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11月05日

    朱宗震:《鲁迅与胡适》——几多思考、几分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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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与胡适,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双峰对峙,两水分流”。
    对这两位旗手人物,进行比较研究,当然是一个繁重的课题,需要相
    当的功力和水平,即使是十年磨一剑,也不一定能产出上乘之作。这
    当然是我个人的迂腐之见。

      我在书店看到孙郁先生的大作《鲁迅与胡适——影响20世纪中国
    文化的两位智者》,书的题目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按照习惯,总是
    先翻翻前言、目录和后记,再翻翻内容之类。后记中的一段话引起了
    我的关注:“如果用纯学术的目光看待此书,你会感到失望,因为一
    些重要的资料并未逻辑化地排列过。我写下的完全是对两人的感觉,
    这种感觉离学院派的思考已相去甚远。……这本书完稿的时候,我其
    实已意识到了它的某种缺陷。”眼下社会上学风浮躁,这段话使我这
    个“学院派”中人,下意识地对这本书的价值打了一个折扣。但平心
    而论,既然作者自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且作了一定的自白,
    说明作者是一个明白人,对一本书的价值,本不必求全责备。

      历史的、理论的研究,人文的价值取向,以及感情的共鸣,本不
    是同一件事。做鲁迅和胡适的文章,尽可以有多元多彩的视角,他们
    本来也是多彩的人生。作者既然写的是一种感觉,大概应是一种感情
    的共鸣,一本有血有肉、感情激越的书,也是一本好书。然而,读完
    全书,很可惜,作者的定位,也不全在情性方面,他一开头就说:
    “实在地说,描写他们,不仅在于内心的喜爱,而且是想从中理出中
    国现代文化变迁的一种脉络。”(P1)他要在鲁迅和胡适的历史定位
    问题上作出自己的判断,这就使这本书的定位产生了混乱。作者要作
    “学院派”的结论,但下不了“学院派”的苦功夫,甚至连有关的资
    料也看得有限,那就只能作“大胆的假设”,而难以有“小心的求证”
    了。用作者的话说“一些重要的资料并未逻辑地排列过”。其实,如
    果作者真正明白这一点,尽可以写出自己对历史人物的共鸣,而不必
    顾及“学院式”的结论。

      《鲁迅与胡适》一书,以18个题目,对鲁迅与胡适,进行了近乎
    全方位的比较,写出了自己的感觉和评判。总的说来,作者尽管写下
    了大量感觉式的文字,但同时也在以“学院派”的态度,对历史人物
    进行研判。鲁迅和胡适,原本是政治上对立的两大文化派系的旗手,
    由于价值取向的不同,即使事过境迁,不同的结论和对立的评判,是
    不能避免的。但作为“学院派”的规范性要求,是对历史人物进行中
    立性的研究,理解历史人物的生存环境和他们所起的作用。社会是多
    元的,各有各的存在价值。作者虽然略为偏向于选择鲁迅,但对胡适
    的存在,也作了充分的评价。“平心静气”的思考,是本书最重要的
    特色。作者在思考的领域,毕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因此,全书每有
    精当的评判,成一家之言。例如,作者说:“胡适为人,从不落井下
    石,即便是对反对派,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真是大家风范。”“中
    国的文坛,得一鲁迅不易,出现胡适,也是难能的。”(P329)“我
    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合力,在这两个对立的世界里,有着一个共同
    的交汇点,它纠缠着理性,纠缠着民主、科学、自由。我们今天的进
    化,是要感谢这两种传统的。”(P442)在对立之中,看到了共性,
    看到了相反相成的历史变迁。

      但是,作者毕竟缺乏“学院派”研究的功力,随心所欲的判断,
    不免缺乏根据而又往往自相矛盾。例如,作者有时说:“我却从另一
    方面,看到了两人气质上的一致性:自由主义与精神的现代化。”
    (P2)但有时说:“鲁迅与现代自由主义文人的分歧点”云云(
    P314),并且引用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指明鲁迅
    “反对自由主义”。(P478)鲁迅没有否认过这一点,那么,他到底
    是还是不是自由主义者?作者把鲁迅与胡适定位为左右翼的分野,但
    有时说胡适遭到了“右翼文人的围剿(P217)”。其实,中国的自由
    主义者在大革命之后,一直是处在国共斗争之间的中间派,在国共决
    战之时,左右分化。作者曾说:“读胡适的著作,总难忘于他的历史
    主义精神。”(P162)然而,作为五四一代人,鲁迅和胡适都缺乏历
    史主义精神,这几乎是一个常识。作者本人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几
    千年下来,可称道的东西,实在有限。”(P180)我们又可以回到全
    盘西化去了,何必“历史主义”?

      作者每每把鲁迅划在“底层”,称赞他的作品“感动了中国的劳
    苦大众”(P477)。其实,中国的劳苦大众,很少有人能读鲁迅的书,
    因为他们不识字。即使现在,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又有几个被鲁
    迅所感动?文化的辐射是个复杂的过程,而文化人选择的人生道路,
    往往是出于理性的判断,和他的物质生活并无必然的联系。我们这些
    一生“无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对于鲁迅的物质生活,至今不敢望
    其项背。尽管如此,我们也未能走鲁迅式的激进道路。应该知道,二
    三十年代,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物质生活和作品自由度方面的非
    良性的短暂的“黄金”岁月。正是在这样的岁月中,才产生了鲁迅和
    胡适。作者又每每把胡适“贵族”化,其实,“贵族”和自由主义是
    两个范畴。而所谓“中国的文人,一旦成名,后来大多躺到贵族的温
    床上了”,(P439)不免使人想起了文革中臭老九的遭遇。

      至于书中竟然写出胡适“第三次出任北大校长”这样的硬伤,连
    “喜爱”鲁迅、胡适的学人,也是如此文风,我们除了呼吁整顿学风
    之外,也许不必苛求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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