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08月30日

    王治来:回忆录— 初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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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49年4、5月间,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巨大的转变。4月21日,毛泽东主席与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随即胜利渡过长江。4月23日,解放南京,结束了蒋政权的22年的统治。这对我们那偏僻的南岳也震动很大。土崩瓦解的国民党集团向广州方面撤退,国立师范学院当局也在酝酿随其迁移。国师附中师生当即向院部请愿,反对迁校。我也积极参加了。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于5月成立应变委员会,组织全体师生护校。24日举行追悼“519”、“520”被枪杀学生。

        在那种情况下,学校已无心继续教学,整个处在人心惶惶中。与我要好的萧超然与周良霄两位同学相继于5月间离去,我也就前往九龙泉(其地距南岳镇十五华里)叔祖母家暂住。不久萧超然从长沙给我来信,说长沙已于8月4日和平解放,并说他已考取了北京大学,并催我赶快去长沙,说去了后要参加工作或南下都有机会。

        就在这时,我在九龙泉听到从学校传来的令人震惊的消息:白崇禧属下的鲁道源第十一兵团,于8月28日包围了国师及附中,逮捕地下党书记熊家宽和学生32人(包括我班的陈泽民、曾竹生等),加以拘禁;同时传讯了附中校长厉鼎勋。这一消息不但使我感到不安,更令人恐慌的是不断有同学从学校逃出(包括时在岳云中学读书的谭弼亚,即谭正儒之胞弟),经过我叔祖母家所在的九龙泉,翻山越岭前往衡东。我班的张孝谋、汪崇万、龚道悟等也来到我家。我带着他们到衡山县城城内我父母那里。

        我告诉家里说我打算去长沙。父亲就求其表叔戴隆本给其兄(时任《晚晚报》总编辑的)戴哲明写了一信,请他安排我到他主持的报社做点事。我母亲也同意我们前往长沙,但考虑到,湘江以东已由解放军控制,而湘江以西却仍然在国民党军的手中,要去长沙须到衡山以北十多里处才能不受注意地渡过湘江,而过了湘江以后又须有地方吃饭,于是她就亲自给我们带路。在过了湘江以后,母亲又带我们到大桥湾我舅公谭鸿儒(我母亲的舅父)家,在那里住了一晚,然后就让我们自己步行前往长沙。在我们走了以后,附中的教师夏同生(中共党员)也逃来我家,我父亲给了他一些银元,指点他离去。这我是在到达长沙以后听说的。

        我们大约是在九月下旬到了长沙,我并没有去找表叔公戴哲明。但因人生地不熟,我就跟着张孝谋到长沙南郊他家里住了几天。再回长沙城里时就遇到已来到长沙的周良霄和萧超然。萧正在筹措去北京上学的路费,而周则准备报考三联书店。他是找当时在交际处(在今湘江宾馆)工作的朱文典(国师附中的同班同学,中共党员)写个证明才报了名,结果考取了。

        这时,湖南大学也在招生。该校虽然不如北京大学那样有名,但作为一所国立大学,她历史悠久,也算国内知名的高等学校之一。论历史,其前身可追溯到公元976年(宋太祖开宝九年)创办的岳麓书院。后虽屡遭战火,但历经南宋、元、明、清各代兴学不变。自1903年后,先后改为湖南高等学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到1917年,经教育界人士杨怀中、杨树达、朱剑凡等发起筹建湖南大学,终于1926年合并当时的工业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正式成立湖南大学。

        当时考大学只要有一张毕业证明即可报名,我并没有领到正式的高中毕业证书,只有一张用信笺写的证明。我因不喜欢自己原来的名字‘王治平’,就在报名以前把证明纸上的王治平改为王治来。我当时并没有给新名字设定特别的涵义,但现在看来,我觉得改得还可以。中国的解放不正是由乱到治吗!新中国的成立不是‘治’来了吗!正如杨树达先生所说的:“辛亥以后,国事扰攘,将四十年,国民望治甚殷。”(《积微居回忆录》第293页)当时全国人民都是抱着这种企盼的。我在1984年调回湖南以前,陶懋炳一直是叫我的旧名字王治平。其后他给我的这个新名字又作了另外一种解释,说‘来’字是平字出头,两侧长翅膀。这个解释虽然令人兴奋,但我却既未出头,也未起飞。岂不有负故人的期望?

        再则当时报考大学也并不怎么仔细审查学历和资格,用假毕业证书报名也不要紧。如果考取了,也不再审查历史。我因在中学时就爱好文学,所以就决定报考湖南大学中文系。我在高三下期,因参加一些民主活动,读书并不用功;特别是数、理、化三科的成绩,甚至赶不上班。这次考湖大就有点害怕考不取。这次考中文的考题是“谈自己学习中文的收获”。前已提到,我在读中学时就读过《闻一多全集》,不但读了其中的唐诗选,而且读了闻先生的研究论文。闻先生的有些讲法我还颇为熟悉。因此,我在答题时就驾轻就熟地把闻先生那篇《<诗•新台>鸿字说》中的说法写出来作为答卷的内容。我相信,这份中文试卷一定是我得到较高评分的原因。

        结果,我真的被录取了,而且考了第四名。我现在还记得,第一名好像叫于鸿慧(北京口音),第二名是一个女同学,叫王绛雪,是我读省立十二中时的高班同学(似乎高好几班,年纪当然比我大,会作旧体诗。)同时考取的其他同学,除了刘安武,我至今仍与他保持着联系以外,其他的我现在都不记得了。刘在湖大中文系也只读了一年半,就于1951年春调到北京大学东语系,1954年毕业后留学印度,回国后在北大任教,2005年1月北大聘之为资深教授。他是研究印度文学的知名学者,现任印度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这说明,人之能为人所知,完全在乎机遇。他如没有去北大和留学,可能也会像我一样不能成材吧! 

        解放后湖大的校长是李达。国立师范学院合并于湖大,国师的一些教授也来到湖大。这样,湖大中文系就集中了不少知名的教师如,杨树达、谭戒甫、马宗霍、杨荣国(文学院院长)、谭丕模(中文系主任)等。当时过河是乘轮渡,从濚湾镇到湖大中间民居很少,全靠步行。湖大的学生有的是在学校附近的居民家中包饭,每月大约两块银元。我也这样吃了一个短时期。时马雍在历史系读二年级,他是从中央大校转回来的。还是爱玩爱闹,我去过他的宿舍一次,看见他在和别人下围棋,呼喝之声闻于邻舍。

        我们入学后,中文系先是在岳麓山校区,但时间不久。不久,中文系和外文系就搬到城内韭菜园圣经学院内。韭菜园圣经学院原为美国教会所办, 房子为教会所盖,有一座三层的正楼,另有三栋宿舍,里面还有洋人传教士的别墅和住宅,环境相当优美清雅。抗战初1937年国民政府成立的长沙临时大学,其校本部就设在这里。1937年11月1日, 长沙临时大学如期开始上课..这个日子以后就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这对于我们长沙说来,也可以说是一件光荣的事.

        1937年11月24日长沙首次被炸,小吴门火车站附近中弹,伤亡甚众,但长沙临时大学并未受损失;1938年11月17日文夕大火,韭菜园圣经学院的房子也没有被烧。所以,在解放初,湖南大学才有可能将这里作为校舍的一部分。但基督教的传教士仍然住在后门的小洋房里。有一些学生同洋人很接近,经常搞宗教活动,如查经等。

        杨荣国先生并没有教我们文学方面的课,而是开了一门政治经济学。这在当时算是政治课。系主任谭丕谟也没有给我们开课。给我们一年级开课的有马宗霍先生,讲古文字学;王西彦先生,讲文艺学;王啸苏先生,讲诗;另外还有冯放先生,似乎是讲小说。其中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马先生。

        我对马先生特别注意是因为早在国师附中时期就久闻其名。马先生给我们开的《古文字学》课主要是讲《说文》,第一堂课一开头就把从刘鹗(铁云)到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奚落了一顿,说刘鹗的《铁云藏龟》中搜集的那些东西都是假的。现在看起来,马先生讲的这些显然是不对的。

        马先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曾和吴宓先生合作办《学衡》杂志,故吴对马曾有过评价。吴说:“马承堃,字宗霍,湖南人,王湘绮先生(闿运)晚年之门生,年近三十,未婚,现任暨南大学(后改国立)教授。其人言大而夸(作文只能述旧闻),讥诋一切人。《学衡》杂志封面上之‘学衡’二字,是由马宗霍求其师曾农髯写成(曾先生名熙,衡阳人,为宗霍之同乡先辈,时居上海卖字)”(见吴宓《自编年谱》)但我认为,说马先生“言大而夸(作文只能述旧闻),讥诋一切人。”这是否有点过头。比如,马先生对杨树达先生就是颇为尊敬的。我在1975年(即马先生逝世前一年)因帮马先生处理图书的事曾去北京光彩胡同先生家,先生留我在他家吃饭。饭前他拉我到其内室叙谈。他拿出一册自己的手稿,上面有杨树达先生的批语。批语中表示“钦佩”马先生的见解。马先生对我说:“我在文字学研究方面与杨先生不同派,今得到杨先生的钦佩,深以为荣。”也许当时马先生处在迟暮之年,心境有所不同,但也并非藐视一切人。

        教我们文艺学的王西彦先生是浙江义乌人,著名作家,当时三十六岁。他每次上课都是西装革履,穿得很整洁。当时没有教材,王先生就将其讲稿全文写在黑板上,然后进行讲解,但有很重的浙江口音。他的课没有讲多久,就离开湖大到武汉大学去了,也没有打招呼。事后,系主任谭丕谟来向我们解释,表示对王先生很不满意,说他没有组织(但后来王还是参加了共产党),所以没有组织观念,等等。其后,似是由冯放接了他的课。

        给我们开古代诗歌的王啸苏先生,当时已六十八岁了。所以,他是坐着给我们讲课。并没有什么系统的讲授提纲,有时只是拿一首诗,当场吟哦,解释其含义、音韵和作法。在我的印象里,好像并未讲几次就无下文了。

        没多久(大约是四月间),我们宿舍发生火灾。在慌乱中,我将一些书籍(包括那套《闻一多全集》)和用来顶交伙食费的一袋米,从楼上抛下。书和米都被甩得撒满一地。其他同学的情况大都相似。大家也都无心念书了。

        一个月以后,东北军区来我校招聘人员去部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我也就与其他一些同学报了名。经学校初步审查和部队批准后,前往东北参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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