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06月05日

    刘秀俊:“疑古”与“走出疑古”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www.blogbus.com/tbn-logs/5660880.html

    《文史哲》2007年第1期(总第298期)
     
    1923 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质疑“三皇五帝”的旧古史系统,掀起了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疑古辨伪运动,引发了学界对古史、古书真伪的激烈讨论。到近70 年后的1992 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遂燃起了“疑古”与“走出疑古”的激辩烽烟。时至今日,对疑古学说的评价及应否走出“疑古”,仍是海内外汉学界面临的重大问题。2006 年10 月21 至22 日,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及文史哲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召开。来自海内外众多学科领域的五十余位学者在会议期间同台论辩,就“疑古”学说的认识和评价、出土文献的意义和价值、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等一系列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一、反思“疑古”

    王和先生(历史研究编辑部) 在开幕式致词中首先指出,今天我们对于古史辨派及其疑古学说的影响、意义及现实定位,可以从本体论、方法论及认识论等几个层面作出新的评价。特别应注意其在认识论层面的意义,如“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实际上为中国学者开启了一扇门,即从对历史本身的思考发展到对历史认识的思考,注意到历史研究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其意义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刘俐娜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的《中国古史讨论与〈古史辨〉》及张越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的《〈古史辨〉、“古史辨派”与顾颉刚疑古学说的理论价值》正是从这一视角高度评价了顾先生著名的“层累说”,主张多角度、全方位地阐释顾颉刚疑古学说的理论内涵。

    廖名春先生(清华大学历史系) 则重点强调了在本体上考察疑古学派。因为虽然疑古学派也有思想史、社会史等多层面的意义,然而比较起来其核心恐怕还是文献学方面的意义。廖先生同时提示人们“疑古”学说里面有科学的精神,但不等同于科学精神,更不能将疑古等同于史料审查。“疑古”是史观的改变,不是史料的改变,是以史观改造史料的结果,不是从客观的史料审查中得出结论。

    谢维扬先生(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的《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一文也着重在史料学层面展开论述。在肯定了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伪工作为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奠立了合格的史料学基础的同时,谢先生也指出,由于客观的原因,古书成书和流传问题的复杂性显然超出了古史辨时代学者所能认知的范围, 这势必会影响他们在探讨相关问题时方法的完整性以及其结论的正确性。谢先生进一步得出结论,新出土文献的研究揭示了以前从不为我们所知的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因此,我们对于某些古书的真伪问题要有比较复杂的认定。

    在对疑古学说中具体问题的考察中,辛德勇先生(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的《四岳、五岳的演变与古史地域扩张》、吴锐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的《“禹是一条虫”再研究》、李扬眉女士(文史哲编辑部) 的《“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评议》及彭国良先生(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 的《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的“默证”说的重新审视》分别就古史辨运动中备受争议的若干热点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廓清了人们对古史辨派的某些误解。在此基础上,张富祥(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 、张越等先生都指出,今天仍没有实质性的东西能够动摇古史辨派提出的核心观点,而对古史、古书真伪的某些具体认定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只是些细节问题,无关乎大局,学者们应着意在同一个层面开展学术讨论。

    二、论争聚焦

    由于此次会议吸引了众多来自不同学科,持有不同观点的代表性学者,讨论中不断涌现热潮,大家就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了坦率而真诚的交流,如对“走出疑古”学说及其学术活动的初步总结和反思便是其中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论题。张富祥先生在《“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一文中指出,由于夏商周断代工程将主要精力放在非文字史料的调查和取证上,所得结果大都不可据,其所提倡的多学科方法也带有泛科学化的倾向,导致年代学论证上的一系列失误。这表明,作为工程的指导理念“, 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杨春梅女士(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编辑部) 的《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一文也在系统解说“走出疑古”学说的理论基础、产生背景及发展进程的基础上,指出了“走出疑古”影响下的中国古典学去向堪忧的问题。对此,廖名春先生在发言中指出目前中国的古典学研究是有史以来最繁荣、成绩最显著的时期,并质疑了杨春梅女士提出的“堪忧”问题。对此,杨女士在发言中也从古典学研究的“去向”问题、对“古史辨”派进行的伐罪式批判及学术丧失严肃性和独立性三个方面进行了正面回应,表达了忧虑之情。

    与“走出疑古”说密切相关的二重证据法也成为了会议的讨论热点。廖名春先生在区分了信古、疑古、重建、新证(互证) 等几种观念之后,指出此四派中最有活力的还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新证派,其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是研究上古最有效的方法。对此,李若晖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在随后的发言中针锋相对地指出,二重证据法的核心在于求真近古,然而其作为方法本身只能针对微观事实,无法从中衍生出宏观问题,其在思想史问题的研究上也显得无能为力。谢维扬先生在随后的评论中则指出,二重证据法主要是处理史料学方面问题的一个方法和概念,如果认为它不能满足我们对于大的、宏观问题的解释,恐怕不是二重证据法本身的问题,而是研究者工作计划的问题。曹峰先生(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 则认为“二重证据法”其实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其中并没有多少可以指导具体研究的方法论成分,尤其是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学者愿意抱残守缺,无视日益增加的出土资料,而仅仅依据传世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了。宁镇疆先生(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在对曹峰先生的评论中指出,“二重证据法”从证据学的角度来讲,其理想形态应该是各自独立来源的材料指向同一个事物,基于此的“二重证据法”还是比较坚实的。而李幼蒸先生认为从历史符号学角度看,所谓“二重证据法”显然不是一个严格科学性的概念,因为它简单化了两个不同学科———考古学和古史学运作程序之间的关系问题。

    另外,对于信古、疑古、释古、证古等的划分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如廖名春先生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古史研究主要有信古、疑古(顾颉刚先生为代表) 、重建(傅斯年先生为代表) 及互证(王国维先生为代表) 等几派观点。童教英先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则在发言中指出,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分派的局面,主要是由于学术界对考据和理论的切割,对疑古和释古的切割,事实上,它们都是同一工作的不同方面。顾潮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在评论中指出此种观点也一直为顾颉刚先生所坚持。然而李锐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及竹元规人先生(日本振兴学会) 也提醒人们注意顾颉刚、傅斯年及王国维等人学术观点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甚至是学术路向的分野则根源于他们历“疑古”与“走出疑古”的第一次正面交锋165史认识论的不同。其实这不仅体现在顾、傅、王等学者的身上,用来分析近十几年来的“疑古”与“走出疑古”的学术纷争也是适用的。正像杨春梅女士在《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中通过对比李学勤先生与顾颉刚先生对古书形成及流传过程的看法,指出虽然二者都认可古书流变的复杂过程,但接下来却走向了“疑古”和“走出疑古”两个方向。特别是在考察了谢维扬先生的“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之后,杨女士认为,谢先生提出的证伪标准和举证责任问题将“疑古”和“走出疑古”推到狭路相逢、短兵相接的境地,二者的根本分歧也正在于此。

    三、未来路向

    在对“疑古”学说进行细致深入地反思的同时,与会学者也对上古史重建的路向问题广泛交流了意见。张富祥先生强调指出最基本的工作仍是这样两项:一是继续清理研究史料,另一项则是继续清理和研究传说史料当中的历史事实。

    杨春梅女士在指出谢维扬先生提出的证伪标准和举证责任问题将“疑古”和“走出疑古”推到狭路相逢、短兵相接的境地之后,热切地提出“, 不管愿意不愿意,举证责任问题已经把大家逼到不能不关注理论的境地”,而且这是关系古史重建、也是涉及整个中国学术界未来走向的大问题。李扬眉女士也指出上古史重建工作必须冲破材料及证据的局限,建立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与会学者也对跨学科研究在上古史重建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陈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 、谢保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林小安(故宫博物院) 等诸位先生都对此进行了充分肯定。特别是李幼蒸先生的《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一文即试图从跨学科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来评估顾颉刚史学成就及其对古代史理论和一般历史理论所具有的意义,指出顾颉刚史学实践的方式和目标,与今日体现在历史符号学领域内的诸多要求颇多契合。李先生也坚持认为跨学科方法论,不是指不同学科材料的随意搭配,而是指相关学科间在理论逻辑上的有效沟通和有机配合。基于此,考古学在古史研究中的作用,特别是其与历史学的关系、及其学科独立性等问题也成为会议讨论的焦点。在对历史学与考古学结合作出的成绩进行充分肯定的基础上,也有不少学者侧重从学科独立性方面谈到了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及其在古史重建过程中的作用。陈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及方辉(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两位先生都对中国考古学长期以来的证史取向表示忧心。陈淳先生指出现代考古学已不再仅是考古与文字记载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应注意吸收西方自下而上的社会考古学方法,通过对考古学材料量化和质化的分析,重建古代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发展史。

    与此相关的出土文献研究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在近些年出土文献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对出土文献本身的认识,及其在古史研究中的价值的评判也在学界备受关注,近十几年来对于古史辨派及其研究成果的评价的转向也与此密切相关。廖名春、谢维扬等先生均对在此背景下的中国古典学研究持较为乐观的态度。曹峰先生则针对近年频见报端及学术界的“出土文献将改写中国思想史”的说法指出,虽然在某些意义上出土文献为此提供了可能性,然而仍需充分注意其在客观上、主观上的复杂性及局限性。他还特别指出不能将“疑古”学派的研究方法与出土文献的研究方法对立起来。

    正像王学典先生(文史哲编辑部) 在总结中指出的,会议的成功不仅体现在高质量的与会论文及遍布于发言讨论过程中的“散金碎玉”,而且体现在来自古史学、思想史、考古学、文献学、民俗学、神话学、符号学等各领域的学者齐聚一堂,就一个共同的话题展开的跨学科的对话。这更提升了我们在中国的古史研究中进一步开展跨学科合作的信心。尤其是在将如何重建上古史上意见不一致的两派学人共置于同一个交流平台的情况下,事实证明,所谓的学派之间的对立更多的是由于面对面的直接的交流方式缺失所致,而对话的结果必能促进大家的互相理解。

    分享到:

    历史上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