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11月11日

    张求会:陈寅恪佚文《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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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陈寅恪先生的著述经过学者的悉心搜集和整理, 基本上已收入20 世纪80 年代出版的《陈寅恪文集》和近年出版的《陈寅恪集》中, ① 但零星的佚文仍有发现。笔者收藏有一册20 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之讲义———《敦煌小说选读》, 其中即含陈氏佚文一篇。现将讲义及佚文情况稍作考释, 以求教于方家。



    此册《敦煌小说选读》长2815 厘米, 宽1615 厘米, 铅印直排, 每页24 行, 每行35 字, 版心上镌“敦煌小说选读”, 中镌各篇标题, 下镌“国立清华大学讲义”, 没有具体的印制时间。全书共辑录讲义12 篇, 各篇页数自为起讫, 共计41 页, 以两根纸绳扭合成册, 外添红色封面。这册讲义为毕树棠先生的旧藏, 封面上贴有毕树棠毛笔题签“敦煌小说选读”; 内页另有毕氏钢笔手迹两处, 均题作“陈寅恪先生讲义”。②

    ① 上海古籍版《陈寅恪文集》(蒋天枢整理) 出版于1980 年, 三联版《陈寅恪集》(陈美延整理) 出版于2001 —2002 年。后者对前者既有承继, 复多补益。为方便起见, 本文主要以三联版陈集作为参照。又,陈集在台湾、香港地区另有数种版本, 本文不予涉及。
    ② 毕树棠(1900 —1983) , 原名毕庶滋, 号树棠(又号树堂) , 后以号行。1920 (一说1921) 年至清华学堂图书馆任职员, 抗战期间留平。抗战胜利后, 复任清华大学图书馆职员。1953 年调清华大学建筑系图书资料室工作, 1973 年退休。毕树棠一生除致力于清华的图书事业外, 还是清华文界元老之一, 同时又是一位颇具声誉的翻译家。(参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 —1929) 》, 三联书店, 2001 年, 第113 —114 页; 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4 册, 三联书店, 1998 年, 第266 页。按: 《吴宓日记》该页之注释, 误作“毕庶澄”) 据毕树棠自述, 他与陈寅恪相识是通过吴宓的关系, 时当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卞僧慧回忆, 陈寅恪晚岁搜集旧著时, 力有不及, 或托诸友生。如《狐臭与胡臭》一文, 曾刊在清华中文系一刊物上。1964 年秋, 周一良因事来穗, 陈以搜寻此文相托。“当时清华图书馆毕树棠先生, 从二十年代即专司本馆中外杂志之管理, 竟遍觅不得。此文刊出值卢沟变起前夕, 曾否入藏, 毕先生已难追忆。周先生转而他求, 最后从出版时在系中任教之余冠英先生处得之。今收入《寒柳堂集》中。”(卞僧慧:《未继承父业者即不能整理遗著欤?》,《中华读书报》1998 年10 月21 日。按: 《狐臭与胡臭》最早刊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编《语言与文学》, 中华书局, 1937 年) 从各家回忆来看, 毕树棠早年应与陈寅恪有过交往, 至少他对陈先生的学行是很钦佩的, 所以才会悉心保存陈氏旧文。

    《敦煌小说选读》前9 篇系陈寅恪授课时印发给学生的原始材料(其中《目连救母变文》分为两篇) , 后3 篇则为陈氏自撰论文。现根据原书中各篇讲义装订的前后顺序依次简介如下:

    11《维摩诘经菩萨品演义北平图书馆敦煌写本光九四号》, 9 页;

    21《巴黎国民图书馆敦煌写本部伯希和收藏第二九二六号》, 2 页;

    31《诸经杂缘喻因由记北平图书馆敦煌写本腾二十九》, 2 页;

    41《舍利佛起精舍因缘上虞罗氏藏敦煌石室本》, 2 页;

    51《维摩诘经押座文伦敦博物馆敦煌写本》, 2 页;

    61《慧远外传伦敦博物馆敦煌写本》, 2 页;

    71《目连救母变文》( 1) 伦敦博物院藏敦煌写本,(2) 北平图书馆藏敦煌写本成字九十四号, 两种共3 页;

    81《目连救母变文》(3) 北平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丽字八十五号, (4) 北平图书馆敦煌写本霜字八十九号, (5) 伦敦博物院藏敦煌写本, 三种共7 页(上述两篇讲义所引《目连救母变文》, 合北平、伦敦两地五种写本, 始成一足本,各本均不全, 述同一事者, 而文字有异同。然首尾相连, 脉络尚清晰) ;

    91 《太公家教》, 4 页;

    101《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 下署“陈寅恪” (铅印) , 2 页;

    111《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 下署“陈寅恪”(铅印) , 4 页;

    121《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经考释序》, 下署“陈寅恪”(铅印) , 2 页。


    讲义所收三篇陈氏自撰文字中,《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最初发表于《清华学报》第7 卷第1 期(1932 年1 月) , 现已收入《寒柳堂集》;《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经考释序》最初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 本第4 分册(1932 年) , 同年又以《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为题, 刊于王静如《西夏研究》第1 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八) , 现已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此二篇之正文与三联版基本相同, 但部分文字或可正误, 或堪比照, 同样也有其价值。


    限于篇幅, 择要列举如下:
    (1) 三联版陈集所收《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中“诘慧可爱”一句, 讲义作“黠慧可爱”;“亦应依比公式作七种”一句, 讲义作“亦应依此公式作七种”; “自身自理”一句, 讲义作“自身自埋”; “而所生之子女皆离夫”一句, 讲义作“而所生之子女皆离失”。

    ① 讲义所收《诸经杂缘喻因由记》亦作“自身自埋”。又, 三联版《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较讲义多出《附注》。

    (2) 三联版陈集所收《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经考释序》一文中“据论者考定为明万历以后之作”一句, 讲义作“据胡君适跋文, 考定为明万历以后之作”; “李氏仍藏有《西夏实录》之原本或译本”一句, 讲义作“李氏仍藏有《西夏实录》”; “敢请国内外此学之专家, 试一参
    究”一句, 讲义作“敢请国内外治此学之专家试一参究”。至于讲义所收《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 则既未见陈寅恪生前曾予刊布, 也不见后世学者将其收入陈氏文集或全集之中, 应该是一篇佚文, 值得专门研究。



    兹将《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一文照录如下:


    《敦煌本太公家教》一卷, 王静安先生国维为之跋。极详审。(见《观堂集林》卷二十二及《鸣沙石室佚书》附刊提要) 静安先生引王明清《玉照新志》三云:太公者犹曾高祖之类, 非渭滨之师臣明矣。静安先生复识其后云:卷中有云: “太公未遇。钓鱼水。(原注水上夺渭字) 相如未达。卖卜于市。□天居山。鲁连海水。孔鸣盘桓。候时而起。”书中所使古人事止此。或后人因是取太公二字冠其书。未必如王仲言曾高祖之说也。寅恪案。卷中使古人事者实不止太公一条。在太公条前者, 有“只欲扬□后代。复无晏婴之机。”及“唐虞虽圣。不能化其明君。徽子虽贤。不能谏其暗君。比干虽惠。不能自免其身。”在太公条后者, 有“孟母三移。为子择邻”等条。皆使古人事者。假如静安先生之说。
    后人何故独取其中太公一条之首二字冠其书。此理未喻。又静安先生意谓此书名之太公实指太公望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十七《子部·杂家类》一《颜氏家训》条云:陈振孙《书录解题》云“古今家训以此为祖”。(见陈氏书卷十杂家类) 然李翱所称《太公家教》虽属伪书。至杜预《家诫》在前久矣。特之推所撰卷帙较多耳。据此, 可推知馆臣之意虽与静安先生不同。而以太公为太公望, 则无二致。且列举此书与《家诫》、《家训》并论。是以“家教”二字为一名词。而读作“太公之家教”也。然此书乃刺取旧籍, 联缀成文。实一格言熟语之汇集。其中偶有涉及齐家之语。不过就教育男女, 分别立言而已。绝非垂训子孙之专书也。“家教”之名, 虽亦可通。按诸内容。究嫌不切。疑其命名取义, 尚有不止于是者。考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 刍尼毗奈耶》卷五云:云何十种私通? 谓十人所护。父护, 母护, 兄护, 弟护, 姊妹护, 太公护, 太家护,亲护种护, 族护, 王法护。摄颂曰: 十种谓父母, 兄弟及姊妹, 太公与太家, 亲种族王法。(上略) 云何太公护? 若女人父母宗亲并皆亡殁。其夫疾患, 或复癫狂, 流移散失。依太公住。太公告曰。新妇! 汝可欢怀于我边住! 我怜汝, 念汝。如观己子。太公即便如法守护。是名太公护。太家护亦然。宋赞宁《高僧传》卷一《义净传》载其卒于唐玄宗先天二年。(西历七一四年) 年七十九。是其生年为太宗贞观九年。(西历六三五年) 李习之《答朱载言书》既引《太公家教》
    为喻。则其书于唐之中叶必已流行。据此推其著作年代。当不能后于唐初。义净所生之时适与相值。其译佛经。盖兼采当时习用之语。此书标名之义。即可藉以印证。不必广征不同时代之语言。以相比传。转致纠纷迷惑。无所折衷。然则当时呼夫之父母为太公太家。当亦为老翁老妪之通称。“《太公家教》”者或亦可释为“太公及太家之教言”即“老生常谈”之谓。若依此为解。然后此书题名与其内容始相符合。并可见王仲言所说虽颇近似。仍有未谛。而诸家俱以“家教”二字为联语。疑皆不得此“家”字之义者也。故举义净译经之文。以资参证。固未必即为典据。要足为读是书者备一别解。或者“太公”二字可依义净译作语老翁之解。而“家教”二字则仍联读。书名标题之意即篇首所谓“为书一卷助幼童儿”者。殆与“蒙求”、“幼学”之名同类欤? 此书自来馆阁私家均未著录。其命名取义, 亦解说纷歧。兹并列异说。以俟博雅君子论定焉。

    按: 此处所录陈文, 除将繁体变易为简体外, 原文中的标点, 以及未予纠正的错漏, ① 均仍其旧, 以存原貌。关于陈氏此文的写作时间, 或在1932 年前后。众所周知, 清华国学研究院于1925 年9 月开学,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 “于1929 年秋提前结束”。② 陈寅恪自1926 年7 月到校后, 一直与研究院相始终。1926 年暑假后开课, 陈寅恪开设题为“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的“普通演讲”, ③并指导研究生。研究院结束后, 陈寅恪改任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 不久又为哲学系所聘。开设的课程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佛经文学”、“禅宗文化”、“佛经翻译文学”、“《高僧传》之研究”、“唐诗校释”、“唐代诗人与政治关系之研究”、“中国文学中佛教故事之研究”、“佛典校读”、“中国中世纪哲学史”等。④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陈寅恪“授课之余, 精研群籍, 于唐代文学及佛经多所涉及。所特好者, 用力尤勤”。⑤ 开始了他学术生涯中着力研究敦煌学的第一个主要阶段。所以, 集中研究敦煌小说并且给学生开设这方面的课程, 应该是在清华
    国学院结束以后的事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1930 年9 月11 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曾刊登消息, 介绍中国文学系新设6 门科目, 其中就包括了“敦煌小说选读”。⑥ 授课教师应该就是陈寅恪。此课程可能从
    1930 年下学期增开。到1934 年《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4 —1935 年度) 》公布中文系学程时, 已经看不到该科目了。⑦ 联系到《敦煌小说选读》中《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及《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经考释序》二文的首次发表时间均为1932 年, 由此推测,《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一文也极有可能撰写于同一时期, 即1932 年前后。进而言之, 似可将该文的撰写时间上限定于1930年, ⑧ 而其下限似可定于陈寅恪携家逃离故都的1937 年。


    ①如《观堂集林》“卷二十二”, 应为“卷二十一”; “徽子”, 应为“微子”; “唐玄宗先天二年”当西历七一三年, 而非“七一四年”等。
    ②1928 年8 月17 日, 清华学校始易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敦煌小说选读》各页版心下镌“国立清华大学讲义”而非“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讲义”, 据此亦可推断各篇讲义并非印发于研究院期间。
    ③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 第145 —147 页。
    ④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 第97 页。
    ⑤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 , 第75 页。
    ⑥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 第7 页。
    ⑦据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第39 页;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 —1929) 》第296页。按: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 称所开课程为“佛经翻译文学”, 似不尽准确, 见该书第61 页。
    ⑧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 —1929) 》, 第282 页。按: 该书又引述1929 年6 月21 日毕业典礼上罗家伦之致词: “国学研究院的同学, 这也算是最后的一班”, 视为“正式宣布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结束”。(第330 —331 页) 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亦将研究院结束时间定为1929 年6 月底(见该书第83 页) 。蒋天枢则将这一时间系于1930 年, 详见《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第74 页。



    在《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中, 陈寅恪提出了“太公及太家之教言”一说, 这种见解即使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从历来各家对此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中即可见其学术价值。
    最早对“太公”二字提出释义的, 是宋人王明清。他认为此书“当是有唐村落间老校书为之”,“太公”二字,“犹曾高祖之类”, 而非姜太公。① 王国维却认为《太公家教》之命名依循了古人摘字名篇的惯例, 因此“太公”正是“钓鱼渭水”的姜尚, 而未必指曾高祖。② 余嘉锡则以《太公家教》卷首自序为据, 同时又指出王国维摘字名篇之说的失误, 认定“名书之意, 仍当以王明清说为是”。③
    值得注意的是, 王国维、余嘉锡诸家(包括陈寅恪) 所依据的《太公家教》写本, 都来源于1913 年罗振玉辑录出版的《鸣沙石室佚书》。④ 而对于英、法博物馆收藏的其他写本, 各家都只能望洋兴叹。此种局限, 一直到了王重民才有所突破。王氏以海外亲眼所见原本《六韬》为证据, 论定《太公家教》源于《六韬》, “是专取的太公对文王说的话”; 而太公对武王说的话,则“别纂成一部《武王家教》”。⑤周凤五则不同意“《太公家教》出于《六韬》”的含糊说法。他认为《太公家教》实有先后二本: 先出者为问答体, 后出者为叙述体。叙述体本无标题, 始则与问答体合抄, 共用《太公家教》标题, 但因为说理切合时代, 文字浅显明白, 竟夺《太公家教》之名而专之; 问答体遂改题《武王家教》, 且日渐式微, 终于湮没不传。因此, 《武王家教》才是《太公家教》的原本,是真正的《太公家教》,“《太公家教》的得名是由原本书中周武王与姜太公而来, 太公是书中的主人翁, 书名冠以太公正为此故”。⑥
    郑阿财、朱凤玉却对《武王家教》是原本《太公家教》的说法表示怀疑, 认为先后两本《太公家教》的命名取义“实无相同的必然性”, 不能混为一谈。他们集众家之长, 认为“《太公家教》一书当是唐代村塾教者, 以家庭长者的口吻教喻儿童的格言谚语式通俗读物”。“‘太公’一词, 清代赵翼《陔余丛考》以为年老之通称, 其引证详, 则《太公家教》之太公, 当如王明清所说, 指的是‘曾高祖之类’的家庭长辈。”⑦
    众所周知, 最早提出“敦煌学”这一名称, 并且预言敦煌学将成为“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学者正是陈寅恪。⑧ 令人费解的是, 半个多世纪以来, 不同时代的研究者论及《太公家教》时, 却从未提及陈寅恪《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一文。答案应该只有一个, 那就是此文从未公开发表, 而只是在清华大学的课堂上作为讲义使用过

    ①王明清:《玉照新志》卷3 ,《丛书集成初编》, 中华书局, 1985 年。
    ②王国维:《唐写本太公家教跋》,《观堂集林》卷21 , 中华书局, 1959 年, 第1014 页。

    ③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第2 册卷14《子部五》, 中华书局, 1980 年, 第853 —854 页。
    ④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 中华书局, 1979 年, 第221、222 页。
    ⑤周凤五曾以《鸣沙石室佚书》写本作为底本, 参酌他本, 撰有《敦煌写本〈太公家教〉校勘记》, 成《太公家教》之校勘本。详见周凤五《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台北: 明文书局, 1986 年) 第10 —27页。又, 周著后附《鸣沙石室佚书》写本之影印件, 可资参验。
    ⑥周凤五:《〈太公家教〉研究》,《古典文学》第6 集(1984 年12 月) 。
    ⑦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第356 —357 页。
    ⑧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 三联书店, 2001 年, 第266 页。按: 此文最初发表于《学衡》第74 期(1930 年3 月) , 题为《陈垣编〈敦煌劫余录〉序》。

    陈氏此文专为考订《太公家教》“命名取义”而作。在他看来, 此书“实一格言熟语之汇集”, 而“绝非垂训子孙之专书”,“‘家教’之名, 虽亦可通, 按诸内容, 究嫌不切”。针对王国维的“太公之家教”一说, 陈寅恪从推导成书年代入手, 断定“其著作年代, 当不能后于唐
    初”。继而以同时代僧人义净(635 —714) 翻译佛经“兼采当时习用之语”的做法为印证, 认定书名中“太公家”三字应与义净译文一样, 作“太公、太家”解, 原本用于当时称呼“夫之父母”,“当亦为老翁、老妪之通称”。因此, 《太公家教》“或亦可释为‘太公及太家之教言’, 即‘老生常谈’之谓”。虽然陈寅恪相信“若依此为解, 然后此书题名与其内容始相符合”, 但他又认为仍有如下之可能: “或者‘太公’二字可依义净译作语‘老翁’之解, 而‘家教’二字则仍联读, 书名标题
    之意即篇首所谓‘为书一卷, 助幼童儿’者, 殆与‘蒙求’、‘幼学’之名同类欤?”客观地说,陈寅恪此文在推证的思路、过程及结果上, 与后来者颇多契合相通之处。如对《太公家教》内容性质的鉴定就十分准确, 对成书年代的考证也比较接近; ① 对于王国维之说的匡正, 足以使后来者折服; 陈氏独具匠心地将“太公”视为“当时习用之语”而加以分析, ② 同样活跃了后来者的思维, 指引了一条新思路。概而言之, 陈寅恪此文虽然短小, 却与王国维的跋记一样, 堪称《太公家教》研究的先导。但衡之以后来全面而细致的研究, 陈氏将“太公家教”释为“太公及太家之教言”这一“别解”确实很难再令人信服。这可能主要还是限于当时的条件, 只能以《鸣沙石室佚书》写本为底本, 无法与庋藏在海内外的其他写本进行校勘, 而该写本没有后跋, ③ 前序又缺失5 字, ④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考证者的思路。或许正是基于谨慎从事的考虑, 陈寅恪才会说: “举义净译经之文, 以资参证, 固未必即为典据”, 并在文尾留下这样的结语: “并列异说, 以俟博雅君子论定。”推而论之, 此文后来未收入陈氏文集, 或许也可借此寻觅蛛丝马迹。⑤





    ⑤ 近日承陈美延女士见告, 乃翁因旧作难称其意而删汰者不乏其例, 该文未能收入文集, 或亦一例。
    《太公家教》(校勘本) 之前序: “余乃生逢乱代, 长值危时, 亡乡失土, 波迸流离; 只欲隐山学道, 不
    能忍冻受饥; 只欲扬名后世, 复无晏婴之机; 才轻德薄, 不堪人师, 徒消人食, 浪费人衣; 随缘信业,
    且逐时之宜, 辄以讨论坟典, 简择诗书, 依经傍史, 约礼时宜, 为书一卷, 助诱童儿, 流传万代, 幸
    愿思之。”见周凤五《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第10 页。按: 《鸣沙石室佚书》写本卷首缺“余乃生逢
    乱”5 字。
    《太公家教》(校勘本) 之后跋: “余之志也, 四海为宅, 五常为家; 不骄身体, 不慕荣华; 食不重味,
    衣不丝麻; 唯贪此书一卷, 不用黄金千车; 集之数韵, 未辨疵瑕; 本不呈于君子, 意欲教于童儿。”见
    周凤五《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第27 页。
    陈寅恪不取赵翼《陔余丛考》为据, 而举义净译文为证, 可能与他这一时期于唐代文学及佛经嗜好尤
    深、用力尤勤的特殊背景有关。又, 周凤五以为,“广泛使用‘太公’一词以尊称男性老者, 似乎是宋
    以后的风气”,“南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之所以力持太公为‘曾高祖之类’, 恐怕正是受到时代的影
    响”。参见周凤五《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第86 页。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其成书的年代当在安史之乱以后, 李翱之前”。见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
    究》第359 —3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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