达二十年之久。对其中发现的一件文书以及苏尔赫•塔尔建筑上的铭文进行考释辨认,表明贵霜帝国的语言是古代的巴克特里亚语。这种语言至今仍是世界上从未知道的。阿富汗的学者也参加了法国考古队的工作。到1966年阿富汗才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国家考古队。1967年成立阿富汗考古研究所。1968年成立研究贵霜历史的地方中心,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财政资助。

        战后,也召开了一系列的国际会议,研究中亚的历史和文化。如196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杜尚别召开了讨论贵霜帝国社会、政治和文化史的国际会议。1970年5月,在喀布尔召开了贵霜考古工作的国际会议。1969年,印度自己举办了一次关于中亚研究的国际会议。同年,在撒马尔罕召开了关于帖木儿王朝时期中亚艺术的国际会议。1970年在喀布尔召开了考古工作会议,在伊斯兰堡召开了科学发展史的会议。所有这些会议,都有世界各国(包括阿富汗、保加利亚、英、法、德、匈牙利、印度、伊朗、意大利、日本、蒙古、巴基斯坦、波兰、瑞士、土耳其、美国以及前苏联)的学者参加,但中国从未参加过这类会议。

        1970年以前对中亚文化的研究,被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研究计划的实验时期。1963年底,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中亚研究计划扩展到蒙古,而实际上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并非中亚的范围。由于苏联的支持,蒙古被接受参加中亚研究机划,接着,就在1970年9月2日至7日在乌兰巴托召开了第二届蒙古学家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除讨论蒙古学以外,还提出了一个能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亚研究机划”挂得上钩的题目,即“游牧民族在中亚文化起源和发展中的作用”。1970年底,蒙古人民共和国被正式接纳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亚研究机划”。后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用英文出版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该书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的,于1973年在莫斯科出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亚研究计划在1970年年底结束其实验的阶段(为期四年)后,又准备一个新的计划(1971-1972)。这个新计划就是研究现代的中亚文明以及扩大中亚研究的地理范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1年4-5月在巴黎总部召开了一次关于以上问题的协商会议。中亚有关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学者被邀请参加了会议。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荷加特在开幕式上指出了研究近代中亚问题的必要,也强调了传播关于中亚文化的知识的重要性。因为人类的大多数对这个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几乎毫无所知。会议同意了关于研究“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中亚各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计划。

        其次,在这次会议上还建议和讨论了成立一个国际研究协会的问题。经过讨论,决定其名称为“中亚文化研究协会”。

        次年(1973年)9月26日至10月5日,在土库曼斯坦首府阿什哈巴德召开了国际会议,讨论关于近代中亚各国的社会文化发展的研究计划,有世界二十三个国家的学者参加。会议的参加者一致同意在1973年成立“中亚文化研究国际协会”。到会的蒙古代表还提出于1973年在乌兰巴托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游牧民族在中亚文明中的作用”问题。1973年的乌兰巴托国际会议,有世界二十个国家的三百名学者参加。

        在第二十九届东方学家国际会议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3年7月23日至25日在巴黎总部召集参加“中亚研究计划”的各国学者开会,成立“中亚文化研究国际协会”。与会者讨论了协会的章程草案,于1973年7月25日通过。当时中国没参加。

        自蒙古加入中亚研究计划以后,各国学者即考虑要把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中亚的东部,同时也酝酿编写《中亚文明史》。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我国参加中亚文化研究国际协会和他们实行的中亚研究计划。在我国有关领导召集的征询意见的会议上,马雍极力主张接受这个邀请。经我国政府研究,决定参加中亚研究计划,并参加“中亚文化研究国际协会“。

        为此,马雍就全力投入筹建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和组织力量准备参加中亚研究计划(如《中亚文明史》的编写)工作。在社会科学院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之下,他利用自己与学术界的广泛接触和同各方面知名人士的交往,顺利地请到包尔汉、陈翰笙、翁独健、韩儒林、夏鼐、季羡林、朱杰勤等著名专家参加发起。他叫我参加协会筹备组的一些具体工作。我和他的一些同学好友以及有关的中青年学者都是他的积极的支持者。1979年10月 4日,我参加了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筹备组的一次业务会议,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9年 4月23─24日在巴黎总部召开的专家会议所通过的《中亚文明史》六卷的内容提要和我们今后的工作计划。

        随后,就于1979年10月15日在天津召开了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的成立大会。包尔汉、陈翰笙、梅益、季羡林、夏鼐、翁独健、韩儒林、梁寒冰、章巽、孙毓棠、熊德基、朱杰勤等著名专家都到了会,陈翰笙亲自主持。最后,大会于10月21日闭幕,选出协会的领导机构──理事会,推举陈翰笙为理事长,孙毓棠、朱杰勤、马雍为副理长,马雍兼秘书长,季羡林等十一位学者为名誉理事,马雍等三十九人为常务理事。我也忝被推为常务理事之一。  

        同年11月,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理事会特别会议。我会派名誉理事翁独健和副理事长马雍参加。在这次会议上,我国新成立的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即正式参加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ISSCCA),作为成员之一。我会代表翁、马二人当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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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老师:您好!我是民族学系新疆民族研究方向的教师。我很钦佩你的学识,特别是中亚研究。但遗憾的是未曾谋面。我于1975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分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搞新疆民族研究。1983-1984我在新疆历史所进修一年,陈慧生、纪大椿、徐伯夫、蔡锦松、郭平梁、郭蕴华诸老师都熟,特别是陈慧生、纪大椿、杨乃初对我很好。后我多次赴新,都去看望他们。05年,我到所里又见到了田卫疆,纪老师。还见了杨乃初)。虽未见过你,你的书我都看过,如见其人。祝你健康长寿,幸福快乐。我现在也带博士生,如你来京,我当去拜访你去。我和齐清顺、刘戈一年毕业吧。看到你的西域回忆,我也想起我在新一年,我去了阿勒泰、伊犁调查,历历在目,受益匪浅。再次祝愿你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