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11月28日

    孔祥吉:档案利用与晚清史研究——评《剑桥中国晚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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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由费正清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以下简称《晚清史》)是一部在海内外历史学界颇具影响的历史著作。它卷帙浩繁,立论新颖,堪称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由于该书的作者大多是一些西方著名的汉学家,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都与国内史学工作者有着明显的区别,而编撰者在写作过程中,“在继续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总编辑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因此,这部叙述清代嘉庆朝至辛亥革命时期历史的著作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和特色,很值得我国史学研究者借鉴。

        然而,探索中国近代历史的奥秘毕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对西方学者说来尤其如此。因此,任何这方面的历史著作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本文拟围绕档案利用与晚清史研究的关系,对《晚清史》之得失,略作探讨,以期推动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档案资料是前人遗留下来的原始素材。古今中外一切不朽的历史著作,毫无例外地都是借助于浩若烟海的第一手资料,然后再加以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才构织成一幅又一幅既激动人心又给人以启发的历史画卷。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各类书籍、档案或其他历史资料,数量之多,庋藏之富,在当今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我国杰出的历史学家,自古以来就有着将史学与档案合为一家的优良传统。一部二十四史三千二百余卷,卷卷都是在对前人遗留下来的汗牛充栋的档案资料分析加工的基础上撰写成篇的。如此浩瀚丰富的档案资料,曾使许多历史学家流连忘返,勤奋耕耘。我国清史学者戴逸先生曾十分感慨地指出:“一个清史研究工作者,犹如在无边无际的史料的汪洋大海中飘航,竭毕生之力,勤勉从事,也只能窥见海洋的一个角落。”(戴逸:《谈清代书籍和史料的整理》,见《履霜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对于研究晚清历史的学者来说,档案资料尤为重要。晚清史就是中国昨天发生的事情,因此存留的档案资料之多是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也是清代前期所无法比拟的。这些档案资料既包括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庋藏的清朝政府处理内外事务所遗留的满汉文奏折、谱牒及各类档册杂件,又包括各地图书馆、档案馆,甚至私人手头所珍存的清代官员的信札、日记、奏稿和笔记等。这些史料丰富生动,真实地记载了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和政潮的起伏。因此,任何对晚清历史的概括或考订,都离不开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而且,晚清又是一个动荡不安,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中国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开始走向世界,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同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频繁的交往,因此,在这些国家的档案馆里,或多或少留下了有关晚清历史的宝贵素材。任何严肃的历史学家在考察中国社会这段瞬息万变、雷奔风驰的历史时,都不能对这些构筑历史科学大厦的原始材料掉以轻心。

    《晚清史》的编撰者在写作过程中,掌握和研究了不少史料。该书《总编辑序》指出:“就中国史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范围稍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既详尽又广泛,中国历史方面的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为止,西方的中国研究……取得的进展几乎没有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典籍和编写主要的王朝史及其制度史史纲的程度。”(上卷第1页)要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上卷第2页),这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然而,《晚清史》的作者们没有知难而退而,是以惊人的毅力,克服重重难关,广为搜罗海内外有关晚清历史的资料及其研究成果,群策群力,经历了十二个寒暑,终于写出126万字的宏文巨著。由该书各章脚注和书后所附录的参考书目可以看出,上卷共参酌了959种各类资料和研究著作,下卷达到854种。这些参考书目既包括已刊的清代官方文书和各类档案资料,诸如历朝《清实录》、《东华录》、《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宫中档》、《海防档》、《矿务档》等,又包括清代方志、官员日记、文集、奏稿、笔记,以及中国、日本、美国、法国、英国等国的历史学者关于晚清史研究的重要论文及著作。上述统计数字反映了《晚清史》撰写者在史学研究中,对史料的搜罗之广,用力之勤,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学者治学的严谨态度和勤奋精神。

      二

    一般说来,《晚清史》的撰写者对档案史料是比较重视的。如上卷的第三章《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的作者,“在大量中国宫廷档案和军机处档案公布以前”,他们以清代历朝实录为主要线索,参酌了罗振玉编的《皇清奏议》,和王云五编的《道咸同光四朝奏议》,同时还参考了恒慕义的《清代名人传》等现有的研究成果,比较成功地对嘉庆朝和道光朝的历史作了粗线条的勾画,着重探讨了嘉庆皇帝以撤换官员和节约开支为主要内容所进行的改革及其失败,揭示出人口的压力是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内容在中国学者看来都是颇具新意的。因为对嘉庆和道光两朝历史的研究,在国内还是一个薄弱环节。

    再如,下卷第一章《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一共不过6万字,但作者翻阅的资料是非常惊人的。其中有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清代总理衙门和外交部档案中的经济资料《海防档》、《矿务档》,也有五十年代国内出版的大量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如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和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等等。可以看出,作者对第一手档案资料是极为重视的。正因为如此,该章能提出许多见解独特、发人深思的问题。诸如作者不同意那种认为外国资本主义从十九世纪中期起,在逐渐摧毁和剥削国内手工业的“简单化的指摘”(下卷第20—21页);并认为,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尽管各部门和地方出现了紧张状态,但到清代灭亡之时,还没有大量材料可以说明,这个经济制度已经病入膏肓,所以不能说推翻和抛弃它的时机已经成熟”(下卷第84页)等等。这些结论尽管有的还可以商榷,但是,它们无疑是作者对大量档案资料融会贯通,深思熟虑后提出来的。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该书作者对于国外有关晚清历史档案资料的运用是得心应手,比较成功的。下卷第二章《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年》,专门论述清王朝对外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委、如何处置一些涉外重大事件及解决边疆危机等问题。该章的作者明确提出:“对于晚清外交史的研究,必须使用多种档案和多种语言,并且要跨学科来进行。这种研究必须先从研究几种主要语言的文献着手,另外还要考虑到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心理诸因素。”(下卷第670页)

    因此,作者在撰写这一章时,既注意到了马士、考尔迭、泰勒·德涅特等早期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又广泛征引了已刊的中文档案史料,如《清代筹办夷务始末》、《清季外交史料》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注意到了英国政策在晚清对外关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他特别重视英国档案的史料价值。他在阐述晚清王朝的对外关系时,除了研读已经出版的英国档案文献,如议会文件中的中国通讯部分和英国议会议事录的辩论部分外,还对伦敦档案馆所藏外交部有关中国的案卷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如外交部第17号文件《中国政治通讯》(1815—1905年)、第371号《政治通讯》(1906—1932年)、第228号《中国领事馆通讯》(1834—1930年)第405号《中国问题秘密文件》以及第233号《中国处公使馆档案》等。与此同时作者,还对美国国家档案馆中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献仔细发掘,引用了1844—1906年的《中国:急件》、《中国:指令》、中国:领事馆报告》以及华盛顿特区国家档案馆所藏的1906年以后的急件、指令和领事馆的报告。

    由于作者搜集整理了许多国家的有关晚清对外关系的档案资料,对照研究,融会贯通,因此,对这一时期变幻莫测,扑朔迷离的列强对华外交政策了解得比较透彻,揭示得比较鲜明。譬如,作者在分析庚子事件后国际局势时,既考察了俄国人占领东三省所引起的国际关系戏剧性变化,又分析了英、日、美等国对华政策的不同立场;尤其是作者用了较多笔墨揭示了英国政府由原来推行“光荣的孤立”政策,转变为担心俄国在华势力膨胀将会影响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长江流域,并进而威胁到它在印度的利益。于是,英国政府一反常态,转而采取与日本人结成有限度的联盟的政策。从日本方面来说,首相桂太郎、外相加藤高明等执政官员,鉴于对俄国的敌对情绪,主张同英国接近,极力促成英、日结盟,但是,以前首相伊藤博文为代表的一些官员却怀疑英国愿与日本结盟的诚意,并担心日本会在以后的对俄作战中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牺牲品,故极力反对与英国结盟,而主张“与俄国修好。”(下卷第157页)日本国内这两股政治势力围绕在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权益,进行了一系列的穿插活动和勾心斗角,并与国内不同政治派别的倾轧交织在一起,“伊藤想阻止军界支配国家事务,军界则不愿让伊藤有机会重新秉政”(下卷第156页),最后以桂太郎和加藤高明为代表的执政派占据了主导地位,终于在1902年1月30日正式签订了英日盟约。这一盟约的签订在远东国际关系中引起了剧烈的振荡,它使日本与俄国的矛盾更加尖锐,从而导致了三年后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一场强盗之间互相角逐的战争。国际关系的这种风云变幻,使清政府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狼狈的境地,它百感交集,既感宽慰,又感到羞辱和恐惧,因为当时的国际局势“并没有结束列强在中国的竞争,但确实消除了垂死的清帝国担心领土被瓜分的恐惧,而这种危险自1895年以来一直在威胁着它”(下卷第164页)。清朝作为一个堂堂大国,却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反而要“赖人保全”,实在令人痛心,难怪张之洞痛心地叹息:“国势微弱至此,更无可说矣。”

    本章作者由于较为详尽地占有了这些国家的第一手外交史料,所以能把握全局、洞若观火,言简意赅地勾勒出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围绕各自在华利益时分时合,纵横捭阖,搏击倾轧的历史画面。



    通观全书可以看出:《晚清史》的作者们对于英、美、法等国的有关档案资料比较熟悉,运用比较自如,但是,在一些章节中,对中国的档案资料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不是苛求《晚清史》的撰写者应该到北京来,考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汗牛充栋的原始档案资料和中国其他地方的第一手资料,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在这本书撰写时,外国学者根本不可能象现在这样自由地、充分地利用中国的历史档案。我这里主要说的是,对于已经刊印并且广为流传的档案资料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

    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是,该书第二章第六节是专门探讨义和团起义的,作者注意到了施雷克的《德国帝国主义在山东》、珀塞尔的《拳民骚乱的背景研究》、谭春霖的《拳乱》、弗莱明的《北京被围记》和许多关于义和团的研究著作,惟独没有注意到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于1959年编辑出版的《义和团档案史料》;再如,该书第五章是以论述1890—1898年晚清的思想变动和戊戌变法为主要内容的章节,作者一方面指出“对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维新运动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以任何种文字全面撰述这方面的历史著作尚有待于完成”,“中文著作中缺乏全面系统的叙述”(下卷第678页),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却似乎没有注意到1958年由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平心而论,这些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在国内外已经一版再版,似乎并不难找到,可惜《晚清史》的作者没有把它们放在应有的位置上。

    正是由于该书撰写者没有对此类至关重要的档案资料予以足够的重视,因而使该书对这一时期发生的不少历史事件只能是人云亦云,因袭成说,重复一些人所共知的史实,而不能更多地发现新问题,提出自己在考察历史真相后得出的新结论。

    更有甚者,由于该书的一些作者在史学研究中存在着忽略档案资料的倾向,以致在一些有严重争议的学术问题上不能够判明是非,把一些过时的或者有严重缺陷的学术观点误认为是正确的;而对某些比较正确的学术观点反倒予以怀疑。这集中表现在《思想变化与维新运动》这一章里。

    该章作者在介绍康有为的改革思想时指出:“康有为的儒家异端思想和激进的改制思想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逐步为人们所知的。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康有为并不象1898年那样表现的激进。事实上,他的‘越轨的’观点只是在1898年春夏才公诸于世。”(下卷第365页)

    在描述康有为1897年冬天到北京后的活动时又谓:——“康有为连向皇帝送上三道奏章,继续发挥他在1895年提出的变法建议。和以前不一样,这三本奏章都送到了皇帝手里。这些奏章公开提议颁布宪法和建立国会。更重要的是,这些奏章清楚地说明了关于贯彻他的改制理想所必需的政策革新的具体想法。”(下卷第365—366页)

    应该说,作者的上述结论基本上沿袭了多年来史学界的成说。清代档案资料表明,康有为1897年冬天草拟的《上清帝第五书》由于守旧势力的压制并没有递到皇帝手里。(参阅拙著:《康有为戊戌年变法奏议考订》,见《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2页。)1898年春天所上的《上清帝第六书》和《上清帝第七书》虽然由总理衙门代呈给光绪帝,但是,康有为在这两次上书中已经收回了请求召开国会和颁布宪法的激讲的政治主张。康氏为了取得清朝统治阶级的支持,以施展自己的改革计划,已经悄悄地将以前那些要求兴民权,开议院等“越轨的”政治主张收了起来,而高举起“以君权雷厉风行”的旗帜。最能反映康有为百日维新时期政治主张的莫过于刊登在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天津《国闻报》的一篇文章——《答人论议院书》。(《答人论议院书》于《国闻报》刊登时,未署作者姓名,经笔者考订作者为康有为,参阅拙作《关于康有为的一篇重要佚文》,见1982年8月2日《光明日报》。)康有为在这篇文章中以十分明确的语言指出:在中国当时条件下,开议院,兴民权,只能加速变法失败的到来。他撰写此文的主要动机是要向原来的维新同伴们解释,他为什么在变法高潮到来时,放弃原来提出的设议院、开国会、立宪法等“越轨的”政治主张。以此文表白他“俯首两面,受过而已”的难言苦衷。康有为在这篇文件中强调说:“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问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自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年而规模成,二年而成效著。”(康有为:《答人论议院书》。)以上这段话真实地表白了康有为当时对君权与民权关系的理解,他在日后撰写的《康南海自编年谱》中亦流露了与此相同的观点。康氏谓:“内阁学士阔普通武尝上疏请开议院,上本欲用之,吾于《日本变政考》中力发议院为泰西第一政,而今守旧盈朝,万不可行。上然之。”(《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8页。)

    如果翻阅一下康有为于戊戌春夏间进呈的《日本变政考》就更容易理解康有为当时的政治主张。康氏在该书中,十分强调民选议院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认为“以民所乐举、乐选者,使之议国政,治人民,其事至公,其理至顺,”(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六。)但是由于中国的“民智未开,蚩蚩自愚,不通古今中外之政,而遽使之议政,适增其阻挠而已”(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六。)。因此康有为得出结论说:“惟中国风气未开,内外大小,多未通达中外之故,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一。)一如果把康有为在百日维新前夕和百日维新中发表的上述政见与他在1895到1897年所撰写的《上清帝第二书》到《上清帝第五书》提出的十万户选一个能“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康有为:《公车上书》、《上清帝第三书》。)的议郎,以及“设议院以通下情”(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定宪法公私之分”(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的政治主张相比较,自然算不得“激进的”、“越轨的”了。

    《晚清史》作者之所以得出康有为“激进的”、“越轨的”观点“只是在1898年春夏才公诸于世”的错误结论,最重要的原因是对《戊戌变法档案资料》一书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而是相信康有为于辛亥五月出版的《戊戌奏稿》和一些现成的研究成果。

    事实上,早在《晚清史》出版之前,台湾学者黄彰健于1970年6月出版了《戊戌变法史研究》,随后又出版了《康有为戊戌真奏议》。在上述著作中,黄彰健最早提出了《戊戌奏稿》中有关“开国会”,“设议院”,“立宪法”之类“越轨的”政治主张,不是在百日维新中提出,而是辛亥年出版《戊戌奏稿》时追加的、伪造的。启发黄彰健先生提出这一重要发现的史料,最主要的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劻等人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呈递的“遵旨妥议”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的奏折,以及军机大臣世铎于六月十五日呈递的《遵旨会议折》。(参阅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190、539—581页。)这些至关重要的奏折都收录在《戊戌变法档案资料》一书中。这些档案资料证明了康有为当时的变法主张是“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将一切政事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页。)根本没有涉及开国会,设议院之类的内容。黄彰健在这些重要档案资料的启迪下,又翻检了《日本变政考》等许多第一手资料,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

    《晚清史》作者在撰写该书时看到了黄氏《戊戌变法史研究》一书,但显然没有予以重视。在《1898年的灾难》一节中,作者写道:“在1898年夏天公布的变法诏书并没有把康有为的建议全部付诸实施。他关于军事和文化教育改革的意见几乎全被采用……但是他关于政治制度改革的建议,如颁布宪法、建立国会和宣布君民合治,上谕中均未提出。然而,光绪在9月中宣布准备讨论对政治制度根本改革一事,表明有可能接受这些建议。”(下卷第369—370页)

    作者的这些分析显然是违背史实的揣测之词。在该书的《书目介绍》栏目中,作者谈到黄彰健著作时指出:“《戊戌变法史研究》是一本资料丰富的书,但其材料要批判地使用。”(下卷第678页)说明《晚清史》作者是不以黄彰健关于康有为反对开国会,颁宪法的看法为然的。然而,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陆续发掘出来的《杰士上书汇录》、《波兰分灭记》、《列国政要比较表》和《上清帝第三书》(进呈本)等大量档案资料证明:黄彰健所作的一系列考订虽然还有原则错误(黄彰健:《康有为戊戌奏稿辨伪并论今传康戊戌以前各次上书是否与当时呈递原件内容相合》一文中,关于康有为戊戌年以前的历次上书中有无“设议郎”、“开议院”“开国会”之类内容的考订可能失误,参见拙作:《上清帝第三书进呈本的发现及其意义》,见1985年10月2日《光明日报》。),但是他所提出的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时并不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开国会则是符合历史真相的。《晚清史》的作者由于忽略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以致对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不能明辨是非。



    对研究中国史的西方学者来说,如何使用中国的档案或第一手资料,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早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期,那时研究中国问题的欧美学者,穷毕生之力,或是成为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汉学家,或是主要用西方语言文字来研究清代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如《晚清史》第二章作者所指出的:马士的先驱性著作大部分根据英文资料,而考尔迭主要是使用法文资料,泰勒·德涅特则大多依赖美国的文献,尽管他们的著作在当时曾经起过荜路篮缕的作用,但在今人看来,这些著作不过是英、法、美等国的对华外交史。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代专家学者,与他们的前辈不同,而是强调有志于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必须打好坚实的汉语基础。他们治史态度严谨扎实,既用西文资料,又用中文资料,并试图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而开辟了中国史研究的新局面,他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晚清史》可称为这些成果的代表作品之一。

    但是,由于难以克服的语言障碍和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的差异,使《晚清史》编撰者在认识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轻视中国档案或中文第一手资料的倾向。例如该书在第一章《导言》的书目介绍中即称:“在二千年中,中国积累了大量历史文献,以致文献学早已成为一门专业。研究中国史的中外史学家经常提供书目,竭力防止初学者陷入浩瀚的历史文献之中……对中国感兴趣的英语读者(直到其中有更多的人能读中文、日文书以前)事实上是不会关心成本大套地刊行的、在汉学图书馆中使用的原始资料、图书目录、参考书和工具书的;这类著作之庞大和种类之繁多,明显地证明了汉学的存在与发展。然而,非汉学家确实可以通过阅读象威尔金森的《中华帝国史研究指南》这样的汉学工具书而引起兴趣和受到启发。”(上卷第636页)

    这说明作者的注意力从中文原始资料转移到了第二手的资料上去。

    又如该书下卷的《序言》也曾经谈到,《晚清史》的编撰“是迫切需要的,但难度很大。”“这就意味着,研究中国历史学家对本国史所作出的种种贡献,必须较平常更加细致,而对外人所写的中国史,尤其要详加考察。”(下卷第1—2页)

    编撰者在前言里所说的这段话,实际上体现了他们撰写《晚清史》的取材方针,即仔细地研究中国学者的历史著作,尤其是考察外国学者所撰写的有关中国史的研究成果。于是,这里出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疏漏,即在撰写这样一部举世瞩目的著作时,要不要对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至关重要的档案资料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正是由于主编这种指导思想上的偏差,《晚清史》大量借鉴了中外历史学家关于这段历史的专著与论文,而较少地研究与运用原始档案资料。因此本书有些章节在引用清代皇帝的渝旨时,不是取材于比较原始的《清实录》或《东华录》,而是间接地从他人研究成果中转引;征引清代官员的奏章、函札,不是取材于他们的文集或已刊的档案资料选集,而是在现有的论著中摘抄。甚至,该书引用翁同和日记,也是借助于萧公权先生的《翁同和与戊戌变法》一书,而不是采用《翁文恭公日记》的影印本或排印本。上述种种做法,虽与语言障碍、资料不完备等客观原因有关,但与编撰者不够重视中文原始史料的指导思想亦不无联系。

    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应该严格地遵循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即从在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总结其中固有的规律,揭示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为此就应该详尽地占有资料,用科学的方法予以总结。对于致力于研究晚清历史的学者来说,更是不能须臾脱离原始的档案资料,不论对于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这都是一样重要的。因为只有在这方面下苦功夫,才能象刘知几所说的那样:“文皆谙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之不取。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刘知几:《史通·载文篇》。)

    “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晚清史》上卷,《总编辑序》。)我们热切地期望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与中国的史学工作者携起手来,共同在这能“激发人们兴趣的一门学科”中努力耕耘,互相促进,以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我们已经高兴地看到,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不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到中国的档案资料上,一些著名的教授和中青年博士论文撰写者,长年累月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或其他地方的图书馆里刻意搜寻,发掘新的史料,并且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内容更加充实,材料更加翔实的晚清史新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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