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09月12日

    陈克艰:学着“看不起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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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社会科学院网站
      天才有可学,有不可学。杜甫可学,李白不可学;玻尔可学,爱因斯坦不可学;陈寅恪可学,钱钟书不可学。可学的天才自然有门徒,有后人,不可学的天才就往往不免寂寞了。历来学诗者多以读杜为正途,杜陵家数遂成千古典则;而天马行空的李白则吟道:“自古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是他的夫子自道。玻尔和爱因斯坦都没有带过研究生,但玻尔以他的研究所为核心创立了一个很大的学派;爱因斯坦则始终一个人独自思考,为他作传的A·派斯说:这是他“最深的需要”,他晚年在普林斯顿相知最深的朋友也是一位不可学的天才,数学家哥德尔。陈寅恪有很多学生,亲其謦颏,得其指授,成为业绩卓著的史学家;而钱钟书的博闻强记、汪洋恣肆则没有人能学得来,所以他也没有标准意义上的学生,他虽拥有一个热闹非凡的“钱学界”,但他自己并不想要,爱因斯坦表达其寂寞心情的名言:“为什么人人都不理解我,却人人都向我喝彩?”是否多少也道出了一点钱钟书的寂寞。

      钱学界目前正闹着一场公案,是关于“钱钟书看不起陈寅恪”一说的,争论颇烈,有些论辩方式还相当奇特。否认此说者说,陈寅恪曾赠书给钱钟书,钱钟书怎么会看不起陈寅恪呢?主张此说者于是举例反驳,韩美林曾将六千本自己的作品集题赠给相识不相识的读者,难道说韩大师看得起所有这些人?两造的逻辑都不通,它们只能回答赠书人是否看得起受书人的问题,而不是反过来。但是须知,此例中钱钟书是受书人,陈寅恪是赠书人,此例与钱钟书是否看得起陈寅恪的问题,根本不相干。

      “钱钟书看不起陈寅恪”一说,可以有两层意思。主之者的意思是比学问大小,钱钟书的学问之大空前绝后,连陈寅恪都不在话下;否之者则从人品上理解,认为这种说法把钱钟书描绘成了骄傲不可一世的人,有损钱钟书的形象。一方旨在推崇,一方意欲维护;两方面应该是可以互补的,却互相误会着打了起来。就象京剧《三岔口》里,任堂惠和刘利华,都是为了保护焦赞,在漆黑一团的店堂里大打出手,记记是绝招,却记记打在虚空里。力主“钱钟书看不起陈寅恪”之说的这一方,绝招之外,还有不少的花拳绣腿,让人看了,觉得“钱学”正在与时俱进变为“学钱”,有些勇敢者仿佛自己已学成了钱钟书,也有本事可以看不起陈寅恪了。

      最特出的是范旭仑先生《容安馆品藻录·陈寅恪》一文(载《万象》2005年6月号)。该文先从《容安馆札记》中找出一两条或指摘陈寅恪过失、或与陈寅恪立异说的材料,然后无限上纲,用十分狠戾的语句对陈寅恪作出一笔抹杀、全盘否定的“大判断”。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释证钱谦益绝句:“后夜翻经烛穗低,首楞第十重开题。数声喔喔江天晓,红药阶前旧养鸡。”已经指出前两句谓牧斋此时“草《楞严蒙钞》已至最后一卷”,而没有注意到后两句实暗寓《楞严经》“第十”中的语意,这当然是个疏失。钱钟书批评道:“仅注‘红药’,而不知即用首楞语,当面错过矣。”汪荣祖先生《史家陈寅恪传》中也曾提到这一点,范文语带不屑地说:“这想必是得自钱先生‘惠书赐教’的成果”;其实范先生能知陈寅恪的错误,也是“得自”钱先生“赐教”(我们大家都是),不过范先生是从释读钱钟书手稿而受教,这的确不容易,可以说是“绝招”了。不同在随后的评论中。汪先生说:“寅恪素以掌握文献著称,又通梵书,竟当面错过此寻常释典,失之交臂,岂不可惜!”这是善意中肯的评论。范先生则说:“钱先生雅擅春秋书法,拈出陈寅恪之昧于释典,虽轻采毛发,实深极骨髓。”范先生很会做文章,“拈出”云云,似乎陈寅恪在释典方面错误多多,钱钟书只是随便举了一个例子;其实钱钟书在多种场合提到的,就这一个例子,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例?从陈寅恪漏注一个释典,到判断陈寅恪“昧于释典”,距离实在太大,孙悟空的十万八千里斤斗都翻不过去,范先生却能借《文心雕龙》“轻采毛发,深极骨髓”一语,一步到位。范先生自以为在替钱钟书“发皇心曲”,我们却只能将此看作用心深刻的“钱学”辞章家,“学钱”学到走火入魔,便忽然有了“神通”。

      用不着为陈寅恪摆谱,来证明他并非“昧于释典”,范先生反正是可以闭眼不看事实,一意妄说的。陈寅恪的“精治释典”(余英时先生语),著述俱在,历历可按;重要的是,陈寅恪治释典,以及治任何其他典籍,都是为了了解历史的真实,复原历史的具体。历史的具体面向多方,但早已过去,杳无踪影,所以陈寅恪要博采众书,细心编排,严密运思,调动一切手段,诸如人、地、时的考证,中外文字的训诂,包括文辞的赏析等等,有时也作一些并不武断的假设和推论;大块文章中或隐伏或明揭,总有一个中心问题在,有时起点的问题看似很小,经过峰廻路转,结论往往有大意义。

      不妨从陈寅恪的治释典中“拈出”一个例子(此类例证甚多,“拈出”不难,远不如范先生读《容安馆札记》那么困难)。陈寅恪读敦煌写本《诸经杂缘喻因由记》第一篇,是讲莲花色尼出家因缘的,“见所谓七种咒誓恶报仅载六种”,是“七”字乃“六”字之讹,还是写本有脱文,遗去一种恶报?初看这只是校勘上的小问题;但陈寅恪取读巴利文几种有关佛书,“所载此尼出家因缘,与敦煌写本大抵相同”,惟一事绝异而为敦煌写本所无,即此尼出家前因与家人离散多年,不复相识,竟阴差阳错嫁于所生之子,陷入“聚麀”境地,“迨既发觉,乃羞恶而出家焉”。据此可以推论敦煌写本所遗一种恶报,乃中土写手有意删去,此反映了中国与印度传统伦理思想上的重要差异。陈寅恪手翻的是书,心眼所瞩,是对书外历史真实的了解和理解,要这样做,非以具体问题为导向不可。这样的治学境界,断不是以量化标准来评价学问的大小、见闻之知的多少所能及。

      致于柳如是《男洛神赋》,钱钟书说:“陈寅恪谓为赋陈卧子,迂谬可笑”,又说:“亦似咏娈童,所谓‘隽郎’是也”, 着一“似”字,可见钱钟书立说的意态并不甚坚。陈、钱二人,对一篇文学作品理解不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不同者还有,陈寅恪对己说是作了详细考证的,钱钟书则只有一个断语。要使“男洛神”是指“同性恋的娈童”一说成立,也还需要历史的考证,例如,至少要起码程度地了解柳如是当时当地的性风俗。钱钟书可能不屑于作这样的考证,但是扬钱鄙陈的范先生应该有这个责任。无奈“钱学”变成了“学钱”,范先生只是一味地假钱钟书之口“嗤鄙陈寅恪”,却不为钱钟书做一点点实事。本来,“迂谬可笑”是钱钟书插补在手稿中的话,有具体的所指,到了范先生笔下,却成了:“‘迂谬可笑’没准是钱先生对于《柳如是别传》的大判断”。这个“大判断”在钱钟书还是“没准”之数,在范先生则是“准定”无可疑的了。这就又超越了“学钱”,进入不学而能的圣境了。

      范文中还有好几处,把钱钟书批评别人别事的话,斩头截尾,断章取义,张冠李戴,栽到陈寅恪的头上。例如,《管锥编》提到“关(羽)、张(飞)能画”的传说,引了“近世庸劣人”伪托张飞题画的文字和关羽致张飞的一封信,旋即指出:“与汉魏手笔悬绝,稍解文词风格者到眼即辨,无俟考据”。接着假设有好事者“不识文风而欲矜创获”,“大可”引什么什么书,来“证赝为真”,包括“傍参杜甫《佳人》‘日暮倚修竹’之句,谓少陵老子‘无字无来历’,三弟画美人、二哥补竹之图当曾经眼”云云,于是批评说:“目盲心苦,竭学之博,思之巧,以成就识之昧。”范文把“目盲心苦”数语说成“言外是说陈寅恪”,难道陈寅恪竟会有这样拙劣的考证?请范先生“拈出”一个看看。唯一可联系的大概是陈寅恪晚年也“目盲”,范先生这种吠影吠声的“文词风格”,实在匪夷所思。其他如“泥华词为质言,以运典为记事”,“不学之失”等等,钱钟书原文中都有非关陈寅恪的所指,统统被范先生集矢于陈寅恪。《品藻录》还有几篇文章,也是借钱钟书之口,分别嘲骂另几位前辈文史学者,尚未对过原文,但我猜想,范先生的文章作法在其中也会有明显的表现。

      陈寅恪和钱钟书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史学领域的两位大师,两座高峰,他们的著作都是珍贵的文化学术遗产。两先生的为学,取径不同,风格迥殊,他们生前未有正面论学的机会,后学如果以对读大师的方式,在熟悉通晓双方学问的基础上,让他们“对话”起来,甚至“争论”起来,当然会是极其精彩的学术篇章。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关于量子力学诠释问题的争论,著名物理学家J·A·惠勒曾这样评述:“我确实不知道哪里还会再出现两个更伟大的人物,在更高的合作水平上,针对一个更深刻的论题,进行一场为时更长的对话。我期待有一天,诗人、剧作家或者雕塑家将会表现这一题材。”一般认为,爱因斯坦在这场争论中是错的;但他的深刻质疑,对玻尔发展思想、深化论点、精练表述,起了有益的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与这场争论中的观点相联系,爱因斯坦关于物理学的基本想法,对物理学的未来发展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杨振宁就一再强调这一点。象这样性质的争论,绝不会引发什么“看不起看得起”的问题。钱钟书曾云:“古希腊诗人谓争(strife)有二,一善而一恶,前者互利,后者交残。”(《管锥编》第238页)范先生如有意弘扬钱钟书的学问,应善思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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