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01月31日

    花朝长忆蜕园师·通人和交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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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人

      60年代初,我有次去看蜕老,表示希望他能在国学入门方面给我一个系统的
    指点。他高兴地说:“好,我现在就给你写。”随即拿过宣纸、毛笔,几乎不假
    思索地写了起来。可能原来想用白话,故第一句中有个“的”字,而后来还是写
    成了浅近的文言。这张宣纸我一直珍藏着,考虑到它对今天乐于从事国学研习的
    人也许不无裨益,特照录如下:

      五经是不能不读的,否则将来治古籍必随时遇到难通之处。次序先诗、次书、
    次易、次礼记、次左传。前三种要在认识其面貌,不必过求能解,但同时须略知
    经学源流,如易之汉晋两派,书之今古文,诗之齐鲁韩毛。诗经择所好者略加讽
    咏尤为有益。礼记、左传皆可选读。
      说文必须看,不但要知声音训诂,而且讲书法必从小篆入手,颜柳欧赵在今
    日已流于俗套,非细玩晋唐人草书不能矫俗书之弊。草书直接由篆分而来,故多
    合于六书。凡字之美恶,不专在间架,尤重在用笔,非看古人手写真迹,不能得
    法。
      同时可看通鉴。不必专注重兴亡大事,要能从史事看到各时代之社会背景。
    胡注颇多关于制度之说明,即无异于同时看通鉴。
      朝代难记,若用公元作线索即不难。以世界重要史事与中国史相对照,更有
    全局在胸之势。
      四库全书总目是一切学问总钥,必须翻阅。将汉书艺文志先看一遍尤佳。
      史记汉书二种不能偏废,史宜选看,汉宜全部看,但不必太过细看。于马取
    其史识,于班则取其史裁。
      稍暇则宜略观文选,方知文章流俗以及修词使事之法,有可诵读者,能上口
    一二篇最好。
      以上是基本工夫,能做到即足以为通人矣。将来之精深造诣,则在乎自择。
    例如子部之书即可作为第二步。
      至于诗词之属,只可作为陶冶消遣,不是学问。无论何种文学,若不积累学
    问与人生经历,以两者相结合,必难有成。
      学问要识门径,既得门径,要能博观约取,以高速度猎取知识,以敏锐眼光
    把住关键,即无往而不利矣。

      对于像蜕老这样多年任国学系教授且一生都在治国学的老人来说,写这么一
    份入门提纲可谓不费吹灰之力。而后来重读提纲,让我想到了两个问题:一是通
    与不通;二是博与专。

      提纲在讲完“基本工夫”后,有一句话是“能做到即足以为通人矣”。我曾
    问蜕老:什么叫“通人”?他没有正面回答,却谈起清人汪中的妙语。汪氏常说
    别人如何如何“不通”。一位乡绅问道:“照这么看来,我肯定也属于‘不通’
    之列了。”“不,你还不能算‘不通’;再读书三十年,可望列为‘不通’。”
    我当时听罢不禁失笑;但事后寻思,自己只怕也还没有达到“不通”的境地。

      由此又想起一件往事。一次,父亲同我一起去观看某个画展,后向蜕老谈及
    观感时,对吴湖帆的画尤表赞扬。蜕老听后,没有对吴画发表意见,却说了一句:
    “吴湖帆文化不高。”我当时大感意外,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作为金石学家吴大
    澂之孙,吴氏家学渊源,而他本人在书画创作和鉴定方面的造诣也为世所公认。
    后来我问父亲缘故,父亲笑道:“听说吴湖帆的许多诗词都经周炼霞润色或代
    作。”于是我恍然明白,既然蜕老与周炼霞合著《学诗浅说》,那么对上述情节
    想必更为清楚。同时我又联想到汪中的话,心想在不同的人眼中,通与不通多半
    也具有不同的标准。拿蜕老随便冒出的一句“文化不高”来说,可能更多的人是
    连“文化不高”都算不上的。

      由“通”又想到“博”。在我接触过的前辈中,蜕老是最渊博的。在他身上,
    “通”与“博”紧密相联。作为“通人”,他的精通远远超出上述提纲的范围,
    显出真正的博大渊深;反过来说,惟其渊博,才使他打通了文史书画的诸多领域。

      蜕老青少年时期就兴趣广泛,诗词文赋,琴棋书画,均所涉猎。进译学馆后,
    主修英文,而又旁及法、德、俄、意乃至希腊、拉丁等文字。一次,曾国藩的长
    孙曾广钧与瞿鸿禨闲聊,认为这孩子过于杂而不专,于是瞿鸿禨又让蜕老拜在曾
    氏门下。曾氏在晚清诗坛以致力西崑体著称;而蜕老论唐诗,亦于李商隐青眼频
    顾;从这一点说,可能与早年所受师教相关。但在兴趣的驳杂方面,似乎并没有
    因为师从曾氏而有所改变。其实,博与专并非只有对立的一面;在博的基础上于
    一个或若干门类作深层的掘进,也许比始终专于一门效果更佳。

      从蜕老来看,在他广泛的兴趣领域,有些涉猎成绩平平,甚至只有业余水准。
    譬如他认识工尺谱,少时跟母亲学奏古琴,也弹得不错,但并未走上民乐演奏之
    路。又如他对小说也乐于尝试,曾帮张鸿整理、润色、出版《续孽海花》;直到
    60年代,还为香港文汇报撰写连载小说《唐宫遗事》;但他的专长显然也不在这
    一方面。如果他在所有的领域都是如此表现,那就只能说是博而不专了。而事实
    上他却在不少学科如前文已经提过的秦汉史、方志学、掌故学等领域或有独特的
    建树,或有筚路蓝缕的贡献。他的博并没有影响专,而是为专的发展提供了厚实
    的基础。尤其是掌故学,很难设想一个兴趣单一、知识面狭窄的人能在该领域取
    得大的成绩。这里,还想补充的是,蜕老对于职官志也素有研究,闲谈中聊起历
    代职官沿革,简直如数家珍。1965年,中华书局重印道光年间黄编本《历代职官
    表》时,便特地请蜕老撰写了一篇《历代官制概述》,刊于表前。此外,据我所
    知,《辞海》中的官制条目,大都出于蜕老之手,然而当《辞海》正式出版时,
    他的姓名没有在编写人员名单中出现,看来这一成果是被冒名顶替了。

      蜕老虽然淹博,但也存在知识的“盲区”;确切地说,是观点的“盲区”;
    那是在我进入复旦后发现的。当时给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是王运熙、章培恒等
    青年教师。在知识的层面上,我的收获不大,因为相关内容在入学前几乎都已熟
    悉。令我感到新鲜的是观点。当时在学术刊物上常有各种观点的争鸣,双方都引
    用马恩列斯毛的词句以证明自己的正确。老师授课时,也每每会介绍对某一问题
    的不同见解。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前所未闻,因为在我所接触的老辈中,没有人同
    我谈过这类问题。有一次,王运熙先生在讲授李白一节时,介绍了两种对立的观
    点,具体内容我已忘记,记得清楚的是我曾将该问题去请教蜕老。他听后脸上露
    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似无奈又似茫然,然后摇头说:“不晓得。”他的确不晓得
    该如何回答。在他内心,一定认为这根本就是不值得一争的问题。


      交 游

      蜕老性情随和,乐于助人,又兼兴趣广泛,不乏幽默,所以平生交游甚广。
    可惜作为晚辈,我知道的情况实在不多,这里还是只能就耳目所及,略述一二。

      大约在1963年,蜕老曾去北京。返沪后我在他家看到一张照片,是他和朱启
    钤、章士钊的合影。他指着照片对我说:“你看,我们一个70岁,一个80岁,一
    个90岁。”他说的年龄略去了个位数,实际上章比他大12岁,而朱比他大22岁。
    关于朱启钤其人其事,书报所载甚多(还刊有周恩来去他家探访的照片),无须
    我来重复。我想说的是,朱是蜕老的表兄,早年又是经瞿鸿禨举荐踏上仕途的,
    所以两家交往素密。朱瞿之间最有意义的合作则是在朱创立营造学会和中国营造
    学社时期。据《朱启钤自撰年谱》所记:“民国十四年乙丑创立营造学会,与阙
    霍初、瞿兑之搜集营造散佚书史,始辑《哲匠录》。”说明早在1925年他们已经
    一起致力于这项工作。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后,凭着对北京建置的熟悉,蜕
    老自然成为该社骨干社员。

      章士钊与蜕老是长沙同乡,两人的交谊维系了一生。1925年,在甲寅派与新
    文学阵营就文言与白话展开论争时,蜕老曾在《甲寅周刊》发表《文体说》支持
    章氏,认为“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于用文言”。但他们后来的态度颇不相同:
    章氏始终固执己见,一辈子拒用白话写作;蜕老则很快放弃成见,开始使用白话,
    而且用得十分流畅。在两人晚年,学问方面的切磋一直不断;包括《柳文指要》
    中涉及的问题,均曾交换意见。我在蜕老家中,多次看到书桌上放着章氏来信和
    诗稿。如果章氏的遗物保存完好,那么从中必定也能找到蜕老的函件和诗笺。直
    到“文革”前夕,章氏还来信向蜕老商借几本书,我只记得其中一本叫《俭德堂
    集》。遗憾的是,我没有翻过该书,而且直到今天也不知道那是本什么书。

      这里还想顺便提一下章士钊的私人秘书章菉君。她是章太炎的侄女,国学根
    底、诗词修养俱深。我记得有些给蜕老的信是她写来的。“文革”开始后,章士
    钊很快受到保护,而她则不能幸免,被勒令在章家院中扫地。多年后我读到了她
    作的《扫门人二首》:

      扫门人扫十年过,丞相堂前足迹多。抚事不禁长太息,登山能赋又如何。北
    窗高卧羞陶傲,南国偏醒共屈歌。古往今来痴亦绝,余生犹付墨消磨。
      扫门人自不寻常,观罢登台戏压场。万事岂由天作主,平生惟秉气如霜。青
    灯伴影披芸简,绮梦随烟出桂堂。犹是忧深怀直笔,新诗吟就几回肠。

      诗后自注:“‘扫门人’原出《史记·齐世家》曹参故事,唐时刘梦得《酬
    淮南牛相公述旧见贻》有句云:‘初见相如成赋日,寻为丞相扫门人。’”可见
    她并非要把章士钊比为“丞相”,不过是为自己的被迫扫地找个出典而已。

      由章士钊,很自然地想到胡适和鲁迅。蜕老与胡适相熟;与鲁迅似无交往。
    我曾问及他对两人的看法。他说;“他们都有一批青年追随者,不过追随胡适需
    要读书,追随鲁迅不需要读书,所以追随鲁迅的人更多。”我又问他如何评价鲁
    迅的文章。他说:“鲁迅的古文是写得古雅的。”他指的是《汉文学史纲要》一
    类著作。有一次,他还详细地向我谈了光绪十九年(1893)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欲
    向考官买通关节的始末。1974年我购得一套《鲁迅全集》,逐卷翻阅时,读到一
    篇《略论暗暗的死》。文章先引用《宇宙风》上“铢堂先生”的一段话,然后展
    开议论,而铢堂正是蜕老的笔名之一。该文并未与铢堂论辩,但两人立足点、视
    角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鲁迅的文章显然更为犀利深刻,至于蜕老是否读过,现
    已无从考证。

      蜕老与周作人当然也有交往。周氏发表《日本之再认识》后,蜕老曾受“周
    先生怂恿”而作《读〈日本之再认识〉》。

      当鲁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之时,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诗人乔大壮,与蜕
    老是译学馆时期的同学(乔主修法文),订交甚早;同在北洋政府任职后,接触
    更多。那时蜕老将长沙故宅藏书运来北京;由于书在兵燹中损失严重,他开始做
    修补整理的工作,并新起堂名曰“补书堂”,编写了《补书堂书目》。乔氏对蜕
    老这一工作十分熟悉,赠他的诗中乃有“壶天一角补书堂,图写承平岁月长”等
    句。1948年乔氏自沉于苏州梅竹桥下,3年后蜕老作五言排律《华阳乔君大壮殁
    三年矣,始为诗哀之》,对老友作了高度评价。不久前我在网上读到一篇署名
    “兰客”的文章,介绍乔大壮,称乔氏为“词、书、印三绝”而称蜕老为“诗﹑
    书﹑画三绝”,提法颇新鲜,是否准确,则不妨见仁见智。

      蜕老大学时代的友人,我所知道的有方孝岳、刘麟生、蔡正华。若干年后他
    们都成为知名教授,并在《中国文学八论》中分别撰写了《中国骈文概论》
    (瞿)、《中国散文概论》(方)、《中国诗词概论》(刘)、《中国文学批评》
    (方)和《中国文艺思潮》(蔡)。蜕老与刘、蔡又合作辑注了四卷本《古今名
    诗选》。此外,刘麟生为《中国文学批评》作跋,开头就写道:“我同孝岳读书
    的时候,一天瞿君兑之来说:‘你们二人,都是桐城派的子孙。’”这是指二人
    为刘大櫆、方苞的后代。而由这种玩笑话,也可看出五四时期“桐城谬种,选学
    妖孽”等口号的影响。

      蜕老在北京的朋友,遍及学术界、教育界、文学界、书画界等方方面面,时
    间有先有后,交往或疏或密。以掌故学而论,过从较密的有徐一士、谢刚主、柯
    燕舲、孙念希、刘盼遂、孙海波诸人。他们的聚会,有时在蜕老家,有时在中山
    公园上林春茶室,有时在琉璃厂来薰阁书店,谈话的内容上下千古,海阔天空。
    以书画家而论,齐白石之外,陈衡恪、于非闇、陈半丁、黄宾虹等均所熟稔。蜕
    老曾撰《宾虹论画》一文,对黄氏的创作与理论作非常精到的介绍与评析。而黄
    氏则曾欣然为蜕老的京宅作《后双海棠阁图》。

      蜕老晚年生活在上海。居处虽窄,朋友依然甚多。仅在《春雨集》中参与唱
    和的就有李蔬畦、周紫宜、梅元鬯、林松峰、李太闲、王澹庼、陈兼于。由于条
    件的制约,那时的交往一般都在二三人左右,群体聚会的次数极少。只是在1963
    年蜕老70寿辰时,大约有11位朋友,各出10元,为他举办过一次寿宴。我父亲参
    加了这次聚会。到场的我只听说有新民晚报的唐大郎;其余各位的姓名就不清楚
    了。

      从50年代初到1968年,我父亲与蜕老过从较密,一方面是因为住处离得很近,
    另方面是因为在文史掌故和诗词领域有许多共同语言。父亲青年时期任时报主笔,
    写过数百篇时评(据说1924年列宁逝世时,全国只有时报发了一篇《悼列宁》,
    便出诸他的手笔),此外又曾以“春翠楼诗存”的专栏发表诗作;中年转入实业
    界、金融界,当过交易所经纪人和纱厂、银行的高级职员;晚年赋闲,又开始舞
    文弄墨,写些诗词和文史资料一类的东西。我经常听他和蜕老聊天,发现两人的
    偏好还是有所不同。父亲对北洋时期的政治、军事格外熟悉,对旅长甚至团长以
    上的人名都能背诵如流,自称能写《中国陆军沿革》。有次他在上海的《文史资
    料选辑》上发表《齐卢战争的前因种种》,而北京的《文史资料选辑》上则登出
    了马葆珩所写《齐卢之战纪略》。马氏参加过齐卢战争,而父亲当年不过是个记
    者,可是他立刻就从马文中发现了诸多不符事实的硬伤,随即写篇短文寄往该刊。
    这篇《对〈齐卢之战纪略〉的订正》发表在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资料选
    辑》第43辑上。下面聊引几句——

      第一件马君写的“齐燮元,字抚万,河北省献县人”。我晓得齐是河北省宁
    河县人,不是献县人。第二件马写的“齐燮元的军事力量,除了他直接统率的第
    六师外,还有朱熙的第十九师”。据我所知,朱熙号申甫,湖南汉寿县人,他所
    带军队的番号是江苏陆军第二师(江苏地方军队),不是第十九师。当时的第十
    九师是禁卫军改编的(冯国璋旧部),师长是杨春普,号宜斋……

      记得蜕老看了这篇《订正》后曾哈哈大笑,对父亲说:“你的记性真好!”
    而蜕老的谈论往往更具文化意蕴。譬如有次谈起“宣统”年号,他说这是张之洞
    起的,其涵义与“光绪”完全重复。盖“光绪”指的是“道光的统绪”,“宣统”
    指的是“宣宗的统绪”,一个用年号,一个用庙号,等到要译成蒙古文时,竟产
    生了困难,因为蒙古文对年号和庙号不加区分。“可见张之洞之不学。”他笑着
    作了结论。

      他的谈论有时也带有想象的成分。记得有一次,父亲同他列举了许多以“老
    小”、“大小”并提的人名,如“老徐”(徐世昌)“小徐”(徐树铮)、“大
    段”(段祺瑞)“小段”(段芝贵)之类;忽然问道:“那时并无老叶、大叶,
    可是遐庵(叶恭绰)却称‘小叶’,你想是什么缘故?” 蜕老沉思片刻,莞尔
    一笑,说:“身材小。”

      诸如此类的交谈不胜枚举,可惜我那时只顾旁听,没有想到做个笔录,否则
    现在整理出版,会是一本富有特色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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