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11月07日

    胡宝国:《三国志》裴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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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2001年
       

        东汉后期,对历史著作的注释渐渐多了起来。延笃着有《史记音义》,服虔着有《汉书音训》,应劭着有《汉书集解音义》。他们对史书的注释如同对经书的注释一样,都是重在名物训诂。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方法一直延续着。直到南朝才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新式注释方法。对此,不论南北,都有人响应。不过,从总的方面看,旧式的、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方法在裴注以后仍然占据着主流的地位。以往对裴注的研究硕果累累,但研究者多局限于优劣评价或静态描述,很少从变化的角度讨论问题。本文所关注的是:在史学史上为什么会有裴注出现?裴注为什么难以为继?

    一、汉末魏晋时期对《汉书》的注释 

      汉末魏晋时期不少人对史书加以注释。当时注释家最感兴趣的是《汉书》。颜师古在《汉书叙例》中开列的属于这一时期的注释家有二十二人:
      1、荀悦字仲豫,颍川人,后汉秘书监。撰《汉纪》三十卷,其事皆出《汉书》。
      2、服虔字子慎,荥阳人,后汉尚书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祇,后定名虔。
      3、应劭字仲瑗,一字仲援,一字仲远。汝南南顿人,后汉萧令,御史营令,泰山太守。
      4、伏俨字景宏,琅邪人。
      5、刘德,北海人。
      6、郑氏,晋灼《音义》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瓒《集解》辄云郑德。既无所据,今依晋灼但称郑氏耳。
      7、李斐,不详所出郡县。
      8、李奇,南阳人。
      9、邓展,南阳人,魏建安中为奋威将军,封高乐乡侯。
      10、文颖字叔良,南阳人,后汉末荆州从事,魏建安中为甘陵府丞。
      11、张揖字稚让,清河人,一云河间人。魏太和中为博士。止解《司马相如传》一卷。
      12、苏林字孝友,陈留外黄人,魏给事中领秘书监,散骑常侍,永安卫尉,太中大夫,黄初中迁博士,封安成亭侯。
      13、张晏字子博,中山人。
      14、如淳,冯翊人,魏陈郡丞。
      15、孟康字公休,安平广宗人,魏散骑常侍,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勃海太守,给事中,散骑侍郎,中书令,后转为监,封广陵亭侯。
      16、项昭,不详何郡县人。
      17、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吴朝尚书郎,太史令,中书郎,博士祭酒,中书仆射,封高陵亭侯。
      18、晋灼,河南人,晋尚书郎。
      19、刘宝字道真,高平人,晋中书郎,河内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将军。侍皇太子讲《汉书》,别有《驳议》。
      20、臣瓒,不详姓氏及郡县。
      21、郭璞字景纯,河东人,晋赠弘农太守。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
      22、蔡谟字道明,陈留考城人,东晋侍中五兵尚书,太常领秘书监,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领徐州刺史,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扬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赠侍中司空,谥文穆公。

      颜师古以上所列名单及说明有不妥之处。首先,荀悦似不应列入。荀悦曾依《左传》体改编《汉书》为《汉纪》,但并未注释《汉书》。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所载《汉书》注释家不收荀悦,应该说是合理的。其次,颜师古排列名单是以注释家生活时代为顺序的。按此,荀悦应在服虔、应劭之后,而不能居于首位。最后,邓展、文颖后所谓“魏建安中”云云是错误的。顾炎武就此批评道:“建安乃汉献帝年号,虽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1]
      拋开这些不论,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以上注释家,自汉末应劭以下至东晋郭璞之间,多数人往往事迹无闻,正如颜师古在《序例》中说:“诸家注释,虽见名氏,至于爵里,颇或难知。”这与东汉有很大不同。东汉的注释家如延笃、服虔、应劭等均见诸史传,属当时一流的学者。建安以后众多注释家事迹无闻,学术地位不高。这似乎说明对史书的注释已非学术主流。第二,按时代而论,注释家以汉魏时期为主。荀悦以下至韦昭17人均属这一时期。西晋只有晋灼、刘宝、臣瓒三家,东晋只有郭璞、蔡谟两家。郭璞“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而蔡谟只是“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汉书》”,贡献无多。按《叙例》所说,晋代注释家的工作是以集解为主:
      《汉书》旧无批注,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属永嘉丧乱,金行播迁,此书虽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东晋迄于梁陈,南方学者皆弗之见。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举驳前说,喜引《竹书》,自谓甄明,非无差爽,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谓之应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并题云然,斯不审耳。
      这段说明颇为重要。按《隋书·经籍志》载,应劭着有《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后汉书》卷48《应奉传附应劭传》亦称劭“集解《汉书》”。可是若按《叙例》说,应劭并未集解《汉书》,作集解的是西晋的“臣瓒”,应劭的注释应称为《汉书音义》。姚振宗不同意颜师古的说法。他在《后汉艺文志》中说:“按颜氏言《七志》、《七录》已然,则自宋及梁由来已久,亦何至一误再误?至唐初修志犹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书又复递相沿误?揆诸事理,或不尽然。疑应书、瓒书卷数相同,颜监但见瓒书,不见应书,故有是言耳。”姚氏的怀疑虽有道理,但终无证据,颜氏之说不可轻易否定。《叙例》为应劭书特作说明,应该是有根据的。此外,应劭之前可以确认为《汉书》作注的只有服虔一家,应劭似不具备作集解的条件。如果这样解释可以成立,则集解《汉书》是西晋才出现的。王鸣盛推测:“大约晋灼于服、应外,添入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十四家。臣瓒于晋所采外添入刘宝一家。”[2]晋代的的集解可以视之为对汉魏时期众多的注释所做的总结。注释减少了,总结性的集解一再出现,这些都是学术将变的征兆。 

    二、裴松之《三国志》注 

      南朝刘宋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史学史上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裴注与汉末以来注释家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注释有明显的不同。据沉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3]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4]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5] 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说:

      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务在周悉”、“补其阙”、“惩其妄”是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主要目的。就“补其阙”而言,裴注是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三国志》在许多关键处多语焉不详。如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创立,《陈群传》中只有一句:“制九品官人法,群所建也。”此外,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重大事件,又如建安文学、正始玄风等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变化在《三国志》中也都记载不多。若无裴松之的补充,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远远达不到今天所能达到的程度。
      裴注出现后,引来了许多评议,其中有褒有贬。刘知几说:

      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6]

    与刘知几不同,赞誉裴松之者多从保存史料方面对裴注给予肯定。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7]《四库提要》作者对裴注有褒有贬,既认为裴注“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又从积极的方面说:“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关于以往史家对裴注的评价,杨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读者可以参看。
      以上对于裴注的评价反映了传统史学批评的特点。评论者大多不能摆脱是与非、优与劣的思维框架。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待裴注,更应关注的是,历来对史书的注释都是从名物训诂的角度着眼的,为什么裴松之却要发明出一种新的注释方式?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8] 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9]刘知几、章学诚虽然都是传统史学批评的大家,但这些分析却有失水准,带有很强的好恶色彩。所谓“不能自达”、“不足自存”,都是要从注释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释。
      不带偏见阐释裴注出现原因的当首推陈寅恪先生。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异二卷。”)云:

      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和聚会,悉受无戒!于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嘱授清净说!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答言:说净。

    陈氏解释说:“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10] 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发挥说:“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11] 周一良先生对陈说持怀疑态度。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12]
      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从史书编撰的的技术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样编撰更便于读者阅读。对此,周一良先生的质疑是有力的。“补遗订误”才是裴注的本质所在,这与合本子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对陈氏观点也不乏赞成者。逯耀东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注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又试图通过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来解释裴注的产生。他的基本思想是,传统注释方法与裴注的不同在于一是经注、一是史注。这主要是受到了钱大昭的启发。钱大昭说:“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13] 逯耀东就此说道:“因此,明理与达事是经注与史注的基本区分。‘达事’是更进一步叙述历史的真相。”[14] 他又说:“由经注的义理阐释,转向历史事实的探讨,是经史分途过程中重要转变的关键。”[15] 众所周知,魏晋以后,史学逐渐脱离经学而独立。以此为背景来解释经注演变为史注是不错的,本文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仅至于此的泛泛之论还是不够的,因为裴注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史注还是经学式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说史学与经学又合流了。
      围绕《三国志》及其裴注,实际上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三国志》写得如此简略?第二,为什么裴松之要不避繁琐征引那样多的史籍?
      有一种意见认为,陈寿所见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国志》写得简略。[16]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因为裴注中所征引的许多书在陈寿写《三国志》时确实还没有问世。但这样解释也有问题,因为毕竟还有些书是陈寿有可能见到的。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之后。据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所列,在此之前,专记三国历史的史书如王沈《魏书》、韦昭《吴书》,鱼豢《魏略》、《典略》已经问世。此外,如赵岐的《三辅决录》、谢承的《后汉书》、王粲的《汉末英雄记》、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国志》的成书年代,史无明文,杨翼骧先生书编于太康六年下。案语说明道:“考《三国志》卷48《孙?传》云‘?举家西迁,以太康元年三月集于京邑。五年,?死于洛阳。’此为《三国志》中记事最晚之一条,则陈寿着成全书必在太康五年孙?死后,故编于本年。”据同书,着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的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陈寿写《三国志》时见到皇甫谧书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这些书裴注中都征引了。据《三国志人名索引》附录《三国志裴注引书索引》,裴注引用《魏书》一百九十条、《魏略》一百七十九条、《典略》四十九条、《吴书》一百一十九条、《三辅决录》九条、《后汉书》十二条、《英雄记》六十九条、[17] 《九州春秋》二十六条、《帝王世纪》一条、《高士传》六条。这些材料陈寿应能见到,但他并没有以此来充实《三国志》,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这个工作。《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载文帝与吴质书,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裴松之就此解释说:“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关于曹魏屯田,据杨翼骧先生统计,《武帝纪》中仅用了“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十三个字来叙述。在《任峻传》中又用了“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四十一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纪》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18]由此看来,对《三国志》的简略不能只从陈寿所见材料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加以解释,还必须另想办法。
      裴松之嫌《三国志》写得简略,而这样的意见在他以前是未曾见过的。《三国志》刚问世时,获得了一片赞誉声。《晋书》卷82《陈寿传》称:“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本传又称:“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东晋时,习凿齿从正统论的角度对陈寿书以魏为正统的写法提出异议,在其所着《汉晋春秋》中坚持以以蜀汉为正统。正统问题是政治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仍然不见对《三国志》的批评。看来,简略在晋人眼里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视之为缺点。这就提示我们应当从时代学术风气变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大致说来,从两汉之际到东晋,先是在经学领域,而后又在史学领域中出现了一种追求简略的风气。而一到南朝则风气大变,简略不一定是优点,繁富也不一定是缺陷。为了说明风气的转变,我们先来看看东汉至东晋的情形。
      《论衡·效力篇》云:“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后汉书》卷3《章帝纪》载章帝诏书称:“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是知两汉之际,经学中已经出现了简化的趋势。《后汉书》卷31《孔奋传》:“奋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弟奇……作《春秋左氏删》。”又,《后汉书》卷32《樊宏传》:宏子 “儵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氏学。”删减后的“樊氏学”仍然不能使人满意,于是又有继续删减者,《后汉书》卷36《张霸传》:“初,霸以樊儵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删书不局限于《春秋》一家,《后汉书》卷37《桓荣传》:“初,荣受朱普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郁复删定为十二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桓氏世代所传为《欧阳尚书》。《欧阳尚书》除朱普章句外,还有其它流派,《后汉书》卷65《张奂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又,《后汉书》卷79下《伏恭传》:伏恭父“黯,字稚文,以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继此潮流而来,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及荆州学派诸学者仍在从事着此类工作。《后汉书》卷35《郑玄传》传末范晔论曰: “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又惠栋《后汉书补注》卷17《刘表传》引《刘镇南碑》:“君深愍末学远本离直,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浮辞,芟除烦重。”
      经学是义理之学。钱大昕说:“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19]前引钱大昭也说“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这些认识其实都是古文经学的观点。按汉代今文家的理解,义理应是在阐释经书的章句之中。西汉中期以后,今文经学的章句日益繁琐,众多古文经学家都对此给予了猛烈的抨击。经学的删减运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20]
      比两汉之际发端的经学删减运动稍后,史学领域中也出现了删减之风。《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史要》十卷。”注:“汉代桂阳太守卫飒撰。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卫飒,东汉初年光武时人,《后汉书》有传。卫飒以后,又有杨终删书。《后汉书》卷48《杨终传》:“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同卷《应奉传》注引袁山松书曰:“奉又删《史记》、《汉书》及《汉记》三百六十余年,自汉兴至其时,凡十七卷,名曰《汉事》。”《后汉书》卷26《伏湛传附伏无忌传》:“元嘉中,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崔实等共撰《汉记》;又自采集古今,删着事要,号曰《伏侯注》”本传注:“其书上自黄帝,下尽汉质帝,为八卷,见行于今。”删书最著名者当属汉末荀悦对《汉书》的删减。《后汉书》卷62《荀悦传》:“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论及《汉纪》,自刘知几开始,都比较关注其编年体体裁的问题,而对于其意在删减的编纂目的则多有忽略。荀悦以后,三国时,吴太子太傅张温撰有《三史略》,也属删减之作。《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说:“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将这些散在各处的零星记载集中在一起,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东汉以来确实出现了一种删简史书的风气。
      蒙文通先生曾说:“言史贵约,实晋人之创论。”[21] 联系上文,这个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不过到晋代,这样的例子的确更多了。晋祠部郎王蔑撰《史汉要集》二卷,“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晋散骑常侍葛洪撰《汉书钞》三十卷。[22] 除此之外,当时史家的删减工作更多体现在对东汉历史的撰写上。《文心雕龙·史传篇》云:“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这是说记述东汉历史最早的书是东汉官修的《东观汉记》。据《隋志·经籍志》着录,《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记注至灵帝,长水校尉刘珍等撰。”魏晋以后的多种《后汉书》都是在此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史传篇》又云:“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迄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玄讥后汉之尤烦,皆此类也。”这里是在讨论纪传体的缺陷,文末提到了傅玄的意见。傅玄,魏时“以时誉选入著作,撰集魏书”,又“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23]   “讥后汉之尤烦”,大概就出自该书。“后汉”是指《东观汉记》。魏晋时期认为《东观汉记》烦杂的不止傅玄一人。据《晋书》卷82《司马彪传》载,西晋司马彪撰写《续汉书》的理由是:“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谯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东观汉记》属未完成之作,所以“亡缺者多”,后来修史者自然要补其所缺。这是不奇怪的。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彪嫌其已完成的部分“记述烦杂”。按他说,此前谯周虽然已经删除了一些,但仍不能令人满意,所以有必要重写。他的《续汉书》“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按《隋志》着录稍有不同,易“篇”称“卷”,为八十三卷。古人多以一篇为一卷,两书所记出入不大。[24] 八十三卷的篇幅包括了纪、志传,较之未完成的一百四十三卷的《东观汉记》确实删减不少。与司马彪同属西晋的华峤撰写《汉后书》,也是意在删减。《晋书》卷44《华峤传》:“初,峤以《汉纪》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会为台郎,典官制事,由是得遍观秘籍,遂就其绪。起于光武,终于孝献,一百九十五年,为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凡九十七卷。”较之东观书,删减也不少。东晋袁宏着有《后汉纪》。他在自序中谈及写作动机说:“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与袁宏同出一族的袁山松曾撰写《后汉书》,他总结写作体会说:“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25]五难之中,“烦而不整”居于首位。着后汉史者追求简略如此,而着晋史者也是如此。“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26]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27]
      崇尚简约不仅影响着史家修史,而且也影响到两晋的史学批评。《晋书》卷60《张辅传》:“又论班固、司马迁云:‘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张辅根据《史》《汉》字数多寡来评价班马,因为“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所以认为《史记》优于《汉书》。有趣的是,出自同样的理由,干宝则对《史记》多有不满,《史通·二体篇》:“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事,靡有遗也。”同书《烦省篇》:“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
      综上所述,东汉以来,先有经学的简化,后有史学的简化。经学是汉代学术的重心所在,而史学当时只是经学的附庸。因此,史学的简化当是受到经学简化的影响所致。在众多史学家竭力追求简化的学术风气下,我们自然可以理解《三国志》为什么写得如此简略。同样地,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三国志》在西晋问世后,并没有因其简略而受到批评,反而是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南朝裴松之批评《三国志》“失在于略”。对比上述汉晋史家观念,他的意见十分醒目。在裴松之以后,采用这种方式注释史书的还有若干家。《梁书》卷41《王规传》:“规集《后汉》众家异同,注《续汉书》二百卷。”《梁书》卷49《刘昭传》:“初,昭伯父肜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至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据沉家本统计,刘昭引书 “凡经部六十六家,史部一百十二家,子部四十二家,集部廿二家,共二百四十二家。”[28]此外,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也属此类,刘注“所引经史杂着四百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29] 受南朝学风影响,北魏“(宋)显从祖弟绘……依准裴松之注《国志》体,注王隐及《中兴书》。”[30] 这些新式批注方法的共同特征都是不求简约、不避繁琐,以追求历史事实的尽可能丰富为目的,这与侧重名物训诂的经学式的注释方法判然有别,标志着史学史上一个重大的变化已经发生:经学的影响正在衰退。
      同样的变化在史书的修撰中也发生了。《宋书》卷69《范晔传》:“范晔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与《东观汉记》相比,范晔在《后汉书》中的确有所删减,但是如果对照一下《后汉书》与《三国志》,就不难看出范晔其实也增加了不少材料。《三国志》卷6《袁绍传》: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也。高祖父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与交焉。以大将军掾为侍御史,稍迁中军校尉,至司隶。

    《后汉书》卷74上《袁绍传》: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司徒汤之孙。父成,五官中郎将,壮健好交结,大将军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绍少为郎,除濮阳长,遭母忧去官。三年礼毕,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阕,徙居洛阳。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柴毂,填接街陌。内官皆恶之。中常侍赵忠言于内省曰:“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叔父太傅隗闻而呼绍,以忠言责之,绍终不改。

    两传比较,《后汉书》的内容显然比《三国志》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后汉书》增加的部分可以从《三国志·袁绍传》裴注所引《英雄记》中找到来源。《英雄记》载:

      成字文开,壮健有部分,贵戚权豪自大将军梁冀以下皆与结好,言无不从。故京师为作谚曰:“事不谐,问文开。”

    《英雄记》又载:

      绍生而父死,二公爱之。幼使为郎,弱冠除濮阳长,有清名。遭母丧,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礼毕,隐居洛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武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中常侍赵忠谓诸黄门曰:“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绍叔父隗闻之,责数绍曰:“汝且破我家!”绍于是乃起应大将军之命。

    范晔所增加的内容与裴注所增补的内容基本相同,都是来自《英雄记》。类似的情形在《三国志》裴注与《后汉书》中屡有发生。《三国志》卷6《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

      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

    《后汉书》卷72《董卓传》:

      初,卓之入也,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恐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潜出军近营,明旦乃大陈旌鼓而还,以为西兵复至,洛中无知者。

    《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魏书》:

      术归帝号于绍曰:“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民户百万,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绍阴然之。

    《后汉书》卷75《袁术传》:

      (术)归帝号于绍曰:“禄去汉室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与周末七国无异,唯强者兼之耳。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人户百万,以强则莫与争大,以位则无所比高。曹操欲扶衰奖微,安能续绝运起已灭乎?谨归大命,君其兴之。”绍阴然其计。

    《三国志》卷6《刘表传》注引《英雄记》:

      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母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

    《后汉书》卷74下《刘表传》:

      (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

    按此,裴松之、范晔都注意到了《三国志》以外的众多历史记载,不同之处只是在于裴松之补充史实的办法是将其拿来为《三国志》作注,而范晔则将其径直写进了史传正文。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出版说明”的撰写者早已注意到了此点。作者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发现“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或许限于体例,作者未能进一步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而此点正是本文最感兴趣之处。《隋书》卷58《魏澹传》载魏澹所作《魏书》义例。其中引用了范晔的一段话:

      范晔云:“《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

    这里,范晔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反对《春秋》体,是因为这种体裁“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他赞成纪传体,是因为这种体裁“网罗一代”,“事义周悉”。范晔的这段评论不见于南朝史籍,而出于北方人魏澹之口,给人以传闻的感觉。但联系上述《后汉书》与《三国志》裴注的比较,魏澹所说应该是可信的。范晔对史料的处理方式虽然与裴松之不同,但所追求的也是历史事实的丰富。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没有区别的。
      追求义理还是追求历史事实的丰富,这是经学与史学的根本区别之处。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31] 义即义理,这是孔子改编《鲁春秋》的根本目的,所以司马迁说孔子所做的工作的是“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32] 又说:“《春秋》以道义。”[33] 至于选择以《春秋》来“道义”,则是因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34] 这样一来,在经学的范畴内,历史就只是成了“道义”的工具。而从史的角度讲,如实地记录历史事实才应该是第一位的。范晔说春秋体“文既总略,好失事形”就是从史学的立场上对《春秋》所作的批判。在经学昌盛的汉代,如此议论《春秋》是不可能的。
      裴松之、范晔以后,篇幅较大的史书屡屡可见,如沈约《宋书》多达一百卷。刘知几就此批评说:“近者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35] 梁、陈两朝时代不长,但据《隋志》载,谢吴所撰《梁书》竟达一百卷。陈代顾野王所撰“《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就而卒。”[36] 现存的《南齐书》六十卷、《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篇幅虽然远不能与谢、顾二书相比,但若与《三国志》相比,仍然不算短。就时间而论,三国历时六十年,齐历时二十三年,梁历时五十五年,陈历时三十二年。三国时间最长。就卷数而论,《三国志》总卷数虽说是六十五卷,但魏、蜀、吴三书原本是各自单行的。若分开计算的话,《魏书》只有三十卷,《蜀书》只有十五卷,《吴书》只有二十卷,篇幅比齐、梁、陈三书短得多。[37]
      我们也注意到南朝仍有删减史书的事例。梁豫章内史张缅撰《晋书钞》三十卷,阮孝绪撰《正史削繁》九十四卷。裴子野删沈约《宋书》为编年体《宋略》,该书只有二十卷。但从总的方面看,删减史书在南朝不占主流。象晋人那样推崇简略的话在南朝几乎见不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关注的不在于旧传统的延续,而在于究竟出现了哪些新的现象。刘知几在《史通·书事篇》中说:“大抵近代史笔,叙事为烦。”刘氏距离南朝不远,当时著作基本可以看到,他的概括应该是有根据的。只是他还不能理解这种现象乃是经学对史学影响逐渐衰退后的自然结果,他也不能理解裴注的出现其实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三、裴注以后的注释

      李慈铭说:“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38]他的认识是正确的。裴注以后,尽管还出现了若干家类似的注释,但从总体上看,更多的注释家还是继续采取名物训诂的旧式方法。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裴松之的儿子裴骃。《宋书》卷64《裴松之传附裴骃传》:“子骃,南中郎参军。松之所着文论及《晋纪》,骃注司马迁《史记》,并行于世。”裴骃承父业,以注释《史记》而留名。不过,裴骃集解《史记》,完全看不到其父的影响。张守节说:“裴骃采九经诸史并《汉书音义》及众书之目而解《史记》”。[39]  王鸣盛说:“世家自陈涉以下,列传自张耳、陈余以下,裴于徐广旧注外但袭取服虔《汉书注》、晋灼、臣瓒及蔡谟《汉书音义》,裴所自为者十无一二。”[40]  裴骃以后的注释家注意力仍在《汉书》,“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棱,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史记》传者甚微。”[41] 一直到唐初的颜师古,这些注释家在注释《汉书》时,都是采用的裴注以前的那种旧方法。既然经学影响逐渐衰退,何以经学式的注释方法却又死灰复燃?
      通观前后,可以发现裴注一类注释家所注释的史书,记载范围基本都不出东汉到东晋这一时段。王规所注《续汉书》、刘昭所注《后汉书》,记载的是东汉的历史,裴松之所注《三国志》“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42] 刘昭伯父刘肜所注《晋纪》记载了西晋一代的历史。北魏宋绘所注王隐《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包括了西晋、东晋两个时期。刘孝标所注《世说新语》涉及的时期则正好是从东汉到东晋。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裴注的特点是以多家史书注释一家之书。这就意味着若要采用裴注的方法必需有众多的相关史书可以用来参考。汉末魏晋以来,这个条件是充分具备了。据《隋书·经籍志》载,有关汉晋时期的著作很多,杂史类有《汉灵、献二帝纪》、《山阳公载记》、《汉末英雄记》、《魏武本纪》、《魏尚书》、《魏晋世语》、《魏末传》、《吕布本事》、《晋诸公赞》、《晋后略记》、《典略》等。杂传类书更多,如《三辅决录》、《海内先贤传》、《陈留耆旧传》、《正始名士传》、《范氏家传》等。据逯耀东先生统计,有关此时期的杂传多达493种。[43]杂传以外,汉晋人所着有关这一时期的纪传体、编年体史书也非常多。关于东汉历史,纪传体有:吴谢承《后汉书》、晋薛莹《后汉记》、晋司马彪《续汉书》、晋华峤《汉后书》、晋谢沉《后汉书》、晋张莹《后汉南记》、晋袁山松《后汉书》。编年体有:晋袁晔《献帝春秋》、晋袁宏《后汉纪》、晋张璠《后汉纪》。关于晋朝的史书,纪传体有:晋王隐《晋书》、晋虞预《晋书》、晋朱凤《晋书》。编年体有:晋陆机《晋纪》、晋干宝《晋纪》、晋曹嘉之《晋纪》、晋习凿齿《汉晋阳秋》、晋邓粲《晋纪》、晋孙盛《晋阳秋》。关于汉晋之间历史,纪传体有晋王沈《魏书》、吴韦昭《吴书》、晋环济《吴纪》、晋张勃《吴录》、晋陈寿《三国志》。编年体有晋孙盛《魏氏春秋》、晋阴澹《魏纪》、晋孔衍《汉魏春秋》。《隋志》杂史类称:“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这段文字虽是针对杂史而说的,其实也适用于其它类别的史书。天下大乱后,国家对史书的修撰失去了有效的控制,私人纷纷撰史。如鱼豢《魏略》、陈寿《三国志》、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王隐《晋书》以及众多的杂史、杂传等都属此类。这是汉晋时期史书数量激增的主要原因。
      史书数量在汉晋时期激增,而采取裴注方法的注释家所注释的史书所涉及的时段又恰好在这一时期内。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众多史书的存在是裴注得以实现的条件。一旦这个条件不具备,裴注也就难以为继了。
      裴骃在《史记集解序》中说:“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并列。”按此,裴骃似乎也有继承父志的意向,但事实上却无法做到。这是因为注释《史记》时,他很难找到可以补充的材料。《汉书·艺文志》春秋类下所附载的《太史公书》以前的史书只有《国语》、《新国语》、《世本》、《战国策》、《奏事》、《楚汉春秋》寥寥数种,而这些书已基本为司马迁所采用。同样的困难在南齐陆澄的《汉书》注中也存在。陆澄注今天已经看不到了,刘知几将其归入裴注一类:“陆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马迁之书,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操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44]刘氏批评不无道理,但陆澄实出无奈,因为记载西汉历史的书主要就只有这两部,他一定要采取裴注的方式注《汉书》,只能是这个结果。钱大昭《三国志辨疑·自序》:“尝怪服虔、应劭之于《汉书》,裴骃,徐广之于《史记》,稗官载记碑刻尚多,不能汇而通之,巧异质疑,而徒戋戋于训诂,岂若世期之博引载籍,增广异闻,是是非非,使天下后世读者昭然共见乎!”钱氏认为汉末服虔、应劭以来,“稗官载记碑刻尚多”,恐怕只能理解为他个人的推测。若真是如此,陆澄是不会不加以利用的。与此相关的还有刘昭的例子。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述略:

      刘昭补注,《梁书》本传亦曰集注者,谓专集后汉同异以为注也。《史通》讥其言尽非要,事皆不急。或未免过甚其辞。然必隶事为多而略于训诂矣。今观所注八志,遍及经传前史,反多主解释文字,证明故实,初非专采后汉同异。当由众家后汉马彪而外,措意于志者本自无多,而又阨于永嘉,如华典虽成,旋已不可复识,故无几同异可举,注体亦因之少变。

    按王先谦说,刘昭注《后汉书》,本来是要采取裴注的方式,即所谓“专集后汉同异以为注”,但是涉及到《续汉书》的八志,因缺乏其它书可参考,不得不回到“解释文字,证明故实”的老路。书之多寡制约着刘昭注释的体裁。王氏推测极有见地,遗憾的是,他的这一认识仅局限在对刘昭补注的分析中,而未能将其与裴注的特征联系起来考虑,可谓失之交臂。
      如本文开始所引,对裴注持肯定态度的研究者大都认为其贡献在于保存了众多史料。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一个相反的方面,即从根本上讲,也正是因为有众多史书的存在才使得裴注成为可能。

      综合全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东汉以来,受经学简化风气的影响,史学领域中也出现了崇尚简约的潮流。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内容简略的《三国志》。随着经学对史学影响的逐渐弱化,史家对历史事实表现出更多的关注。在这个背景下,裴注应运而生。第二,根据本文第一节的论述,我们知道两晋时期以经学的注释方式批注《汉书》的学者逐渐有所减少;根据第三节的介绍,我们又知道两晋以来着史的风气颇为盛行。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说明两晋时期的史学实现了从以注释为主向以撰写为主的转变。在撰写重于注释的阶段,众多史学著作纷纷问世,从而为裴注这一新的注释方法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第三,裴注以前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注释方法固然表现出了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但裴注以后此类注释的再度盛行却并不意味着经学影响的卷土重来。现象的重复不等于本质的重复。它只不过说明裴注的存在需要特殊的条件;它还说明经学式的注释方法对史学也并非没有意义。毕竟增补历史事实和准确地理解历史事实都是不可或缺的。


    [1] 顾炎武:《日知录》卷27“《汉书》注”。
    [2]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7“《汉书》叙例”。
    [3] 沉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
    [4]  侯康:《三国志补注续》自叙。
    [5] 杨翼骧:《裴松之》,载《中国史学家评传》上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 《史通·补注篇》。
    [7]  侯康:《三国志补注续》自叙
    [8] 《史通·补注篇》
    [9] 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中。
    [10]  陈文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1]  陈文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 周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3] 钱大昭:《三国志辨疑》自序。
    [14] 逯耀东:《裴松之与〈三国志注〉》,载氏着《魏晋史学思想与社会基础》,东大图书公司1999年版。
    [15]  逯耀东:《魏晋史学思想与社会基础》导言。
    [16]  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出版说明。
    [17] 《三国志人名索引》附录《三国志》裴注引书索引:“本书不着撰人姓名,按《隋书·经籍志记载王粲撰《汉末英雄记》,未识是否即本书所引者。”按两书当为一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引《四库传记类存目》云:“《汉末英雄记》一卷。旧题魏王粲撰。案粲卒于建安中。其时黄星虽兆,玉步未更,不应名书以‘汉末’,似后人之所追题。”姚氏说:“然考粲从军诗中已称曹操为圣君,则俨以魏为新朝。此名不足怪矣。《隋志》着录作八卷。注云‘残缺’。其本久佚,此本乃王世贞杂抄诸书成之。凡四十四人。大抵取于《三国志》注为多。”按存目意见,“汉末”二字乃后人追题。姚振宗虽不同意《存目》作者对书名的解释,但也不否认《三国志》裴注中所引《英雄记》就是《汉末英雄记》。
    [18] 杨翼骧:《裴松之》,载《中国史学家评传》上。
    [19] 钱大昕:《经籍纂诂序》。
    [20] 余英时先生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一文中已经注意到了经学中出现的删减风气。为了配合其“士之新自觉”之说,余氏较强调此风兴起于东汉中期以后。由本文上引诸材料看,删减绝非始于东汉中期以后。
    [21]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七 史体之发达,载氏着《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
    [22] 《隋书·经籍志》史部。
    [23] 《晋书》卷47《傅玄传》。
    [24]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卷2目录体制一 篇目:“……及缣帛盛行,易篇为卷,一幅所容,与简篇约略相当。故多以一篇为一卷。”
    [25] 《史通·仿真篇》
    [26] 《文心雕龙·史传篇》
    [27] 《晋书》卷82《干宝传》
    [28] 沉家本:《续汉书八志注所引书目》序。
    [29]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载周祖谟《前言》。
    [30]《北齐书》卷20《宋显传》。中华书局标点本本卷校勘记:“这里疑有脱文,当云‘注王隐《晋书》及何法盛《晋中兴书》’,如求减省,也可作‘注王隐及何法盛书’。今上举王隐而无书名,下举书名,又不出何法盛姓名,又‘中兴书’上无‘晋’字,都不妥。”
    [31] 《孟子·离娄下》。
    [32]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33]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34] 同上。
    [35]《史通·书志篇》。
    [36] 《陈书》卷30《顾野王传》。
    [37] 《梁书》、《陈书》作于唐初,但撰者姚思廉原属南朝系统,故在此一并讨论。
    [38] 李慈铭:《三国志札记》。
    [39] 《史记集解序》张守节正义。
    [40] 《十七史商榷》卷1“裴注下半部简略”。
    [41] 《隋书》卷33《经籍志》二。
    [42] 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
    [43] 参逯耀东《〈隋书·经籍志·史部〉及其杂传类的分析》,载氏着《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东大图书公司1999年出版。
    [44] 《史通·补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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