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08月29日

    王治来:回忆录—国师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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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师附中是1938年成立的兰田国立师范学院的一部分。说到国立师范学院(简称国师),应当说,她是抗战时期新成立的一所颇为知名的国立师范院校。当时直属国民政府的国立大学共有六所,即: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合成)、西北联大、中央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和湖南的国立师范学院。综合大学内一般都设有师范学院,而湖南的国立师范学院则是独立的师范学院。这在国内可谓首创。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九月,时任光华大学附中部主任的廖世承,奉教育部命,筹办国立兰田师范学院,前来湖南 。当时,由于大批沿海地区大学的教师纷纷内迁,这给国师的创办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当时国内许多著名的专家都在国师任教,如,李剑农、高觉敷、谢扶雅、储安平、刘佛年、熊德基、马宗霍、黄子通、骆鸿凯,以及钱基博和钱钟书父子都在国师任教。有的说,钱钟书先生写的小说《围城》就是影射国师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该书写到的教师内迁时从沿海到内地经历的艰辛和那众多的人才,就可以令我们想象当时的情况 。总之,当时国师也可算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学校了 。

    国师迁来南岳后,以南岳山上的白龙潭为校址。在抗战初期1937年8月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曾以白龙潭的圣经学校作为临时大学分校(即临大文学院)的校址,其附近有白龙潭、水帘洞等名胜,还有王船山归隐处等古迹。环境僻静,风景优美,犹如世外桃园。而附中则以原省立十二中占据的南岳大庙作为校址,以大庙东廊做教室,东廊后的许多房子做师生的宿舍。十二中把大庙的房子让给国师附中以后,前往衡山县城西的两路口。附中迁来时,我已在省立十二中读高一上学期了(1946年春入学),但还是慕名去考国师附中,重新再读高一。这在当时并非独例。因为附中不但师资设备比其他中学要好得多,而且因其隶属国师,还有公费待遇。凡获得甲等助学金的同学,既不要交学费,也不要伙食费。我们班的班主任是马宗霍的大女儿马志琳,她管助学金的初审,我有幸也获得了甲等助学金。

    国师附中由于有这些优待,所以,尽管该校设在南岳,但全省的学子都想到那里就读,以致相当难考。如我们班的同学共计有八十人,但籍属衡山的却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四人。我们这些有幸被录取的学生,我敢说多半是优秀的可造之材。当时附中与其他的中学不同,入学后还分科,即每个年级分为甲班(理科班)和乙班(文科班),两个班的教师和课程的深浅略有不同。但总的说,师资的力量是比较强的。教师全部都是国师毕业的学生,甚至是国师的教师兼任。国师附中既是国师学生的实习场所,也是教育系的实验场。

    就我现在能记得的,我们入学时,校长是朱有献,不久换了张文昌,以后是厉鼎勋。我班第一学期的英语课就是由张文昌上,第二学期换了张健之。他们都是用英语讲课,实际上我们听不懂。当然听听也好。张健之以后的英文教员是李文,李文以后是杨先焘(杨可能是国师的副教授,以专门研究英文前置词著名)。

    附中的国文教员都是马宗霍的学生。马是章太炎的弟子,曾任国师中文系主任,教务长。据伍大希回忆,他在给中文系新生的讲话中,对有些考生用白话文作文大为愤慨,并讲了一个故事说,戴季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时,请他主持高考(指文官考试考县长),马先生提出“白话不阅”。戴不采纳他的意见,马就说:“戴季陶自己也写不通文章。”因此,我们附中那些国师毕业的国文教师就继承马先生的衣钵,重视学文言文。他们的语文课的课程设计也就更加独特了。当时规定,附中高中的学生要都唸四书,第一学年读《孟子》,第二学年读《论语》,第三学年读《大学》《中庸》;至于文选则根本没有白话,全是选的活页文选中的文言文(诸子百家都有)。

    我们班在一年级时的国文教员是黄忠蘥,他在布置语文写作时,规定要“文言”,还必须“浓墨端楷”。黄先生是书法家,后来著有《草法金针》一书(湖南美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他在黑板上用极为漂亮的书体写了这四个字,我至今仍然记得清楚。二年级以后的国文教员是谢淑颐先生。她是诗人,旧体诗写得很好。我就是在那时学着作旧体诗的,我有什么诗作往往请她看看。我还出过一个旧诗的墙报。

        附中的数学课程度也较深。我记得,我们文科班用的是范氏大代数(我个人曾用英文本),由西南联大毕业的易懽联先生教。理科班则用日本人上野清编的大代数讲义,由李世晋先生教。在这样的学习要求下,学生的知识水平显然比其他的中学要高。附中的学生要考个大学,根本不在话下。故其升学率总居湖南全省之冠。

        当时,附中的图书设备也比较好。负责总务和图书报刊采购的是曾近义先生(解放后在华南师大任教),在他的经管下,阅历室不但订有官方的报纸,也有一些进步的报刊。《观察》、《时与潮》等,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刊物,甚至比较专门的学术刊物如《东方杂志》、《中华月刊》和《学衡》等也有。英文报刊则有《密勒氏评论报》和《读者文摘》(Reader`Digest)等。还有《万有文库》和供中学生读的《国学基本丛书》。美国赠送的深绿色封皮的成套英译本外文小说都很全。在阅览室的中央是一长条的阅览桌,桌中间长架上的两边放有各种刊物数十种。一个中学有这样的条件实不多见,就是现在的普通高校也难得。在这种学习条件下,同学们的视野都比较开阔。所以,附中后来的确出了不少人才。其中比较突出的有这样几位:

    最著名的要数刘正同志。他是长沙人,比我大一岁。我与刘正同在乙班。刘正只比我大一岁,个子相对矮,但看起来和实际上要比我成熟得多。我也个子矮,且小,故我坐在教室的第一排,而刘正则坐第二排,我俩座位号相同,正好前后相接。我们进国师附中高中读书的时期,国内许多地方已发生饥荒,可说是民不聊生,哀鸿遍地。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其反动、贪腐的统治,一方面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使内战重新爆发。一方面在全国各地制造一起起镇压人民的的流血事件,使学潮风起云涌。对这些问题,刘正比我们这些还是孩子的同学们看得更加清楚些,所以,他更早就积极了参加民主活动。如1947年6月2日,南岳国师学生李大信等响应全国学联号召,声援北平5.18、5.20惨案,组织国师学生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暴行”大游行,刘正就领导我们附中的同学,约有60余人,参加了在南岳街头的抗议游行。当时我们虽然跟着去了,但对形势和目标却并不那麽清楚。事后,在7月间,也许是在下一学期,我的座位后面就没有再看见刘正了,据说是辞退了,因为并没有出开除的布告。后来听说刘正转到长沙清华中学并进了湖大。49年 9月间,我与另外几个同学步行来到长沙,本打算去找他,由于别的事忙未去。50月 5月,我参军离开湖南。以后,在外地工作三十多年,一直没有机会再与刘正见面。在1983年我从新疆调回长沙时,听说刘正已当了省长,我就不好再去找他。直到1988年刘正担任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协主席时,我被接纳当了省政协常委,才有机会和他接触。在国师附中时比我高一个年级的同学周忠尚,当时也是政协常委(他此前曾任中南矿冶学院即今中南大学的校长和教育厅的厅长),这时我们三人同在政协,互相常常见面。周与刘正关系较好,而周则与我经常作长谈,接触更多。在政协的这段时期,我们是很愉快的。在这里,我还要提一下,我后来的同行马雍(马宗霍之子),是与周忠尚的同班同学。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已对马雍作了较详细的叙述,在此就不赘言了。我离开政协至今已十多年,真可说是弹指一挥间。今年(2006年),夏天刚要到来时,忽得知刘正同志于2006年6月6日去世,真让人感到突然。六十年相识的同学,想不到现在竟成天人、古今之隔,无法再见了。刘正生前曾担任过省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和省政协主席,我的一些同学一谈起往事,总要提到他,也可说是我们的骄傲吧!

        再一个要提到的附中的同学是沈志芸(1929─  ),也是长沙市人。他在国师附中时是在甲班,即理科班。那时附中学生中有一个“格致社”,其成员都重理科,他们的成绩,尤其是数理化的成绩,多是极为优秀的。沈志芸就是格致社的成员。沈志芸他们使用日本人编的《大代数讲义》,习题特别多,沈志芸他们把那里的习题都作完了,要比我们多几倍。可见他们的数学基础之深。所以他解放时考取了唐山工学院,于1952年毕业,毕业后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任教。后留学苏联,于1961年获列宁格勒铁道学院副博士。回国后,在西南交通大学当教授,任该校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沈志芸长期研究车辆系统动力学及控制,他提出的非线性轮轨蠕猾力计算理论,被称为“沈氏理论”,在国际上被广泛引用。他于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院士。后又当选为国家工程院院士。可说是我们年级最杰出的一个。

    再要提到的是萧超然(1929─  ),1929年8月生于澧县码头铺镇,长于临澧县。本姓廖,因过继给舅父,才改姓萧。其兄廖鹏飞,亦毕业于国师。萧超然考入附中后,与我同在乙班。乙班同学一般对社会活动比较积极和活跃。1948年10月,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杀害,以后,国内学生运动遂风起云涌,学生组织也纷纷出现,光附中就不下十个,而其中处在首位的是‘大众社’。《衡东一中校史资料汇编》中说:“1947年以前,国师附中有‘思潮’等学术社。1949年上期,社团如雨后春笋。国师附中有‘大众’、‘浪潭’、‘格致’等社。” 地下党书记熊家宽说:“1949年3─4月间,引导高中进步学生陈振萱、曾竹生、陈泽民等组成‘大众社’,提出了‘追求真理,服务大众’的办社宗旨。不久曾竹生、陈泽民被吸收入团。由于该社积极开展活动,在附中学运中有较大的影响,从而推动了其他进步学生社团,如‘浪潭社’、‘英语读书社’等相继成立,并改组了‘格致社’。”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就是熊文谈到的“大众社”,其实是萧超然和我二人商量、设计和发起成立的。而且是我负实际责任。所以,1949年 4月19日,在省立十一中校内举行追悼 “4.10” “4.13” 死难同学的追悼大会,是我在那里读祭文。但后来,熊家宽发展大众社的成员参加青年团。可以说,当时只有大众社最为活跃和知名。‘英语读书社’也是我、萧超然等为主成立的组织。

       我在国师附中读书时,爱好文学和书法。在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于1946年(7月15日)被暗杀后,我逐渐觉得国民党政府不好。不久四卷本的《闻一多全集》于1948年8月由开明书局出版,我就向家里要了两块银元,邮购到一套该全集,并带到学校里读。当时同学们没有怎么注意,倒是在教员的办公室里议论纷纷。接着教英文的杨先焘先生就来向我借回去阅读。其他的老师也许忌讳此书为国民党注意,并没有来借。杨先生在读完后归还我时,特意介绍几本郭沫若的著作给我,建议我找来读。那时,我比较跳皮,是大家都知道的。

        萧超然约于5月间离校,故能参加长沙的高考,被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可当时他穷得很,要去北京就学,连路费也没有,只有东筹西借,最后向陈润生借得二十块钱,才能够上路。我当时已来到长沙,是我一个人送他到码头上船的。据说,他到北大后,睡的被子连被套也没有,就盖棉絮,吃饭也简单。就这样熬了两年,学校把他从历史系调了出来,送到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毕业后回校教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1954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北大学习时,他已是马列主义教师了。我们能在北大再见面,真是欣喜若狂。我在课余时间总是到未名湖畔他住的备斋宿舍去聚会。他后来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结社岳庙未能忘,送别湘江情谊长。京师上庠重聚首,桃园古义翻新章。”他是把我俩和周良霄三人的友谊比作桃园三结义了。

          萧超然的为人,极为厚道宽容,在建国后的四十多年当中,他在北大先后担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和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主任的领导工作多年。他一贯兢兢业业工作,将心比心,宽厚待人。故人们无不说他好。他在北大一直待了半个多世纪,可称老北大,却竟无灾无难地过来了。记得在文化大革命时,我为躲避新疆的武斗来北大,承他常常招待,带我到教师食堂与他一起吃饭。以后我每次去北京都是住在他那里。

        教育部出版的《高校理论战线》2004年第 9期,以萧超然的大幅半身照片作为封面,并登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题为《钩深致远,求史政之真──萧超然先生教学与学术思想述要》。为了免于费词,我就引该文的话来介绍他的成就。该文说:“巍巍上庠之北大,百年星辰璀璨。我国著名学者、中共党史专家萧超然先生,从新中国诞生之初就开始在这里求学、执教和治学。半个多世纪以来,他辛勤耕耘于历史学和政治学两大学科领域,长期致力于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中国政党与政治的教学与研究,积极倡导和发展以北大校史研究为基点的五四新文化、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等专门性研究,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中,先后以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主任之职,参与主持并开创性地推进了北大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教学和研究体系的发展建设,培养和影响了一批批莘莘学子,在国内外久负盛誉。”这表明,他是新时期当代中国政治学的一代拓荒者,他对待教学和治学有一种谦逊和执着忘我的精神,这是很难得的。

        萧超然,作为一个党内专家,成就卓著,也算是我们国师附中同学中的一个名人吧!

        再要提到的是周良霄(1931─),新化人,也是我在国师附中时的同班同学。1949年毕业后,他来到长沙,考取三联书店,就在水风井那个店子上班。当时我在韭菜园圣经学院内湖大中文系读书,还常到他处看看。1952年,他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了四年,于1956年早我三年毕业。毕业后留校当助教,随著名学者邵循正先生学蒙元史。1964年,调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短期下放;1973年调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1974年,调北京《历史研究》杂志编辑部;1978年,转入由黎澍主持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原有关于历史研究的三个所。一为考古所,最初由尹达任所长,继任为夏鼐;二所为古代史研究所,原打算请陈寅恪来当所长,因陈未来,便由郭沫若院长兼任;近代史研究所原叫三所,所长为范文澜。该所的任务是研究近代史,但因所长范老原写了一部未完成的《中国通史简编》,故在该所设立了一个“中国通史研究室”,由其助手蔡美彪当研究室主任,任务是继承范老未竟的事业,继续编完隋唐以后的部分。蔡因年龄关系退下来后,就由周良霄继研究室主任之职。现良霄也因到年限而退了。

    周对蒙元史有精深的研究,独力著有63万字的巨著《元代史》,其他的著作有《忽必烈》、《皇帝与皇权》、《北京史》、《中国通史简编》元代部分等。译著有:《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出使蒙古记》。

    谈到现今我国当代历史学的蒙元史研究,都知道所谓‘蒙元史二周’,这二周(周清澍、周良霄)可谓是蒙元史的著名专家。我在北大的同班同学梁志明(长沙人),在周一良先生逝世前和他作过最后一次谈话。周先生在说起五十年代历史系同学的情况时,特别表扬了我们的两个湖南老乡,即多年研究蒙元史的周清澍与周良霄。周一良先生曾为二周写的《元蒙史扎记》作序,收在其所著《郊叟曝言》中。

        至于周清澍(1931─),则非国师附中的同学,但也是湖南人。对我说来,他既是我北大的学长,互相间又有良好的友谊,故也可谓三湘故人吧。他是武岗人,周调阳之侄。周调阳当过湖南省教育厅秘书,因当时不设副厅长,秘书也就等于副厅长了。清澍比我小一岁,故到1950年才在武岗洞庭中学高中毕业,并考取北京大学历史系。在我进北大那年(1954年)毕业。毕业后继续在历史系读研究生,1957年亚洲史研究生毕业;后因支援组建内蒙古大学去呼和浩特,长期担任蒙元史的教学与研究。

    1958年,我去新疆参加哈萨克族调查,清澍也参加了蒙古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和蒙古史的编写工作。我记得,1961年夏初,民族历史研究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召开汇报会,向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汇报调查编写工作情况,翦伯赞、范文澜、向达、翁独健、冯家升、侯外庐、江平、侯方若等领导和专家都参加了。在这次汇报会上,清澍和我二人作了关于蒙、哈两个游牧民族的主要发言。蒙古族和哈萨克族都是游牧民族,专家们对游牧民族中的氏族部落制度很感兴趣。当我在发言中谈到哈萨克族当中也有克烈和乃蛮氏族时,向达先生一再询问我关于克烈、乃蛮部落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组织全国专家来京,住在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清澍和蒙族学者林沉(北大历史系毕业,比我低一个年级)二人作为元史专家也来了,在著名学者邵循正和翁独健两位先生的指导下标点元史。

    1979年,马雍要筹备成立一个中亚史学会,他自然地找我们这些湖南同乡、同学,如周良霄、周清澍和我来为他捧场,因此我们都去天津参加了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的成立大会。马雍还把我们几个同乡搞成常务理事。后来,清澍还担任韩儒林创建的中国元史研究会的副会长。

        1985年,清澍有意调回家乡湖南为桑梓服务,并亲自回来一趟。我除请他给师大历史系的研究生讲课外,还陪他到当时担任师大副校长的刘筠家里谈了一次。刘筠和他同乡,对他的家庭的情况很了解,他们还可能同过学,故欢迎他回来,可惜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这事没有办成。

        在内蒙古大学,清澍担任蒙古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年批准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他著有《元人文集版本目录》是极好的目录学著作,再就是《中国通史》中的元史部分。除标点了《元史》外,清澍还主编了《内蒙历史地理》。清澍当然也是湖南籍的一个名人。

        再要提到的是欧阳科才(1930─ ),也是我国师附中的同班同学。他是醴陵县泉潭坝村人。在校时,于1947年与朱文典、张孝谋等组建“时潮社”,1949年又与胡守约、何国屏等组建“学习社”。曾参加反对迁校广州,留校护校。联络岳云、南华中学参加组织各校反迫害,声援南京惨案示威游行及赈灾等活动。

    1949年,科才考入湖南大学电机系。在校时,连续几年被选为湖大的学生代表和长沙市学联代表。毕业后分配到机电部七院从事设计与科研工作。曾参加哈尔滨电机厂中型及大型试验站的设计制造和安装调试,被评为分局先进生产者。还曾担任沈阳低压电气厂工作组长,制定全厂的机械化生产线设计方案。国庆十周年时,他主持赶制了全厂机械化生产线模型,送北京展览馆展览。他为国家编制了我国低压电气专业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这时,
    他已经是一个有很高水平的专家了。

        以后,他参加部局组织的引进外国技术谈判并出国考察,编制北京低压厂、沈阳低压厂的技术改造设计。担任上海人民电气厂技术改造的总设计师。参加调研并编写辽宁、华北、西北电气行业规划。他研究并写出《交流接触器大量生产技术》和《单位自动开关快速校验方法与设备》等论文。在天津电气工程学会79学术年会作《国内外低压电气工艺与装备》的报告。他退休后现居西安。

        象欧阳科才这样的人才,是建国以后共产党自己培养出来的一代优秀专家,与国外培养的人才毫不逊色。他的名字已记载于《湖南名人志》,是当之无愧的。

    我与科才自1949年分别以后,虽然曾经同在湖南大学读书,但一直没有联系,也不知道他的下落。现在老了,他竟到处打听我的情况,而不得要领。

        他与周良霄二人的名字都收在《湖南名人志》中,故他能在该书找到良霄的所在,便给近代史研究所去信,向周询问我的情况。下面就是他给良霄的信摘录:“我们在国师附中毕业时,国民党政府要国师南迁广州。我们附中的同学到国师去请愿,当面向那时的院长提出反对迁校的意见。那个院长却顽固辩解。我们大家在下面齐声高呼反对迁校的口号。其间王治平(我当时的名字)同学是最为强烈高呼口号的一个。虽然他身材矮小,但他却是跳起来用力怒呼口号不止。真是一个正义凛然的人。”良霄把我的地址告他,他就于2006年5月给我来信,信中说:“社会上的黑暗势力,邪恶分子,对于满腔正义的人是水火不相容,阴谋陷害的。因此我对您有些担心,怕你遭受莫须有的灾难。所以我对你的想念更切。我四处询问你的信息,在找到周良霄同学的下落后,我给他的第一封信就是询问你的情况。得知你现在身体等一切情况很好,我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心想,我在有生之年有幸得知了治平兄的一切都很好的消息,真是欣喜不已。”科才的具有丰富感情的信使我深为感动,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年轻时孕育的感情是最为真挚和难得的。

        还有一位同学是刘金华,郴州人,解放后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学习,学皮肤科,现为山西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主任医师,是著名的皮肤科专家。在太原可谓家喻户晓。

        我在此文中虽然只是写的个人的感受,但却是介绍我们湖南的精英人物。我还想,世界上一切重要的国家,都重视名校和名牌,更加重视的是老牌子。国际上的一些名牌大学往往都有数百年的历史,他们总是将其历史的久远和培养了多少名人作为其成为名校的重要条件。我们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但在这方面并不怎么重视自己的历史。在前一个时期,我们好象总是喜欢更改名字。在五十年代,好好的一个国立湖南大学被搞得四分五裂。所有建国前的名牌中学都改了名(当然现在大部分改回来了)。曾经名著一时的国师附中,仅我们这个班就培养了这么多精英人物,如算附中全校,又不知有多少。而现在,国师附中已经不存在了。多令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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