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08月29日

    王治来:回忆录—幼年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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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些关于早岁的回忆,只能算是残梦,因为对王家先世的事情,我还说不大清楚。我感到遗憾的是,未能在我的前辈在世,特别是我母亲在世时,把我家先世的事问清楚;我从没有见过衡山王家的族谱,抗战时在衡东逃难,似乎见过王氏族谱的残页,现在我也没有机会去查找了。这主要由于我从小在外读书,或寄住外婆家,成年以后又远赴异地,三四十年离乡别土,对自家祖辈的事从未关注过。现在回忆起来,真是“事如春梦了无痕。”

    我的家在湖南湘江西岸的衡山县县城。我父亲王致中(生于戊申年,即1908年),是从衡东河桥王姓本族过继来的。他过继来时,我祖母是一个年青的寡妇。因我祖父已经去世,所以他究竟是何许人,我父可能也不知道,就更不用说我了。我的祖母带着我父两人生活,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此外,还有一个叔祖母(大约是从叔祖母),也是一个年青寡妇,说明叔祖父也死得早;这样,王家的上一辈就没有人了。

    王家的亲戚只有一位姑祖母(似乎与叔祖母较亲),姑祖父(我应当叫他为姑太公)名叫戴文澍(即长沙著名报人戴哲明的父亲),这就算唯一的亲戚了。戴家住在衡山县城城西的戴家台上。据我母亲说,因我们王家门衰祚薄,祖辈都已死绝,人丁稀少,所以这位戴家姑祖母每年都要回到王家来住上半年,即来主持王家的家务。到我十多岁时,我还见到,在每年七月祭祖时,姑太公戴文澍都要来我叔祖母家主持祭祖,如写祭文之类。可见当时王家连能够当家的成年男性都没有。我父亲过继来以后,我祖母不允许与原河桥那边的亲戚来往,所以我对那边的亲戚也就不甚了解了。

    两个祖母为何都愿意年青守寡呢?无非是继承家业,延续香火,条件是家里还有几亩田,可以依以过活。我祖母把我父亲过继来做儿子,而我的叔祖母则一直寡居,直到近五十岁时才把我的弟弟过继给她做孙子。但我弟弟实际上并没有到她那里去,这过继也就徒有其名了。

    我对外祖父家的过去也不很清楚。因在我出生以前,外公和亲舅父已经去世了,我并没有见过他们。只是听大人们谈起,或从他们的遗物中想象到一点情况。  

    我外公名李星焕,老家在衡东遥里,后搬到石湾镇下街经商。该镇明代称石湾浦,清代名石湾塘,位于湘江的一个弯曲处,为湘江水运重镇,1949年以前为附近各县贸易(特别是食盐集散)的中心。我外公家经营粮食、棉花、油盐生意,据说还有几条船常年在与洞庭湖之间往来,贩运咸鱼和淡鱼乾。另外,在小登还盖有一栋巨宅,似乎并未常去住。
     
    我的外祖母(生于庚辰年,即1880年阴历四月十四日)是我外公的继室,生一子三女。我舅父名李郁德,虽有妻室,但未生育;我母亲名李清淑(生于辛亥年,即1911年阴历八月初七日),是外公的第三个女儿。外公逝世后(估计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前期),不久我舅父也去世(估计在1928年左右),并未留下子嗣。

    我于1930年5月6日(阴历庚午年四月初八日,即辛巳月丙辰日,亥时)出生于衡山县县城。那一天据说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俗称为浴佛节。在当时看来,这当然是一个好日子。就请我外舅公谭鸿儒(号南村)给我取名为庚佛,即意为佛生日所生。当时我的亲舅父已去世,又没有留下子女,所以我外婆就对我特别疼爱,与孙无异。外婆家在石湾,我家在衡山县城,相距十五华里。我现能记忆的是,因我王家这边没有什么亲戚。所以,除了过年过节时去给戴姑奶奶家送礼以外,我家主要是和我外婆以及大桥湾谭家(即我外婆、祖母的娘家)来往。而我个人则很喜欢去石湾外婆家。

    我六岁以前,粤汉铁路尚未修通,所以我小的时候从衡山县城去石湾镇都是坐可容四五人的小船。即使在1936年4月粤汉铁路修通以后,因要坐轮渡,过江后还要走一段路才能到新塘火车站上车,所以,我们仍然是坐船。从衡山县城坐船到石湾大约需一两个小时。

    当时坐船真是一种享受。湘江河水清澈见底,沿江两岸树林葱翠,风景秀丽如画。早晨时江面一层薄雾,日落时晚霞似火。渔家架着小船,带上鸬鹚出门,傍晚满载白条鱼兴尽归家。载人的小船一般划桨,水浅处也用竹篙撑船。快到石湾时湘江向左拐,右边则是一条小支流(现已填平),形成一个小港湾。石湾镇就在江边,风景幽美。镇北湘江中有一深潭,潭边为一山丘,其上有一庙,常年香火不断。石湾中街的对河有一碗窑。外婆家所在的下街北头有一白色小塔(现已拆掉),说明其地佛教曾经兴盛。原来的坳上、中街和下街,都是商业集中之所,而今则沦为住宅区,破旧不堪。为什么不利用那里的优越景致,建设成一个水路市场和沿江风景带呢?

    我没有见过舅父,只是听说过关于他的一些事情。他大约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前期就读于上海大学(可能读的是以瞿秋白为系主任的社会学系)。毕业后应聘返乡为某校校长,但不幸患白喉去世。据说舅父很会读书,我也只能从他的一些遗物中看出一点眉目。如小登大宅中的匾额、对联都是他所书写,既有真草也有篆隶。一些衣櫃上也有他用行草书写的唐诗。他读过的一部线装《汉书》,大开本,装帧十分讲究,是用丝线钉的。还有一本题为《共产主义 ABC》的小册子,封面上有他的英文签名 Yute Lee.

    因外公和舅父已经去世,家道衰落,不再经商。石湾下街的铺面和住房虽然有好几进,但前后都是空洞洞的,只有我外婆和我的细姨妈,外加一个老妈子住着。我在上学以前也经常住在外婆家,由细姨妈带着我。我姨妈出嫁以后,外婆就更加孤寂了。故她在晚年是跟着我细姨妈住在衡山县城宋家塘,直到她于1949年去世。

    我的祖母和外祖母是堂姐妹,都出自大桥湾谭氏顺公一脉。可能即因这种关系,母亲才嫁到我家来。大桥湾谭家人都称我祖母为王姑娘,称我外婆为李姑娘。可这两位姑娘都丧夫婿。我外婆没有孙子,只有外孙;我祖母丧夫更早,也只有我和我弟弟两个孙子。从我懂事时起,我祖母就不和我们住在一起了,而是经常住在大桥湾的内侄那里。所以,我小的时候除了常住石湾外,去大桥湾的时间最多。特别是常到老屋冲我外婆的胞弟细舅公家去得多。因为细舅公谭鸿儒是读书人,家境也较好。他家花厅天井的白粉墙上摹写着一副昔人的对联“正有清谈逢客至,偶思小饮报花开。”客厅内一边挂着一副曾国荃写的对联,另一边则是他自己写的一副对联。细舅公不但善书法,常为人写对联,而且也会写诗和做对联。他家的古书也较多。我总是从那里拿一些古书回来读,舅公从不说什么。我读高中时,暑假中也去老屋冲,自己带了订购的开明书店版中学生英文月刊,随时阅读;同时细舅公则给我们讲古文,教我们练书法。

    这样,我就好像是谭家的外孙,连顺公祠堂本族人聚餐我也去。谭家族人并不把我当成外人。故我对大桥湾谭家的情况反而知道的更多。

    谭家是一个大家族,几乎各家都是地主。我祖母的娘家住在大桥湾枫树头上,外婆的长兄(不知其名)住杨冲,其弟谭鸿儒(排行第六)住老屋冲。从老屋冲翻过山,就是十舅公家和顺公祠堂所在。还有两家住在礼厚。这些人家尽管富有,但参加共产党的却不少。如礼厚的谭相韩(我祖母的堂弟)及其二子谭飞龙(老干部)和谭云龙(曾任湖南省供销合作社副主任)都是老共产党员;十舅公和我祖母比和我外婆更亲,他去世早,十舅婆有二子,一名谭正儒(即我祖母的内侄,我称他为表叔,也可称为表舅),一名弼亚(原在包头钢铁公司工作);正儒于1938年9月进岳云中学高25班,1941年6月毕业,继入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外文系,也参加了共产党[1]。1985年,正儒来长沙,去看我母亲,母亲带他来师大我家,我们相聚甚欢。

    我外公的老家遥里,参加共产党的有刘东安(曾任湖南省科委副主任)和刘国安(曾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兄弟;二刘之叔刘熊祥,也是北大历史系毕业(与王永兴、金灿然、王玉哲等同班),后任甘肃师范大学教授。还有谭雪纯(副厅级离休)等。总之,整个衡东地区,共产党的力量不小。所以,我从小对共产党并无不好的想法。

    我祖母是小脚,为人懦弱,识字不多。作为一个青年寡妇,在当时的社会里,生活当然是相当困难的。因一个妇道人家,带着一个孩子,孤儿寡母,并不能在社会上活动与营生,仅靠家里不多的几亩地,而没有别的收入,经济肯定是比较拮据的。听说我父亲年幼时也想多读点书,但实际上可能只读到初中。其原因,据我母亲说,是因为祖母不愿意,原因一是经济拮据,二是母子二人离不开。但我至今仍觉得理由不足。比如,与其亲戚戴家的三位表叔相比,他们都受过较好的教育(其中戴哲明与我父同岁)。我祖母的娘家比较富裕,王家并非没有饭吃,为何不能让我父亲多读点书呢?所以,后来父亲为了就业,还得去上会计训练班,才能在慈善机关(县救济院)和学校(县立中学)谋了个会计和出纳的职务。

    因为父亲读书不多,所以也想让我读好书。所以,在我五岁的时候(1935年)就把我送到县城文庙旁边的县立女子小学去上学了。因我顽皮,经常逃学,他就带着‘竹篾皮’(相当于‘戒尺’)送我去学校,拜托老师在我不好好学习时可以用其进行责打。他又觉得在家有祖母、外婆、姨妈等人的溺爱,不利我学习,在我读小学时就把我送到远处学校寄宿上学。如在我十岁左右,就将我送到离家二三十里的衡东小初桥去寄宿读小学。我那时很幼稚,甚至还尿床,但却让我整个一学期都不能回家。学期结束时又无人去接我。我只有一个人挑着整整一学期换下来未洗的脏衣服,步行十五里,去石湾外婆家。沿路还被当地农村同学拦路寻衅,并打架。十一岁时,又要我随戴家亲戚子女六人(指戴超伦、戴超玉兄弟,成漱云、成浴云姐妹,文连辉和他姐姐)一起去衡东白莲乡中心小学(其前身是县立女子小学)读书,七个人一起住在一个房子。还是成漱云带着我睡一个床。我们读了一个学期以后,戴家亲戚不去了,我却仍然一个人留在那举目无亲的地方,一直读到高小毕业。我想起现在的孩子受到的无微不至的关怀,那时的我真是不能相比。     

    我母亲对父亲的上述做法很不以为然,意见很大。而我与父亲也就一直搞不好关系。寒暑假我总是在外婆家或姨妈家过,很少回家。

    在我年纪稍大一点的时候,父亲在我的心目中并没有多大的权威性。不管他如何教育我,我都听不进去。抗战胜利那年,父亲见到我细姨妈的一个亲戚在抗战中因搞运输和经商发财,很有钱,就经常谈及之,颇有羡慕之意。而我在听到这些时却非常反感。这表明,我在那时已立志做一个读书人。所以,我崇拜的偶像是我没有见过的我舅父那样的人。我所喜欢的是细舅公家那样富有藏书、便于读书的环境。

    1942年上期小学毕业后,我考取了衡山南岳岳云中学。该校原在省城长沙是一所历史悠久而又著名的学校,她由何炳麟、刘光前等14人筹集私款于清宣统元年(1909)创办于长沙,初名“湖南南路公学堂”、“湖南第二公学堂”。1914年改为“湖南私立岳云中学”。校址原设于长沙戥子桥、荷花池。1938年抗战爆发,迁往南岳。后又转徙至衡山白果、安化兰田,抗战胜利后再迁回南岳。学校坐落于风景秀丽的衡山脚下,前临南岳古镇。从南岳镇去该校,有一条长长的道路,路两旁栽种着常年翠绿的女贞树,左边有一栋抗战时某师长的别墅。学校左前方有一栋衡山知名人士康和声的住宅。背面倚靠紫云峰,苍松翠柏掩映,环境幽雅,为宋明时期文定、白沙、紫云三大书院故址。

    岳云中学的传统是重视体育和数学。校长何炳麟在办学之初就以“体育救国”口号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曾延揽留学日本的陆古霈,留学美国的金兆钧,以及陈奎生、祝家声、张家勋等体育名家来校执教体育。故以体育机构健全、体育师资雄厚、体育教学认真、课外体育活动普及、竞赛成绩突出而闻名全省。曾享有“北有南开,南有岳云”之誉。

    当时学校分中学部和农业专科部。我进的是初中第75、76班,当时名叫王治平。在该校学习的时间是从1942年8月至1944年6月。校长是何炳麟,经常来视察,我们随时可以见到他。

    岳云中学到我家衡山县城只三十华里,到我叔祖母家所在的九龙泉则仅十五华里,但我在学校还是一个学期都不回家,因那时学生都是寄宿,在木地板上睡地铺,早晚作息和上下课都用军号来指挥。学校规定,体育不及格者不能升级或毕业。此规定比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同样规定早10年。所以,那时我们每天天一亮就随着军号声,急急忙忙地起床,跑步数里,将一块筹码送到早就在终点等候的体育老师手中。否则当旷课论,旷课四次即开除学籍。这还不算上体育课时的要求。我那时十二三岁,已能跑上五千米。我至今认为,当时的体育锻炼使我增强了体质,是我现在身体比较健康的原因。

    当时的体育老师杨一南,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从事体育教学30余年,培养出了一批运动健将和一级运动员,50年代曾任全国田径协会委员。该校历史上以体育成绩知名的学生,有今台湾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当时名马鹤龄)。他曾在岳云中学初中45班(1935,2—1938,1)和高中23班(1938,2—1940,12)读书,只比谭正儒高两班。当时马自报为衡山人。他在校时曾先后任篮球、排球和田径队的队长,并曾获得校、市一万米和五千米赛跑的第一名。所以马英九继承了他父亲的作风,有每天晨跑的习惯。该校的篮球队在省内也是很有名的。

    因距今年代久远,又因当时年纪小,所以对那时的同班同学,已经记不得了。现查《同学录》,只有湘潭胡经纶、醴陵丁学仁、衡山郭锡良(现北大中文系教授)还在脑子里留有一点印象。

    到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屡屡失利后,为了打通粤汉线,派其第11集团军于5月间向长沙、衡阳地区发动进攻。6月16日攻陷长沙。接着就大举向衡阳进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学校已不可能继续维持教学,就在6月间宣布放假。我回家以后,随家人向衡东逃跑。先在河桥住了几天,也觉着不安全,就又向岭岗方面走。路上从山头望见岭岗大道上日本军队经过。我们就躲进许继冲的农民家住下来。不久衡阳于8月4日陷落。我们县遂完全处于沦陷的境地。

    许继冲是一个偏僻的山冲,森林密布,人们即使走到跟前,也见不到冲里的房屋。在整个沦陷时期,日寇没有到过也不敢到该地区来。所以,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都没有直接见过日本人或日军。

    但在这个山冲,我们还是经常处于惊恐不安中。大约过了半年,即1945年时,衡山县立中学在岭岗的一个祠堂里临时开学,我因待在家里无事,就去那里读书。只读了半年,就抗战胜利了。大家高兴不已,可我们在回到衡山县城后,发现我家的房子已被日寇轰炸夷为平地。在满目瓦砾的县城,我头一次见到有日本军人蹲在街道旁边,等待接受遣还。只见有人问他们,而这些残兵都自称是高丽人。但也没有人打骂他们。现在想来,我们中国人真是宽宏大度。

    因没有房子住,只得在城西亲戚彭毓庭(戴姑太公之女婿)家暂时借住,同时筹备在原来的地皮上重新建房。我父亲卖了两担田才筹到一些钱建房。待新房建成后,已是1946年了。这时,湖南省立十二中在南岳大庙开学,我便去该校读高一。只读了一个学期,国立师范学院附中随国师迁来南岳,十二中将南岳大庙的房子让给国师附中,我也就转入附中,重新读高一,直至解放。

    就我整个上学的情况看,我是从小就一直在外寄宿读书,一个人惯了,使我养成了独立自主的能力;又因家庭人口特少,也使我形成一种孤僻的习性。所以,当解放前夕,我是毫不犹豫地离开家去了长沙。以后也不和家里打招呼就参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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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谭正儒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是地下党员。据明史专家吴晗在他的自传中说,曾“和中国通史班上经常来往的学生洪季凯(党员,现在湖南省委青委),谭正儒(党员,现在轻工部。治来按,正儒改名严振,后调云南省委任宣传部长)肖松等同志商量,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定名为民主青年联盟,简称民青。……成为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力量。”(见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第8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出版)关于西南联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1939年3月,中共西南联大地下支部成立,袁永熙任支部书记。皖南事变后, 1943年春天重新建立了以马千禾(马识途)为书记,齐亮、何志远(何功楷)为委员的中共地下党支部。又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45年2月和5月,有两部分同学各自成立了秘密的群众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后经中共地下组织协调,分别称为民青第一支部和第二支部。第一支部由陈定侯任主任委员,洪季凯(洪德铭)任组织股长,谭正儒(严振)任宣传股长,何东昌任总务股长。第二支部由许寿谔(即许师谦,治来按,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北大读书时许师谦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任主任委员,马干禾(马识途)、李明任组织委员,李晓(李曦沐)任宣传委员,许乃炯任总务委员,王树勋(王刚)、侯澄(云大同学)任候补委员。两个支部分别由袁水熙、马干禾代表党组织进行领导。不久,联大地下党也组成第一、第二两个支部,分别由袁永熙、马干禾负责;1946年春,工学院也成立了党支部,由方复负责。在党的领导下,民青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并由联大发展到其他大中学校,各校学生自治会和社团的领导骨干多为中共地下党员或民青成员,到1945年10月底,民青组织已发展到约300人,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第34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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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查《同学录》,只有湘潭胡经纶

    先生提到的胡经纶是否是湖南新化人?在49年去了台湾,当时在南京政府部门供职?去台湾后在宜兰女子中学任教官,1974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