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12月13日

    孔祥吉:金梁其人与《近世人物志》——兼论其以日记勾画人物的治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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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编委网站
     一

    金梁(1878-1962),字息候,满洲正白旗瓜尔佳氏。祖父名观成,号苇杭;父名凤瑞,号桐山;均为杭州驻防旗人。[1]金梁晚年曾自署其号为瓜圃老人,然而,据金梁本人《瓜圃丛刊叙录》则称:“家父所刊丛书,以关于掌故者为多,原拟名《国故零刊》,瓜圃为龙湫故园名。先曾祖父别号瓜亭,著有《瓜亭杂录》。先祖父偶亦自署瓜山。家父曾于盛京东陵辟地种瓜,用故园名,自号瓜圃老人,遂以改题所刊丛书曰《瓜圃丛刊》,皆取义于瓜尔佳也。”[2]可见,金梁以及祖上对瓜尔佳颇具思念之情,对瓜圃情有独钟,均喜以瓜字为号。

    金梁出生于杭州新龙巷之新衙,自幼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中举,甲辰(1904年)成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大学堂提调、监察御史、内阁中书、内城警厅知事、奉天旗务处总办等职。

    金梁年少时有一件事使他名扬四海。即沈曾植所称“三上万言书,以忠直名海内”。[3]关于此事之原委,汤寿潜曾有《戊戌上书记书后》一文记叙颇详。其文曰:

     

    戊戌政变,党锢案兴,逻骑四出,禁会封报,道路以目,至不敢偶语,举世奄奄无生气矣。忽有人焉,冒死发言,大声疾呼,使人心为之一震,岂非豪杰之士哉。金君梁满洲瓜尔佳氏,伏阙上万言书,言词激烈,指斥宫闱,且直诋时相,请杀之以谢天下,万口喧传,中外名人争以一见颜色为荣幸。而当道取媚时相,欲罗织下狱,屈辱备至。适时相亦瓜尔佳氏与君为同族。君兄方入觐谒时相,时相竟叹息谓之曰:吾族有此才而不见用,此亦宰相之责也,愿先约一面语传事始解。然君终不往见。其后遂有常熟沈某请杀三凶之书,世之论者,往往并举二人之名,谓吾道不孤,然君纯乎忠爱事也,以视世之病狂中热,姑发危论,以是为标榜之具者而君超然远矣。[4]

    上文中所称“时相”,系指与慈禧一起发动戊戌政变的大学士荣禄,亦属瓜尔佳氏,时身兼将相,权倾举朝,号为宠臣。[5]“沈某”,则是指翰林院编修沈鹏。

    沈鹏(1870-1909),字诵棠,号翼生,又号北山,出生在有着丰厚文化蕴藏的江苏名城常熟。沈鹏因不满戊戌政变后守旧党的倒行逆施,冒死上书,要求朝廷改弦更张,归政光绪,并处死荣禄、刚毅等奸臣及太监李莲英。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1899年11月18日)沈鹏的“奏为权奸震主,生祸招灾,请从严惩治折”在天津《国闻报》刊登之后,举国上下,为之震动。[6]恼羞成怒的慈禧颁布上谕指斥编修沈鹏,“丧心病狂,自甘悖谬”,衣冠败类,即著革职,永远监禁。

    金梁身为满人,却能与沈鹏一样,敢于在守旧势力猖獗一时的恐怖环境下,主持正义,不顾生死,上书请杀权臣荣禄,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件。十多年之后,慈禧以民政部保举案召见金梁,再度提起此事时,尚“怒目相对”。[7]

    又据孙宝瑄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1901年7月27日)日记亦曾记载称:

    日中,访叔雅。昳,与偕至金谷香,因邀彦复,枚叔及张冠霞至小谈。枚叔辈戏以《石头》人名比拟当世人物,谓那拉,贾母;在田,宝玉;康有为,林黛玉;梁启超,紫鹃;荣禄、张之洞,王凤姐……沈鹏、金梁、章炳麟,焦大。[8]

    可见,金梁上书杀权臣荣禄,在当时知识分子中流传已相当广泛。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徐世昌调金梁督办京师外交巡警。当时北京郊外,地极辽阔,措治为难,金梁到任之后“悉心筹划,调查测绘,分科并举,未月余而大致定,上之民部,见者称善。”[9]后来,那桐主持民政事宜,对金梁之才干,亦颇为推许。

    金梁之才干颇受当时朝臣之瞩目。垦务大臣信勤,曾指名道姓地上书朝廷,要求调金梁差委。其奏章云:

    垦务大臣信勤请调中书金梁等折。

    为垦务需才,拟调得力人员,以资任使,恭折仰祈圣鉴事。窃绥远垦政,内蒙古东西盟等处,地势广漠,熟荒轇轕,庶务本已殷繁,而此次查办大臣协办大学士鹿传霖,前复陈善后五事,均为切要之图。奴才任重才辁,夙夜忧惧,惟有求才自助,庶免贻误事机。兹查有内阁中书金梁……等十员,吁恳天恩,俯准调往差委协。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奉硃批:著吏部知道。钦此。[10]

    此次调动虽然未能成功,然而,由此却不难看出金梁在清末官场中,已是引人注目的年轻能员。

    光绪末年,面对俄国、日本等列强对东北日益加紧的侵略,清廷着手整顿东三省政务。金梁随同新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来到盛京(今沈阳),担任旗务司总办兼管内务府办事处事务。而在锡良接任东三省总督之后,仍上书请求金梁留任,并奏保为总办。据金氏所撰“奉天旗务司”一文称:

    徐东海督东,改定官制,分办新政。而将军旧署所管八旗五部三陵内务一切事宜,则设旗务司司使统辖之,与司道并列,其职权繁重,几与督署相埒。余初至奉,即司旗务。东海内调,锡文诚公良接任,改司为处,奏保总办。略称:现充旗务处总办某某,精明笃实,任事血诚,忠义天生,勘膺艰巨。自上年总司旗务,规划经营,具有条理,就地筹款,兴办学堂、工厂、及银行等事,藉广生计,成效昭著,建议迁旗殖边,练兵固本,尤见规模深远,实为一时难得之才。该员由知府保道员,并以副都统记名,拟垦(恳〕恩准留奉,仍充旗务处总办云云,奉旨允行。余与文诚,向无一面,乃辱知遇,引参机要,原定五年计划,实边固本,以为缓急之图,而不意时不我待,终无补于大局也。[11]

    在赵尔巽接任东三省总督后,金梁继续留在盛京任职。

    大约是因为担任旗务司总办兼管内务府办事处职务的原因,金梁开始对研究盛京书画、掌故以及满文老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于十多年后出版了《盛京故宮书画录》、《满洲老档秘录》等介绍满族历史文化的书籍。

    其中,金梁对满文老档的搜集整理以及注释翻译,堪称是一件颇有价值的工作。这些深藏沈阳故宫的史料,是研究满族兴起史最重要的原始素材,均用无圈点老满文书写。虽然在乾隆年间曾经用新满文重抄,但是因年代久远,残缺不全,仅存天命前九年(1607年)至清崇德元年(1636 年)百余册 ,整理翻译,尤为困难。金梁在《满洲老档秘录》序言中称:

    盛京故宮旧藏滿洲老档一百七十九冊,分纪天命、天聪、崇德朝事,多三朝实录、开国方略、东华录所不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诚三百年來之秘史也。原本为无圈点体滿文,字近蒙古,与通用滿洲文字不同,翻译至难。经满、汉文学士十余人之手,费时二载,今始脫稿。当分编百卷,以卷帙过多,校刊非易,遂择要摘录,名曰滿洲老档秘录。[12]

    这些滿洲秘档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与坊间留传的实录、本纪多有不同。盖因续修实录、本纪时不免讳饰,已多削改;而这些滿洲秘档,独存其真。比如清朝国号之称呼,初曰滿洲,天命年已称後金,见于遗朝鮮国王书;天聪年則称大金,见于金汉蒙古子弟读书谕及奉天城门题额;崇德年始称大清,见于陈杜明等书,始不复用滿洲国号。总之《满洲老档秘录》的出版,为研究清朝入关前之历史,提供了十分可信之史料,也对满族历史文化研究作出了贡献。

     

    直到清朝亡国后,金梁才离开沈阳,先到大连,而后回到了北京。由于他出身于满族世家,对旧王朝充满依恋之情。早在辛亥革命于武昌爆发不久,金梁在沈阳即曾经策动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带兵入卫,企图以武力巩固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他在《赵次帅》一文中写道:

    赵次帅尔巽为东督,闻鄂变,谋自保。余说之以入卫。时正克汉阳,赵辄答曰:汉阳已下,变局定矣,何必多此一举乎?袁洁珊金铠,其所信任者也,闻亦说之。则曰:策甚是,惜老夫非其人,若吾季其庶几乎?指其弟尔丰也,尔丰已被害矣。赵以保境安民为名,设保安会,自为会长,召张作霖入省,以旧军监新军,严惩乱党,地方幸得苟安,而作霖之势遂成。[13]

    金梁在北京期间,正是风云变幻,政局动荡之时,但是他却始终以复辟旧王朝为己任。1924年初金梁还被清室逊帝溥仪任命为小朝廷的总管内务府大臣。是年11月,小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驱逐出故宫后,金梁对此非常不满。溥仪迁往天津之后,金梁仍然极尽全力为小朝廷奔走,风尘仆仆地往来于京津之间。而后,他曾一度回到东北沈阳作过张学良的老师,“九·一八”事变后,金曾出任“奉天地方维持会”的委员,为日本侵略者效力。1931年11月,金梁又与日本特务等一起赴天津,策动寓居天津的溥仪潜赴东北。

    但是,在日本侵占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之后,金梁由于家人反对以及人事方面等原因,他并没有在伪满洲国任职,而是选择了隐居天津,埋首著述,虽然生活清贫,却乐此不疲。他在《光宣小记叙》曾叙述当时的心情以及境况称:

    辛未秋,东事起,余孓身至津,闭户养疴,不问世事,谣诼颇多,是是非非,皆置不辨。惟书画旧藏,残稿零札,未及携带,长日无聊,殊难遣闷,偶返故都,检旧箧,得昔年日记数册,皆光宣间所笔记,遂择有关朝章国故者,撮录成编,题曰:光宣小记。余自甲辰春,始北上应试,至辛亥冬,避地大连,故所记以甲辛数年为断。后别有记,今津楼卧室,方不及丈,局促如囚,尝自书小联悬诸壁,集句曰:自作孽,不可活,身将隐,焉用文。深夜幽思,耿耿不寐,乃复草此记事,与世相见,徒召笑骂,其终亦不免与自文欤。

    癸酉秋一息老人金梁。[14]

    这一时期,金梁在学术领域里还作了两件事,值得一提。

    其一,赵尔巽在京出面组织《清史稿》编纂时,金梁亦随赵氏参与了《清史稿》有关事务,曾担任办理史稿校刻事宜。当时参加《清史稿》的编纂者,大多为清朝遗臣,老气横秋,气息奄奄。而金梁却正当精力充沛之际,因此非常活跃。当《清史稿》纂毕以后,凡536 卷。赵尔巽由于健康原因,“心力已竭,老病危笃,” [15]急于将“并非视为成书”的《清史稿》尽快印刷,并委托金梁负责校对之职。金梁则利用校对刊印之便,给自己冠以“总阅”的名义,并附刻其《清史稿校刻记》,又增加了,《康有为传》、《张勋传》、《张彪附传》,然后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形成了所谓《清史稿》的关外本。金梁的行为引起清史馆同仁的不满,他们把留在北京的七百部全部改回原来面目,并且删去金梁的“校刻记”,又形成了所谓关内本。

    金梁还利用参加《清史稿》编纂的机会积累史料,增扩见闻,后来陆续编写了一系列与清史有关的书籍,诸如《清帝外记》、《清后外传》、《清宫史略》等。金梁的这些做法,曾招致一些参加清史稿编纂事宜者的非议。现在看来,这种批评未免有些过于苛刻,因为金梁编写这些书籍,毕竟给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史料。

    其二,金梁参加了拯救八千麻袋“大内档案”事件。所谓“大内档案”,是指存放在紫禁城内阁大库的档案。其中包括有诏令、硃谕、簿册、文稿、奏疏、外国的表章、历科殿试的卷子以及其他文件,均为有关清朝历史的原始资料。金梁听到这批内阁大库的档案被当作废物处理之后,立即设法探寻这批档案的下落。原来这些珍贵文献已经被北京西单牌楼同懋增南纸文具店作为废纸收购。他在《内阁大库档案访求记叙》中记述曰:

    同懋增纸店实购自历史博物馆,八千袋费金四千,将运往定兴县纸坊重造纸料。闻之大惊,乃定期约雪堂沈庵偕往同懋增,则谓车运造纸已过半矣,仅检留数袋,立许五百金携归,并嘱速追余件,当三倍其原值酬之。往返兼旬,居然陆续运还,堆置彰仪门货栈卅余屋,连前后五院露积均满,高与檐齐。即付价二千金,寄存商品陈列所大楼,延招十余人排日检视,颇多珍异之件。[16]

    金梁与其好友罗振玉合作,“初将销毁夺于火劫,终将造纸夺于水劫,”为抢救这批珍贵文献做出了贡献。不管他们当时出于什么动机,其结果则是为后人研究明清两代历史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他还在《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四号(1923年2月25日)发表了《内阁大库档案访求记》一文,宣扬抢救历史文献之重要。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金梁没有在政治上随波逐流,像郑孝胥等人那样到伪满洲国去当官,而是致力于学术研究,这段时间可称是金梁学术上的辉煌时期。他躲在天津小楼里,与世隔绝,埋头著述,编纂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清史著作。《近世人物志》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金梁为编写《近世人物志》花了许多气力,他用了大量时间,把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中华书局排印本称《翁同龢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认真阅读,仔细挑选,斟酌概括,以人分类,并按时日先后,排比整理,编成了有六百余人的《近世人物志》一书。

    金梁所选择的以上日记各有特色,均极珍贵,号称晚清四大日记。其中以《翁同龢日记》为最重要。

    翁同龢(1830年-1904年)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大学士翁心存之子,咸丰六年状元。曾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先后担任过刑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工、户诸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两度任军机大臣,并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他学问渊博,居官清廉,尤其是在光绪皇帝亲政之后,皇帝“每事必问同和,眷倚尤重。”[17]光绪帝的许多重大决策,几乎都在书房中与翁同龢讨论,然后再决定进止。正是因为翁同龢在晚清政坛上这种极为重要的地位,决定了他的日记价值,是迥非寻常的。故研究近代中国史的学者,几乎没有不重视《翁文恭公日记》

    翁同龢于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1904年7月4日)去世后,其日记原本一直由其后人珍藏。该日记起自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一日(1858年7月31日),到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1904年6月27日)止。在长达四十六年的时间里,翁氏日有所闻,晚必记之,不避寒暑,长期坚持,字斟句酌,一丝不苟。翁氏弟子张元济称:“四十余年大事,粲然具备。”[18]

    金梁所选择的另一部日记,是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李慈铭乃晚清著名学者,满腹经纶,才望倾朝,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初名模,字式候;后更名慈铭,号莼客。据平步青所撰墓志铭称,李氏“生有异才,长劬学,书无不窥。道光庚戌,补县学生员。应南北试凡十一,屡荐屡报罢。咸丰己未北游,将入赀为部郎,而为人所绐,落魄京师,倪恭人亟鬻田成之。同治乙丑,请急归,奉母讳。庚午,始举浙闱。五上春官。光绪庚辰,始通籍,以原官久次,补户部江南司。君才望倾朝右,独键户读书,非其人不与通,经年不一诣署。”[19]  

    李氏日记起于清咸丰甲寅(1854)三月十四日,迄于光绪甲午(1894)元旦,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朝野大事、各地见闻、文物考据、学术心得、山川游历以及北京、江南等地的社会风貌等内容在日记中一一罗列,真可谓美不胜收。

    王闿运的《缃绮楼日记》是金梁所选的另一部日记。闿运,宇壬秋,又字壬父,湖南湘潭人。其居所为湘绮楼,故人称湘绮先生。他生于1833年(道光十三年),卒于1916年(民国五年)。《湘绮楼日记》起始于同治八年(1868年),结束于1916年,为时近半个世纪。王闿运“刻苦励学,无间寒暑。经史百家,靡不诵习。笺注抄校,日有定课。遇有心得,随笔记述。讲学湘蜀,得士最盛。日记中皆纤悉靡遗,有关学术掌故者甚多。数参军幕,间预政要,其间人物消长,政治得失,身经目击,事实议论,厘然咸在,多有世人未知者。读者作日记观可,作野史观可,作讲学记观亦无不可。”[20]

    金梁所选的最后一部是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昌炽(1894-1917)字颂鲁,号鞠裳,晚号缘督,江苏长洲人。他一生坎坷,家境贫寒,学识宏富。自光绪二年(1876)中举后,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才中进士,官至甘肃学政。《缘督庐日记》上起同治庚午的1870年11月5日,下迄1917年10月30日,前后长达48年。

    吴郁生在为其日记作序时称赞他:治汉儒经说,旁及金石目录考订之学。“以光绪丙子举于乡,潘文勤、吴愙斋、汪郋亭诸先辈争相延致。己丑入词馆,同官京朝。君不通声气,不骛时名,闭户著书,无异寒素。酷嗜金石文字,山岩屋璧,断楮残拓,珍如性命。”[21]王季烈亦称叶昌炽对写日记格外认真,“因有臧否人物,规诲亲故之词,遗命戒勿以全稿示人。”[22]

        这些日记数量多,时间跨度长,出自于翁、李、王、叶四人之手。内容丰富,取材多样,从不同时间,不同角度记录了这六百余人的所作所为,比起坊间流传的笔记野史,要可信得多,具有很高的利用和研究价值。

    金梁之所以重视日记史料,与他早年从事《清史稿》校勘的经历,尤其是出版《光宣列传》的实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正如他在《近世人物志》前言中所称:

    欲考人物,仅凭正传,既嫌过略;兼述野史,又虑传误;皆不必尽为信史也。昔校清史,深感其难,光宣列传,力矫斯弊,乃采及近人日记,终为史例所限,亦不能尽如我意也。近年所出名人日记,如翁文恭、李越缦、王湘绮、叶缘督诸家,为时所重,足与曾文正日记并传。其中知人论世,发潜搜隐,实可补正史所不及。

    翁、李、王、叶,史稿四传,皆经我手,世目翁为权臣,而翁传兼写德宗,君臣一德,遂成贤相,竟不能见怙权之迹。李伤匪类,王叹无行,叶较自好,亦复多偏,而儒林文苑,胥为通儒,非观日记,不克睹其真像也。[23]

    金氏所述,虽不无过分夸大其在《清史稿》编纂过程中所起作用之嫌,然而,他对日记之重视,显然是因为长期从事清人传记编纂,深知离开日记,传记便写不好。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金梁才能不畏劳苦,长期坚持,从大量繁琐的日记素材中,选择史料精华,记录了许多近代政治舞台上活龙活现的人物。金梁说:“其中毁誉,一依原来,不复稍加修饰,以存其真,是是非非,录者不负责任也。”

    金梁不愧为利用日记的行家里手,他在开始选材时,曾对为数众多的清人日记进行筛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仔细考订之后才决定是否录取。比如他在写传记时,曾对《景善日记》产生过兴趣,但经推敲,即发现其作伪痕迹至为显明,金氏称: 

    景善,礼部侍郎,殉庚子之难,有日记传世,且译以英德文,为西人所重视。闻德军得自景宅中,多为庆王、荣相解释语,荣禄之得免祸首以此记也。西人以亲於景宅检出,故毫不置疑,而不意竟由伪作也。余校刻清史时,景善日记就流传海内外,视同信史,余亦震其名,拟於忠义传内,补撰专传,乃取日记详核之,月日时事,皆不尽符。且景为休致侍郎,观其所记,抑若与闻朝政,尤为不类。初不能解其故,后乃恍然,此记盖专为荣洗刷作也。当时荣已列祸首单,其党偶见景记,遂攫以窜入他语,重仿一册,置之景宅,故引德军入检,而西人不得不坠其术中矣,其用心亦良苦,荣竟得藉以免祸,真天幸也。余既得其真相,初改专传为附传,拟略正其误,继思伪记何可入史,乃仅以景善名字,缀於汇传,但著其同被难而已,於伪记不著一字,此亦史例。而见者或举以为责,故兹复详释之。[24]

    晚近以来对《景善日记》曾有过不少的考证,从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认为“其日记必可信”[25],到目前为止学界又大都认为是伪造的。其实只有金梁的论说才是最合情理。即使是对已选入的翁李王叶四家日记,金梁仍进行仔细分辨,小心求证。例如金梁在用各家日记勾勒李慈铭生平时,采用叶昌炽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1895年1月23日)日记的记载:“唁越缦先生之丧。”[26]而《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九日(1895年7月1日)却记有:“李莼客来长谈,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李慈铭甲午已死,乙未决不可能再去登门访问翁氏。金梁在排比日记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尽管《翁文恭公日记》是影印本,但是,却依然存在有篡改问题。金梁对此颇有疑问,略谓:

    翁记似有重缮改易处,如李莼客卒於甲午十一月二十四日,而翁次年闰五月初九日尚记李莼客来,初颇不解其故,继思翁自戊戌罢归,不无顾忌,甲乙数年,正直枢要,凡所记载,尤虑触讳,自取删缮,亦属常情,甲午之事,误入乙未,盖一时疏忽耳。[27]

    此后,晚清史及戊戌变法史研究者对翁氏改篡日记的讨论,无不受到金梁《近世人物志》的启迪。而且晚近以来关于翁氏日记的改篡研究,可以说都是在金梁的发现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的。

     

     

    金梁的《近世人物志》出版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此书对当今的历史研究与晚清人物传记之写作,仍有不少帮助。我们这里并不是说金梁本人的论说多么重要,多么精彩,而是指他通读理解,融会贯通,整理编排的近代四家日记之内容,以及他用这些内容勾画的为数众多,形形色色的晚清人物志略,在近代史研究以及清人传记写作中仍可作为借鉴。金梁通过自己的辛勤耕耘,向人们展示了这些近代著名日记,在勾画人物时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些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由于日记是作者内心世界与思想轨迹最原始的记录,用日记写人物,可使历史人物有血有肉,有声有色,使内容更加丰满,形象更加生动。一般为历史人物写传,多用传主之奏折、文集以及实录、上谕中的有关记载。这样的传记,从形式到内容,总使人有一种千篇一律的感觉,内容干巴巴的,而用日记勾画人物则可收到更好的效果。因为日记可以揭示人物性格以及内心世界。姑以金梁所辑之恭王志为例。其文称:

    恭王。翁记;(咸,十,八,十一。)命恭亲王专办抚局,住海淀(善)缘庵。又巴夏里言:“恭邸人甚明白。”又:(咸,十,九,十一。)是日英国换约,以礼部为公所,陈设华美。午刻恭邸至,巴夏里先到,恭邸立而迎之。有顷,(迎)额勒金来,设鼓吹,乘八人绿舆,恭邸降阶迎,额免冠鞠躬。宾主坐,巴与恒祺皆立侍。以和约彼此画押,即登舆去。邸送之如初。又:恭邸住法源寺馈夷酋食物。又移往后门外嘉兴寺。又:(咸,十,九,一四。)恭邸、文祥、胜保等请迁都关中,朱批:“捻匪如何能御?道路如何可通?妥查具奏。”[28]

    这段日记所记述的是中华民族近代历史上最屈辱的时刻。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咸丰皇帝仓皇自圆明园逃往热河,并命令恭亲王奕訢代表清廷与英法联军周旋。尔后,英法联军在圆明园一带野蛮地焚杀抢掠,并强令开城签订屈辱条约。恭亲王奕訢即是这一历史事件的核心人物。对于奕訢生平中这一件大事,以往写奕訢传记,仅叙述奕訢接受夷人条件,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29]《清史稿》更是简单,谓“王入城与议和,定约,悉从英、法人所请,奏请降旨宣示,并自请议处。”[30]而金梁所选此节日记,却活龙活现地描绘了奕訢与额勒金等签订城下之盟的真情实景。堂堂天璜贵胄,在侵略者的刺刀威逼之下割地赔款,而且,为了签署这个条约,又是鼓乐喧天,又是馈赠食物,低三下四,俯首称臣,读来实在令人浩叹。

    又以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记述的他庚子前后之见闻为例:其志文曰:

    叶昌炽。叶记:(光,二六,五,二七。)拳乱,送孥至昌平,旋仍回京。又:(光,二六,一一,六)乘车谒客,由东西长安门驰道而过,端门洞开,各国兵弁车马纷驰,各处宫墙往往开一便窦,任人出入,凭轼长叹。小臣非敢陨越,御者趋捷径,虽禁之不从也。又:由西华门进,穿西苑,度金螯玉蝀,出后门,一路廛肆,尽付焚如,八旗阀阅,无不自内达外,旷无居人。此次旗人肇祸,而受祸亦旗人最酷也。又:(光,二七,一一,五。)余自去年作《语石》一书,荏苒年余,今始卒业。

    又:(光,二七,一一,卅。)两宫回銮,召见翰詹,至乾清宫入对。太后涕泣抚慰云:“不意今日尚能再见尔等!”先言出奔时流离之状,及山陕荒瘠之象;继言都中洋兵骚扰,尔诸臣艰困备尝,致死不变,皆余不德所致;因而泣下沾襟。诸臣皆伏地叩头,有失声者。皇上惟训以:“国事艰难,翰院为储才之地,宜讲求实学。”奏对至四刻之久,始命退出。[31]

    《缘督庐日记》的这段记载,生动的描述了庚子前后北京城内商业凋敝,旷无人居的破败景象,也记载了两宫回銮之后,乾清宫召对翰詹的真实情景:慈禧“涕泣抚慰,” 翰詹诸臣“伏地叩头。” 叶昌炽把一幅难得一见的清宫召对图画,活生生地呈现于世人面前。展示了在庚子年间不可一世,盲目排外,声称要大张挞伐,与列强一决雌雄的慈禧,曾几何时却又变得如此怯懦,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以国事为儿戏的荒唐景象。

    再如金梁所辑的王闿运志,对王闿运一生记述颇为全面,非但介绍了王氏作为近代卓有盛名的经学大师、诗文大家以及教育家光彩照人的一面,而且还对他为人处事,不为人知的情事予以著录。今人读来颇为新奇。其文称:

    王闿运。王记:(光,五,三,一一。)招罗妪供缝洗,问知早寡,佣力养其翁,贞孝无私,故敢直入书院群雄之穴,殊有丈夫气。又夜寝甚适,罗妪侍也。[32]

    (光,一九,八,六。)移寓程宅,除下厢而宿,周妪居屏后。(周妪始见此。)又周妪夫弟来,涕泣欲学武二,亟挥去。又:惧周妪求乞,出避之。又,周妪与同床,而来去自如,亦一奇也。[33]

    (光,二一,二,二。)居家处世,枉用道术,全无效验,不如与之鬼混。又:众皆视我为无行之文人耳。[34]

    (光,三四,八,一八。)房妪受賕事发,令退银自明,竟哭闹不止,信有泼妇也。既为人作假书至陈督张督谋事,又率众闹倡家,余参议言周妪招权纳贿,声名狼藉,不可问也。又周妪假暂还乡,辎重垒垒。[35]

    文人无行,在晚清官僚中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王闿运喜好女色,也值不得大惊小怪。倒是王闿运如此坦率地一一记录于日记之中,丝毫不加掩饰,这在清人日记中并不多见。这样的记载,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历史人物,提供了绝好的素材。

    其二,近人日记的内容丰富多采,形式多种多样,因此,用日记来勾画人物,可将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城乡自然环境中来描绘,使历史人物与所处的自然环境,密切结合,联为一体,互相交融,彼此陪衬,能收到相得益彰之效果。如金梁用日记所剪裁的羊复礼志就颇具此种特色。该志称:

    羊复礼。李记:(光,四,六,二九。)羊禔庵(复礼,刑部。)晨来速十刹海之游,携两姬同往,禔庵及其姬人已早在矣。借兴侍郎(恩)第宅,临街水榭三间,高槐老柳,夹峙门外,荷花百顷,亭沼满前,眩色交香,风日尤美。禔庵更致酒馔冰果,食饮纷罗。晡后回车,复经南北海,倚桥柱延眺苑中晚景,薄暮始归,可谓极清游之乐矣。又,(光,五,正,二六。)撰禔庵母太夫人八十寿序。太夫人许氏,归尊公小岘文学,文学卒无子,禔庵以兄子为之嗣也。[36]

    什刹海与皇家所居之三海相比邻,那里柳浪莺啼,波翻滔涌,是京师有名的风景区。李慈铭作为一个小小的户部赀郎闲员,闲暇时携带两妾,尽情享受什刹海岸边那“新荷当户,高柳摇窗” 的自然景致。读完金梁所辑录的这段日记,京师小京官的闲情逸致已经跃然纸上。对于了解清末京官生活,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又如金梁所辑的盛昱志称:

    盛昱。李记:(同,一二,四,八。)同年宗室伯希孝廉(盛昱),柬约赏牡丹。伯希年少好学,家有园亭,其闺人及令妹皆能诗,遂赴其招。牡丹半落,香色未减,亭馆清幽,廊槛迤曲,叠石为山,屈曲而上,上结小台,可以延眺,垂杨婀娜,薛荔四垂,其居室亦雅洁闲敞,都中所仅见也。

    又:(同,一三,三,二。)伯希以其母夫人芸香馆遗诗求序,夫人博尔济吉特氏,名那逊兰保,字莲友,其诗颇有清才。那逊者,译言善,其兄弟行名也。又与伯希略论国朝掌故,即满洲氏族,俱能留心,近来宗室子弟中不易觏者也。又:此君留心掌故,宗室中之杰出,当不媿完颜璹赵与峕也。

    又:(同,一三,九,二四。)诣盛伯希门外,停车半日,始以他出为辞,可笑。

    又:(光,十,三,一七。)闻十三日朝廷有大处分,先是,同年盛庶子疏言法夷事,因劾枢臣之壅闭讳饰,遂一日逮两巡抚,易两疆臣,而不见明诏。[37]

    盛昱,字伯熙,自称意园主人。盛氏是晚清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人物,与北京地方史的关系尤为密切。而且,盛氏所起的重要作用,非但仅仅局限于北京城市的历史,他对整个晚清的知识份子,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时人称赞他“学博文雅,究心时务,”“鲠直敢言,无稍瞻徇。”[38] 盛昱贵为宗室,“幼承母教,长而接纳名流,延揽才俊,若恐不及,家有池馆,暇则招客觞咏”。[39]由上引金梁所摘录日记,既可看出盛昱所居意园,亭台楼阁,花香浮动,风景迷人,堪称京师名胜;也可看出其家族好诗能文,风流儒雅,与一般满人家庭景象完全不同。要写好盛昱这个人物,自然离不开意园的明媚风光及其好诗能文的家庭背景,上述日记正好可以提供这方面的素材。

    再如金梁所辑陈彝志略,亦饶有风趣,令人神往。其文曰:

    陈彝。李记:(同,一二,八,二七。)陈六舟(彝),约为二闸、三闸之游,书言至玉河放生,属必至。遂同出东便门,至大通桥下,舟过赏荷轩,泛至二闸,小憩龙王庙,复过福寿公主坟园,将至三闸,望见高碑庙,以风劲折回。河广水深,烟波渺然,逸山绘玉涧秋泛图,各赋诗纪之。六舟好放生。[40]

    读完李慈铭的这段日记,清末北京东便门外二闸、三闸一带“河广水深,烟波渺然”的迷人风光,仿佛一幅江南水乡的画卷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样的史料对于了解当时京师文人的生活与情趣自然是很有用处的。

    其三,日记是作者发自内心深处的独白,是作者进行自身反省的客观记录。近人日记的内容,不但记载了作者日常交往,友朋关系,还流露了作者对周围人物的毁誉,对所发生事件之评论。而且,日记所述,一是一,二是二,不作任何修饰,记载颇为真实。因此,用这样的日记来勾画人物,便可了解历史人物之间的特殊关系。金梁用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揭示了李氏与樊增祥之间的特殊关系,便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其志文略谓:

    樊增祥。李记:(同一二,五,朔。)得樊云门增祥书,云门笔札雅令,极似北江。又:(光,二,五,二二。)云门同居,偕谈说部,遂及村书市剧,鼓板弹词,曼衍恣肆,以遣酷暑。又:为云门、梅卿改课艺。余与诸君约,今年为夏课,此其第一课也。又:(光,三,七,一二。)云门馈助祭银两,言甚竺挚,是知我贫也,赋诗谢之。又:(光,三,八,六。)送樊云门庶常,乞假还夷陵省亲。

    又:(光,六,四,二八。)云门散馆,竟改知县。……又:(光,十,五,二三。)云门来夜谈。近日南皮、丰润两竖,以朋党要结,报复恩怨,恶余之力持清议,深折奸盟,二憾相寻,欲致死力于我,遂广引纤子,诱以美官。南皮俭腹高谈,怪文丑札,冀以眩惑一时聋瞽,尤恶余之触其隐也,故日寻干戈。以云门盛气负才,益笼络之。诱以随往粤东,为掌书记,甘言重币,煽惑百端,幸其叛我,多树敌仇。云门既恶所选宜川荒瘠,闻言不能无动,遂欲从之过岭。余谓之曰:“仕宦惟州县可为,舍自有之官,而入他人之幕,亦为非计。且君以有母呈请近地,今远适岭外,必致人言,即吏部亦必格之。”云门虽不然余言,然亦因此自阻。余与云门本无定分,既欲割宁之席,不弯谷羿之弓,我岂容心,彼何过计。又:(光,十,闰,四。)为云门议婚祝氏,今日迎娶,往贺。又:云门新夫人来见,娟洁如玉茗楼诗格,足称佳耦矣。[41]

    上文中南皮系指张之洞,丰润则是指张佩纶。“二张”是北派清流的著名代表人物,均依托于李高阳门下。以上日记,不仅忠实记录了李慈铭与樊增祥之间的亦师亦友的关系,也暴露了南北两派清流之间互相鄙视,彼此拆台,钩心斗角,互不相让的真实情景。为了解这些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又如金梁所辑唐炯志、王懿荣志云:

    唐炯。王记:(光,五,正,二四。)唐鄂生(炯)坦直寡言。李记:(光,八,二,二八。)邸抄:四川建昌道唐炯为云南布政使。炯贵州遵义举人,张之洞之妻兄也,与徐延旭皆以道员超擢。又四川布政使鹿传霖者,之洞之姊夫,徐延旭与鹿为儿女亲家,故一时鹊起。[42]

    王懿荣。李记:又(光,十,二,一一。)齐人王懿荣者,素附南皮,窃浮誉,後以妹妻南皮,益翕热。其父以龙州僻小郡守骤擢成都道,致富钜万。懿荣既入翰林,侈然自满,挥斥万金,买古董书画,昨忽上书争京官津贴,又请复古本尚书与今本并行,言甚诡诞,人皆传笑。[43]

    短短的几行文字,道出了张之洞、鹿传霖、唐炯、徐延旭、王懿荣这几个晚清重要人物之间的亲戚关系。掌握了这层关系,便可以对在中法战争、庚子义和团以及清末立宪运动中张之洞、鹿传霖等人物的举止言行,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其四,用日记勾画人物,可以了解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特殊文化背景及社会习俗,这些风俗习惯现在早已不复存在,只有在当时人的日记中,才保留了一鳞半爪。这些史料对深入了解历史人物具有不可替代之作用。我们以金梁所辑录的郭嵩焘志略为例。其文曰:

    郭嵩焘、弟郭昆焘。翁记:(光,元,正,一三。)郭筠仙来,其言欲遍天下均开煤矿。又欲中国皆铁路。又言方今洞悉洋务者止三人,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也。

    李记:(光,三,六,一八。)阅郭嵩焘《西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夸饰,大率颂其富强,为中国所不及。嵩焘自前年被召,即大为清议所贱,去年夷人至长沙,将建天主堂,其乡人以嵩焘主之也,群欲焚其家,值湖南乡试,几至罢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于是湖北何金寿严劾之,有诏毁版而流传已广矣。

    王记:(光,三,八,三。)近传骂筠仙一联云“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筠仙晚出,负此谤名,湖南至羞与为伍。又:阅筠仙海外日记,殆已中洋毒矣。[44]

    郭嵩焘作为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的许多高瞻远瞩的见解,都被当时的士大夫所耻笑。晚清为数众多的守旧文人闭目塞听,狂妄自大。对新生事物的嘲笑,是如此颠倒黑白,理直气壮;对先知先觉者的围攻,是如此凶狠刻薄,有恃无恐。所有这些社会现象,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而日记中所记载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知道了那个时代的守旧风貌,我们就更可以理解先驱者之难能可贵。

    再如金梁所辑豫师、高云溪志,读来亦颇能给人启迪。其文云:

    豫师,高云溪。翁记:(光,五,七,一三。)豫锡之著论,理解得力于姚江之学,考其行事,似未然也。

    又:(光,六,五,六。)锡之深于禅,而於阳明之学多所发明,惜眼已盲,无所用矣。独称许今年墨卷。

    又:(光,一六,一二,二八。)赴豫锡之约,伊住一庵,曰圆通观,在西长安街双塔寺后,蔬肴清话,颇萧散。

    又:(光,十八,二,七。)诣白云观豫锡之约,饮,方丈高云溪,济宁人,治蔬菜尚佳,亦俗人耳。

    又:(光,一八,十,七。)乐善公所在西四牌楼北大街西,锡之所剙建也,讲书试时文甚勤。又看所纪险异,惜笔墨太俗矣。[45]

    豫师,字锡之,咸丰二年进士,曾任西宁办事大臣,光绪四年后解职于京师闲居,与李鸿藻颇多往还。[46]据上述日记所云,豫师请客多在寺观中,而不在饭馆。可见,寺观在清末不仅可作旅舍,亦可作宴客之所。至于上文中提到的高云溪,京师人呼高老道,亦非等闲之辈。他虽身为白云观主持,却能与大内相通,颇能呼风唤雨。金梁曾写有《高老道》一文,与此颇有关联。其文称:

    高老道白云观主持也,与李莲英有连。能通声气,奔走者争集其门,高讲修炼,谓有点金术,问其秘,终不言。或曰,此能富贵人,不较点金胜耶?高尝进金丹,时自诩曰:李总管献何首乌,其功不小,然亦金丹力,故太后老而不衰,能驻颜且健步也。高每入城,必寓万福居,特为留静室。万福居,饭馆也。以此得名。[47]

    金梁的记述可以和《翁同龢日记》对照阅读,从中可以领略寺观以及主持人在晚清社会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总之,金梁此书可以给我们提供不少线索,循此线索,可以结合清代档案及清人信札等原始资料,对晚清人物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譬如,汪鸣銮的官声政绩,广为人知,而对其学术则不甚了了。而金梁所记汪志则云:

    翁记:(光,十,九,卅。)柳门学使寄赠曲阜汉魏六朝石刻拓本,皆其亲督工人选纸精拓,又闻陈仲鱼遗书百箧,其孙流寓济南,南宋本已化云烟,元刊及手校各本多有在者,柳门能得之矣。翁记:(光,一七,一二,二七。)汪柳门来谈伊失女,即曾孟璞妇也。又曾孟璞以著《补汉书艺文志考》见赠,甚博瞻,异才也。(按曾孟璞即著《孽海花》者。)叶记:(光,三二,七,四。)赴郋亭师招,导登万宜楼,藏书之所也。楼上四面列置书椟,中空以通天气,阑干绕之,又用辘轳,以便取携,建霞之意匠也。[48]

    观此记载,则汪鸣銮之学术梗概便可一目了然。

    又如李盛铎于百日维新初起,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同创保国会,不久又出尔反尔,投向荣禄,反噬维新阵营,吾等起初不知其渊源。观金梁所志云:

    翁记:(光,廿,一一,四,一六。)李编修(盛铎)至督办处为文案,荣仲华所荐也。又:(光,二一,四,二。)李木斋御史第一,今忽告归,他日封疆选也。[49]

    翁氏所记表明,早在甲午战争期间,李盛铎即已被荣禄所笼络,已经成为荣禄的亲信之一。荣禄曾上书保荐李氏称“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志趣向上,博识多闻,通达中外学问,讲求时务,洵属有用之才,傥蒙天恩简畀重要,必能实心任事,裨益时艰。”[50]还有凡此种种都说明《近世人物志》可以为引申晚清史研究,提供非常重要的线索。

     

     

    金梁一生经历了光宣两朝以及民国,解放之后又迁居北京,在国家文物部门任顾问等职,直到1962年12月27日在北京去世。可谓饱经沧桑,阅历丰富。他所编写的《近世人物志》曾经风行一时,但是用现在眼光看来,仍有一些美中不足。一些晚清舞台上活跃的人物,还可以编得更丰满,更准确一些。金梁编写此书所用的日记,现在大多有了新的版本。近期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又重新出版了《越缦堂日记》,增加了该书原来遗失的《郇学斋日记》,这段日记起自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一日(1889年8月7日),迄于光绪二十年正月初一日(1894年2月6日),比金梁所用的本子要全面得多。《翁同龢日记》也有了中华书局排印本。而且,翁万戈先生还藏有《翁同龢日记》的原始稿本。[51]

    再有,八十年代以来新出版了许多清人日记,诸如《忘山庐日记》、《张謇日记》、《郑孝胥日记》、《恽毓鼎日记》及《张荫桓日记》等,其内容十分精彩,堪与金梁所用日记相媲美,亟应予以重视。倘有人能像金梁那样,不惜气力,理出线索,按人编排,必定会嘉惠学林,传之久远。吾人对此亦有厚望焉。

     

     

    (资料来源: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


     

    [1] 金梁:《重印辛亥殉难记跋》,《瓜圃丛刊叙录》,民国排印本,第4页。又见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9辑,第285册。

    [2]金梁:《瓜圃丛刊叙录》,总目,第3页。

    [3]金梁:《瓜圃丛刊叙录》,第30页。

    [4]汤寿潜:《戊戌上书记书后》,见《瓜圃丛刊叙录》,第28-29页。

    [5]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卷上,民国排印本,第110页。

    [6] 《国闻报》,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折稿照录。

    [7] 金梁:《四朝佚闻》,民国复东版,第7页。

    [8]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1983年版,第372页。

    [9] 金梁:《东厅文牍序》,《瓜圃丛刊叙录》,第30页。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光绪三十四年录副奏折,吏治类。

    [11]金梁:《光宣小记》,民国癸酉刊本,第121页。

    [12]金梁:《瓜圃丛刊叙录》,第18-19页

    [13]金梁:《光宣小记》,第151页。

    [14]金梁:《光宣小记》 第1-2页。

    [15]赵尔巽:《清史稿发刊缀言》。

    [16]金梁:《瓜圃丛刊叙录》,第20页。

    [17] 《清史稿》,卷491,翁同龢传。

    [18] 《翁文恭公日记》,商务印书馆,1925年影印本,跋。

    [19] 金梁:《近世人物志》,第13页。

    [20] 王闿运:《缃绮楼日记》跋。

    [21] 《缘督庐日记》,吴郁生序。

    [22]《缘督庐日记》,王季烈序。

    [23] 金梁:《近世人物志》,台北国民,1955年版(正式发表请用新排页码),第1页。

    [24]金梁:《四朝佚闻》, 第44页。

    [25]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1983年影印本,第96页。

    [26]金梁:《近世人物志》, 第13页。

    [27]金梁:《近世人物志》,第8页。

    [28] 金梁:《近世人物志》,第38页

    [29]《清代人物传稿》,下编,辽宁人民,1990年版,第6册,第112页。

    [30] 《清史稿》,列传八,诸王七。

    [31] 金梁:《近世人物志》,第22-23页。

    [32]金梁:《近世人物志》,第15页。

    [33]金梁:《近世人物志》,第17页。

    [34]金梁:《近世人物志》,第17页。

    [35]金梁:《近世人物志》,第18页。

    [36]金梁:《近世人物志》,第247页。

    [37]金梁:《近世人物志》,第188页。

    [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保举四品以上人员档》。 

    [39]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中册,第5页。

    [40] 金梁:《近世人物志》,第195页。

    [41]金梁:《近世人物志》,  第191-192页。

    [42]金梁:《近世人物志》,  第249页。

    [43]金梁:《近世人物志》,第202页。

    [44]金梁:《近世人物志》,第126页。

    [45]金梁:《近世人物志》  第257页。

    [46]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1988年版,第403—404页。

    [47]金梁:《光宣小记》,第94页。

    [48]金梁:《近世人物志》第93页。

    [49]金梁:《近世人物志》第333页。

    [5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四年录副奏折,吏治类。

    [51]孔祥吉 村田雄二郎:《翁文恭公日记稿本与刊本之比较——兼论翁同龢对日记的删改》,《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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