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03月11日

    尚小明:孟森北大授課講義三種編撰考 - [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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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學史研究》2006-4
     
    從1931年秋開始,孟森受聘擔任北大史學系教授,直至1938年1月去世,歷時六年餘。這是孟森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時期,除了在各種學術刊物上發表了數量眾多的學術論文外,他一生當中的幾部重要的學術著作,也主要是在北大史學系任教期間完成或出版的。其中《明元清系通紀》在他生前出版了十六卷;《明史講義》和《清史講義》在他去世前後曾印行過;而《滿洲開國史》講義經其弟子商鴻逵整理後也於199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作為明清史研究的權威學者,孟森的各種學術著作,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重視,特別是他的三種講義,影響甚廣,為明清史研究者必讀之書。

    然而,這三種講義的編撰情況如何,迄今為止並沒有人能夠較為完整、準確地講清楚。這個問題直接關係到我們對孟森三種講義及其晚年學術活動的理解準確與否,因此,有必要加以仔細考察。

    一、“滿洲開國史”與“明清史”課程開設情況

      學術界之所以沒有人能夠講清孟森三種講義的編撰情況,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從來沒有人仔細研究過孟森在北大史學系開設“滿洲開國史”和“明清史”的具體情況。作為講義,首先是為了授課的需要,不了解開課時講授者的具體想法,和課程開設的具體情況,當然就無法瞭解講義是如何編撰出來的。孟森在北大史學系任教期間共開設過四種課程,即“滿洲開國史”、“明清史料擇題研究”、“明清史”與“清史研究”。其中“滿洲開國史”和“明清史”均有講義印發,所以我們主要考察這兩門課的開設情況。請看下表:

    孟森“滿洲開國史”與“明清史”課程開設情況《史學系課程一覽•本系簡規》,《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課程一覽》,民國25至26年度 ,北京大學檔案館,BD1936015:
     
    首先來看“滿洲開國史”的開設情況。

    1931至1932年度,孟森第一次開設“滿洲開國史”,這也是他到北大史學系後開設的第一門課,每週四小時。當時包括該門課在內的所有史學系課程均無編號,課表中也沒有標明該門課是一學期還是兩學期授完。不過,1932至1933年度以及1933至1934年度,該門課都是作為全年課程,分上下兩學期來講授的。而這兩個年度印發的關於該門課的課程說明,與1931至1932年度印發的關於該門課的課程說明完全相同,因此可以判定,孟森第一次開設“滿洲開國史”課,也是分為上下兩個學期來講授的。1932至1933年度以及1933至1934年度,孟森又接連兩次開設“滿洲開國史”,課程編號均為“史459-60”,每週四小時,上下學期各4個學分。據1932年印行的《文學院課程一覽》“說明”,編號“401-499”的科目為“本系選修科”《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課程一覽•說明》,民國23至24年度 ,北京大學檔案館,BD1934009。

    1934至1935年度,“滿洲開國史”課程編號改為“史231-2”,課時與學分均未改。據當時印發的《文學院課程一覽》“說明”,編號“201-399”的科目為“三四年級必修科”《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課程一覽》,民國21 至22年度 ,北京大學檔案館,BD1932012;《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課程一覽》民國22至23年度 ,北京大學檔案館,BD1933014。按根據當時規定,“凡上學期之科目均編奇數,凡下學期之科目均編偶數。凡繼續兩學期之科目均編為兩號,認為兩個科目”。1935至1936年度及1936至1937年度,“滿洲開國史”的課程編號又分別改為“史641-2”及“史661-2”。每週課時1935至1936年度仍為4小時,1936至1937年度則減為2小時;上下學期學分1935至1936年度減為3,1936至1937年度進一步減為2。根據當時印行的史學系“簡規”,編號“600以後”的科目為“研究院課程”本表系根據北京大學檔案館所藏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各年度“課程一覽”,“課程指導書”,或“課程說明書”等編制而成。

    由以上情況,我們可以知道,“滿洲開國史”開始是作為史學系本科生選修科開設的,1934至1935年度改為三四年級必修科,1935至1936年度以及1936至1937年度又改為研究生課程。課程名稱完全一樣,但課程性質發生很大變化。其中1934至1935年度以及1935至1936年度雖然改了課程性質,但實際上當年度並未開課。這就是說,孟森在北大史學系六年,總共4次開設“滿洲開國史”,前三次是作為史學系本科生選修科,最後一次則是作為研究生課程。

    下面再看“明清史”開設情況。

    孟森第一次在北大史學系開設“明清史”課,是1932至1933年度,以後每隔一年開課一次,到1937年夏為止,總共開過3次。1932至1933年度以及1934至1935年度,是孟森前兩次開設“明清史”,課程編號均為“史143-4”,每週4個鐘點,一年授完,上下學期各4個學分。根據當時的《文學院課程一覽》“說明”,編號“101-199為二年級必修科”,因此“明清史”屬於史學系二年級本科生必修科(商傳:《〈明史講義〉導讀》,孟森著:《明史講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頁)。1933至1934年度以及1935至1936年度,“明清史”均列入課表,但沒有開設。其中1933至1934年度課程編號未變,但每週課時由4小時減為3小時,學分也由上下學期各4個學分減為上下學期各3個學分。1935至1936年度課程編號改為“史133-4”,每週課時又恢復到4小時,但上下學期學分仍均減為3個學分。

    1936至1937年度,孟森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講授“明清史”,課程編號、每週課時以及上下學期學分,均與1935至1936年度完全相同。按照當時的史學系“簡規”,編號“1 -99”為“一年級必修科”,編號“101 -199”為“本系各年級必修科”,編號“201 -599”為“本系選修科”。這就是說,從1935年秋天起“, 明清史”一課,不再僅是二年級必修科,也是一、三、四年級學生必修科,何時學習可以靈活掌握。其中一年級學生除了學習規定的編號為“1 -99”的必修科外,也可以在一年級時學習“明清史”。這是“明清史”開設的一個重要變化。

    但更為重要的變化,則是孟森1936至1937年度第三次開課時,授課內容與計畫作了重大調整。據孟森當時所寫“課程綱要”講:

    明清史一課,按歷年授課經驗,因明清兩代史實豐富,不容出以簡略;現已截每代為一課,分年間授。本學年再修訂《明史講義》,一年適畢《史學系課程一覽•課程綱要》,《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課程一覽》,民國25至26年度 ,北京大學檔案館,BD1936015。

    據此可知,由於需要講授的內容比較豐富,孟森1936至1937年度開課的時候,“明清史”一課,雖然課程名稱未改,但實際上已分為“明史”、“清史”兩課,授課時間也相應地從過去的一年授畢,改為兩年授畢,先授一年明史,再授一年清史。考慮到1935至1936年度以及1936至1937年度,“明清史”的課程編號、每週時數以及上下學期學分完全一樣,因此這一變化應該是從1935至1936年度開始就確定的,只不過當年度孟森沒有開課而已。這一重要改變,直接影響到孟森授課內容的變化以及講義的編撰。關於這一點,本文將在後面詳細討論。

    二、《滿洲開國史》講義的編撰

    關於《滿洲開國史》講義的編撰,首先需要討論的一個問題是,這部講義是孟森何時授課所用。目前學術界只知道它是孟森20世紀30年代在北大史學系授課的講義,而無法進一步推斷其具體時間。商鴻逵之子商傳在談及這部講義時,曾講了如下一段話:

    《滿洲開國史》講義在北京大學開講時,聽課的學生只有家父和一位日本人,故家父所存的這部書稿成為絕版,他並且在讀書中於書眉用毛筆寫下了一段段的補充。這部講義後由上海
    古籍出版社出版,出版時定名為《滿洲開國史》《國立北京大學史學系課程指導書•課程說明》,民國21 至22年度,北京大學檔案館,BD1932012。

    作為孟森的弟子,商鴻逵在孟森去世之後,保存了孟森的一些遺稿,其中就包括《滿洲開國史》講義,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商傳的這段話卻極易造成讀者誤解。按其說法,很容易讓人理解為孟森在北大史學系只開講過一次“滿洲開國史”,也就是其父和那位日本人聽講過的那一次。然而,正如本文前面所述,孟森在北大史學系實際上曾四次開設“滿洲開國史”。那麼,商鴻逵聽講的是那一次? 他收藏並整理出版的《滿洲開國史》是孟森何時授課所用? 從商鴻逵的求學經歷來看,他於1931 年秋考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師從劉半農讀書,所學為文學而非史學,1934年7月劉半農去世後方改從孟森學習明清史。也就是說,商鴻逵師從孟森的時候,孟森已經為史學系本科生講過三次“滿洲開國史”。這樣,商鴻逵作為研究生聽孟森講“滿洲開國史”,最大的可能就是第四次,也就是1936至1937年度為研究生開設的那一次。商傳說只有其父與一位日本人聽講了此課,這一情況顯然是商傳得自其父之口,而這一情況恰恰也證明了商鴻逵在1934年前不可能聽孟森講過“滿洲開國史”。因為如果聽過的話,那就意味著孟森為史學系本科生開設“滿洲開國史”時,竟然沒有一名本科生來聽講,而只有一位學習文學的研究生和一位日本人來聽講。作為史學系的課程,既然沒有一名史學系的學生來聽講,那麼為何還要接連三次開設此課呢?顯然是說不通的。

    既然商鴻逵聽孟森講“滿洲開國史”最大的可能是第四次,那麼,這樣一來,商傳所言又極易給人造成另外一個誤解,這就是其父手中所藏《滿洲開國史》講義,是1936至1937年度孟森為研究生講授“滿洲開國史”時所用。而這種可能是不存在的。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來看看孟森是如何向選課學生介紹“滿洲開國史”課程的。

    在1931 至1932年度的“滿洲開國史”“課程說明”中,孟森寫道:

    滿洲史實,清代官書,反成恍惚難信,其實根柢甚深。斡 裡部落之名,成於元代;清肇祖原皇帝行事之可紀者,在明初,太祖太宗宣宗之世,以後歷代皆有可詳。欲修清史,必當求其來曆。今世能定其世次及事蹟者,絕不能據清世之紀載,非另出手眼曲折勾稽不可。為清史計,此實應為專門一種學業《史學系課程一覽•課程綱要》,《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課程一覽》民國25至26年度,北京大學檔案館,BD1936015。

    這段“課程說明”在1932至1933年度以及1933至1934年度孟森開設“滿洲開國史”時一字未改,說明孟森前三次講授“滿洲開國史”的內容完全一樣,至少沒有大的變化。而1936至1937年度孟森第四次開設“滿洲開國史”的時候,由於改成了研究生課程,當然不能再重複給本科生講過的內容,課程介紹自然也不能不改。於是,在1936至1937年度的“課程綱要”中,孟森寫道:

    滿洲開國史一課,現方纂輯《明元清系通紀》未畢,研究班中有能共修此課者,擬分兩種辦法: (一) 就《明元清系通紀》已成之部分,加以整理,提綱挈領,將《通紀》作為長編,而成更有系統之一史,或一教本; (二) 就《明元清系通紀》未成之部分即已裒集之材料,共事纂輯,助此可速成《國立北京大學史學系課程指導書•課程說明》民國20至21年度,北京大學檔案館,BD1930014。

    由以上兩段課程介紹可以知道,孟森前三次與最後一次講授“滿洲開國史”的內容完全不一樣。前三次主要是向本科生講授滿洲“世次及事蹟”,第四次則主要是利用開課機會,請研究生幫助他整理已成《明元清系通紀》,或繼續纂輯未成部分。現在,我們只需要看看商鴻逵整理的《滿洲開國史》講義目錄,就可以知道,這部講義講述的正是滿洲源流與世系,也就是說它是1931 年至1934年孟森為史學系本科生授課時所用。商鴻逵在從孟森學習的過程中無疑聽孟森講述過清朝開國史事,但他並沒有聽過孟森為本科生講授的“滿洲開國史”,這一點應該是可以肯定的。

    關於《滿洲開國史》,還有一極重要的問題,就是對孟森來說,這部著作並不讓他十分滿意。對於這一點,學術界從來沒有人注意或體察到。要講清楚這一點,就必須將他的《清朝前紀》、《滿洲開國史》和《明元清系通紀》三部著作聯繫起來考察。下面先將這三部著作的篇目列表如下:

    在上表中,《滿洲開國史》第十講“太祖新紀上、下”,據商鴻逵講,在原講義中僅列標題,而未印正文內容孟森《明元清系通紀•前編》,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1934—1937年,第1 頁,因此在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時將此標題去除。此處將該標題重新補入,以恢復原狀,同時將上海古籍本第十講“王杲補傳”改為第十一講。

    以上三部著作,《清朝前紀》是孟森到北大史學系前,在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授課的講義,於1930年2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滿洲開國史》是孟森1931 至1934年在北大史學系授課的講義;《明元清系通紀》則是孟森從1934年前後開始編纂,並由北京大學出版部陸續出版的一部著作,到他去世前共出前編一卷,正編十五卷。

    關於以上三部著作的關係,孟森在《明元清系通紀•前編》開首曾寫道:

    此書先稱《清朝前紀》,後又作《滿洲開國史》,迭經整理及補充,遂將清先世在明代,一一可紀以年歲商鴻逵《述孟森先生》,見商鴻逵著:《明清史論著合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90頁。

    從上表所列篇目不難看出,《滿洲開國史》實際上就是對《清朝前紀》的修改和補充。這一點只要比對一下兩書的內容,即可得到證實。《明元清系通紀》正編為編年體,與《清朝前紀》和《滿洲開國史》體例不同,但他們在內容上都是以記述滿洲源流為主,因此,在孟森看來,三部著作實際上是同一回事。

    然而,問題是,孟森既認為三部著作為一回事,那麼為何在《明元清系通紀•前編》中,只收錄了《滿洲名義考》等四篇,而沒有從《清朝前紀》和《滿洲開國史》中選取更多的篇目呢? 顯然,由於《清朝前紀》和《滿洲開國史》在性質上互為補充,兩部書無論那一部,在孟森看來,都是不完善的,都是不能讓他滿意的。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明元清系通紀》絕大部分是在《清朝前紀》和《滿洲開國史》完稿後纂輯出版的,其中顯然有許多新的史料孟森在編撰《清朝前紀》和《滿洲開國史》時未能見到或未能使用。

    現在回過頭來再看孟森1936至1937年度所寫“滿洲開國史”的“課程綱要”,我們就會理解,孟森之所以要借開課機會,在研究生的幫助下“, 就《明元清系通紀》已成之部分,加以整理,提綱挈領,將《通紀》作為長編,而成更有系統之一史,或一教本”,就是因為《清朝前紀》和《滿洲開國史》不能讓他滿意。

    三、《明史講義》的編撰

    如前所述,孟森在北大史學系曾三次講授明清兩朝歷史,課程名稱一直叫“明清史”,但講義則是明、清兩代各自成編。孟森的《明史講義》和《清史講義》,在1981 年的時候,曾經商鴻逵整理,由中華書局出版,題名《明清史講義》,分為上下兩冊,上冊為《明史講義》,下冊為《清史講義》。在前言中,商鴻逵寫道:

    這部書是我的老師孟森先生當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授課的講義稿,當時分作兩年輪授,今年明史,翌年清史。現在編在一起,合稱《明清史講義》。

    從前文所述孟森授課的實際情況來看,商鴻逵所言顯然並不準確。事實是,孟森第一、二兩次開設“明清史”時,是在一年授畢。也就是說,在一年內,孟森既要講明史,又要講清史。從第三次授課開始,方才改為兩年授畢,先授明史一年,再授清史一年。因為有這樣一個變化,孟森所編講義不論範圍還是內容,前後均有不同。

    關於《明史講義》的編撰,孟森在1932至1933年度初開“明清史”時的“課程綱要”中曾寫道:

    明清史據本校課程計畫,以明史及清代乾隆末年以上為一段落;以後則與國外接觸漸繁,作為近百年史範圍。故本課目擬本此編制講義,但仍以明清各自分代。維紀代講義,止編乾隆
    末年,其間亦自分段落。如明之開國,靖難,奪門,議禮等大關目,皆於一朝政治之變遷有關,本此作為綱領云孟森《明史講義》,國立北京大學出版組鉛印本,1936年。

    在這段話中,孟森提到《明史講義》的編撰,將以“開國”、“靖難”、“奪門”、“議禮”等大事為綱領。孟森初開“明清史”時所用《明史講義》,今已不可得見。但可以肯定的是,由於當時將明清兩代歷史合為一年講授,孟森所編《明史講義》應該是比較簡略的。改為兩年講授後,孟森顯然需要對原先比較簡略的講義進行修訂。在前引1936—1937年度的“課程綱要”中,孟森也提到了這一點。考慮到首先要講授明史,孟森首先進行修訂的應該是《明史講義》。時間就在1935—1936年度他停開“明清史”課期間。

    現在我們又遇到了一個新的問題,即商鴻逵手中所藏並整理出版的《明史講義》,究竟是孟森哪一次授課時所用昵? 由於商鴻逵整理的這部講義沒有寫明印行時間,這個問題的答案一直無人知曉。幸運的是,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現在依然藏有一冊當年的《明史講義》《國立北京大學史學系課程指導書•課程說明》民國21至22年度,北京大學檔案館,BD1932012。這冊講義為硬皮包裝,封面和扉頁均無書名,但在書脊有“明史講義”字樣。目錄首頁印有“明清史講義”數字,書口亦印有“明清史”字樣。頁縫間則印有“北京大學講義”,“出版組印”,以及“趙校”,“李校”,“王校”,“汪校”等字樣,說明該講義不同部分是由不同的人校對的,很可能就是由史學系的學生幫助校對的。這冊講義的內容,與商鴻逵整理的《明清史講義》完全一樣。它同樣也沒有寫明印行時間,但講義上的一些附加資訊,卻為確定其印行時間提供了重要線索。所謂附加資訊,是指在該講義的封面及扉頁上有兩枚王廷梧(蔭軒) 的橢圓形印章,封底又有長方形大印,印文自右至左分為三行,第一行為“前北大學生存物”,第二行為“紀念品”,第三行為“民國三十年清理”。由這兩種印章可知,此冊講義原為北大學生王廷梧所有。經查,王廷梧為史學系1936年秋新入學的學生,正逢孟森最後一次講授“明清史”課,此書應該就是孟森當時印發的講義。當時一年級學生也可學習“明清史”,王廷梧顯然聽了此課,所以手中有了一冊講義。該冊講義從頭至尾幾乎每一頁頁眉都有筆記,顯然是王廷梧聽講時所記,由此也可以知道,孟森講授此課是很細緻的。抗戰爆發後,北大史學系南遷,由於當時正值暑假,許多學生未能返校將所屬物品帶走,王廷梧此書應該就是當時遺留在學校的。至民國三十年(1941 年) ,包括王廷梧此書在內的前北大學生遺留書籍,經偽北大清理後,加蓋印章,存於圖書館中。由於孟森此後再也沒有開過“明清史”課,因此,這部書實際上就應當是《明史講義》的最後定本。

    從1936年所印《明史講義》來看,全書約27萬字左右,分“總論”、“各論”兩編。總論包括兩章,第一章“明史在史學上之位置”,第二章“明史體系”。各論包括七章,第一章“開國”,第二章“靖難”,第三章“奪門”,第四章“議禮”,第五章“萬曆之怠荒”,第六章“天崇兩朝亂亡之炯鑒”,第七章“南明之顛沛”。看起來,這部講義應該比最初兩次開課時增補了不少內容,特別是第五章以後,增補的內容可能更多一些。

    四、《清史講義》的編撰

    關於這部講義,目前我們所看到的最早的版本,是1947年中國文化服務社的排印本。全書大約34萬字左右,體例與《明史講義》相同,也分“總論”、“各論”兩編。總論包括四章,第一章“清史在史學上之位置”,第二章“清史體例”,第三章“清代種族及世系”,第四章“八旗制度考實”。各論包括五章,第一章“開國”,第二章“鞏固國基”,第三章“全盛”,第四章“嘉道守文”,第五章“鹹同之轉危為安”。最後附“俄還伊犁始末”一篇。

    從前引孟森所寫“明清史”課的“課程綱要”可知,孟森第一、二兩次講授“明清史”時,清史部分只講到乾隆末年,乾隆以後則劃歸“中國近世史”範疇。因此,《清史講義》最初也只編至乾隆末年。這就是說,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清史講義》各論中的前三章,在1932年秋孟森初開“明清史”課時已大體寫就,以後在授課過程中,可能又有所修訂。1936至1937年度,孟森第三次講授“明清史”時,由於明史與清史均改為一年講授,孟森不僅需要對《明史講義》進行修訂,更需要對《清史講義》進行增補,以適應一年授課的需要。現在所見《清史講義》各論中的第四、五兩章,毫無疑問就是孟森後來增補的,時間應該就在他1936至1937年度講授明史期間,或者稍早一些。

    不過,現在所見《清史講義》只敘至咸豐同治年間,顯然孟森並沒有增補完畢。關於這一點,孟森的另一位學生吳相湘在臺灣整理出版《清史講義》時,曾講過如下一段話:

    《清史》是民國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孟先生在北京大學教授清史的講義,全書分兩編十章,但第二編原稿目錄著明:“第六章光宣末造嗣出”。故實際上第二篇只有五章,敘事止於同治末年。民國二十六年冬,先生歸道山,時值對日抗戰,各大學遷設西南各省,“詩書缺,惟口舌”。中國文化服務社為適應需要,特根據北大講義組本複印。逮抗戰勝利,編者按指吳相湘———引者重回故都,與同學數人整理先師遺稿,沒有發現這第六章的續稿。因此,現在重印也只有根據北大舊本吳相湘:《編校前言》,孟森編著、吳相湘校讀:《清代史》,臺北正中書局1990年版,第1 頁。

    吳相湘此處所言《清史》,實即《清史講義》。吳相湘說“《清史》是民國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孟先生在北京大學教授清史的講義”,顯然並不準確,因為1935至1936年度孟森實際上並未開設“明清史”。不過,由吳相湘所言可知,孟森在“各論”第五章之後曾計畫再寫一章,即第六章“光宣末造”,這樣《清史講義》即可成為完書。但遺憾的是,孟森並沒有能夠完成這最後一章。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抗戰爆發後北大史學系南遷,孟森留守北平,既然不再開課,講義當然也就沒有急著編撰。而他的身體狀況也越來越差,沒有多久便歸了道山。

    在上面的引文中,吳相湘還提到,孟森去世後,中國文化服務社為了滿足遷往西南的各大學授課的需要,曾根據北大講義組本複印《清史講義》,但1947年中華文化服務社出版孟森《清史講義》時,版權頁上印的卻是“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初版”,不知為何不印“再版”或“第二版”。或許是因為抗戰期間所印為非正式出版物吧。因未能見到吳相湘所說“複印”本,只好存疑。

    此外,還須特別強調指出的是,孟森是從1936至1937年度第三次講授“明清史”時,才將明史和清史分作兩年講授的。按計劃,1936至1937年度講明史,1937至1938年度講清史。由於抗戰爆發和孟森病故,清史部分實際上在他最後一次開設“明清史”時並沒有講授。這就是說,孟森後來增補的部分,即“嘉道守文”與“鹹同之轉危為安”兩章,雖然各種版本的《清史講義》大多收了進去,但孟森實際上從來沒有在“明清史”課上為北大史學系的學生們系統地講授過這部分內容。這一點在學界並沒有人注意到,故特別指出。

    綜上所述可知,孟森並不像一般所以為的那樣,只在北大史學系開過一次“滿洲開國史”,而是開過四次。前三次是作為本科生選修課程,時間是1931 年至1934年。最後一次則作為研究生課程,時間是1936至1937年度,課堂內容與為本科生所授完全不同。現在所看到的《滿洲開國史》講義,是孟森前三次為本科生開課時所用。

    孟森所開“明清史”,也不像一般所講那樣,完全是將明史與清史分作兩年輪授。事實是,孟森最初兩次講授“明清史”時,是在一年內授完明史與清史。第三次,也就是最後一次講授,才分作兩年。他的《明史講義》最終定稿是在1936年秋,也就是他最後一次講授明史的時候。而《清史講義》最初只敘至乾隆末年,嘉道以後部分是孟森在1935年以後增補的,但並沒有能夠完成,只敘至同治末年,並且增補的部分從來就沒有作為“明清史”課的內容為北大史學系的學生講授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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