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11月04日

    朱宗震:评罗志田《权势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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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志田先生《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一书,是一本有主题的论文集,主要探讨中国近代社会中的思想、学术的变迁和知识分子的地位。1999年7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论文大体发表于1995年——1998年间。


    历史学是以经验为主的人文学科,史料的收集耗费了学者的主要精力,国内学者限于种种条件,对方法论的问题,普遍训练不足。该书以国内学者不太熟悉的理论框架,来重新演绎历史,对于扩大历史学界的视野,是很有裨益的。同时,作者也并非停留在大视野的空论上,对个案也作了相当的研究,有所突破。作者有志于“拓宽视野”(第9页),希望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第193页),来诠释思想、学术和知识分子地位的变迁。笔者这一辈因社会和个人的原因视野狭窄的学者,对于作者的志趣理应表示欢迎。笔者本人也常常鼓励年轻人,在方法论上,要有所突破,有所创造。


    笔者不反对作者的志趣和方法,对于学派性的争论,也不予深入的探究,但笔者拜读之下,总有种种不满足之处。罗先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已从“边缘”进入“中心”,成绩卓著,以一生处于“边缘”地位的笔者,区区小文难以为罗先生锦上添花。所以笔者主要是从精益求精的目的出发,既希望罗先生更上一层楼,更希望年轻一代,有重大的突破。


    一 关于视野


    一般的经验型微观实证史学,由于资料收集的困难,费时费力,在宏观观察方面受到局限,在所难免。本书以“权势转移”命题,建立大视野、长时段的观察,这本是史学研究中必要课题,有能力、有魄力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是令人钦佩的。笔者看了书名和序言,很希望看到大视野下的权势转移的分析。但是,从全书看,一方面,仅重在心态的分析,另一方面,也只有局部的深入,难以满足笔者的期盼。笔者演绎作者的思维理路,中国近代史,以“权势转移论”,从“祖宗成法”到“中体西用”,从“中体西用”到“民权主义”(立宪与共和),归之于“三民主义”,从“三民主义”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归之于“毛泽东思想”。关键还在于,“新的崇拜”的结果,“自由主义”转移到哪里去了?“自由主义”不见得就不“新”,尤其是战后,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一度超过苏联,自由主义有一个以往少见的国际支持。但中国自由主义的提倡人孙中山转向了革命权威主义,而自由主义的代表胡适,国民党在1927年认为他是“反革命”嫌疑犯,共产党在1949年认为他是“战争罪”嫌疑犯,幸好都未定罪,不必翻案,但毕竟孤苦伶仃。战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新”的追求乃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但是,知识分子“边缘”化了,自由主义也只好停留在边缘上,其权势未能向中心转移。一个有趣的悖论是,CC分子一度对知识分子的“动摇”性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们认为工农是坚定的)。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但1945年以后,中国已经基本上没有救亡的课题,总不能说国民党自身的救亡压倒了启蒙吧?既要探讨“权势转移”,这么多问题的解读,都等待着作者,如果能力不够,还是把题目定得实在一点为好,何必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在学风上宁可小而实,不可大而空。


    作者在序言中提到:“在历史学科的大范围之内尽量跨越子学科如思想史、社会史、学术史的藩篱,以拓宽视野(不敢跨出史学之范围者,实因力所不能及)。”(第9页)有一个建立大视野的良好愿望,但这里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首先,扩大视野只能是相对而言,历史学科的大范围其实比现实生活的范围更大,作为个人,皓首穷史,再大的视野也只能涉及冰山的一角。第二,治史者的视野决不可离开,也不能离开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如果不能跨出历史学科的大范围,又有何大视野之可言?治史者只有在对历史和现实的连贯的观察中,才能建立起对历史的深刻认识。第三,视野的扩大,主要不是专题研究的扩大,而是对别人研究成果的利用。否则,学海无涯,人寿几何?


    以大视野研究权势如何转移,时代作了何种选择,自然不能就思想论思想,必须从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国社会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其他种种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这是现代社会学的基本思路,正如作者承诺的要超越思想史、社会史、学术史的藩篱。可惜,本书并没有扩大视野,仍然处于很狭窄的题材里,而且,漫论多于证明。例如作者没有涉及到作为社会史研究所注重的经济领域,对人口结构也没有涉及,而没有人口结构,如何理解四民社会的解体?其中,中国社会的识字率,商人的数量,就很值得重视。又例如国际关系,列强侵略和救亡觉醒对权势转移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甲午之后发生新旧之争,而庚子之后转移为革命和立宪之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则更从百家争鸣最后归结为国共之争?


    以知识分子问题论,教育史应该属于本课题直接相关的领域,那里有大量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黄炎培在民国初年对教育问题作了前所未有的调查研究,这对了解四民社会“解体”后的中国状况,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资料。可惜,作者没有利用这些不难找到的资料。同样,似乎无关的军事史领域,其实对士大夫向现代社会转移的问题也十分重要。请好好考察考察近代中国将领的来源,军校生的来源,留学国外军事学校的状况,以及他们的发展方向。即以黄埔系论,作者也完全可以利用丰富的二手资料来分析士大夫的走向。


    作者离开了那么多重要的相关领域,云山雾罩地谈论权势转移,笔者实在不明白,这样能叙述清楚权势究竟是怎样转移的,能解释清楚权势为什么是那样转移的吗?


    二 方法论


    历史学是人文学科,每个作者在解读历史时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一定的个人见解。但是,现代历史学同样是一门科学,需要进行实证。引进社会学方法,就是加强历史学科学性的一个途径。作者立意从纵向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变迁,横向的西潮冲击的影响,这个大背景之下,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地位问题(第193页,但文字很难读,所以,转换一下叙述方法,也许有失本意)。笔者很赞成作者有这样的雄心来从事研究。然而,作者接下去说:“在缺乏个案研究的情形下,本文只能尝试提出一个走向框架性诠释的思路。由于现存社会统计资料的不足和不准确,本文在研究取向方面,特别注重思想演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从当时人的心态变化入手来反观社会的变动,希望能有进一步的认识。”诚然,用社会学方法(包括统计学)研究历史,有很多困难,作为一篇文章,也很难要求一定用社会学方法去做。但作者既有志于此,又系专题研究,拥有一般学者缺乏的经费支持,理应克服困难,有所突破。笔者很希望新一代学者能真正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然而,作者仍采取了避难就易的人文解读方法,无补于目前浮躁的学风。其实,现存教育史资料虽然不完全,并非完全不能说明问题,现有的人物传记和人名辞典,也可以适当方法处理后在一定范围内说明问题。至于个案的研究,对于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更应该说并不缺乏,就看你有没有办法来驾御。可惜,作者事实上无意去利用这些资料。


    知识社会学要求从结构和发展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问题,结构的变化,并不是平面式的位移,而是包含着内涵的变化,也就是新陈代谢问题。不过,我们以往的方法论上,在论述新陈代谢问题时比较粗放,所以有必要运用社会学方法来深入研究,而不是代替新陈代谢的观察方法。作者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在具体论述的时候,却以自己的随意解读取代了严谨的科学方法,给读者留下了一堆让人消化不良的概念。


    士和知识分子的概念界定本身是个复杂问题,作者虽然有所解释,但也并不明确,笔者在这篇评论文字中当然无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只能用不易发生争议的方法来说明问题。


    在传统社会中,士以广义论,是指读圣贤书的人,是圣贤之徒,以狭义论,特指有功名(包括秀才)而未做官的人,士进而为大夫(官),官退而为士(绅)。至于读其他书的人,或者有其他技术的人,在明清时期都不是士。但是,传统社会中,并没有系统的知识技术教育学校,没有专业分工的知识分子。因此,讨论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首先要研究传统社会中,知识社会学的结构。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大概还没有知识分子群体,三十年代,有了一个群体,但是在人口中的比例是多少?在读书人中的比例又是多少?也就是传统的读圣贤书的人,有多少转向了运用专业技术知识谋生的知识分子(狭义)队伍?何况,这些知识分子,如胡适,还没有真正脱离士大夫的生活方式。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并不都是从士转化而来。例如,孙中山当医生时就不是士,他没有读什么圣贤之书,是现代教育制度培养起来的,而不是从士转化而来。同时,士也没有统统转化为知识分子。事实上士的转化首先是知识结构的转化,而不完全是社会功能的转化。所以,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原来以士大夫为发展方向的人,仍然转化为新式的军政人员或革命家,或在野党。以张謇为代表,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批儒商,也就是有一批读圣贤书的人经商去了,而不仅仅是识字的人经商去了。只有一部分人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以社会学的边缘、中心说,首先是知识结构的问题。在中体西用时期,学西学的,与正途出身的人,也就是读圣贤书的人相比较,处于边缘地位,但中学为体终结之后,西学兴起,学西学的人还处于边缘地位吗?(到日本去是转手学西学)国民政府里,以蒋介石为首,留学生是否可以说已经处于中心地位?所以,研究士大夫的转化问题,首先不是知识分子问题。


    当然,现代知识分子开始产生以后,也有个社会地位问题。研究这个问题,关键还不是人文知识分子,因为士向人文知识分子方向转化是比较简单的知识结构问题,他们在行为方式上还可以继承传统。至于他们是否向官的方向发展,也有某种个人选择的权利。以胡适之“暴得大名”(第253页)论,知识结构更新后的人文知识分子也不见得处于边缘地位。以作者个人经历,对这一社会现象应该很容易理解。


    根据教育史资料,原来以士大夫为发展方向的读书人向现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人员转移的工作很困难,那不仅是知识结构的问题,而且在社会观念和行为方式上要进行革命性的转化。笔者有一篇急就篇《士大夫传统对“五四时期”新青年的影响》(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大体观察了一下这个问题,读者可以参阅。在传统社会里,他们不是圣贤之徒,只是工匠鲁班之流,所以,他们本来就处于社会的边缘。圣贤之徒如鲁迅者,去学习这些东西是很痛苦的事。士大夫向工、农、商类知识分子转化,碰上了传统观念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双重障碍。黄万里先生告诉我,解放前回国的5位水利工程学博士,只有他一人是从水利工程做起的。其他人都留在了机关和学校里。作者提到的蔡元培提倡不做官不议政,从总体上说,就是要发育现代社会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人文、社会、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人员。所以,原来以士大夫为发展方向的人,转化为这部分知识分子后,再向社会中心转移就发生困难。由于作者不去研究教育史资料,完全不研究自然科学知识分子问题,也就不明白近代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的发育过程,本世纪上半年的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问题。在这个前提下,怎么能说清楚知识分子的边缘、中心地位问题?


    至于基层社会结构,则更需要运用众多的地方志资料才能说明问题。四民社会的解体,恐怕没有作者想象的那样迅速。士为四民之首,笔者到穷乡僻壤,就见不到什么士的遗迹。寒士如孔乙己者也不见得就成了四民之首。四民之首多数也还是有功名的绅士,他们大体上也居住于城镇,在民国时期基本上还在发挥作用。1942年5月15日,正当抗战处于最艰苦的岁月,在成都的一次讨论粮食征购和地方建设的会议上,黄炎培有段话,或许可以开辟出研究的理路:“吾辈被称绅士而不问事,将如民众何!哿矣,绅士哀此民众,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最可耻者,绅士积极,表示他们热心;消极,表示他们高尚,巧哉绅士。”(黄炎培日记)当然,民国时期的绅士知识结构、社会功能、经营事业都与十九世纪有所不同了,但决不是简单的“解体”两个字可以说明白的。运用社会学方法本来就是为了说明复杂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放弃了方法,对发展和结构都不甚了了,只留下概念,这种社会学又有多少用处呢?


    笔者不知道“边缘知识分子”是不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分类概念。但是,总不能把在校就读、未走向社会甚至是未成年人都界定为“边缘知识分子”。至少,笔者没有听说那位社会学家把高中生界定为边缘知识分子。其实,从严格定义来说,博士生也未必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职业属性并未确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等于知识分子,这是社会学分类的常识。作者的例证中,许多人走向社会后不过是没有接受现代大学教育的军政界人士,并不是知识分子,他们后来都走向了中心,并没有边缘化。这当然涉及到中国社会的官本位问题。至于没有接受或还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是否就是边缘知识分子,如章太炎一类,也要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现代教育制度的发育状况来判断。对于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在过渡时代,没有大学学历的上层知识分子还是存在的。新教育普遍建立起来后,不能接受大学教育的人群问题,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问题,而是一个就业问题和观念问题,当然也涉及发展前途的机会成本问题,作者在没有研究教育史之前,是无法真正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的。从教育史上,黄炎培提倡职业教育,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来说,甚至如丁文江那样的地质学家,从西方的意义上,他们或许是“边缘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士大夫意识太强烈,削弱了他们现代分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功能。不是从学历上,而是从功能上研究近代知识分子问题,或许更符合知识社会学的要求。


    虽然,社会学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方法论,但是,社会学也是建立在最基本的方法论基础上的,它本身就是特殊和一般,共性和个性,一致和差异进行归纳后建立起来的。中国学者长期习惯于运用演绎法,而不长于运用归纳法。作者也不能免。但是,在原创性领域,必须运用归纳法,而不是“子曰诗云”发挥出来的。局限于大理论框架下的逻辑推理,会带有先验性,难以构成累积的历史学科学成果,即可以证明的历史学成果。下走木呐,年轻时正值毛泽东提倡解放思想的年月,所以,从来不崇拜权威,包括毛泽东本人。其要点就在对异同的仔细观察和深究。异同的分析看似简单,但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必须进行长期的训练,才能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入的探究能力。


    三 个案研究


    《权势转移》一书中,也包含了深入的个案研究,这些个案研究,总的说来还是很好的,比漫无边际的宏观解读踏实得多。但在把握上也有一些问题。


    以“体用”问题论,现代生活中的“体用”之争,和历史上的“体用”之争,在性质上自然不同,但逻辑上是一致的。戊戌时期的体用之争,核心就是政治体制能不能变动,君权、父权、夫权可不可以削弱,张之洞的《劝学篇》说得明明白白,而不是什么笼统的新旧角色错位。湖南的新旧之争要点并不模糊,并不能因为叶德辉也讲过西学,也讲过民权,就出现了角色错位。如果我们不能抓住要害问题去理解新旧之争,而纠缠于个人或派系问题,就成了一团乱麻。为什么湖南新旧之间的冲突会那么激烈,而且如作者所说,叶德辉还不属于最保守的守旧派,对这个问题作者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这才是我们理解历史事件的要点。八国联军之役,摧毁了这道堤防,突破了中学为体的框架。但是,新体制的建立和选择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和中国的文化传统,而且和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现代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社会上流派之争的焦点一直在更新的过程中,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矛盾运动,这一点作者是明白的。问题是,要把这个过程真正梳理清楚也不是一日之功。“中体”固然不归,西体又何能建立。这也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观念和社会角色等方面的错位与互动”问题(第159页),仅仅是错位与互动,文革过来的一代人,把这种现象不过看作小菜一碟


    作者在解读胡适时,作者个人经历显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作者或许比较年轻,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即胡适为什么不是个人主义者?家族制度对胡适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看来,胡适的家庭环境还是不错的,同吴虞不同,孝慈友悌之际对他的生活和发展是积极的,这就强化了胡适生活中的保守性,而不是叛逆性。同时,中国士大夫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同家族的族群兴衰的一致性,对胡适也是有影响的。胡适同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赞成社会主义,这一点在解读胡适的个案时,是决不可忽略的。确实,个案的研究需要详尽的资料,但真正要把握好,还要依靠宽广的视野,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硬功夫。

    笔者虽然从理性上认识到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必要性,由于忙于应付眼前任务,一直未能去学习相关知识。这次细读罗志田先生《权势转移》一书,获益非浅。有些社会学知识,在本文中乃是即贩即卖,来不及消化,不妥之处,敬谢不敏。

    附作者简介

    朱宗震,上海人,1941年2月16日生。1964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同年,入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评聘为研究员。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张謇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

    著作

    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 800千字,中华书局19879月,李新、李宗一主编 

    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6卷,中华书局版。

    民国初年政坛风云, 200千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10 

    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决策研究, 210千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9  

     

    论文

    试论革命党人在民初政争中的策略, 25千字,《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  

    袁世凯政府的币制改革,20千字,《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  

    孙中山民元开国的财政政策,20千字,《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华书局198910  

    民国初年的权威主义,20千字,《辛亥风云与近代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9  

    程德全和民初政潮,15千字,《历史研究》1991年第6  

    中国的文艺复兴——本世纪初期的一个合理期望, 20千字,《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国》成都出版社19924  

    试论解放军挺进中原的战略地位,15千字,《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  

    孙中山和中西文化的磨合,15千字,《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文集(12)1995年第5

    在相对运动中把握历史,8千字,《江海学刊》1994年第5  

    民盟从筹建到1947年解散的历史定位,20千字,《近代中国》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6  

    孙中山の第二革命发动の曲折了十二过程, 20千字,日本神户孙文研究会会报《孙文研究(20)》19967  

    “以战止战”中国の传统的な战争观,20千字,《人类な战争を防げろガ》文艺春秋社日本东京199610  

    黄炎培对兴亡周期率的悬念, 18千字,《黄炎培研究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4  

    傅斯年胡适的学生和诤友,30千字,《胡适与他的朋友》第4集,纽约天外出版社1997    4月,合著  

    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解决的政治性质初探,20千字,《近代中国》第7辑,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8 

    日本参加中国善后借款国际银行团的时代意义,20千字,《日中关系の150年》东方书店(日本东京)19948

    试论金圆券改革和统制经济政策,15千字,《近代中国》第9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士大夫传统对五四时期新青年的影响, 12千字,《五四运动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9

    译文 

    英帝国主义与辛亥革命, 20千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198012  

    善后大借款俄国外交文件选译60千字  《近代史资料》总879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997  

    近代序跋文选译( 文言译白话),120千字,巴蜀书社19976月,合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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