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11月22日

    何兹全:《“高陶事件”始末》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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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生师弟把他撰写的《高陶事件纪实——追忆六十年前先父随汪脱汪之前后》扩编成书,嘱我写序。我很高兴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


        业师陶希圣先生一生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也可以说生活在两个天地里:一个是学术天地,一个是政治天地。在学术天地里,我是他的学生。他1931年到北京大学作教授,我是这年考上北大史学系的。他开“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我都选听。1934年他创办《食货》半月刊,从“创刊号”起,我就在上面写文章。在政治天地里,我也跟他做过一段时间的事。抗战军兴,他受命主持“艺文研究会”(国民党的非官方组织),领导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我受聘为研究组组员。顺便说一句,艺文研究会的主管人确实是称作总务总干事和设计总干事,总务总干事是周佛海,设计总干事是陶希圣。我们的聘书(或任用书,记不十分清楚),都是他们两人共同签名,上面带着头衔。自汉口艺文研究会成立起,到重庆陶先生出走,艺文研究会撤销,没有变动。这个记忆是确切无误的。但我只是艺文研究会的一个研究人员,所知所见只是具体小事。至于在大决策档次,有没有其他名称的提出和使用,如总干事副总干事之类,则非我所知了。


        我在艺文研究会拿工资,不到会办公,在家里编《政论》半月刊。《政论》原是由《教育短波》社主办的,后来才由艺文研究会出钱接办,始终由我编,没有易过手。我在《政论》上写的文章,武汉时期(1938年上半年)在舆论界还是有些影响的。据说,国民党的上层看了都很高兴。陶先生自然也很高兴。我这时的政治思想,对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看法,都和陶先生的思想有些距离。我主张民主,主张全民抗战甚至焦土抗战,没有低调思想。左派或共产党的刊物《群众》或《生活》送我一个头衔“新陶希圣主义”。新,就与不新有别,自然仍是一家。


        陶先生人自然是极聪明的。但知识分子的弱点在他身上也表现得特别突出。他爱面子、重感情、遇事犹豫不决。他在国民党内部的人事关系,我接触不到,所知甚少。在国民党里,我曾是改组派,即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为首的派系。我从改组派的人那里听说过:1932年初汪精卫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时,曾考虑请陶先生作秘书长,后来这一职务被褚民谊占去了。改组派是1928年成立的,如果我听到的消息属实,陶先生可能也是改组派。陶先生和汪精卫的关系在1928年前后就建立起来了。揆诸30年代国内政治情况,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和陶先生的思想
    情况,那时他靠近汪就比靠近蒋的可能性大。不过,我只是据理推想,没有根据。


        陶先生一生中政治上最大的失策或错误,是跟随汪精卫出走。从我和陶先生的接触中,我理解这是陶先生一生最痛悔的事,是他一生最大的心结。在思想上,未随汪出走之前,他已认识到跟着汪走下去,不是正路甚或已认识到是绝路。在他离开重庆到昆明、到香港后,我给他写信说:在重庆几百万大军的基础上才有和可谈,离开重庆就只有投降没有和谈。他接信后,很认为这是知心知己之言,马上(1939年6月5日)回信说:

        手书至为感动。弟现正在于悬挂空中之境遇。弟以为中国对敌战则全面战,和则全面和,至其主体则战由国府战,和与国府和。……此皆在国内时,曾为当轴深言之者也。迄今仍坚持不变,以至自处于十二万分之苦境。今已在离去之前夕矣。

        这也是他去上海之前的思想,思想上已极端痛苦,很想离开汪了。但他仍是去了上海。无他,重情面、重感情;一拉,强拉,就抹不开面子又跟着走了。最后,日本人拿出“密约”,要汪等签字,他才清醒了,知道到了主和和投降的分界线了,才断然割断感情,破除情面,携“汪日密约”,冒生命危险,回到香港,最后又回到重庆。


        签定密约或揭露密约,这是投敌与主和的分界线。正如他自己所说:“弟出生入死以求主和与投敌之限界,至今始为主和者吐气矣。”(1940年1月27日回香港后给我的信)陶先生这话,是自慰也是实情。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这和走下去是不同的两种境地:一是投敌,一是主和。陶先生主和,未投敌。这是大节。严重错误,未失大节。


        说明这一点,对评定陶先生一生政治生命是极重要的。国民党内外和社会上常有一部分人总是把他向投敌、失节方面推,而他本人也常受这种心理压力。在重庆时,我曾劝他到一个大学作教授、作学问,回到学术上来。他摇摇头说:“离开这个门(蒋介石侍从室),人人会骂我,打我,指着我背后说:‘莽大夫!’(指扬雄,曾作王莽大夫)。我在这里,背后可以骂我,当面却要奉承我,笑脸和我说话。”他说“莽大夫”,心里是沉痛的。我说,他主和,但未投敌,更未作汉奸,是实事求是的评价。我们应该还历史以真实,还陶先生以公道。


        有一个问题,常常被问起:陶先生去上海是不是“卧底”?恒生说:“卧底的说法让认识先父的友人,甚至敌人难以置信。”香港沦陷日本之手后,陶先生逃回重庆。有一次,我曾问他:“外人传说汪和蒋介石唱双簧,是真是假?”他说,“不是。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他告诉我的话,以喝毒药为喻,我想是真实的。卧底不会是事实。恒生的书引用1986年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第十次访问,对于揭发“汪日密约”的动机,陶先生说:“我曾两度写信给胡适,我所处的地位是:我
    不是间谍,也不是做情报,但既发现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我怎能不说。”以此证明陶先生“卧底”之说是不能成立的。陶先生那年已经88岁了。


        知识分子自古悲剧多,近世尤多。陶先生一生也是一场悲剧,一个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这是政治天地里的陶希圣。陶希圣还有一个学术天地。对他在史学方面的造诣、贡献和他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作出论述、评价,我看是更重要的一面。他到台湾后,很有些年轻的学者在学术上和他接近。如今他们都是大史学家、文章高手。我希望他们能对陶先生的史学作出评价。自然,我也是责无旁贷的。年岁大一点的,陶先生早年的“亲兵”、“爱徒”,恐怕我已是仅存的一个了。我正在酝酿写这样一篇文章。
                                                     1998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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