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01月01日

    李剑鸣:关于二十世纪美国史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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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美国研究季刊http://www.mgyj.com

        美国的历史并不悠久,而历史学却十分发达。就专业史学工作者的人数、历史教育的规模、史学出版物的数量、史学知识在公共生活中的运用等方面而言,美国在世界上都是罕有其匹的。【注释】据估计,1976年美国各类历史协会约有4500个(Michael Kammen, ed.,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Cornell Univ. Press,1980, p.12);美国历史学家组织1993年12月底的会员人数为9162名(David Thelen,“The Practice of American Histo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81, No.3, Dec. 1994, p.933 note);各大学每年培养的史学博士在1000名左右;各类史学刊物之多,令人咂舌;这些刊物每期刊登的新书评介,更是不可胜数;各类有历史学家参与的博物馆、历史纪念地、历史主题公园以及由历史学家协助拍摄的历史题材影片,也是随处可见。【注尾】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美国的史学著述远非“汗牛充栋”所能形容,历史研究所取的进展和成绩,可谓举世瞩目。但是,在这种史学繁荣的表象之下,却存在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史学著作,很少是出自美国学者的手笔,美国也未产生世界公认的史学大师。那么,应当如何看待20世纪美国史学的基本趋势?20世纪美国史学留下了何种启示和教训?


     


    一、 时代嬗递与学术趋新


     


        美国是在不断开拓新土地、不断发现和利用新事物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美国人似乎对于“新”有着特殊的敏感,在历史研究中也是如此。20世纪美国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不断求变和趋新中获得发展,以“新”为旗帜的学派和思潮层出不穷,一种“新史学”很快就为新的“新史学”所取代;一种观点、一种解释,往往不出几年就成为节后黄花。从总体上看,20世纪美国史学经历了四次大的思潮兴替,这种兴替和社会变动、时代精神有着至为密切的关联。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史学完成了专业化,并且开始由传统的描述性史学转变为现代的分析性史学。在这个时期,美国跨入工业时代,急剧的社会变动和严重的社会弊端,激发了人们的改革热情,一股称作“进步主义运动”的改革浪潮荡涤全国。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查尔斯·比尔德、弗农·帕林顿等一代专业史学家适逢其会,不仅积极投身改革,而且通过史学著述与时代精神桴鼓相应,他们因此获得“进步主义史学家”的称号。进步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石是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和社会冲突论,其“轴心观念乃是经济和政治冲突”。【注释】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Chicago, 1968), p.473.【注尾】通过进步主义史学家的著述,美国史成了一部美国文明、美国民主不断成长和壮大的历史,一部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利益集团、不同的政治主张之间激烈斗争的历史。他们还极力用历史为社会服务,使之成为争取民主、推动改革的工具。进步主义史学家的著述,将上帝的旨意、白人的使命等抽象的观念摈弃在历史的决定因素之外,第一次为美国历史提供一种宏观的解释框架,从而引发了一场全面改写美国历史的学术运动。


        进步主义史学的生命力,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衰竭。战后美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半个世纪以来的危机、改革、战争和动荡,使美国人对变动感到厌倦,他们希望稳定;在国际上,美国率领西方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抗衡,**的意识形态弥漫于社会;于是,多数人倾向于肯定和维持现状,欣赏和赞美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保守主义遂成为50年代的主导思潮。在这种舆论气候和时代精神的感染下,美国史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注释】美国史学本身的状况,也是导致史学思潮转变的因素。参见Ha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p.439.【注尾】新一代史学家开始全面清算进步主义史学的遗产,从史料、方法和理论上打碎了进步主义史学的基石。丹尼尔·布尔斯廷、路易斯·哈茨、克林顿·罗西特等一批学者认为,美国社会从一开始就和欧洲不同,是一个相对平等的中产阶级社会,不存在鲜明的阶级分野和激烈的冲突;历史上的各种斗争,都是在美国人共同的价值基础上、在美国宪法的框架内进行的;美国人向来保守,激进的变革和美国无缘;所以,一致性和连续性乃是美国历史的本质特征。这种学术因此被称作“一致论学派”或“新保守主义史学”。在“一致论”史学家的笔下,美国历史中不再存在进步主义史学家所描述的那种冲突和变革,而变成了一部和谐与连续的历史。这样一部美国史,和进步主义史学家所撰写的一样,是经过思想和偏见改造过的历史。


        但是,这种历史的支柱在60年代即发生动摇。50年代末期美国经济形势恶化,各种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苏联在科技和尖端武器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形象不佳,这一切使许多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传统和现状都深感不满;黑人民权运动、青年反主流文化运动、反战运动此起彼伏,各种社会批判思潮汹涌澎湃,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在青年中间风行一时。这种激荡不安的社会形势和思想趋向,在史学界激起强烈回响。一些具有左派思想倾向的学者,如威廉·阿普曼·威廉斯、诺曼·波拉克、加布里埃尔·柯尔科等人,重提被一致论学派所抛弃的社会冲突论,对美国历史上的各种集团、不同利益、各种主张的斗争作了突出的强调,对美国外交的不正义色彩和帝国主义性质进行了激烈的抨击。由于这种激进的思想倾向,他们被称作新左派史学家,他们最大的缺失,在于对史料的曲解和附会,而且思想过于偏激。【注释】关于新左派史学的评论,参阅杨生茂:“试论威·阿·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世界历史》1980年第1、2期。【注尾】


        60年代激烈的社会动荡、特别是少数种族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在美国社会舞台上的崛起,促成美国思想气候在70年代出现新的特点,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一种时代精神;据此而对美国历史的重新定位和重新解释,有“新美国史”之称。【注释】埃里克·丰纳为美国历史协会所编全面介绍196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趋势的书,即以“新美国史”为题。见Eric Foner, ed., The New American History,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Philadelphia, 1997.【注尾】多元文化主义承认美国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反对将白人文化定于一尊,承认和尊重少数种族及其文化,将各种文化作为美国文化的成分加以平等对待。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美国历史的框架、领域和方法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史学研究的领域大为拓展,少数种族和族裔集团的历史、过去受到忽视的社会群体的历史,成为史学的重要内容;黑人史、亚裔史、土著美国人史、西班牙裔史、妇女史、同性恋史等领域呈现十分繁盛的景象。其次,少数种族和族裔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得到突出的强调,例如在早期史的研究中,欧洲文明、非洲文明和美洲文明一起都被看成美国历史的渊源。再次,种族和文化成为一个基本的史学分析范畴,无论是在政治史、经济史还是社会史、劳工史中,许多学者都将种族和文化视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最后,通过多元文化的视界,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种学的理论和概念被大量引入历史研究,丰富了史学的分析手段。


        从上述史学思潮的四度兴替来看,史学紧密跟随社会变动,学者对时代精神反应敏锐,使得美国史学不断革新,贴近时代,充满现实感;在各种观念和论点的交锋中,对美国历史的复杂性的认识得以不断深化。这是美国史学的一个突出的长处,但长处有时很容易转化为短处,众所周知,美国文化中工具理性始终是压倒价值理性的,实用主义在美国成为一种传统,而史学深深浸润在这种传统之中,历来有着自觉为现实服务的倾向。殖民地时代的历史记述者,将上帝对北美居民的眷顾作为历史的主题;19世纪的史家更是明确地阐述了使命感和美国利益的神圣性;进步主义史学家则明确提出了史学服务于现实的“现时主义”,鄙视那种“呆在无人翻阅的书本里的历史”,主张“利用过去”,“迎合普通人的脾胃”;【注释】卡尔·贝克尔语,见田汝康、金重远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5、276页。【注尾】他们相信,“文明的历史可以成为文明的工具”。【注释】查尔斯·比尔德语,见Charles and Mary Beard,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47), p.VII.【注尾】虽然进步主义史学在学术上的影响早已消失,但这种实用主义的治史取向,在美国史学中却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并且给美国史学带来了许多问题。


        进步主义史学家对美国史的解释,固然深化了对某些问题的理解,但后来的史学家发现,他们的观点存在着价值和伦理方面的欠缺,而且在史实的处理和运用上也纰漏甚多。查尔斯·比尔德将建国先辈描绘成单纯受经济利益驱使的凡夫俗子,对建国过程中各种因素互动的复杂情形,作出了过于简单的理解。后继的一致论学派刻意将美国历史改写成一部和谐连续的历史,一笔抹煞了一个多元社会中不同利益、主张、种族、性别和地域之间的激烈冲突,矫枉过正,过犹不及。新左派史学家为了揭露美国社会的弊端,不惜曲解史实,他们所写的美国史,可以说是一部高度政治化的历史。这种随着时代风向而动的历史研究,导致偏执一端的史观和历史建构模式的不断翻新,对历史知识的尊严和价值,不能说不是一种损害。


        70年代以来,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框架内对美国史的重构方兴未艾,这种史学的弊病也逐渐显露出来:有的学者将文化多元的历史改写成了各种族平分秋色的历史,欧洲文化在美国社会文化形成中的重要性被大为降低;对过去那些遭到忽视的人群的研究成为一种时髦,“种族”(race)、“性别”(gender)、“阶级”(class)分析范畴遭到滥用;妇女史家运用女权主义理论来研究历史上的妇女问题和性别关系,充满女性对男性霸权和性别压迫的仇恨,致力于将历史由“他史”(history)变成“她史”(herstory),形成一种十分偏颇的性别对立史观;在对种族主义的研究中,盎格鲁-萨克逊白人都成了种族主义者,对白人中的反种族偏见的思想视而不见;所谓“政治正确性”已经成为钳制学术自由的枷锁。可以说,多元文化主义正在肢解美国历史,使整体的和宏观的美国史构架难以形成。在多种文化竞争和冲突的情况下,什么是美国文化就成了一个问题;如果历史仅是许多种族和性别集团的历史,那么,什么是美国历史的主线和整体结构,就无法得到准确的把握。所以,对于多元文化主义所带来的史学革新的利弊,应当有一种清醒的认识。正如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所言,整部美国史并不都是族裔史,多元文化主义并非可以容纳所有美国历史问题的大箱子。【注释】George M. Fredrickson,“Multicultural Teaching Requires a More Subtle Balance,” Perspectives, Vol. 32, No.7 (Oct. 1994), p.13.【注尾】


        史学不同于社会科学,它是以不可逆转的过去时空中的人及其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它的成长需要以深厚的人文积累为滋养。史学研究的目的是追求可靠的历史知识,提出令人信服的历史解释,这需要一种相对中性和平和的立场,需要和变幻莫测、难以界定的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需要一种对于知识的庄严而恒定的信念。如果怀有过于强烈的现实关怀,对时代精神不加辨析和保持警惕,不免使史学的特性受到损害。20世纪美国史学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历史解释跟随时代而不断变化和求新,每一代史学家的崛起,都以“解构”既往学术为起点;他们热心追逐时尚,以“标新立异”为研究鹄的;他们过于迎合大众口味,片面注重史学的工具性。这一切导致了思想的浅薄平庸和知识的实用化,未能在美国史学建立一种追求纯正知识的“高贵”传统。于是,史学的高度繁荣活跃只是一种表面的景象,由于缺乏深沉的历史感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也就不具备产生史学大师的土壤。


     


    二、 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


     


        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在2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而且尤以美国为甚。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初以来,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等研究社会和人类的学科趋于成熟和专门化,社会科学的势头日益强劲。受社会科学发展的鼓舞和影响,美国史学也出现一系列新的变化。首先是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从政治、外交到经济、社会,从英雄人物的活动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从事件到心态,都成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其次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革新,引进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采用计量方法,实现了描述性史学向解释性史学的转变。这两大变化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研究领域的扩大,要求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而理论和方法的革新,有助于发掘新的研究课题和使用新的史料。伴随着这些变化,历史学逐渐变成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史学完成了社会科学化。


        美国史学界十分热衷于使史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早在1912年,詹姆斯·哈韦·鲁滨逊在《新史学》中就提出,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当向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学习。【注释】Harvey Wish, The American Historian: A Social-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Writing of the American Past (New York, 1960), p.147.【注尾】1954年,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发表《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的专题报告,强调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密切联系。1963年该组织在另一份报告中指出,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1971年出版的《历史学即社会科学》一书,将史学完全等同于社会科学。【注释】参见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注尾】同年,新政治史主将李·本森出版《走向科学的历史研究》一书,社会科学化已经成为史学的一股不可遏止的潮流。在社会科学化的过程中,美国史学出现两种主要倾向:一方面,史学家热切地从社会科学汲取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者大量涉足历史领域。


        美国历史学家吸收社会科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和那些熟悉理论和方法的社会科学家一道,在历史领域进行前所未有的尝试和创新,使史学的领域大为拓宽,方法得到丰富,解释更为精确化,理论色彩更为浓厚。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产生了新经济史,强调理论在研究中的作用,系统地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大量使用数理模型,并相信其事实证据和研究结论完全可能是科学的和可靠的。罗伯特·福格尔、斯坦利·恩格尔曼运用“反事实模式”对奴隶制的经济史研究,改变了经济史领域的面貌。【注释】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Boston, 1974.【注尾】将政治学和行为科学引入政治史的结果,形成了新政治史。李·本森的《杰克逊民主的概念》是这方面的开创之作,为新政治史提出一个概念和方法的框架。【注释】Lee Benson, The Concept of Jacksonian Democracy: New York as a Test Case, Princeton, 1961.【注尾】一些机构对美国历史上的选举数据和国会表决情况进行了整理,使之成为可以利用的计量化史料。注重历史研究的政治学家也加入这个营垒。种族文化分析模式和选举周期理论,乃是新政治史的重大成果。社会学等学科对史学的渗透和“自下而上”的史观的形成,促成新社会史的繁荣。普通人的生活、风习的演变、社会流动、价值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少数人群的生活、信仰和文化模式,都成为社会史的研究课题。尤金·吉诺维斯对奴隶制和奴隶生活与文化的研究、赫伯特·古特曼和戴维·蒙哥马利对工人阶级的研究,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注释】Eugene D. Genovese, Roll, Jordan, Roll: The World the Staves Made, New York, 1974; Herbert G. Gutman,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izing America: Essays in American 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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