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11月04日

    左舜生:我所见国共最后破裂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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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三十年见闻杂记   
     
        日本虽是在两颗原子弹投下以后即表示无条件投降,可是正式向盟军签定降书,却是在三十四年九月二日于停泊东京湾的米苏里舰上举行的,而由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向中国代表受降的何应钦氏签定降书,则是同月九日在南京的事。

      中共的目的,原来就是要藉抗战以求生存,以求扩大实力,以至做到水到渠成,能够代国民党而起,以掌握中国的政权。他们的出发点及其最后的企图既是如此,因此在八年的抗战期间,虽然在表面上好象是要做到对外一致,但精神上却终于没有融洽无间的可能,而且曾不断的发生过若干或大或小的磨擦。在抗战中,国共两党即正式破裂,这无异给予敌人一个更好的机会;在胜利后,国共无法协调,也必然召致国家分裂而且有使苏俄坐收渔人之利的可能;这个形势是当时一部分留心中国政情的人所看得非常明了的。为了要避免这样一个不祥的趋势,于是有不少的中外人士,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奔走调停于国共之间,其目的无非想为战后的中国,求得一个小康之局,以消弭世界的隐患。可是这一切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尤其以马歇尔特使于三十四年十二月来到中国,专为此事在中国滞留一年以上,迄三十六年一月返美而一无成就,所受的刺激为最大,而影响于此后美国对华政策者也最深。

      为了对日受降的问题,国共间所发生的争执,已几于无法妥协,可是三十四年的八月底,毛泽东居然接受了蒋先生的电邀而有**之行,却曾给予人们一度新的希望。当其迎毛的飞机已在**出发以后,我接到雷儆寰(震)一个电话:

      「怎么样?你的提议已实行了啊?」

      「什么提议?」

      「就是约毛泽东到**来当面谈谈,你看到底来不来?」

      「什么人去接他的?」

      「赫尔利大使和张治中。」

      「他对我说是可以来的,既加上美国的保护,我想更无不来之理吧!」

      当毛泽东抵达**的这一天(我记得是八月二十八日),我和其它的五位参政员,因为在延安受过他热烈的欢迎,也赶到机场去接他,这一天,他穿了一身新衣,连帽子也是新的,下机以后,分别与欢迎者一一握手,国民党的要人们,除邵力子外,似乎没有其它可注意的人到场,我已感到空气并不怎样良好;而且觉得国民党要在这些不重要的地方表示优越感,也大可不必。

      毛初到**的一星期,我除参加过两度公式的宴会以外,完全不知道国共直接交涉的内容是什幺,大概到了第八天或第九天,邵力子乃把中共所提的要求种种,全盘告诉了我们的朋友周谦冲,我们才知道中共的具体条件是保留四十八师军队,要取得五省主席,四省副主席,四个副市长,再加上一个北平绥靖主任。而国民党一方面的方针却是「中枢可让,地方不让,政治可让,军事不让。」我知道两方面的距离大远,决不能有所成就,因此在去延安的六参政员请毛周吃饭的那一晚,我便向周恩来说明,要他劝毛早回延安,久留也决无结果,而且难保不夜长梦多。可是毛在**依然留了四十几天,一直到十月十一日才回到延安去。

      这次国共会谈的结果,依然发表了一个「会谈纪录」,此即后来「政治协商会议」之所由来。我因为觉得毛直接来谈且谈不好,再协商也无多大意义,因此对「政协」谢绝参加,到了三十五年的一月,我便携带家小回到上海去了。我之所以急于要回上海,主要的原因是为青年党筹备复员,在京沪一带不能不事先有一番布置,经我和周谦冲刘东岩三人在上海南京一带奔走接洽半年的结果,总算找好了十来处房子,创办了一个「中华时报」,一个「人文研究所」,抗战以后的青年党还能略具规模,与这一幕是有相当关系的。其时青年党的中央党部还留在**。关于出席政协会议,参加第四届第二次参政会,以及决定参加政府的人选种种,我大抵都没有直接与闻,连把我摆在政府里面参加一名部长,也是由党的中央决定的。

      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终于无法妥协,最后一定要以兵戎相见,打一个你死我活,这在我看来,几乎是命定的,听凭你如何热心团结、统一,如何苦口婆心调停奔走于两者之间,如何以公平合理的态度去争取两方的互让,其结果总是徒劳无益。这样一个趋势,我在抗战一开始,即早已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有一次,我和梁漱溟还有其它的几位,在**一个朋友的家里谈天,漱溟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强调他平日一贯如何如何求得和平统一的种种说法,我实在有些忍耐不住,记得我当时曾说过:『希望国共两党坐在一张桌子上来共同处理国家的政治,这实在是我所不能想象的事!我们越是怕内战,内战便越是不能避免也不一定,我们要争取战后的和平统一,似乎应该别求所以自立之道,单从「怕内战」这一点出发,是不会有什幺用处的。』漱溟这个人很认真,在他的立场上,也确实有一种诚意,因此他极不以我的话为然,甚至于他误会了我的话,以为所谓不怕内战,即无异于提倡内战。其实我的看法从理论上说来似乎很简单,从事实上说来却不是不正确:第一,国共两党间积怨太深,到底无法消释;第二,两方面对政权都有一种独占心理,有国无共,有共无国,彼此所见是没有区别的;第三,双方都迷信武力万能,而各有其优越感,但国民党发挥优越感是阳性的,共产党发挥优越感是阴性的,因此共产党更容易博得一般浅薄者的同情,而国民党更容易上共产党的当;第四,共产党是一个国际性的党,不能不受国际共产集团的拘束,演变到某一阶段,它便只能以共集团的利害为利害,决不能以国家民族的利害为利害,如此而希望国共合作到底,岂非笑话?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以我的理想,最好是除国共以外,能更有一个象样子的大党产生,俾于国共两党之间,能发生一种制衡作用,对于防止该两党之各走极端,未尝不可以有相当作用。当时的青年党与民社党之不足以胜此重任,是我所知道的,因此乃不能不寄其希望于『民主同盟』。国民党对『民盟』的态度是始而怀疑,继而冷淡;中共则表面加以敷衍,而内心则希望其逐渐演变,完全成为他们的一种工具;其不愿意真正有一个制衡力量可以左右于二者之间,可以说国共两方是大体一致。不久因为救国会的分子逐渐加进了民盟,伪装的中共分子混进来的也有少数,其倾向中共的意味既已加强,青民两党便当然只好退出。后来张表方梁漱溟章伯钧张东荪等虽依然想以第三者自居,但精神上已经不是那末一回事了。

      运用『民盟』以防止国共之各走极端,这一幕我算是失败了,但在抗战未结束以前,总还要保持一个表面的一致,不要即刻闹出笑话,我却依然随时随地加以注意。例如: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联合国第一次大会决定在旧金山开会,事前由美、英、中、苏四国,向四十六个会员国家发出请柬。关于外交活动,国民党非万不得已,自来是不乐意有党外的人参加的,但这一次却相当的难处:因为抗战是各党各派一致执行的,现在胜利已快要接近,中国在国际上已取得了一个四强之一的崇高地位,忽然说把各党各派一律拋开,不论对内对外,总有点讲不过去,因此乃有青民两党和中共各派代表一人的传说。不久,我们果然得到政府的通知,即决定以李璜当代表,谢澄平任秘书。其时张君劢原已在美国,大概在三月底,我接了他一个电报,说他已得了政府的通知,请他担任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之一。可是中共方面究竟如何,却没有看见下文。有一天,熊天翼(式辉,其时他任设计局局长)为这件事约我去谈,我才知道政府对于派中共代表出席一点,还没有作最后决定,其时已是四月初,隔代表出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据熊对我说,政府方面总觉得中共的代表出去以后,一定要向国际作种种歪曲事实的宣传,对政府实在不利。我说:『不错,他们要宣传是一定的,可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要他们去了,他们宣传的作用小,不要他们去,他们宣传的作用大,而且在这个胜利快要接近的时候,因为这样一个问题,把我们内部不能统一的情形,提前向世界公告,实在太不值得。』熊听了我的话,仍然表示犹豫。我觉得我的话已经说完,便拿者帽子告辞,站着对他说:「假定政府一定不许中共的代表出席,请将我们所提的李璜撤销,同时我准备把这次的经过电告君劢,请他自决!」熊看见我表示得这样决绝,又拉着我再谈,我便把我的理由,重复申述了一遍,不到两天,以董必武为中共代表的明令,才随同其他各代表作一次发表了。这件事,我只是斟酌当时的情势,本着团结抗日一贯的立场,觉得应该如此做,便如此做了,原没有丝毫要见好于中共的意思,可是不到两天,在某处有一次集会,王若飞却把这件事提出,特别恭维了我一番,我听了反而好笑。中共的代表是有了,但他们觉得与青民两党同样只有一名,不足以示优异,还要继续争取名额,一直到四月六日,即临走的前一晚十二点以后,王若飞还拉着沉钧儒到我所住的信义街三十九号来,一定要我陪同他们去找李璜,想把李拉住不放,以便和他们一道以去就力争,我知道这是中共又在发挥他们这种得步进步的劣根性,更难保不是『民盟』也想参加一份,我内心实在厌恶已极,只好断然加以拒绝。四月七日,宋子文以首席代表的资格,偕代表团由**飞美,董必武毕竟没有同去,听说后来还是多争了一名秘书一名医生才坐下一班的飞机走的。

      上面已提到我之拒绝参加政协,便是因为我已知道和中共交涉断然无望,内战终于无可避免。可是等到三十五年的十月,其时马歇尔的调停工作已完全失败。(他是三十六年一月八日回国的)国民大会的召开已无法久延,而国共的武力冲突已如箭在弦上,于是第三方面的人士,包括青年党,民社党,民主同盟和社会贤达,又在上海有所集议,我的基本观念虽然没有改变,但这一幕我却是参加了的。其时梁漱溟任『民盟』的秘书长,他对这一幕的最后努力,更异常热心,而且他也似乎觉得他的地位非常重要,其实漱溟的头脑长于分析而短于综合,他于一件件孤立的事实看得很仔细,而对于一个大体的趋势却看不明白。当时的大势是:一、国共终无妥协的可能;二、中共根本不要民主;三、中共根本讨厌如国民大会的这样一个组织;四、即令中共勉强参加了国大,参加了政府,国共的武力冲突也还是迟早要爆发;五、其时的『民盟』除极少数人还想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以外,大体上却早已偏向中共,丧失了第三者的资格,这些都是漱溟所不能完全理解的。我的看法如此,但何以我对这一幕又终于参加了呢?老实说:我并不相信国大召开宪法公布就可实现民主,但我相信要使民主有逐渐进步的可能,必须把党治从法律上与事实上告一结束;初步实行民主,其幼稚也许比专制还要可怕,还要更没有效率,但我们无法避免这样一个阶段;依照当时的情势,也许第一步的所谓民主,根本便是假的,但只要大家知道对假民主有所指摘,便不怕真民主不会降临。照中共当时所提出的一切一切,包括毛泽东在**的要求,三人小组之所规定,以及政协的五项结果,实际无非是为中共夺取整个政权预留地步,所争的只是武装冲突爆发的迟早,绝对无法得着一个永久和平。我深深的感到,与其让中共永远是这样纠缠不清,还不如操刀一割,让中共代表撤回延安,未来军事冲突的结果如何,自然是不可知,但政治的做法却确实已经到了水尽山穷,不能不冒龋责行竺着.

      要叙述三十五年十月最后调停的这一幕,有几个日子我们必须特别提出。

      第一、政府规定国大召集的日期为十一月十二日,中共认为这是由国民党片面决定的,曾提过书面的抗议。

      第二、其时在关外并没有停止用兵,政府且于十月十一日攻下了中共所占据的张家口。

      第三、第三方面的人到达南京,是十月二十一日,蒋先生除当我们到达的时候见过一面以外,便于同日飞往台湾去了。政府军且于二十五日攻下了安东。

      政府要想把国大开成,但各党派的名单并未提出,假定各党派都不来,而由国民党一党唱独脚戏,在政治上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中共对国大是断然不参加的,但它如果不多争取同路者,它也将完全陷于孤立;就基于这两方面都有争取第三者的必要,因此所谓第三方面才取得了作最后一次调停的资格。

      在我们未到南京以前,吴铁城、邵力子、雷震三位,原在上海做过许多的工夫,我们谈话的地点,一处是海格路吴铁城的住宅,一处是马斯南路周恩来的办事处。经过种种的说法,好容易才决定于二十一日约同周恩来同去南京。

      我们在南京集合的地点是交通银行,与中共接洽在梅园新村,与政府接洽则在孙科的住宅。我们经过多度的商讨,决定了三条解决的办法,其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一、双方各就现地即日停战,关于停战之执行,及恢复交通,由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依照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处理之。双方军队应依军队整编统编方案办理。其驻地分配问题,由三人小组协议定之。

      二、全国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解决之。其有争执之地方,并依军民分治之原则,尽先解决。

      三、依据政协决议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综合小组,商决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并商决关于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同时,尽速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宪草修正案。

      我们为什幺要这样决定,如果要就已住交涉经过及当时事实加以充分说明,便非再耗费三五千字不可,只好省略。据我看,就是这样三条,已经不是中共所能接受,即令当时不即刻破裂,等到在三人小组讨论驻地分配问题,国民政府委员会讨论地方政权问题,或政协综合小组讨论政府改组和国大问题的时候,他们要我一个破裂的口实,那是太容易也没有了。梁漱溟觉得在东北关于军队驻地的分配以及地方政权的解决,更容易引起争论,与其把这个责任让给三人小组和国府委员会去负,反不如把前面三条办法改得更具体一点的好。大家觉得他的话也对,又以为莫德惠是东北人,对东北情形特别熟习,黄炎培平日对这类技术问题他颇能考虑,因此便推定莫梁黄三位先加以研究,再提交大家来解决。他们三位商量的结果,得了两点具体的意见:一、指定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三处为中共驻军地点;二、沿东北铁路四十一县,当时有二十县在中共手里,请他们和平交出,由政府派县长随带警察前往接收。大家无异议的赞成把这两点归并到前举的三条办法以内,由大家一致签名,煞后缮清三份,以一份交政府,一份交中共,一份交马歇尔特使,他们两方面能接受自然很好,不能接受,也只好听便,我们决不再管了。当这个文件签好了名还未送出以前,沉钧儒张申府等忽然又要求把他们的名字涂去,这当然是因为他们把办法的内容事前通知了中共,中共不赞成,而且他们受了中共的责备,因此才闹出这样一幕出尔反尔的丑剧。可是我们并没有因为少数人退出变更我们的进行程序,这三份缮清的文件,依然推人分别照送。

      中共这一份,是由梁漱溟莫德惠李璜三位送去的。周恩来本来早已知道了这三条办法的内容,因此他事前便已编好了一幕戏,准备演给他们这三位老实人看。当梁漱溟拿着这份文件在手里向周解释到第二条的时候,周即以手阻梁,大哭大闹的对他们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幺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这完全像在舞台上背诵念熟了的台辞。)这样一来,弄得他们三位手足无措,于是由莫李提议,把这三份文件一律收回,而且即刻由莫季黄罗四位,〈黄炎培罗隆基最初原不在场,因为周表演了这一幕才临时找来圆场的。)分别向孙科和马歇尔处将另外两份取到,交周过目,声明作废,于是周才收泪息怒,一幕滑稽戏也才算是闭幕了。据说周青年时在南开中学演话剧的时候,他原是扮旦角的,这若干年来,他随时随地都能保持一种戏剧性的作风,做工确实不坏,扮相也不太差,所可惜者,整个的国家,便在他们这种儿戏的方式下毁灭无余,周也不能不算是应负责任的一人啊!

      自经过了这一幕以后,我便决定使青年党参加国大,名单也随即送出,因为我们既根本无法与共产党合作,便只剩下这一条路可走,走得通固然要走,走不通也还是不能不走的。国大开会以后,马歇尔是三十六年一月回国的,中共却延到三月八日才正式撤退,从此以后,国共关系便完全进入一种战争状态,截至今天为止,究竟最后的胜败谁属,依然还是一个未定的问题,大概只好随着整个国际问题的解决以永得最后的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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