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01月02日

    李零:寻找回来的世界——简帛古书的发现与中国学术史的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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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年,由于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的发现,很多文史学科都来参与讨论,本来没有多少人关心的简帛古书,突然间成了显学,成了时髦话题。很多人都在谈论,我们是不是能够用简帛古书改写中国学术史,或怎样用简帛古书改写中国学术史。我记得,几年前,李学勤先生到北大演讲,他曾说,现在这些发现,它们对学术史的研究,影响非常深远,恐怕一时半会儿还看不清,或至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还看不清。我很赞同他的说法。但我想补充的是,简帛古书的发现,现在就在改变着我们的学术史,我们现在就处于一场非常深刻的转变之中。

      说到学术史,我个人认为,作各门具体研究的人,每个人都该心里有数,或至少有大致的感觉。它的作用,就像GPS(即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可以随时随地让你知道,你现在处于什么位置,以免迷失方向,“找不到北”。但现在的学术史,本身就有许多误导,必须加以改写。我理解,研究学术史,也像研究其他历史,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不是别的,就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特别是以“现代化”的短见和偏见去曲解漫长的古代历史),而且这种错误,还根本无法避免。因为,我们总是从今天的材料,今天的立场,看待古人,看待过去。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我记得80年代,很多人都喜欢讲,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史学,今人立足点高,有理论和方法,优越性大得不得了,而完全看不到其负面影响,老把“不得已”视为“理所当然”。这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今人的看法,不管对不对,都不是“死无对证”,而是可以“开棺验尸”,加以检验和修正。而检验、修正的手段,就是考古学。古人说“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色如土”(《相冢书》)。简帛古书的发现,在我看来,其重大意义就在,它不仅可以改变我们对古代知识体系的认识,而且可以调整现代研究的心理定势。眼睛和眼睛看到的东西是一起变化。

      为什么呢?我想讲三点理由:

      第一,简帛古书的研究是一门非常新,也非常重要的学问。这从现代学术史可以看得很清楚。近百年的学术史,我是说研究早期中国的学术史,最初是和“五大发现”及“罗王之学”有关。这“五大发现”,主要是世纪之交、庚子前后的发现,“地不爱宝”,是因为国运不昌。它们是:

      (1)殷墟甲骨文字(1899年发现);

      (2)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1901年发现);

      (3)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1900年发现);

      (4)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1909年始为世人所知);

      (5)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1901年发现)。

      这一百年,前50年和后50年大不一样。前50年,学者倡言“新史学”,其“新”不一(有各种各样的“新史学”,就像汉代以“新”为时髦,什么都要加上个“新”字,“新”是现代化的意思,卓别林叫“摩登时代”),固然是藉西学引入的“新概念”,但在研究基础上,是依赖中国自己的“新发现”。其学凡历四变。1900-1911年,是“五大发现”为世人瞩目的时期。这些发现是前五十年的共同背景。但当时,以学而言,还只有“罗”,没有“王”,王国维尽弃前学,转向古史研究,是始于辛亥东渡。这是第一变。然后,1911-1927年,是“罗王之学”和《古史辨》先后问世的时期。“罗王之学”是清室逊位的产物。《古史辨》是五四运动的产物,都是应运而生。当时,罗、王侧重铭刻史料,顾颉刚侧重文献史料,都可归入“二重史证”的研究。但当时,还没有考古研究。这是第二变。再下来,1927-1937年,是国共两党“新史学”问世的时期。1927年的史语所成立,1928年的郭沫若东渡,是标志性事件。期间,史料学的开拓,新学科的创立,在于中研院的十五次发掘。中研院的史语所,“史”是以西方的考古学改造中国的经史之学,“语”是以西方的比较语言学改造中国的小学和考据方法。这是它之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则是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社会演进学说,用这类新方法来重新解释中国历史,但它同样关注考古发现和铭刻史料,史料学的基础是一样的。考古学的引入,其重要性就在于,它增加了“第三重史证”。这是第三变。再下来,1937-1945年,1945-1949年,都是战争时期,没有大变化。关键一变是1949年。因为,我们都知道,1949年以前,中国虽有考古发掘,但主要限于新石器时代和商代,其他时段的发现,几乎都是来自探险、盗掘和地面调查。1949年后,史语所迁台,只能整理过去的发掘资料和在台湾作原住民考古,中国考古的重镇在大陆。这第四变是天崩地裂。它在台海之间划了一条线,在世纪当中划了一条线。20世纪的后50年,考古学突飞猛进,在广度和深度上,要远远超过前50年。比如,西周和东周,秦代和两汉,几乎是全新的领域;战国文字研究、出土古书研究,都是50年代以来的新学问。虽然简牍发现很早,“五大发现”中的第二项和第五项,都和它有关。但前50年,主要发现是文书;后50年,才有大批古书出土。特别是近30年,它的发展尤快。我们应该明白,简帛古书的研究,完全是一门新学问。当年,王国维写《古史新证》,他的“二重史证”,地下史料完全是铭刻,只有甲骨文和金文,没有简帛,更没有地下发现的古书。研究早期中国,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过去,大家看重的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史语所和郭沫若,吉德炜和夏含夷,大家都是拿甲骨文当“商代史料”,金文当“西周史料”。这是前50年的史料给我们造成的格局。虽然到今天,托考古之福,我们对商代、西周的知识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但认真讲,这种研究还是粗活,没法和战国秦汉相比,社会史的研究,学术史的研究,都是勉为其难。简帛发现,包括文书和古书,过去重视不够。其实,文书才是研究早期社会史的关键史料,古书才是研究早期学术史的关键史料。它们提供的信息虽晚,但重要性一点不差,其实是史料的主体。特别是作学术史,出土古书才是第一手资料。它所涉及的图书种类,各个方面都有标本,支点性的东西已经大致齐全。我们可以说,有志改写中国学术史者,此其时也。现在不写,更待何时。

      第二,过去我们读古书,主要是传世古书,宋以来的古书。简帛古书的发现,不仅是数量的补充,品种的补充,文本年代的提前,个别字句的订正。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对古书,年代最早的古书,开始有了直接的感受,可以从中归纳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对古书的创作、古书的构成、古书的阅读、古书的解释,古书的选取和淘汰,古书的传播和保存,开始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特别是对图书分类,与之有关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改变尤大。因为过去的图书分类,甲乙部目之中,历史漏斗之下,有意识形态存焉,很多藏匿掩盖、窜改歪曲,以及后来居上、冠履倒置,在所难免。比如《汉志》六类,“尊经抑子”;《隋志》四部,“尊学抑术”,就是导向性的东西。这种结构一定,很多想法也就固定下来。其后果,是阅读趣味的偏废,大家只读一半书或只读一种书,“有学无术”(只读六艺、诸子、诗赋,不读兵书、数术、方技)或“不学无术”(只读经书,不读诸子、诗赋和其他书),无异焚书坑儒(知识分子也是古书之杀手)。这个历史包袱很沉重。它不仅造成近代历史的嘲讽(自诩“道德文章将大行于天下”,但毕竟技不如人,势不如人,连从前的崇拜者,如日本、朝鲜,都白眼相向看不起),对早期历史也是很大歪曲。简帛古书的发现,使我们对“倒读的历史倒读”,把很多压在下面的东西翻到上面来(考古的地层关系和发掘程序正符合这一逻辑)。这本身就是一场革命。

      第三,简帛发现的另一个意义是,它对近百年的学术思想是一个巨大冲击。因为我们都知道,近百年的学术史,是旧学不旧,新学不新,所有学问,不管个人的态度向背,都是“古今中外一锅粥”,阵脚大乱。王国维倡言“学不分古今中外”,当然很有胸襟,但从当时的形势看,从当时的心理看,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它的背后有激烈冲突,“古”与“今”、“中”与“外”,总是陷于二元对立:后者对前者有优越感,前者对后者不服气,“古今中外摆不平”。其实,这些在“现代一言堂”里没法对话的事,放到古代,反而易于沟通,不仅古人和今人易于沟通,中国和外国也易于沟通。我们甚至可以说,这对双方,都是必要的校正,而且是从根子上的校正。比如,中国和西方,双方的政教结构不一样,有根本不同,但西方的“教皇”对理解中国的“皇帝”有帮助,中国的“皇帝”对理解西方的“教皇”也有帮助。互相比较,彼此的理解都会有所加深,既看到其人心同理的起点相似,又看到其趋舍异路的选择不同。简帛古书,表面上看,只是对研究“古”、“中”有用,对研究“今”、“外”无用,但实际上,它却对调整我们对“古今中外”的看法有帮助,对调整我们的心理结构有帮助。因为,这些返本溯源的探讨,对中外双方都是解毒剂。它对恢复“古今中外”的平等对话,对重建有中国自信的世界眼光有革命意义。

      这不是吹牛。

      我们这门课,题目叫“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目的是帮助同学,开发资源,开拓想象。为了讲述的方便,我想把这门课程的题目解释一下,把咱们讨论的范围介绍一下。

      (一)“简帛古书”的考古内涵和考古意义。

      我们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忘本”,现代人,特别是身处现代化漩涡的中国人,更是如此。他们对古代的优越感很大,动不动就讲同传统绝裂,同它划清界线(比如80年代,这个气氛就很浓,而且完全是一边倒),其实这个界线是划不了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个电视剧,叫“寻找回来的世界”,内容是讲少年犯的改造,题目很好。我们研究历史也有这种心情,就是总想把已经失去的世界再找回来。陈子昂登幽州台,发思古之幽情,因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眼泪刷刷往下掉。古人死掉了,没有录音机,没有录像机,怎么办?碰到这类问题,考古的作用就显出来了。因为它能把“古”、“今”的距离缩小,把它们一下子拉到一块,让我们重见古代,触摸古代,作用就像科幻小说讲的“时空隧道”。

      考古和历史的关系很微妙。历史如大浪淘沙,有些东西冲走了,有些东西留下来。我们用剩下的东西研究丢掉的东西,很难,有如凭蛛丝马迹破无头公案,故事层出不穷。美国电视有一种节目,叫“mystery”,就是讲这类“疑案”和“悬案”,国内流行的说法是“谜团”。西方的很多考古文物展也喜欢用这个词。比如前几年,大英博物馆举办过一个中国出土文物展,名字叫“中国古代之谜”(Mysteries of Ancient China),它所谓的“谜”也是这个词。这个展览,《泰晤士报》是赞助者。它的主编给图录作序,说它不仅展现了中国远古时代的丰富多彩,还让人们在绵延不绝的中国文明背后可以窥见其“深藏的灵魂”。探索中国文明背后“深藏的灵魂”,这是考古学家视为畏途的神秘领域,也是他们心向往之的最高境界。历史是“疑案”或“谜团”,考古是破案和解谜的手段,它使历史成为一门开放的学问。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用新材料做新学问,常做常新,可以有大成就,也容易犯大错误。在这个领域中,谁也别想“功德圆满”,谁也别想当“学术霸王”,我看考古学伟大就伟大在这里。

      考古发现的世界是“寻找回来的世界”。过去我们讲王国维了不起,总是说他发明了一个“二重证据法”,把考古引进了历史研究,大家一点都不怀疑。后来,读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的文章,我才发现,这个讲法并不正确。因为王国维讲的“二重证据法”,所谓“纸上之史料”是《诗》、《书》等古书;“地下之材料”是殷墟甲骨和商周金文。即使时间扩大一点,再加上西域汉简、敦煌卷子,其研究也还是以文字为中心(他对器物的关心不如罗振玉)。这些发现基本上都是非发掘品,或者虽经发掘(如斯坦因发掘的西域汉简),也不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去研究。它和后来的考古发掘有缘,但严格讲还是属于金石学的研究范围,只能叫“新金石学”,还不是“真考古学”。后来的考古学,其实是外来的学问。它提供的是又一种证据,即第三重证据。

      从考古学的眼光看出土古书,出土古书只是出土文字的一部分,出土文字只是古代遗物的一部分,古代遗物只是古代遗址的一部分,在考古学的知识系统中,它的重要性并不一定比其他出土物更大,时间也比较晚和比较短。这点考古系的同学都知道。但对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的同学来说,情况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这些系都是以文字材料为主。在文字材料中,这些古书,它们出现的时间比较早,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地位很突出。如果我们把古书的发展比作一条龙,那么战国秦汉的简帛古书就是“龙头”,魏晋隋唐的纸本古书就是“龙身”,宋元以来刻版印刷的古书就是“龙尾”。过去我们的知识很可怜,看见的只是“龙尾巴”。前人也知道“龙脑袋”和“龙身子”还藏在云里头,但在没有考古发现的情况下,只能靠古书的引文和佚文。例如清代学者就很重视搜辑古书佚文和用古书引文考订传世本。出土发现使古书变成了一门新学问,既救活了以版本为依托的传世古书,也救活了这些古书中的早期引文和佚文。对于古书的研究,它的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

      (二)“学术史”的概念和研究范围。

      简帛古书来自考古发现。考古发现包括实物资料和文字资料。实物资料主要归考古学研究。文字资料分两种,文书档案对研究社会史最有用,古书对研究学术史最有用。对于重建古代,这些资料都重要。但要谈中国“深藏的灵魂",要谈学术史和思想史,大家还得靠古书,特别是出土的古书。过去《读书》杂志组织过一场“考古‘围城’”的讨论,我是参加者。平原、兆光呼唤考古界“芝麻芝麻开门”,但考古学家说,对不起,我们有太多的局限性,这个门开不了,我们不打算出去,你们也甭想进来。我是学考古的,当然知道“开门”很难,特别是用考古材料讲社会史和思想史,很难,但并不认为事无可为。中国考古界,不是所有人,但也不是一两个人,过去是有“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毛病(我听说,宿白先生对考古专业的学生不读书也是很有批评)。他们以为,除年代早晚,地理分布,文化关系,其他都是“伪问题”。这个毛病是跟考古学一起从西方传过来的。但西方也不是铁板一块。西方的学术传统,老汉学(本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汉学),他们的“philology”跟我们的考据学有点接近,就很重视文字和文献,但作艺术史(在西方是一种类似金石学或古物学的学问)或考古的,他们对文字和文献确有拒斥态度,有些人干脆就是说,他(或她)是“用眼睛研究中国”。这种态度可能有它一定的道理,比如全靠眼睛,可以突出直观感受;不懂文字,也少受成见干扰。但谁要说他是“用眼睛研究学术史”,我看是门儿也没有。

      现在我们说的“学术史”,它的概念很值得研究。因为古代用它是什么意思,现在用它是什么意思,两者并不一样。古人说的“学术”,本来只是模糊字眼。后来有些校雠学家用它指图书分类,才把它变成古代知识的总汇,古代学问的总汇。如郑樵“类例既分,学术自明”(《校雠略》),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通义》),其实都是这个意思。这种概念的“学术”,它和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法有关,既可按经、史、子、集各讲各的“学”,也可按数术、方技、兵书各讲各的“术”,无论四分还是六分,和西方的概念都不太一样。西方的分类,他们有文、史、哲三分法(出自培根)。文学有“文学史”,史学有“史学史”,哲学有“哲学史”。此外,还有“宗教史”、“科学史”、“思想史”。这些“史”和我们的“学术史”,当然会有某种重叠,如很多人都以为子部是哲学类,史部是史学类,集部是文学类,数术、方技是科学类,农学是技术类,兵书是军事类,释、道是宗教类,但很多方面没法“对号入座”(我国的图书分类法,现在是两者并存)。近年来,陈平原先生力倡“重写学术史”,对“学术史”的概念又有一番讨论。中国近代,我们引进了一大堆西方的概念、西方的术语、西方的规范(而且往往是经日文借中国古书中的词汇转译),语言和思想被搞得一团乱,这个过程很值得研究,也很值得反省。几乎所有领域都要查病和消毒,特别是文艺复兴和18、19世纪的毒(很多西方学者也在消这个毒)。比如“哲学史”的概念就很成问题(其实“科学史”和“宗教史”的概念也有问题),不但让人觉得削足适履,而且显得过于狭窄。现在的“思想史”,有些只是“哲学史”的别名,或大号“哲学史”。所谓“大号”,就是在“哲学史”之上,再加上“经学史”、“宗教史”(道教史和佛教史)、“科技史”、“政治思想史”,等等。其实是大杂烩。最近,葛兆光先生写了一部《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第一卷,1998年;第二卷,2000年),他不喜欢“哲学史”,更偏爱“思想史”,所以用“思想史”题书。但他说的“思想史”,和我说的“学术史”,概念还不完全一样。前两年,在美国达慕思学院(Dartmouth College)开会,法国的马克(Marc Kalinowski)教授跟我说,中国的“学术史”这个词,要想译成西方语言是大问题。他们是用“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指咱们的“学术史”,但“intellectual history”是偏重心智的历史,即有别于各种社会史的历史。葛兆光先生使用的“思想史”,按他自己的说法,正是属于这样的“思想史”。这样的“思想史”,它和我要讲的“学术史”还不太一样,重点是在知识系统以上的东西。

      我要讲的“学术史”,并没有什么深文奥义,范围可能比较接近章学诚的说法,也是属于“即类求书,因书求学”的研究(《校雠通义·互著》)。只不过,我更强调古代知识系统和文化心理的探讨。我们是从古书的分类入手,研究古代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结构;在它的基础上,再研究古人的思想特点。中国的“学术”,“学”是出于“书”,“术”也是出于“书”,它与中国语汇中的“书”直接有关。“书”的范围有多大,它也有多大。所以下面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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