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08月30日

    王治来:回忆录—东北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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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初期,国家面临着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以及国防建设的诸多问题。而对解放军说来,在面对着帝国主义封锁的条件下,不但负担着保卫国家的任务,而且台湾尚待解放。对此,决非再靠小米加步枪所能胜任。因为我军指战员主要是工农子弟,虽然思想政治觉悟较高,作战英勇顽强,但因没有机会上学,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与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很不适应。因此,当时东北军区已在准备开展文化教育的教员以储备各种人才。     我从1949年秋考取湖南大学中文系读书,到1950年上半年大一已快读完。19505月中旬,学校忽然通知说军队要在湖大招聘学生前往东北,愿去者可报名。有一天,部队来的郭开锋同志[1]①在韭菜园校区礼堂作报告,介绍部队的情况。我也去听了。听过这场报告以后,我很快就报了名。就我现在所能记忆的,同时报名参军的同学有:中文系有戴兰斋、薛葛民,历史系有唐泽映、杜家兰、易懋官、胡刚、张家持,外文系的有陈勃如、王超群、邹泽娟,教育系的有王柏森,还有一些理工科的同学,今能记得的只有土木工程系的丑立本和数学系的许相照。随后,就在527日随部队的干部出发了。     在离开长沙以前,我去水风井三联书店看望了中学的同班同学周良霄,也是告别的意思。因听说东北冷,走时就将他的一套棉衣(灰色的干部服)拿走了。我们由东北军区的一位干部带队从长沙出发,到武汉停留了一下,并将行李过磅。离开武汉后,到郑州又下来休息。当时郑州很荒凉,只有几条简陋的街道,街上人也不多。火车站很小。物价倒是便宜,在车上一毛钱可以买六个鸡蛋。到街上也许更便宜。我们在郑州没有待多久就继续前往北京。     到北京后,在司法部街附近稍作休息,就转车前往东北的四平市。大约在64日到达目的地,我们就算是正式入伍了。我们的单位名叫东北军区政治部政治文化干部训练大队。大队长名叫许以明(他以前是东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干部教育科科长),政委名叫邱北池。大约有一千多学员,男女都有,主要是湖南人和河南人。除我们湖大的学生以外,还有中学生。也有军大来的一部分学员。      我们的驻地是一大片日本人留下的房子,周围并没有居民的住宅。那些房子很漂亮,但经过解放战争炮火的摧毁,大部分是败壁颓垣,没有屋顶。只有部分经过修整以后作为我们的营房。宿舍没有床铺,我们都是在地上铺上榻榻米(日本式草垫),再在上面铺上被褥打通铺。后运来一部分钢丝床,是我们自己劳动,从车站背回来的。全体学员都按部队的形式编成连、排、班,一个班十多个人就住一个房间,作息、学习、开会都在一起。     大队每天的活动,除早操以外,就是上课和讨论。由大队长许以明同志讲课。政委有时也讲。我记得许以明同志在上第一堂课时曾自我介绍他三十五岁(也就是说比我大十五岁)。但还不知道他的经历,后来读到《莫文骅回忆录》才知道,他在延安抗大时就教过哲学,可说是老资格的理论教育工作者了。我们学习的课程主要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问题等,课后进行讨论,以树立革命观点,群众观点和劳动观点。但在我们入伍以后不到一个月,朝鲜战争就于1950625日爆发了。这就给我们一个学习爱国主义的课题。大家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十分气愤。     我们在这里只学习了大约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完成。最后是写自传,总结自己的历史。然后分配工作。大部分学员都分配到野战部队,少部分留了下来继续学习。我也属于留下来的一分子。据现在能记得的,留下来的学员多半是大学生或文化程度较高的。如前已提及的戴兰斋、薛葛民,唐泽映、杜家兰、易懋官、胡刚、张家持,陈勃如、王超群、邹泽娟,王柏森,丑立本,许相照,其他理工科的学生也都留下了。我现在的理解,是觉得许以明同志颇为爱惜人才,他是想把这些人留着将来使用。     我们这些留下来的学员在结业以后,于初冬时节离开四平,来到长春市。天气已有几分寒意。不久就发了棉军服,上身是棉袄,下身是棉马裤,马裤外边有红条,十分威武。当时邱北池政委已调往装甲兵,他们和我们都住到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那栋大楼。大楼建筑得非常精巧、美观和现代化,门窗的挂钩和锁把都是铜制的,整个地下室充满了各种机器和管道,甚至有水井,简直就是一个自动化的操控中心。每层楼的各个办公室都有输送文件的管道。不用人去送文件,就是在现在也会令人惊叹。     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我们又搬到胜利公园后面的一群日式楼房,那里既有小楼别墅,也有集体住的宿舍。所有的房子都有暖气设备和厨房用的管道煤气。这在我们看来,是很高级的了。当时不要说没有取暖设备的南方,就是在华北也多是烧煤取暖,煤气也很少。当然,在当时的东北,也只有原日本人的房子才有这样的设备,一般的老百姓也都是烧煤,以壁炉与火炕取暖的。我们住到这里,不但有钢丝床,而且有礼堂,教室,饭厅和游艺场所,条件可说相当优越。很快1951年就来到了。我们在新的名义下(这时名叫“东北军区政治部干部训练大队理论教员训练队”)和新的环境中开始了学习。同时又成立一个干部训练队,从部队调了一些干部(包括部队的文化教员)来学习。这个队只办了一期。我们队和这个队在毕业后都发了毕业证书。     在这个队毕业以后,我们就专门学习理论。学习内容与在四平时有所不同,理论课程比以前较深。如《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都是在四平时没有学过的。《政治经济学》是由许以明同志讲课,用的是苏联人列昂节夫编著(由解放社出版)的那个课本。他要我给他当助手,主要任务是找资料,编写讲稿。我就是在这个时期为完成任务而读了郭大力翻译的《资本论》和许涤新编的《政治经济学》。我写的讲稿总是把引用的马克思的话用红笔写出,看起来醒目了然。许以明同志对我的工作很是满意。除了这门课以外,还曾请宣传部长孙泱同志[2]前来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部长完全是一种高级知识分子的派头,他参加我们的舞会,舞跳得非常漂亮。《中国近代史》则用的是陈恭禄(19001966)编的课本。陶恒晋同志讲过近代史。此外我作为教育干事,曾去东北师大找关于近代史的讲课大纲或讲义。并曾请张如心(19081976)来讲过一次课。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同志前来视察时也给我们讲过课。     我们的学习,不但注重理论,而且也注意与实际相结合,所以几度组织去农村和厂矿参观。如参观了抚顺的露天煤矿,参观当时全国著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延边的朝鲜族的金时龙生产合作社,并去农村进行生活体验。东北的村子都叫屯,一到冬天,农民都待在家里不做农活(叫做猫冬),主要用火墙烧煤取暖,也颇为舒适。     许以明同志会下围棋。当时,有日本人留下的围棋,用木板做成的棋盘,可折合成长方形,围棋子是贝壳做的,很精致。我颇爱好,就学着和老许下。以后竟下得还可以。除有了这种嗜好以外,就是买书看书。那时,苏联出的书很多,有俄文书,也有苏联理论著作和俄国小说的英译本。再就是苏联出的马列著作汉译本。我们大队的图书室也有一些图书。这已足够我阅读了,因为当时还不搞研究,需要读的书还不算多。     在这以前,中共中央已在19501010日发出了《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12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大城市应当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于是,长春市也开展了这一运动(当时长春市的市长是刘亚雄)。我们单位也相应开展了学习,主要是进行审干和肃反。上级为了加强领导,从大连调来陶恒晋同志担任我们大队的政治委员(陶后来在湖南医学院和吉首大学工作)。经过学习,对大队全体成员的政治历史都作了结论。     1952年,中央军委队对部队训练的指示中规定:“全军除海、空军及雷达部队之外,均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并决定从19526 月至19535 月,在全军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文化教育运动。所以,当时东北军区决定在我们大队的基础上成立政治文化干部学校,并派遣季铁中[3]19161985)来任校长兼政治委员。许以明任训练部部长。训练部下设立了两个系,一个是理论教育系,一个是文化教育系。丑立本、王治来、陈上达和萧经尧被调至理论教育系当干事,负责计划组织理论学习的事宜。当时我和季铁中同志比较熟,主要因为在1953年时,季曾有意要我帮他写自传,每周到他家和他交谈。只因我不久被调往沈阳东北军区政治部,才未将该项工作继续下去。1975年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 季铁中同志住在北京地质学院的一栋宿舍里,我曾去那里看他。     但不久东北军区党委又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全军区范围内开展了“三反”运动。运动中我们理论教员训练队曾举行过一次会议,向领导提意见。当时有部分同志(主要是一些来自湖南大学的同志)在发言中对指导员包兴元同志提意见比较激烈。没想到,领到上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竟认为这些同志的意见反映的是立场问题和政治问题,与后来的反右运动十分相似。学校领导认为训练大队成员复杂,许以明同志不过因为爱惜知识分子人才便被批评为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在这次提意见的事件和三反运动尚未结束时,许以明同志就带了我和萧经尧(离休前在湖南省外经委工业品公司工作)及陈元凯三人去双城,从归国的志愿军某军教导团选调一批知识分来政治文化干部学校充当教员。据萧经尧后来说,这批调上来的同志中,有一名冯荆育者,一直感谢和怀念我们,因为他后被调到东北军区政治部前进报社工作,一直干到正师级退休。     没想到,在我们从双城返回时,上述那些提意见激烈的人已经被遣送回原籍了。当时的整个做法是相当左的。     1953年建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也从我校选调干部,我记得许相照和另外一些学理工科的同志都被调去。他们主要是去当教师。不久,许以明同志被调往北京马列学院(今中央党校)学习。     当时,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是于19515月下旬新到任的莫文骅同志(19102000)。宣传部长孙泱同志已调往北京,后任中国人民大学任副校长,继孙泱担任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的是从志愿军返国的汤从列同志[4]。组织部部长是谭开云同志。东政还有一个苏联顾问,是苏军上校阿那洛夫。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是东北局书记高岗,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副司令员贺晋年和副政委张秀山和周桓。莫文骅同志曾来学校视察,后来他在《莫文骅回忆录》中也提到长春政治干校的事。     19537 月,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历时3 年多的朝鲜战争以朝中人民的胜利和美帝国主义的失败而结束。     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汤从列同志曾到长春来对我校进行视察,他回去后就下令把我调到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我于1953年秋前往沈阳报到,被安排在宣传部宣传科工作。当时宣传部还有好几个科,如干部教育科,青年科和一个《前进报》社,有一个小的图书室。宣传科主要是负责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时事、政策的宣传工作。可以说是部长的直接助手。当时部队的时事宣传,主要是根据我们宣传部编写的教材进行学习,而编写时事教材就是我们宣传科的任务。我个人的工作也就主要是编写教材之类,有空余的时间就埋头研读马列著作。当时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一版,还有苏联编辑出版的《列宁文选》,国内也出了《列宁文集》,我通通都买了来读。这段时期是我读马列著作最多的时期。     我们宣传部在政治部大楼的二楼,一楼是文化部。文化部下属有一个文工团和一个从国民党部队接收过来的京剧团。我在中学时就爱好京剧,甚至学过拉胡琴,什么西皮、二簧、反二簧,我都知道。这时,京剧团经常在我们楼下演出,如要去听戏,从二楼的通道就可以进入剧场,可以随便去,也不要买票。这样,由于经常听京剧,我对京剧的爱好也就更加强烈了。直至现在,仍然如此。而现在在家里,我看京剧总是处于孤立状态。     领导间或也来机关看看。我记得有一次,莫文骅主任陪着苏联顾问阿那洛夫到宣传部来检查工作。这位苏联专家走到我的办公桌前问我说:“你们怎样了解下面部队的情况?”我说:“凭下面送来的报告。”阿那洛夫说:“O! Doklad.”再没有说什麽。但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确是太重视学习苏联了。我们莫主任是兵团级的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而这位苏联顾问不过是一个上校。要我们的莫主任陪他,真是抬举他了。     我曾负责编写归来人员(指在朝鲜被美国俘虏后又送回的人员)学习的教材,这种教材的定稿都要经莫主任亲自看过。有一次,通知我,教材某处需要修改,要我到莫主任家里听取他的指示。我就是在这次有幸到了莫主任的家里,聆听他慈祥的教导。至今记忆难忘。当时归来人员驻在昌图,我们科许辛科长曾亲去那里了解情况,但我没有去过。不过听科长回来后向部里汇报时讲,归来人员中有许多人在被俘虏后仍然非常忠于祖国,能保持我军的气节,他们被关在巨济岛战俘营时与敌人的斗争是很壮烈的。     19545 月,莫主任奉调去北京,参加创办解放军政治学院的工作。同年秋,国家号召机关干部参加高考,我当时感到自己在机关过于醉心于读书和研究,与大多数人的气氛不很协调,便也申请报考。竟得到批准。我在东北工学院的考场应试时,感到并不很难,果然就被录取了。我们宣传部副部长郭开锋同志的夫人在见到我时说:“了不起呀!你考取了富有革命传统的北京大学。”我自己也感到乐滋滋的。     我一直想念许以明同志。后来看到《莫文骅回忆录》才知道,莫主任在筹办解放军政治学院时就把许以明同志作为教师人选之一。他说:“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下,我们从全军和地方抽调了一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充实我们的教员队伍。其中不乏一些专家学者,如从抗大就开始担任哲学课教员的许以明同志,学识渊博,理论功底深厚,读了很多书,光书目的索引卡片就装满了一大箱子。”从莫主任的这段话,我也进一步了解到老许的学识根底。     我考取北京大学到京以后,知道许以明同志还在马列学院学习,就首先去那里看望他。因初到北京,不熟悉,我是要萧超然陪我一起去的。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正准备调你来京,你怎么却到北大去了?”他又说:“你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还去上大学,要学习五年,将来还要工作呀!”我不好意思,只得说自己好学习,还想多读些书。当时老许家住城内祖家街,他又邀请我去那里吃饭,他和爱人朱志静(也是我们干训大队的同学)一起给我包饺子,盛情地招待了我。后来,许以明同志终于到了解放军政治学院担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可惜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已去世,我再没有机会向他请教了。


    [1] 郭开锋,广东潮阳人,1920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1938 年初到延安, 4月入抗大4期。1945年,在东北民主联军吉东保安军任宣传科长、宣传部副部长。1946年,调任东北民主联军吉林军区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1949年,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宣传部教育科长、宣传部副部长。1955年任沈阳军区宣传部部长。1963年,任中国人民海军北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1969年,调任东海舰队舟山基地副政治委员。1973年,任海军政治部副主任(正军级)。 1987年在北京离休,后被聘为汕头经济特区顾问。

    [2] 孙泱是孙炳文之长子,曾任朱德的秘书,后调人民大学,任副校长,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其父孙炳文,号浚明,四川叙州人。民国初年在京办《民国报》,任总编辑。后留学德国,与朱德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清党时惨遭杀害。孙炳文与同任《民国报》编辑的任维坤结婚,生孙泱与孙维世子女二人。

     

    [3] 季铁中,黑龙江省宾县人,1932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东北抗日联军大队指导员、八路军12919团政治部主任,并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期间,曾任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省军事部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任42124师政委,首批入朝作战。1960年参加大庆石油会战,曾任大庆工委副书记,后调石油部任副部长。

    [4] 汤从列(1916   ),解放战争时期任三纵宣传部长,后任42124师政委,后与苏克之合著《八千里路云和月——抗美援朝战争中的42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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