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11月18日

    王春瑜:琐忆黄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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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   2004-11-18 


      自从黄仁宇在美国纽约一家电影院看电影时突然倒下,与世长辞,我常常想起这位美籍华人著名历史学家。他去世后,中国大陆掀起一股黄仁宇热,差不多把他的所有著作都出版了,三联书店更是不遗余力。黄仁宇的著作,在史学界、更多的是文化界,掀起巨大的冲击波。年轻学人、文化人,为之深深吸引,甚至视为高山仰止。近年来,报刊记者来采访我,问我对黄仁宇的史学著作、特别是《万历十五年》的评价,对黄仁宇的印象,我都如实说了。学术著作从来是见仁见智。老实说,我不太喜欢黄仁宇的史学著作,《万历十五年》亦不过如此而已。他比我年长多了,是前辈;但他研究生毕业、拿到博士学位,比我还晚一年。因此,在学术上,我与他倒是平辈人。说真的,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黄仁宇留给我的印象,比他的著作,要生动多了。


      1987年夏,我的工作单位(社科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着手筹备定于次年秋在哈尔滨召开的国际明史研讨会,由我负责。我与王毓铨前辈商量后,他说应当邀请黄仁宇来参加。我说,我与此公没有往来,听说他似乎学问大,架子也大,香港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明清史研讨会,我去参加了,会上听说,港大曾向黄仁宇发出邀请,但他没有到会。王老说,我曾在美国生活过很多年,与黄仁宇很熟,他对我很客气,能摆什么架子?我请王老亲自写封信去邀请,王老答应了。过了个把月,王老来明史研究室,说黄仁宇来信了,你看看吧。我一看,开头寒暄几句,感谢邀请之类,但笔锋一转,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可惜做不到‘千金散尽还复来’,现在我已失去纽约大学的教席,吃饭都成了问题。”因此,他提出,我们能给他提供开会时的来回飞机票,及住宾馆的食宿费。我对王老说,来回飞机票恐怕难以办到。王老说:“你不要相信他的,他没穷到这个份上。再说美国有很多学术基金组织,他可以去申请。”尽管如此,我还是与室里的同事及历史所科研处商量过黄仁宇来华事,后来又与室学术秘书廖心一一起去哈尔滨筹备会议,跟主办单位之一黑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段景轩教授商量此事。我们达成共识:鉴于黄仁宇已失业,可以减免他的赴会“门票”———如报名费、资料费、交通费之类,也可少收他的住宿费,他来回飞机票,只能由他自理。后来,黄仁宇让他在桂林教中学的妹妹,来信与我们联系,说几十年未见面了,希望能在哈尔滨见面,同意她参加会议,并减免她的住宿费。内战使黄家兄妹骨肉分离,天各一方。我们同情其遭遇,邀请她赴会。事实上,后来不仅免去她在会议期间的食宿费,连黄仁宇的也免了。应当说,中国明史学界对黄仁宇是友好的。附带说一下,这位黄姐眉清目秀,体态丰腴,温文尔雅,与瘦小老头一个、举止不脱某些国民党军官粗俗习气的黄仁宇,适成鲜明对比。倘不说破,外人很难设想这两人居然是兄妹。


      临近会期越来越近,有一天,田汉的公子田海男来电,说有事要面商,我说是不是为了黄仁宇的事?他说是。我知道,他和黄仁宇是挚友。黄仁宇在回忆文章中,曾经提到抗战时他和田海男曾在名将阙汉骞(时任十四师师长)麾下当过少尉排长,黄仁宇对田汉很尊敬,一直称他田伯伯。黄仁宇在文章中,多次述及与田汉的交往,笔下一往情深。田海男与我见面后,强调黄仁宇是蒋纬国的好友,我们应当热情接待;黄仁宇拟先来北京小住,食、宿、行都由历史所负责。我如实向主管科研、外事的一位副所长汇报此事,这位老兄一听就很反感,说:“黄仁宇既然有这么大的来头,田海男何不找民革中央,或者统战部接待,找历史所干什么?”此人是研究元史的,与黄仁宇显然是隔行如隔山,对他的学问,与行事做派,看来都不感兴趣。中国的事,从来是长官说了算,区区明史研究室,无钱无势,于是我只好在电话中对田海男敬谢不敏,他也只好另想办法。


      真没想到,在哈尔滨的会上见到黄仁宇,交谈后,他热情地说:“我看你的长相与言谈,很像台湾政治大学也是搞明史的张哲郎。你认识他吗?”我说:“知道他,也见过照片,但没见过面。”后来,张哲郎教授来大陆开会,我俩多次见过面,我去台湾开会时,也见过面,他很健谈。我曾把黄仁宇的这席话,转告张哲郎,他听后很感兴趣。


      但是,总的看来,黄仁宇在会上留给与会者的印象,是不佳的。在分组讨论时,他跟我一组,由明清史专家李文治前辈主持会议。黄仁宇发言介绍美国明史研究情况时,东扯西拉,而且草草讲完后,就退出会场,扬长而去。素以忠厚长者著称的李文治老人,忍不住说:“美国明史学界的情况,并不是像他介绍的这样。黄先生的发言有片面性。”我认为,黄仁宇未免小看我们了,在座与会者,都是专门研究明史的,岂能不了解美国的明史研究状况?而且他发完言就甩手而去,这是对与会者的不尊重,特别是对李文治老前辈的不恭。


      在另一次讨论会上,黄仁宇发言时,说着,说着,竟跳起来,蹲在沙发上,侃侃而谈。他大概是忘了,这是在国际明史研讨会上,而不是在当年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会上,或训斥国民党大兵的场所。他这样的举动,理所当然地引起与会者的反感。更让人不快的是,他在发言中,不谈明史,却大谈所谓“五百年大循环”的“大历史观”,令我辈听之无味。还让人倒胃口的是,他大谈解放战争时,他时任国民党军队少校,是如何在东北战场与解放军打仗,并失败的。他的结论匪夷所思:“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都是土匪。早晨起来操练,排长挨个儿挥拳向每一个士兵胸脯打去。这些土匪能打胜仗吗?”我的学长、曾任志愿军炮兵排长、对国民党军队相当了解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汤纲教授,忍不住站起来,驳斥了黄仁宇的这种奇谈怪论。黄仁宇又发言辩解,只能是越辩越被动。中午吃饭时,为了一件小事,黄仁宇大发脾气,怒气冲冲地大步走出饭厅。这又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与段景轩等赶忙追上去,劝他老人家息怒。我在国内、海外,曾多次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但像黄仁宇这样的言谈举止,还是头一次碰到,真让我开了眼界。不少与会者散会后,说“黄仁宇简直是个兵痞”。这有失温柔敦厚之旨。


      不过,黄仁宇对我本人,以及这次会议,还是有帮助的。我曾私下拜访他。为了拉近距离,我告诉他,我是西雅图陈学霖教授的好友。他与陈学霖稔熟,听后果然对我亲切多了。我说:“这是在中国开会,最好只谈学术,谈明史,免得遭人非议。不能像在美国,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诚恳地说:“看来你对美国还不了解,在那里,也不是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的。”我承认我对美国的自由、民主,认识是很肤浅的。王毓铨老人对学术论文的要求,一向非常严格。他看了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后,认为多数都一般化,因此他不参加小组讨论。我们对这位前辈,不便说什么。多亏黄仁宇在吃饭时,直言不讳地对王老说:“毓老,您怎么老是呆在房间里?和我们一起参加小组讨论多好。”王老为了给他面子,参加了几次小组讨论会,这对年轻的与会学人,无疑是个鼓励。


      哈尔滨会议一别,与黄仁宇竟成永诀。人是复杂的。在我的片断印象中,黄仁宇是一个保留着旧军人不良习气的性情中人———尽管他在史学上有不少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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