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10月29日

    王元化:读樊著龚自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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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1993年第6期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所写的龚自珍生平与诗文的考证结集,内容涉及龚自珍的家世、事迹、交游、诗文系年、文集版本、著作目录等。作者用力甚勤,搜集了大量资料,探赜索隐,曲察旁征,足以正传说之缪讹,纠俗见之谬误。这是近年不可多见的一本著作。作者樊克政专攻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一位中年学者。他为本书取名《龚自珍生平与诗文新探》。书中所收全是考证文字,与时下重观点轻考证的风习迥异。他可以说是不随波逐流的少数学人中的一个。很早以来,在国学研究领域内,讲究工夫被视为既陈刍狗,甚至诋为倒字纸篓。所谓工夫指的是清人在考据、训诂、校勘、版本、辑佚等方面所做的细致工作。这种学问如龚自珍所说,必须求之必劬,因为不劬则粗。获之必创,因为不创则剿。证之必广,因为不广则不信。说之必涩,因为不涩则不忠,所以“不可病迂,不可病琐”。五四以后,胡适倡导整理国故。他自称具有考据癖,人多说他继承了乾嘉学派。其实,他是反对讲究工夫的。他在逝世前不久口述的自传中,曾明白说到这一点。他认为只在细枝末节上用工夫是清人治学之病。此说风行后,违反胡适本人的愿望,遂开后世轻视考证之风。解放后,大陆以论带史,臆说妄断取代了认真的考证,逐渐形成一种议论愈多内容则愈是空疏的文风。史学家贵在有识,这是谁也不会反对的,但是,观点必须建立在实证上,历史事实是不能靠逻辑推理去演绎的。本书不尚空论,而重实证。书中的考证也许会被视为支离烦琐,但我以为对龚自珍研究却是不可少的。
         
        关于龚自珍家世 
         
        早出的吴昌绶《定盦先生年谱》和近出的郭延礼《龚自珍年谱》,都对龚自珍家世作过全面考述。樊著则对吴郭二谱作了大量补充。如指出龚氏先世随宋南渡,不是开始就定居杭州,而是先居山阴,后迁杭州,著籍仁和。又如,从顺数与逆数计算,对吴郭二谱关于龚煜这个人物的介绍提出质疑。并定龚自珍五代世系为:高祖茂城-曾祖斌-祖敬身本生祖禔身—父丽正—自珍。再如,据余集《龚吟臞传》考明龚禔身和杭大宗的关系。余传称:“杭堇甫先生自岭南返,掌教邗江安定书院,君从之游,邗上诸名士若沈沃田、蒋春农、金棕亭、江云溪辈皆相与题襟,即席发藻,联吟于红桥碧浪之间,由是诗益工,名益振。”按:吟臞为龚禔身号,堇甫为杭大宗号。龚自珍曾撰文记述杭大宗文字狱案。过去,我撰《龚自珍思想笔谈》论及此事,当时未见余传,不知龚禔身曾问学杭大宗,故未从龚自珍家世方面去考察他撰写此文的背景,樊著这一补充是很重要的。
       

        这篇考述更值得注意的是考明龚氏家族多有从商经历。这一考证极为详赡,现将有关方面加以整理,缕述如下。

      
        一 龚煜——据龚鉴《龚氏三世家传》所述,自龚绍祖到龚以庭煜父五代中,仅龚凤一人入仕,而“旦公公长于经济,不仅以文藻显”。按:五代指六世祖以庭、七世祖九叙、八世祖凤、九世祖大贵,十世祖绍祖。龚氏世系可追溯到十一世祖潮。又,旦公系鉴对以庭的称呼。


        二 龚茂城——全祖望《龚丈省斋圹志铭》:“叔父七岁而孤,吴回为虐,荡吾家。世父与吾父皆出游,以希一遇。叔父始弃书卷,习计然策。……盖叔父自六十以前,凡三致千金,陶朱公不足多也。”按:上文系全祖望引龚鉴语。龚鉴称茂城为叔父。吴郭二谱未记上述内容,只称茂城为太学生。

                                        
        三 龚至方——龚斌《述先示后家言》:“……又数年,家益落,大先伯依人习幕,二先伯亦弃儒就贾。……又数年,先君子稍长,亦于孙氏亲串家习生计。……又数年,二先伯与先君子共谋立生计。……乃不五、六年而赢余已千数百金矣。”按:龚斌称茂城为先君子,称茂城兄方至为二伯。


        四 龚斌——段玉裁《仁和龚氏南高峰四世墓碑》:“学亚明水龚鉴而亦不售,乃隐于计然之策。有汪比部委以白金巨万,恣其出入,十余年而无毫厘失误。”又,龚斌于《述先示后家言》中自述:“……明年二十有一,集亲友子弟十数人为童子师,岁入二十余金补苴之。……子女渐长,昏嫁及时,家无余资,……于是癸酉乡试后就生计,实平生所未尝试者,志气专一,竟如驾轻就熟,而获利颇数倍于舌耕。”按:吴郭二谱未记上述内容,只说他是邑增生,累封朝议大夫。


        五 龚治身——龚斌《述先示后家言》说他也是“弃儒就贾”。按:治身为龚斌的第五子,原名献生。
         
        按照传统观念,经商是贱事。但龚氏族人却直书其事。全祖望和段玉裁与龚氏或亲或友,他们也不为之讳。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已在逐渐变化的风习。樊著此篇注释共一百四十条,其中引用了不少龚氏家乘、家传、圹志铭、神道碑铭等,义证详博,发前人所未发。研究工作取决于资料的掌握,有些别人所不注意的新的资料,可以为研究工作提供新的内容或新的方面。在家乘家传这类资料中,往往可以找到当时社会的世情民隐,从而发现当时社会发展趋向的一些线索。这在正史里常常是难以找到的。海外学者对我国族谱早已开始研究并加以收藏。他们认为这种文献是有关民族史和文明史的重要记录。据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的收藏最丰,甚至超过国内现有著录的族谱的总和。值得重视的原因在于家族是构成中国社会的细胞,家庭成员的人格与思想的成长很少不受其影响。参照以上有关龚氏家世的考述,回过头来再细细玩味龚自珍于嘉庆二十三年应浙江乡试文中说的这句话:“未富而耻于言利是为迂图”,就不难发现这类有悖传统义利之辨的看法,是和他的家世有着一定的联系的。它是一种新思潮,隐隐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将来临。
         
        治释典辨   
         
        龚自珍思想杂有释家思想。他何时开始学佛?这是研究他思想发展的一个问题。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龚自珍在道光四年始治佛典。依据有二。一《己亥杂诗》第一四一首自注:“江铁君沅是余学佛第一导师。”二道光四年同江沅一起助刊《圆觉经略疏》。樊著不同意钱说,采取了逐年推考的笺诗注史办法加以反驳。樊著对龚自珍谈佛诗文的考证,倘加以梳理,可得如下程序。
         
        道光三年 《小奢摩词选》中《齐天乐》小序:“予幼信转轮,长窥大乘。”该词云:“翻遍华严,忏卿文字苦。”词末自注:“华严疏钞云:‘梦有六种境界’。”又,《长相思》小序:“同年生冯晋渔少具慧眼而不信经典,与予异也。”该词云:“同礼心经同听钟,忏愁休更慵。”按:《小奢摩词选》系于癸未(道光三年)六月付样。上引两首词写作时间不晚于此时。


        道光二年《致邓守之书》:“终日坐佛香缭绕中,翻经写字。”


        道光元年《能令公少年行有序》自述:“逃禅一意皈宗风,惜哉幽情丽想销难空。”按:逃禅意为参禅学佛。


        嘉庆二十五年《观心》、《又忏心一首》、《寒夜读归珊夫人赠诗……》、《才尽》、《成诗五章》等诗中有大量佛家语,如:“观心”、“劫火”、“狂慧”、“心药”、“戒体”、“天花”、“善知识”、“因地”、“世法”、“三藏”、“三涂”、“古佛”、“天龙”、“波旬”、“尸罗”等。按:樊著引《戒诗五章》第五首“我有第一谛,不落文字中”,称龚自珍戒诗是受到禅宗南宗不立文字的影响。这一说法值得注意。


        嘉庆二十四年顾广圻《浪淘沙》小序:“为龚定庵赋叶小鸾眉子研,定庵时方谈佛也。”该词下阕:“居士借经龛,位置偏谙。”居士亦指龚自珍。


        嘉庆十八年《露华》:“空空妙手亲按,是金粟如来,好相曾观。祇树天花,一种庄严谁见?想因特地拈花,悟出真如不染。维摩室,茶瓯经卷且伴。”按:此词系咏佛手。金粟如来即维摩诘。祇树即“树给孤独园”。                    
         
        考证诗文系年是一项十分繁复的工作,倘非心细如发,是不容易办到的。樊著就龚自珍与江沅结识的时间及来往的经过,作了认真的审理。龚自珍《与江居士笺》有“重到京师又三年”句,论者以为二人分别三年,于是上溯三年为庚辰,遂断定龚自珍于嘉庆二十五年庚辰在吴门与江沅结识并执佛弟子礼。同时,还举《全集》本定为庚辰作的《驿鼓三首》“一卷金经香一柱,忏君自忏法无边”作为佐证。樊著细辨此说,认为不可凭信。他指出,从此笺只能得知龚江结识在“重到京师又三年”以前,而不能据以判定二人就在庚辰这一年结识。又指出,《驿鼓三首》系宣统二年由邓实编入《定盦集外未刻诗》中。此诗系于己卯年嘉庆二十四年。诗题下龚橙注曰:“此似庚辰作,橙注。”《龚自珍全集》收入此诗时,删去橙注,迳定为庚辰作。这自然是不可靠的。上面所述只是樊著在考证诗文系年问题中的一例。樊著每定一案几乎都要经过迂回曲折过程,作审慎衡量。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工夫,没有这样的工夫也就很难会有坚实可靠的考证。樊著考证龚自珍何时治释典,其意义在于从时间上阐明他与佛学有着比一般说法更密切的关系。这样可以使我们对他的思想进行比较精确的探讨,避免粗枝大叶草率从事的作风。例如通常多把龚自珍视为经世致用的今文派思想家,而对佛学在他思想中的作用却注意不够。这些问题是值得认真再估价的。
         
        驳己亥出都仓皇可疑说


        龚自珍于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离京回乡,越二年,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卒于江苏丹阳。这一辞官离京和暴卒丹阳事件,曾引起种种传说。民国初,裘毓麟《清代轶闻》、葛存虚《清代名人轶事》、柴萼《梵天庐丛录》等,都说龚自珍因贝勒奕绘寻仇威胁,故引疾归,而卒不免。李伯元《南亭四话》说亦类似。此说经孟森著《丁香花》一文反驳后,乃未消歇,只是将奕绘换作了另一个人。苏雪林《蠹鱼集》推测是奕绘之子。萧一山《清代通史》说亦类似。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张尔田的话说:“定庵出都,因得罪穆彰阿”,又说:“定庵为粤雅片案主战,故为穆彰阿所恶。”以上诸说都如钱穆所云,己亥出都是“仓皇可疑的。”其依据则是《己亥杂诗》第四首龚自珍自注:“予不携眷属仆从,雇两车,以一车自载,一车载文集百卷出都。”诸说据此以为己亥出都是仓皇间临时决定,否则为什么会不携眷属仆从只身一人出走呢?近年孙文光撰《龚自珍暴卒考》,援引上海图书馆藏陈元禄《羽王岑遗事》抄本“以疾卒于客”的说法,证明龚自珍并非被害而死。但这一公案仍悬而未决。


        樊著提出了一条新证据,这就是一九四一年中华书局影印的《龚定盦诗文真迹三种》。其中龚自珍手书的《双非双亦门颂》和《重定双非双亦门颂》各有跋文,为《全集》所未收。第一跋书有“道光十八年岁在戊戌夏四月,子贞仁兄翰林知余将戒装出都”之语。据此可知何绍基子贞于道光十八年请龚自珍手书文稿,是由于得知他即将整装离京。再从跋文中“异时长林丰草间翘首北望”的话看来,则清楚表明其时龚自珍已准备辞官回乡了。由此可见已亥离京不过是偿其宿愿而已。但樊著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进一步本清人家法,效法顾亭林、钱大听、王念孙诸人所采取的例证通则,来证明龚自珍早于道光十八年已存回乡之念。其梗概如下。
        
        道光十八年三月龚自珍邀廖鹿柴、吴虹生、吴式芬、孔宪彝、蒋子潇、梁敬叔等崇效寺看海棠,各人即席口占。孔宪彝诗:“明年君踏浙西春,更念芳华生感触。自注:定盦将归浙西。”可证与会诸友均知龚自珍于当年将离京。吴式芬诗:“良辰胜侣非易得,归程恐逐南飞鹄。自注:时定庵将乞养南归。”可知当年辞官南归是以乞养作为理由。


        道光十八年四月《与吴虹生书》:“榜信在迩,恐诸君今日最热闹不日风流云散,弟不知能随同乡下第人,执鞭镫而渡黄河否?”按:榜信指会试发榜。清自乾隆十年起,一般于四月放榜。可知龚自珍有四月夏离京的想法。


        道光十八年五月《与吴式芬笺》:“出此月则束装矣。”可知他曾定六月启程。按:通过以上按月排比,可以看出龚自珍于道光十八年出都的打算,越来越清楚、具体,而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即兴想法


        道光十八年七月《会稽茶》小序:“明年不反棹浙江,有如此茶矣。”龚自珍未能于道光十八年出都,其原因虽不可考,但由此誓语,可知己亥出都是他在将近一年之前就已下了决心的。

      
        樊著以力证驳钱穆,令人不得不承认“仓皇可疑”说只是出于望文悬揣。治学断案如老吏折狱,信证据,而不信无证的推理。因为推理虽于理可通,但往往与事实不符。考证不在于发挥主观创见与新解,而在于实事求是。


        《学隶图跋》钩沉


        此跋载于孔宪彝为亡妻朱屿所刻《小莲花室诗词遗稿》。《龚自珍全集》未收,佚文待访目未列入,所以不为人注意。但它是研究龚自珍的书法见解的唯一资料。


        清代科举以书法取士,殿上三试皆遴楷法,以试卷楷书是否光致定优劣。道光九年,龚自珍中进士后,殿上三试,三不及格,不入翰林,考军机处不入直,均因书法而不入选。他曾愤而著《干禄新书》讽刺这种习俗。人多以为龚自珍轻视书法,其实这是误解。这篇《学隶图跋》就说明他对书法并不是采取轻视态度。


        孔宪彝为龚自珍契友,与魏源、黄爵滋、包世臣、张际亮等均有交往。他也是一个有肝胆、有血性的人物。鸦片战争时,曾作《道旁》:“却出都门两日余,东南消息近何如?道旁一骑红尘过,可是将军破敌书?”林则徐被贬伊犁,又作《梦林少穆先生》以寄情怀:“诸葛真名士,崖州古大臣。艰危筹海国,辛苦驻河滨。负罪成孤窜,长城惜此身。须眉浑未识,入梦剧清真。”


        学隶图是描绘朱屿临习隶书的一幅图画。此图有二幅,一为焦春绘,一为盛大士绘。樊著考定孔宪彝所收是第一幅,并考定龚自珍题跋的时间,上限为道光十七年十月,下限为道光十九年十月。跋文内容可综述为三点:一赞朱屿勤习汉代碑刻。按:跋称朱屿隶书“法度敛而气势纵,盖神明于《礼器碑》而参与《史晨碑》者。”二勉朱屿临习周代鼎彝铭文。按:跋称“曲阜祭器款识者皆周时古文大篆,如其拓而临之,审六书之源,以实应仲远之说,而汉世徒隶书又不足学也。”三对朱屿的楷书不赞一词。按:跋只是一笔带过作一交代:“今隶规矩翰苑……”今隶即楷书,规矩翰苑指摹习当时流行的馆阁体。龚自珍在书法上的革新思想和他在政治上的革新思想一样,都以返古为指归。樊著指出,乾隆时,郑燮、金农等参用隶笔,已有反馆阁体趋向。尔后,邓石如更是取法汉代碑额,独树一帜。至包世臣则大力创导寓有汉隶笔法的北碑。《学隶图跋》所表现的思想倾向,正与当时书坛风气的转换相适应。这是很有见地的。作者于十余年前就已经在研究这个问题,他是经过充分酝酿的。
         
        与曹籀的关系
      
        龚自珍《纵难送曹生序》是我最爱读的文章之一。数年前,我曾摘录其中一段话写入手卷请友人题辞。这篇文章所说的曹生即曹籀。曹籀又名家驹、文昭,字葛民,又字竹书,号柳桥,又号台笠子,石屋子。生于嘉庆五年,卒于光绪初。同治三年所出《定盦文集》三卷、《定盦续集》四卷、《定盦文集补》六卷,就是曹籀校订由吴煦出资付刊的。他是一介贫士,靠卖文教授生徒糊口。生平致力于经学与小学,研治《谷梁春秋》达二十余年。著书甚多,有《谷梁春秋释例》、《谷梁春秋传微》、《尚书古文正义》、《三家诗传诂》、《说文古音表》等十余种。他与魏源、俞正燮、胡培翚、张维屏、陈澧、黄燮清、赵之谦等亦相过从,并于道光咸丰间,与戴熙、邹在衡等结为红亭诗社,互相唱酬。


        《纵难送曹生序》描写了当时追求文化真知的士人,在茫茫无助的环境中默默工作,得不到支持,也不被人理解。作者笔下流露出来的那种苍凉孤寂之感,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这篇文章是龚自珍为曹籀,也为他自己,倾吐积压在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哀愁。如果龚自珍不是把曹籀视为知己,他是不会写出这篇《纵难送曹生序》的。可是曹籀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很少人提到。他和龚自珍的关系如何?曾有过一些传说。谭献《复堂日记》载:“孝拱言曹老人者,曾卖墨京师,为先君子食客,粗识字而已,谬托知交。”这里说的曹老人即曹籀。孝拱为龚自珍子,他的话有一定影响。但此说曾遭到吴庆坻的反驳。吴庆坻《蕉廊脞录》认为这“乃是文人相轻之习”。樊著为了澄清事实真象,首先考定龚自珍于道光四年与曹籀结识。按:据曹籀《定盦文集题辞》:“道光甲申之岁,余入市阅书,邂逅于僻巷,不及通姓名,瞠目视良久,若有心契者,执手谈文字甚欢,始与订交。”再述往来经过:一龚自珍结识曹籀时,不仅年长曹籀八岁,且已任内阁中书,并将自己著作编为十九卷,刊刻文集三卷、别集一卷。曹籀则是布衣寒士,尚无作品结集问世。但龚自珍对他毫不倨傲轻慢,而且友情甚笃,脱略行迹,亲往造访。二龚自珍曾邀曹籀往游沪上,吟诗唱酬。曹籀诗中一再流露出对龚自珍有知遇之感,说明龚自珍对他是热诚相待的。按:曹籀诗集《蝉蜕集》有多首述及此事。如道光五年夏,龚自珍邀曹籀及王应绶豫园赏月,曹籀诗有“海内论交晚,生平感遇深。”以寄深情。三道光十一年夏,曹籀借授徒漕艘之便,由津入都,与龚自珍重聚,二人论学极为相得。按:曹籀《籀书文集续编》曾记他淹留龚自珍旅舍两月,谈论经学,至鼓四下不能睡。四龚自珍《大誓答问》是由曹籀带回杭州付刊的。这是龚自珍生前所刊印的唯一一本经学专著。按:曹籀《大誓问答后序》称,此著与诸家说不雷同,读后有与共信。五龚自珍己亥辞官回到杭州,与故乡诸友人重晤。他在诗中对曹籀表示了深厚情谊。按:龚自珍《己亥杂诗》中谈及曹籀的诗有二首。其一:“乡国论文集古观,幽人三五薜萝看。从知阆苑桃花色,不及溪松耐岁寒。”樊著对龚曹二人的关系作了全面考察,证明传说之妄,《复堂日记》所载之不实,是令人信服的。
         
        一九九二年辛未腊尾于南粤小镇
       
        (《龚自珍生平与诗文新探》,樊克政著,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六月版,5.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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