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11月11日

    刘宗汉:对《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一文的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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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研究》编辑部:
    我是中华书局的退休编审, 也是贵刊多年的忠实读者。读了贵刊今年第1 期发表的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以下简称《近》) 一文, 对将建国后的史学家划分为对立的“史观派”和“史料派”, 有些不同的看法。零星片断, 难成系统, 不足成文, 仅供参考。


    一、《近》文所谓“史观派”, 是指早在建国前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史学家而言。作为史学家, 他们只是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作指导, 来研究历史, 并没有否定具体对史料的搜集考证。作为“史观派”领袖人物的郭沫若, 本身就具备极深的史料考证功底。他在上世纪以考证方法写成的《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图录》, 至今仍是研究古文字学的经典著作。就是在建国后, 他除仍然不时发表考释新出土甲骨、金文的文章外, 还校勘过古籍中最称难读的《管子》, 撰成《管子集校》一书。他与所谓“史料派”的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 共称“甲骨四堂” (因为四个人的别号中都有“堂”字而得名。郭号鼎堂) , 就说明作为“史观派”领袖人物的郭沫若, 在史料考证上与“史料派”没有任何差别。另一位“史观派”重要人物范文澜, 在抗战前以考据笺注方式撰写的《〈文心雕龙〉注》, 至今仍是研究《龙》学的经典著作。建国后, 他特别强调研究历史要“板凳要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半句空”, 而这两句话也正是所谓“史料派”遵循的原则。同时, 所谓“史观派”也非常重视史料的整理工作。编辑出版篇幅巨大的《近代史资料丛刊》, 就足以说明他们对史料的重视。“文革”后期, 郭沫若在促进以发表考古资料为主的《文物》、《考古》等刊物的复刊上, 曾做出重要的贡献。范文澜、翦伯赞编辑的通史, 也都是由所谓“史料派”所作的大量的史料工作为基础的。所以, 把“史观派”史学家描述成只讲唯物史观, 单纯以与“史料派”作斗争为目的, 不重视史料, 不作史料考证的学者, 恐与事实不符。


    二、《近》文所谓“史料派”, 实际指的是建国初期广大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这些人情况复杂, 派别各异, 水平不一, 没有一个统一的史学观点, 更没有什么派别组织。“史观派”因为主张以唯物史观作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 有共同的观点, 尚是一个派别, 而这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与之相比, 就显然构不成一个派别。这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也并非都是没有理论, 只讲史料。比如《近》文举出的理论、史料并重的“《食货》派”, 当时就也属于这一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所以, 将这一群体不加分析地称之为“史料派”或“考据派”, 有欠允当。建国以来, 经过各种运动、学习, 这一群体的大部分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 有的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 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如张政烺, 建国之初, 是这一群体少壮派中的佼佼者。如果我们比较他建国前后的论文, 就会发现, 建国后的选题明显因受唯物史观影响, 而偏重社会经济形态的探讨, 而且写出了《中国古代十进制氏族组织》、《卜辞裒田及其相关问题》等一系列重要论文(有的是“文革”前写出, “文革”后发表) 。更老一代的学者如于省吾, 也在接受了唯物史观之后, 写出了根据甲骨文材料探讨商代社会性质的文章。据我所知, 他们是在认认真真地用唯物史观思考问题、研究问题, 而不是被迫用唯物史观“话语系统”进行写作。由于原来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大部分接受了唯物史观, 所以应该将他们归入“史观派”,起码不应该将他们视为始终没有接受唯物史观的所谓“史料派”。


    三、院系调整以来, 各地的高等院校培养出了数量可观的史学系毕业生。这批人在校时受过正规的唯物史观教育, 有的甚至对原文版马恩经典著作下过功夫, 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同时,他们又受过良好的史学训练, 有较好的学术功底和较强的研究能力。他们毕业后, 除在中学教书或改业者外, 大部分从事各种类型的史学工作, 其数量远比“史观派”与“史料派”的总合还要大得多。这批人就其史学观点而言, 绝对是正宗的“史观派”; 但他们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撰写论文时, 却要根据课题的需要进行史料的研究考证, 所以又可能被人认为是“史料派”。因为他们不可能在每篇论文前, 都严正声明: “本人受过正规唯物史观教育, 钻研过经典著作, 请勿因本文系考证有关史料写成, 误认本人为史料派。”这批人在“文革”前已崭露头角, “文革”后更是史学界的中坚力量, 个别人更是成果斐然。这是一批既不同于旧史学家, 也有别于老一代“史观派”的新型史学家。实际上他们既不属于《近》文的“史观派”, 也不属于“史料派”。在《近》文以“史观派”与“史料派”的浮沉消长为主线的对立观中, 竟没有这批数量巨大,
    且是史学界中坚力量的人的位置, 不能不令人感到巨大的遗憾!


    四、有些工作, 如: 标点《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等, 都是出于中央的指示, 与史学界的派系无关。我们不能因为有所谓“史料派”参加工作, 不问他们是否已经接受了唯物史观, 就认为所谓“史料派”这个派别仍然存在。同样地, 我们也不能因为“史观派”、“史料派”同时参加这些工作, 而把它看作是两派的合作。这些工作在当时都是所谓“政治任务”, 个人根本没有考虑是否参加, 是否与某派合作的余地。尤其是“文革”后期标点
    《二十四史》的工作, 是出自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要绝对执行, 不能走样。史学家个人对此只能无条件服从安排。当时, 刘大年和王钟翰同时被安排标点《清史稿》。刘是所谓“史观派”,王是所谓“史料派”, 他们都曾受到“文革”的冲击, 解放后都由所在单位的军代表或工宣队出面, 通知他们去中华书局报到。到中华后又同受军代表、工宣队的领导, 一起标点《清史稿》。如果把这种情况, 说成是“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合作, 就十分牵强。

    现在回到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的话题。因为自己滥竽史学界有年, 初读王文时, 便对号入座, 找自己的位置。就所受教育而言, 我绝对属于科班“史观派”, 但我多年来从事古文字方面的编辑研究, 撰写古文字论文, 基本不涉及唯物史观的表述, 所以我写的论文(包括去年在贵刊发表的《〈叔 方鼎〉“王乎殷厥士赍叔 ”解》) 只能是史料考证, 一定会被认为属于“史料派”。在王文的两派观中, 没有我的位置。于是, 就产生了一个“Who am I ?”式的问题。再一想, 不仅我, 就是我的从事史学工作的同学, 情况同我一样, 在《近》文的两派观中, 也都没有位置。再往上, 我的老师张政烺, “文革”后不仅发表了“文革”前用唯物史观指导下写的论文, 而且还在论文中说, 今后要撰文讨论商代的社会性质。但由于他的论文又都以史料考证形式出现, 又容易被人认为是只会考证的“史料派”。在《近》文的两派观中, 像张政烺这样的老一代史学家, 也都没有位置。这些, 都不得不令人对《近》文的论点感到怀疑。


    出于上面的想法, 拉拉杂杂地写了这封信。希望史学界对现代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能深入开展下去, 也希望有更多的优秀论文问世。此致

    敬礼!


    刘宗汉
    2004 年3 月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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