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03月08日

    何英芳:影印出版《清实录》的底本选择——兼缅怀赵守俨先生 - [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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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编辑2006.4

    《清实录》是清朝历代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记,它是由实录馆的编撰官从宫中的上谕、批奏折、内阁的起居注及其他原始档案中取材,按年月日顺序编排而成的。书中详尽地记载了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用人行政和朝章国政,是研究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有关方面的重要文献。著名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曾说过,翔实而有系统的记录,“舍《实录》外,世上似无第二部书可以与之相比拟”。1987年中华书局在副总编赵守俨先生的领导下,影印出版了《清实录》。影印本包括《满洲实录》、太祖至德宗十一朝实录、《宣统政纪》,共计4 433 卷,大32开本精装60 册。影印工作从确定底本、起草影印方案、写定出版说明,到书籍装帧、内封内容等各方面,赵守俨都有果断、谨慎、智慧、详缜的决策。现仅通过出版过程中有关底本选定工作的回顾,缅怀赵守俨对《清实录》出版做出的贡献。

    清代各朝《实录》,由实录馆编撰成后只缮写了几部,分别收藏在京师(北京)、盛京(沈阳)两地宫禁中,从不刊印,所以外界很难看到。1936 年伪满洲国“满日文化协会”影印了《清实录》,它是用收藏在沈阳故宫的缮写本(下称沈阳故宫本)做底本的,由东京单式印刷公司承担印刷,日本大藏出版公司出版(下称伪满本)。由于这部书当时只印了300部,40年过去了,随着院校、科研单位的扩展,北京及外地大的图书馆都很少有此藏书,有的即使有藏书,但也因书少、借阅困难,给研究工作者带来许多不便。

    为了使这部巨著能广泛流传,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价值,20世纪70年代末,我想把该书列入出版计划,但由于工程量太大,在写申请报告前,我首先向赵守俨说出了我的这一想法。因为自1972年我从干校回到北京后,有幸与学长魏连科和赵守俨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了几年,从怎样做编辑到如何做人,都得到了他们的启迪与帮助。我一向把赵守俨看作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老师和朋友。我在工作上有什么想法,遇到什么困难,都愿意随时随地、无拘束、无隔阂地与他交谈,听听他的想法和教诲,直到他升任副总编辑后仍然是这样。

    当我向赵守俨提出想把《清实录》列入出书计划时,他说:“我支持你的想法,你有什么具体考虑吗?”我说:“在影印底本方面可有两个选择,一是用沈阳故宫本做底本,但这个本子现收藏在何处,有无残缺,能否做影印底本,还须调查,而且用它做底本还要付一大笔版本费。二是直接用伪满本做底本,中华书局图书馆就收藏一部,由于它是影印书,应该不会出现像铅字排印和手抄本可能出现的差错。伪满本印刷质量较高,字迹清晰,纸质也很好,我曾将全书1 220册逐页翻看过,没有残缺、虫蛀、水渍现象。而且,用我们自己的藏书做底本,影印时会更便捷,也可节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我在翻看时,发现该书有缺页、错页、重页现象,但可以寻找沈阳故宫本校补改正。另外,1964 年台湾华联出版社影印的《清实录》就是用伪满本做的底本,所以我倾向于直接用伪满本做底本。”赵守俨听完之后沉思道:“用伪满本做影印底本能节省财力、物力、人力,但有一件事情先要弄清楚。十几年前,我曾听郑天挺先生说,近代史编辑室张静庐曾查看过沈阳故宫本,主要是光绪朝,发现有的地方好像挖补过,室内光线较暗看不清楚,他拿到窗前近光处看,挖补的痕迹很明显,而且多与日本有关。”影印书时将底本挖改一事我前所未闻,没想到我精心准备的方案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时不知所措。他看我惊愕的样子,又对我说:“张静庐是否就这个问题写过报告我不清楚,你可先去查看一下中华书局的书稿档案。不过,此事已过去二十多年,中华书局搬过家,又经过文化大革命,就是有报告也不知能否保存到现在。如果查不到报告,你还得去沈阳做个调查,然后再确定影印底本。”他不仅提出了问题,同时又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让我松了口气。我去查书稿档案时,深为中华书局同仁的责任心感动,虽然中华书局经过风风雨雨的多次变动,但书稿档案仍然保存完好,我顺利地找到了张静庐写的《去沈阳了解大清实录情况汇报》。

    张静庐在汇报中说:

    原收藏沈阳故宫《清实录》缮写本归辽宁省图书馆保存,但短缺246卷,而以德宗部分为多。此次查对以甲午战役为主,因短缺太多很难找到,我带去的日印本(伪满本)第344卷、第360卷、第364卷等,都无法查到。但其他卷中如369、365、366、343、341等卷查到“日”字的挖改,342卷查到“敌”字的挖改,及同卷有“中朝自应自保藩封”、“赴日询问劝令撤兵”等整句挖改之处,盖已非实录的原来面目了。

    张静庐的汇报揭示了沈阳故宫本曾被挖改过,而且均与日本有关的事实,虽然他没有说出是何人所为,但不言而喻,这是“满日文化协会”影印《清实录》时所为。可当时对这个问题,学界还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提出,研究清史多年从未听说有此事,由于缮写时间有先后,不排除是溥仪出宫后修改,这种情况只能解释为存在两种版本。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也有人认为《光绪实录》共597 卷,张静庐只查看了10卷,举例多是称谓不同,不能说已非“原来面目了”。为了弄清实际情况,我首先请在辽宁省图书馆工作的韩锡铎帮我查核《光绪实录》、《同治实录》沈阳故宫本被挖改的状况。但是《清实录》沈阳故宫本已由辽宁省图书馆移藏至辽宁省档案馆。该馆规定,《清实录》为重点保护档案,读者查看少量可以,大量查看是不行的。根据这一规定,韩锡铎仅查看了11卷《光绪实录》,发现挖补一百六十多个字,并一一做了记录。韩锡铎又用辽宁省图书馆收藏的《光绪实录》民国年间的抄本与其记录核对,除了称谓不同外,发现文义也有完全不同的,如挖补处文字为“中朝自应自保藩封”,而抄本文字为“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他又发现,沈阳故宫本把“倭”字均挖改为“日”字,但343卷第1页的第5行“倭人以重兵驻韩”句,“倭”字未改,“倭”字旁有铅笔画的竖道,这说明有人先将要挖改的字用铅笔标出来,然后动手挖改。

    根据韩锡铎提供的材料,赵守俨果断地做结论说:“沈阳故宫本归辽宁省档案馆收藏,要想全部查看是不可能了。但就韩锡铎提供的材料,我们可以初步确定,‘满日文化协会’在影印《清实录》时挖改了沈阳故宫本。所以伪满本不能做影印底本,我们应另找缮写本做影印底本。”

    为此,我再次查看了张静庐的汇报。他在汇报中提出过影印底本方案:

    根据了解情况看来,实录用原稿本影印已不可能,如果要印只有,(甲)用日本影印本(伪满本)做底本,逐卷查对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抄本,将挖改的字句重新挖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有必要可作眉批或后注],实施影印。每六页缩印大十六开一页,每本以九十页,估计缩印一万七千页,略如中华版的图书集成洋装本,约钉如开明版二十五史式四十册。(乙)用日本影印本做底本,查对复旦抄本,将挖改的字句补正,实施铅印。用新五号字重排,每面排九百字,全书估计七十二百万字,约排八万面,大三十二开本,装成如资治通鉴式八十至九十册。

    他还提到,陈国庆(原沈阳市文化局副局长)曾看过陶湘的文章,其中提及大清实录原写四份,分存皇史、乾清宫、内阁、沈阳故宫。

    看来张静庐当年没有找到由实录馆缮写成后收藏在北京皇史、乾清宫、内阁的三部《清实录》,而只找到了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抄本《清实录》,所以提出用抄本比勘伪满本,将伪满本中被挖改的字补正后,或影印,或铅字排印。抄本的情况怎样,复旦大学图书馆吴格同志告诉我,该抄本原是浙江吴兴人刘承干(1881 — 1963)的藏书。1922 年冬刘承干至京师拜访清史馆馆长赵尔巽。赵尔巽从1914年开始主编《清史稿》,已进行了8年,因经费短缺进度很慢。刘承干向赵尔巽提出,他可以捐钱给清史馆,但清史馆要为他抄缮《清实录》、《清国史》各一部。赵尔巽答应了他的提议,半年后《清实录》抄缮完毕。刘承干把书运至浙江收藏在他的南浔嘉业堂书楼。20世纪50年代,刘承干将书让售给复旦大学图书馆。抄本现保存完好。

    在找不到实录馆缮写本的情况下,张静庐提出的这个方案,是唯一可行的方案。但是,用抄本比勘伪满本,并将伪满本挖改处照抄本改回,费时费力,更主要的是,这个转抄本质量如何,恐怕没人能说得清楚。罗振玉对这个抄本曾说过“及抄成,讹夺甚多,无从勘正”。我想既然实录馆缮写本还有三部,就应该努力去查找,用它做影印底本才能达到我们恢复《清实录》原貌的目的。20 年前张静庐虽未找到,但20年过去了,或许会有奇迹出现。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赵守俨的支持。寻找这三部缮写本难如大海捞针,我查书目,跑图书馆善本室,给外省市大图书馆发信询问,还查看了台湾故宫博物院清代文献档案总目,都没能得到任何线索。

    1982年9月清史第一届学术讨论会在北戴河召开,与会专家学者都建议中华书局尽快出版《清实录》。我向专家们解释了中华书局未能影印出版该书的主要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底本,谁想在场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金甫先生马上对我说,他们档案馆就收藏有《清实录》的缮写本。听到这个信息,我当时的喜悦心情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朱金甫的帮助下,我查阅到档案馆保存的《实录馆档》,根据原始记载得知,《清实录》中的太祖至穆宗朝实录,共缮写了五部汉文本,按其装潢和开本的大小不同,分别称为大红绫本、小红绫本、小黄绫本。大红绫本两部,收藏在京师皇史和沈阳故宫。小红绫本两部,收藏在乾清宫、内阁实录库。小黄绫本一部,也收藏在内阁实录库。光绪朝实录汉文本缮写两部,大红绫本收藏在皇史,小红绫本收藏在沈阳故宫。《宣统政纪》只缮写了一部,由溥仪本人收藏,伪满本即是以此为底本的。这几部实录现存情况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内阁实录库的小黄绫本,到同治朝为止,稿面有勾画改乙符号及待改正浮签。收藏在皇史的大红绫本,截止到光绪朝,光绪朝前稍有残缺,光绪朝缺376卷。朱金甫又介绍我去找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杨玉良女士,得知该馆收藏一部小红绫本,截止到同治朝,也稍有残缺。还有一部小红绫本至今没有找到收藏处。沈阳故宫本上面已说收藏在辽宁省档案馆。大红绫本、小红绫本太祖至穆宗朝残缺部分可以互补,但光绪朝实录没有完整的缮写本,《宣统政纪》也没有第二部缮写本。经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商鸿逵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张玉范女士,在她的帮助下,我看到了由实录馆编撰收藏在该馆的《光绪实录》、《宣统政纪》定稿本,正本即照此清缮而成。根据实录馆缮写本现存情况看,大红绫本与小红绫本相比较:在字体上,大红绫本比小红绫本美观漂亮;在版面上,大红绫本半页9行,行18个字,而小红绫本半页10行,行20个字,显得密挤;在装帧上,大红绫本为蝴蝶装,小红绫本只是一般线装;在收藏地点上,大红绫本收藏在皇史,小红绫本收藏在乾清宫。通过比较,我们都认为用大红绫本做底本最合适,大红绫本残缺的地方可用小红绫本补配;《光绪实录》、《宣统政纪》可用北大图书馆的定稿本补配。至此,影印底本的问题总算完满解决了。

    张静庐的汇报写于1957 年11 月,他在汇报中请示影印出版《清实录》,但当时领导没有批示同意与否,直到1961年张静庐退休,也未能实现这一愿望。这个计划被搁浅,据赵守俨推测:“无论影印还是排印,均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所以不得不从缓考虑。”1963年近代史编辑室再次打报告,请示以伪满本为底本,影印出版《清实录》。当时正值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纸张紧缺,报告又未能得到批准。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华书局工作停顿,出版《清实录》一事自然搁浅了。事隔十多年之后,赵守俨仍然记得张静庐曾做过的工作,并亲自指导《清实录》出版。

    赵守俨是一位优秀的出版家,长期从事出版工作,有很丰富的出版经验。他为人谦和真诚,对学术界老前辈十分尊重,许多专家学者与他结成忘年之交,都愿与他交谈自己的研究成果。赵守俨平时了解到很多书稿信息,所以才能够适时提供张静庐的发现,这也体现了他敏捷的思维和过人的记忆。为影印《清实录》选用到最好的底本,这是赵守俨为《清实录》出版做的第一个贡献。

    赵守俨博学多识,治学严谨,自己认为不成熟的东西从不愿发表,做领导工作也是谦虚慎重,考虑问题非常周全。他要求我们,凡是重大出书计划都要广泛征求意见,对反馈回来的意见要作认真分析讨论。当《清实录》影印底本配齐之后,他考虑到《清实录》伪满本曾被挖改的问题尚未搞清楚,于是对魏连科和我说:“你们写篇文章,说明伪满本存在的问题,以及我们影印底本所采取的方案,让大家对我们的方案提出意见。”按照他的要求,我们写了《影印〈清实录〉底本刍议》一文,登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上。1986 年10 月,我们收到了罗继祖先生的文章《伪满影印〈清实录〉缘起及其挖改》,此文是对我们文章的回应。文章说:

    伪满时《清实录》的刊印发端于我祖父(罗振玉)癸未年冬(1933 年)任满日文化协会常任理事时,当时曾得到日方理事内藤湖南(虎次郎)的赞助议行。据我所知,当时日伪满当局并不支持《清实录》的刊印,但满日文化协会是个文化事业单位,既已提出刊印,他们也不便公然阻止,而是设下了几道难关来支吾。其中第三道难关便是《清实录》中与日本有关的几个问题。如在甲午战争一段里,把“日军”写成“日寇”,这是日本人非常忌讳的,并且认为妨碍“日满亲善”,非改掉不能付印。这个问题好办,遂由祖父将文溯阁的《实录》原本调来,亲自检阅,将其中“倭寇”字样全加挖改后付印,当时我就是执笔填写的人。又参证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12期《影印〈清实录〉底本刍议》所举被挖改的14 例,经核查,全出于我的手笔。

    赵守俨看了此文立即批示说:“罗文虽对他的祖父有所回护,但承认了一个事实,伪满本影印时确有挖改,他还是参与其事的人。有同志怀疑是不是伪满影印时改的,这一点算是彻底解决了。”我作为该书的责任编辑,一直想要弄清楚伪满本挖改情况,利用业余时间,又将《光绪实录》伪满本与定稿本进行了全书对校,二者文义截然不同之处,不只是我们文章中所举14例,而且定稿本中还有许多大段文字不见于伪满本。罗继祖文章中没有谈及此事,是因年代久远而忘记,还是别有原因,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说,罗继祖先生第一次公开叙述了50年前伪满对沈阳故宫本挖改的经过,虽然对挖改的目的、程度看法不同,但伪满本确实有挖改这一点终于得到当事人的确认。这样说来,伪满本就不能称为《清实录》的另一版本,也就没有必要再出版流传了。这一成果,是赵守俨为《清实录》出版做出的第二个贡献。

    赵守俨对《清实录》影印出版做出的贡献,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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