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09月29日

    末名:非歪尔国际法讲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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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本海国际法》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国际法著作。此书的原作者奥本海(L. Oppenheim) 是德国人,第4-8版的修订者劳特派特(H. Lauterpacht)是奥地利人,第9版的修订者詹宁斯(R. Y. Jennings)是英国人,但他们都顶着“Whewell国际法教授”的头衔在剑桥执教。剑桥大学国际法学科的地位,由是不言自明。

    数年前发现Whewell之名在清朝人郭嵩焘的日记中就已经出现,郭嵩焘给的译名是“非歪尔”。后来往剑桥一游,又稍得掌故。想想有趣,不妨写来。

    一、非歪尔

    这个译名乍读滑稽,细想有趣。非歪尔,公正之谓也。法律讲求公正,学术亦为天下公器,在大学讲授国际法,焉能不非歪尔?
    还是从郭嵩焘说起。光绪四年七月初一日(1878年7月30日),郭嵩焘日记有:

    屠威斯(西语曰腿斯)见示所著《公法论》二篇,推言公法之立,近二百年事耳……大约第一篇明公法原始,第二篇汇举各家立言之旨。公法学问,亦略具于此矣。

    作为中国第一位常驻西方国家的外交使节(先任出使英国大臣、后兼任出使法国大臣),郭嵩焘颇能吸引西方人的注意。这段日记说的是一位西方学者向郭赠送自己的著作,著作的内容是介绍国际法学的源流与各家学说。中间省略未引的有大约五百字,是郭嵩焘对这著作内容的摘要记录,非歪尔之名即在其中。

    可以想象,郭嵩焘这五百多字的摘记,乍读如同天书。只好从原著着手。几番检索后认定:屠威斯,即英国学者Travers Twiss,所著《公法论》二篇,当为他于1856年在伦敦出版的著作《两篇介绍国际法学的演讲稿》(Two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有原著对照,郭嵩焘的这五百多字就可以解读了。读完之后,印象有二。其一,错误很多,但这些错误应该是由翻译而不是郭嵩焘本人的理解偏差造成的。最突出的例子,莫如“界说者,发明公法之旨也。已而格尔斯设立公法会,为界说所自始”一句。格尔斯,应为罗马学者盖尤斯(Gaius, 130-180),但他并没有创办一个研究国际法的学会(the Institute),而是写了一部权威性的著作《法学总论》(the Institutes)。屠威斯的原意是,盖尤斯在《法学总论》里最早对“万民法(jus gentium)”下了正式定义,而不是说他首先创立国际法学科。这样的错误岂是不识西方文字的郭嵩焘所能犯来?其二,郭嵩焘认真学习的态度不能不令人钦佩。担任翻译工作的应该是长期担任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参赞之职的英国人马格里(Macartney, 1833-1906),此人毕业于爱丁堡大学,但所学专业为医科。必须承认,特威斯所介绍的有关国际法学科起源与发展的知识过于专门,要在短时间内理解与掌握几乎是不可能的。马格里尚有困难,以马格里为媒介的郭嵩焘就更困难了。
    还是说正题。郭嵩焘提到“非歪尔”的一段话是:

    其后瑞典国主阿尔多法斯(为今瑞典国主之父,早闻其名)、阿敦斯密斯(创立理财学问,于英国最有名)、非歪尔、谱芬多敷、宾克舍、立布里斯、洼斯、费脱尔、马腾、铿得、斯多歪尔、斯多里数十家之书,多各主一端言之。

    其者,被尊为国际法之父的荷兰学者格老秀斯是也。第二篇演讲稿分四个时期介绍格老秀斯之后重要的国际法学者。郭嵩焘记录的名单,前三人是误植,其余皆可对应,重要者如:

    谱芬多敷——Samuel Pufendorf, 1632-1694,德国哲学家,自然法学派的倡导人;
    宾克舍—— Van Bynkershoek, 1673-1743,荷兰法学家,实在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立布里斯——Leibniz, 1646-1716,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他对国际法学也有很大的影响(在许多领域的杰出成就使他对国际法学的贡献容易被忽略,20世纪的国际法著作就很少提到他);
    洼斯——Christian von Wolff, 1676-1756,德国哲学家,格老秀斯派(介于自然法学派与实在法学派之间)的代表人物;
    费脱尔——Emerich de Vattel,1714-1767,瑞士法学家,格老秀斯之后最有影响的国际法学家;

    误植的三个名字,出现在第一篇而非第二篇演讲稿中,而且,三个人都不是国际法学者。提到这三个人,是因为格老秀斯:瑞典国王阿尔多法斯(King Gustavus Adolphus)十分欣赏格老秀斯的著作;阿敦斯密斯,亚当 · 斯密(Adam Smith)也,他在国际法方面并没有贡献,提到他(以及孟德斯鸠)是为了对比说明格老秀斯的成就和影响;至于非歪尔(William Whewell),屠威斯告诉我们,他是《归纳法科学史》一书的作者,又是剑桥大学新近出版格老秀斯伟大著作(《战争与和平法》)的主事者,他认为这著作本身的特色是:始终如一坚实的哲学逻辑、清晰有序的章节划分、明确精准的概念(为法学研究的理智训练所改进)、纯粹和仁慈的道德并且充满了适度的宗教精神。

    二、国际法讲席

    Whewell不是法学家。他在剑桥先后担任地理学(一说矿物学)和道德哲学教授,同时长期担任三一学院的院长,居于这样的学术领导地位,也使他关注很多的学科领域。至于他本人主要的学术贡献,以往被认为是在伦理学(他之所以成为剑桥翻译出版格老秀斯著作的主事者应该是基于伦理学的兴趣。有一种观点,认为《战争与和平法》并不是国际法著作,而是伦理学著作,因为在这著作里格老秀斯反对一切战争而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战争),但最近十余年来,人们更看重他的科学哲学家的身份。1990年代初,牛津和剑桥共出版了三本研究他的著作,有一本强调他是多面人物,另外两本则是以科学哲学为主题(M. Fisch & S. Schaffer(ed.), William Whewell: A Composite Portrai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M. Fisch, William Whewell: Philosopher of Scie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Richard Yeo, Defining Science: William Whewell, Natural Knowledge and Public Debate in Early Victorian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2001年,他的代表著作《归纳法科学史》在英国重新出版。

    事实上,这位为今人看重的科学哲学家并不总是能够公正地对待新的学科,他曾经反对开设化学课,理由是:化学不象数学或算术那样是无可争辩的真理,如果学生发现教授不能坚持自己的学说,他们就不再会尊重教授。

    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他就宽容得多。在他看来,国际法学可以提出一些措施来预防战争直至消灭国家之间的战争。尽管他肯定知道这样的措施不可能是无可争辩的,但还是于临终之际(1866年)在剑桥捐助设立了一个国际法讲席,从而将自己的姓名与这门学科联系在一起。

    首先坐上非歪尔捐赠的这把交椅的是与他同名的威廉爵士(Sir William Harcourt)。此人自1868年进入下院,做了40多年的议员,期间是5届自由党内阁成员,先后担任过副检察长、内政大臣,财政大臣等职,还差一点当上了首相,再后来(自由党下台)是反对党领袖。爵士占据讲席近二十年(1869—1886),但没有因此成为一个学者。尽管他在三一学院拥有一个精美的套间,却并不住在剑桥,并且借口在内阁的工作,逃避他作为教授的职责,而在当时这只不过是一年作12次演讲。他的国际法作品大部分是写给《泰晤士报》的信件,也谈不上著书立说。毫不奇怪,爵士在剑桥的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在一本剑桥校史(C. N. L. Brooke,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vol. IV: 1870-199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中唯一一次提到他是因为某个场合其他人都到了而惟独他缺席。

    1887年,亨利爵士(Sir Henry Maine)接替威廉爵士出掌Whewell国际法讲席,其人早年就是剑桥大学的民法教授,一度去印度为英国的殖民统治立法服务,1869年又成为牛津大学的第一位比较法教授,所以我们应该称他缅因教授更为合适。缅因教授为法学名家,专长是比较法与法律史,他作为Whewell教授在剑桥所作的系列演讲也以《国际法》为题出版,以后又多次再版。但可惜的是,教授在回到剑桥的第二年便去世。
    真正为Whewell国际法讲席建立学术声誉的是接下来的韦斯特莱克(John Westlake)。他是三一学院的校友,毕业后创办伦敦工人学院,被称为社会改革家,一度也在下院做(工党)议员,但一直对国际法很感兴趣。他是国际法研究院(成立于1873年,一百多年来具有国际法最高学术团体的名望)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国际私法学的先驱者,在来剑桥任教之前,他的著作《国际私法》已经出至第2版(在1858-1911年间共出了5版),并且有了一个德文翻译版。出任Whewell教授后,韦斯特莱克理所当然地将注意力转向国际公法,代表著作为1894年出版的《国际法要论》(Chapters on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及1904-1907年出版的《国际法》。韦斯特莱克担任Whewell教授整整20年(1888-1908),在他之后,剑桥吸引顶尖的国际法学者来任教就很容易了。

    剑桥大学有几百年历史,在这样一棵老树上嫁接一个新的学科,也要几十年后才得开花结果。学术事业的发展、学术声誉的建立,又岂是朝夕之功所能奏效。

    三、牛桥竞合

    英国报章中常见Oxbridge一词,乃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合称,直译当为“牛桥”。不用说,牛津和剑桥之间有激烈的竞争,但在外人看来,它们是一丘之貉,故一词以蔽之。

    牛津也设有国际法讲席,时间要较剑桥早几年。围绕着国际法讲席,牛津和剑桥之间有许多竞争和合作的故事。

    还是从第一个占据剑桥这把交椅的威廉爵士说起。他是个政客,因他而起的竞争当然也没有什么学术成分。爵士在剑桥当教授,但却是代表牛津郡的下院议员。1880年,爵士被任命为内政大臣,依据法律,他必须重新竞选他的下院议席。这是一场激烈的竞争,爵士的保守党对手花了7千多镑(在当时这是一大笔钱)用于竞选,爵士因此败下阵来。反对威廉爵士最起劲的团体就是牛津大学、最起劲的人就是Chichele国际法教授霍兰德(Sir Thomas Erskine Holland),他亲自出面写信给大学成员为反对威廉爵士募集资金。所幸后来出现戏剧性事件,选举结果被推翻,威廉爵士的议席失而复得,但自是不敢在牛津郡言勇,而是转到德比郡竞选。

    以后的情况是合作多于竞争。我注意到的一个例子是在1899年。这一年,日本人高桥作卫在剑桥出版了一本《清日战争中的国际法案例》(Cases on International law during the Chino-Japanese War),为了争取西方读者,特别请牛津的霍兰德教授写序。实际上,剑桥的韦斯特莱克在高桥这本书上花的功夫更多,他一一读了初稿、清样和校样,又写导言为高桥收集的案例提升理论高度。牛津和剑桥的国际法教授合力抬举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是给日本人面子,但也可见双方此时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当年那样的水火不容。

    今天的情形应该可以用毫无芥蒂来形容,至少剑桥就表现得很大度。现任Whewell教授克劳福德(James Crawford)就出自Chichele教授布朗宁(Ian Brownlie)门下,难怪克劳福德在就职演说中要一个劲地对剑桥欢迎他这样一个“外人”(不仅仅是来自澳大利亚,更重要的是来自牛津)表示感谢。当然,剑桥一定也很精细:虽然青出于蓝,但只要胜于蓝,就不算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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