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07月12日

    朱宗震:评桑兵先生对百年来中国史学的挑战──读《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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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中国

     

      桑兵先生是當代中國治中國近代史的名家。當代中國學術雖然還不能形成各具特色的學派,但桑兵先生為他的新著《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4月版)一書,所寫的〈緒論〉中,就治學方法,治學態度,本人操守,本書課題的研究過程,一百年來以及當前學術界的學風問題,等等,作了相當詳細的論述,成一家之言。從〈緒論〉出發,拜讀全書,可以了解桑兵先生的治學路向。

      下走久仰桑兵先生盛名,因為要到美國探親,順便到三聯書店買了這本大著,閑來無事,細細咀嚼。十分驚訝桑兵先生以懷古排外心態,挑戰近代中國百年來歷史學的發展,特草此不才之文,就一些學術問題與桑兵先生及學術界同人研討。

    一 對西方史學方法的態度

      桑兵先生在他的宏著《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一書前面的〈緒論〉中,對中國近代史學和史學工作者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具有強烈的挑戰性。對一些具體問題,下走雖然也有同感,但在一系列根本性的問題上,特別是從總體上,否定近代史學向西方學習的成就,下走不敢苟同。茲特貢獻敝見,就教于學界同人。

      桑兵先生說:

    國人竭平生之力以治中學,尚難識大體,遊學海外,除陳寅恪等少數通學者外,大都只得一端,甚至只得一學位而已,更不用說通過交流與國際接軌而來的道聽塗說,或讀西書摸著石頭過河的個人體驗。盲人摸象,不得不以偏概全,又急於貢獻於國人,只好放大本位,以欺世而自炫。即使僥倖遭遇學術主流,而以歐洲為中心的學術思維又大別為人本與科學兩大流派,定期輪回,用於歐美得其所哉,移植中土則未必適宜。(第2頁)

      這真是一段奇文,初讀時腦袋直發懵,文理不順,艱澀難懂,不知究竟說的是甚麼,讀了幾遍才明白了它的意思。原來這段話是對海歸派以及對學習西方史學方法論的批評。所以,在後面他還有這樣的一段話:

    主要問題恐怕還是出在百年以來學風流弊,治史者越來越不會研究歷史。所謂邯鄲學步,反失其本。今人讀史,常呈現一怪相,若不借助於後來外在系統,則幾乎無法讀懂材料,或者說不知材料有何意義。而一旦以後來外在系統為指導,又難免觀念先行,肢解材料本身的聯繫與意思。也就是說,今人的問題意識,往往不從材料及其所記述的歷史而來,而由後出外來的理論而生。(第3頁)

      桑兵先生對海歸派與本土學者生搬硬套西方方法論現象的批評,下走並不反對。下走也撰寫過幾篇文章,對這種現象進行批評,例如對羅志田的批評。但下走是希望他們更好地掌握和合理地運用這些方法論。下走是土包子,只好用土辦法治學,但並不認為當土包子有甚麼值得驕傲的地方。只是自己的才能不足,外語訓練失敗,以及自己工作時期的客觀條件有限,使眼界受到局限,沒有能夠更好地吸收西方史學的方法論,用於自己的學術研究。儘管如此,下走在同西方學者的交流中,也多受啟發,得益匪淺。以當土包子為榮,實在不是一種好的心態。對海歸派和西方的學術體系,以偏概全,幾乎一棍子打死,其實是小農社會的狹隘心態。因為現代社會是開放性的,國際聯繫非常密切的社會,文化的交流,越來越頻繁和密切,民族的國界的分割,在文化上已經越來越不可能。

       桑兵先生說:「國人竭平生之力以治中學,尚難識大體」,這句話非常晦澀難懂,從上下文意來看,我們只能理解為:沒有出國留學進修的中國學者,也沒有學習過西方現代發展起來的方法論的中國學者,以畢生(不宜用「平生」)精力,研究中國歷史,仍然很難認識「中學」的「大體」,留學海外之後,學習的是西學,那些方法不適用於研究中國歷史,浪費了時間,當然也就越來越不能認識「中學」了。而「中學」的「大體」是指甚麼?失去的「本」又是甚麼?研究中國歷史和治「中學」之間的關係又是甚麼?我們知道,有很多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歷史,但不治中學。這些關鍵性的問題,桑兵先生卻都沒有給我們作明確的說明。下走不學無術,不知道它的確切含義。因此,也很難理解,為甚麼中國歷史學家一百多年來,向西方先進的人文社會科學(即西學)學習之後,反而今不如古,而且越來越不會研究歷史?學風嚴謹的桑兵先生,應該予以具體的證明,但不知道桑兵先生本人是不是屬於不會研究歷史的今人?除了不用新材料就能治史的陳寅恪先生之外,今人中究竟還有幾人能研究歷史?

       所謂中學,即舊學,按照張之洞的解釋,就是三綱五常。當時中學的歷史觀就是崇拜堯舜禹三代之治的復古的歷史觀。有清一代沒有甚麼突破。有清一代有翰林院,有國子監,但沒有大學,沒有社會科學院和專業研究所,除了一部《明史》之外,也沒有明史研究機構,沒有世界史研究(當時西方一直在研究中國),更沒有學術自由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方針。桑兵先生是否要堅持這個沒有西學衝擊的歷史觀和學術體系來以畢生的精力治中學?

      中國二十世紀的現代學術,是從西方學習來的。乾嘉考據的方法雖然得到胡適的肯定,認為達到了當時西方發展起來的方法論的水準,但沒有應用於自然科學和其他社會生活。其實,乾嘉考據仍然不是現代學術,他們沒有現代的意識和視野,題材狹窄,不能如現代人那樣認識社會的複雜性。而乾嘉之後,西方的哲學和邏輯學又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但中國沒有進步。如果百年來的中國學術,不向西方學習,而是單純繼承和發展漢學和宋學,也就沒有現代中國的學術成就。儘管中國的學術體系,在世界上仍然很落後,但與晚清相比,仍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誠然,中國的文化和學術,有自己的特點和優長,但不能否認,中國文化和學術,與西方文化和學術相比,在有清一代,已經大大落後了。這種落後,到現在也沒有趕上,更不用說超越了。解放後的歷史已經證明,不存在先進的生產方式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當然也不存在這樣的社會:文化和學術是先進的,而政治和經濟是落後的。因此,近代中國社會,是一個全面向西方學習的社會,不僅僅是學術和文化。只是因為中國的落後,學得很差而已。而且,解放後,由於複雜的原因,中國社會重新被封閉起來,直到改革開放以來,又重新向西方先進的文化學習,才出現了新的學習過程中的幼稚病。不學習西方先進的文化,不融入現代國際社會,中國是沒有出路的。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進行創造,儘管這個過程很難,也許很長。單純強調學習西方文化中的幼稚病,而否定向西方學習的進步,太荒唐可笑,這是真正的信口開河!現代「國人」(我不知道桑兵先生的這個概念是否包括海外華人)沒有一個人是專治「中學」的,新儒學派,運用的方法論,基本上也是向西方學習來的,包括以一生精力治國學的錢穆先生。桑兵先生是治中國近代史的專家,尚未高壽,我不知道他治「中學」有甚麼成就,也不知道在他的「平生」中能有幾年治「中學」?至少我讀的這本書就不是治「中學」的著作。他運用的方法論,也是從西方輸入的。只是他沒有直接到西方去學習,而是從他的導師以及導師的導師傳承而來。

      解放前的中國歷史學,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才真正發展起現代史學。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海歸派蔣廷黻在1934年介紹清華大學的《歷史學系概況》一文中說:

    至於中國的研究,清華的史學系努力的方向在使我國的史學有進一步的演化。已往我國的史家,以治某書為始,也以治某書為終。結果我們有某書的注疏考證,而沒有一個時代或一個方面的歷史;我們有某書的專家,而沒有某一時代或生活的某一方面的專家。實在治書僅是工具學。我們雖於工具務求其精,然而史家最後的目的是求了解文化的演變。所以清華的史學系,為要達到這個目的,除兼重西史及社會學科以外,設立的課程概以一時代或一方面為其研究對象。(《清華大學史料選編二》)

    這是一位中國近代史學拓荒者的話。桑兵先生的研究路向,不正是蔣廷黻指引的路向嗎?當時的中國史學,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為重鎮,在海歸派傅斯年的主持下,運用西方學習來的方法論治學。他提倡「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冊,第3-8頁)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史料學派。桑兵先生的專題研究的路向和主張,與史料學派是相通的。但可惜,傅的主張,也是外來系統,不是國貨。不知道桑兵先生是否認為,他們(包括陳寅恪在內)也是不會研究歷史的?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史學學派也開始發展起來。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以及他對中國古代社會的奴隸制度、人殉問題的研究,大大拓寬了人們的視野。儘管當時的研究,有套用西方社會發展模式的弊病,但我們不是要回到古代中國史學去,而是要更好地運用現代的方法,來實際研究清楚中國的社會類型。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如果沒有世界社會的比較研究,是根本說不清楚的。在西學輸入以前,並沒有桑兵先生那樣的學術著作體系。清代學者留下過一部明末三大案的專著嗎?有一篇世界史的論文嗎?有一位專業歷史工作者嗎?按照中國史學傳統,保皇會問題,有一萬字的敘述,也足夠了。事實上桑兵先生作為專業歷史學家,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都是外來系統。這樣的一個系統,如果不能治史,桑兵先生當然也不能例外,如非他的書稿象王船山那樣在深山裏寫出來的。再如,博士生培養體制,在國外運行良好,這個引進的外來系統,桑兵先生是受益者。但博士導師制度,在我國引進後走了樣,問題多多。桑兵先生是否認為,這個外來系統與我國文化相枘鑿(不相鑿枘是指吻合,桑兵先生認為:「凡後來與外在系統,均與當時當地不相鑿枘,強求則勢必削足適履。」第5頁,他顯然把「枘鑿」的意思用錯了),因此準備辭去博士導師資格,以顯得言行一致?我不知道桑兵先生所說的會治史的範例是甚麼?後面我會說明,本書不是現代學者會治史的範例。

      中國百年來的歷史學與世界水準相比(不值得同乾嘉學派比),學術荒疏誠屬事實。但其原因並不是引進西學所致,而是國家政治經濟文化落後。清代在康乾時期已經落後於世界,沒有給我們後人留下豐富的文化遺產。至於近代,兵荒馬亂,焉有安心治學的環境?我對人講,百年來,學者能夠安心研究學問,人民能夠安心謀生,國家能夠發展經濟,也就最近二十多年的事,有些變革,不能太過著急。在古代中國,在一個王朝解體以後,也常常陷入兵荒馬亂時期,文化的繁榮,總是要等到太平盛世。明末三大思想家,不是文化繁榮的產物,而是社會動盪的產物。然而,中國社會的創造,也就到此為止了,這樣的清代文化,難道還要我們去歌功頌德嗎?至於近代史研究,本來是不被承認為學術的,羅爾綱先生的太平天國研究是在胡適支持下進行的。那是一個在學習西方史學方法以後,才進行拓荒的領域。至於辛亥革命的研究,章開沅先生已經有文章說得十分明白,桑兵先生作為章先生的學生,自然比下走了解得更多,無須在此多說了。我想,在百年以前,即外來系統輸入以前,我國歷史學,沒有那一個歷史問題的研究,可以同辛亥革命史的深入研究相比。難道國內外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專家,都是不會研究歷史的?桑兵先生如果不同意這個觀點,惠請指正。

       桑兵先生說:「今人讀史,常呈現一怪相,若不借助於後來外在系統,則幾乎無法讀懂材料,或者說不知材料有何意義。」下走不知道桑兵先生在這裏所說的讀不懂材料是甚麼意思,因為他連舉例都懶得做。有各種各樣的原因讀錯材料,或對材料的史學意義認識不足。這很正常。古史常需注疏考證,就因為常常出錯。古代史家不也同樣是讀不懂材料的人嗎?如果說讀不懂古文,這是全世界的現代人都面臨的問題,中國文字的穩定性,造成的影響是最小的。袁偉時先生在討論國學問題時,就強調要加強中學語文教育。我推測,桑兵先生在中學時代的語文教育,大概是很成問題的。以桑兵先生在本書中常常文理不通的文字修養,他讀古文的能力大概也好不到那兒去。如果說的是史學意義,那末,古人完全沒有現代意識,他們怎麼能讀懂現代人理解的史學意義?當年吳晗主張評價歷史人物,應以當時當地人為標準,早就被證明行不通。歷史學家豈能追隨古人的思維方式?他豈不也成了老古董?我們讀偉大的古代歷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那是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史學著作,而且絕對屬於中學,不因外來系統而失去本根的名著,但其荒誕不經之處,也比比皆是。桑兵先生是否認為,司馬遷也是讀不懂材料的人?今人治史(讀史與讀材料治史是兩回事,讀史是任何讀者都可以進行的,而讀史料主要是專業歷史工作者的任務),如果沒有清末以來從西方引進的新教育的訓練,如果沒有五四以來從西方引進(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外來的)的新文化薰陶,當然無法讀懂材料,這是正常現象,因為他沒有現代意識。如果今天的「國人」,從小學三字經百家姓學起,四書五經,史記漢書,唐詩宋詞,漢學宋學無不遍讀,他的國學根底無人匹敵,而不接受外來新學的訓練,就能讀懂材料,究竟這個「國人」是古屍還魂,還是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

      歷史學的問題意識,並不首先是從史料中來,而首先是從現代生活中來的,人們是為理解現代生活中的問題,去回顧歷史生活的。歷史學家不是古人,而是現代人。第二是從現代生活產生的方法論來的。因為方法論是在不斷發展的,我們現代人已經不可能用司馬遷的方法去治史,而必須用現代的方法去治史,也因此要向西方先進的方法論學習,並從中引發問題意識。例如,中國有沒有奴隸社會的問題,對人殉問題的研究,都是向西方學習後提出來的。否則,三代之治的神聖觀念,怎麼可能去提出這類問題?又例如,社會人類學的方法。因為中國對世界上不同的人類社會缺乏起碼的研究,不能不向西方學習。第三才是從史料中來的。任何研究,都要在前人創造的理論指導下進行。所謂「外來系統」,是西方先進的社會生活中產生的,所以值得我們學習,並引發傳統文化中沒有意識到的問題。這很正常,為甚麼要持否定態度?事實上,西方許多先進的人文和科學思想,百年來已經融入我們的社會生活以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之中。當然,具體歷史的具體結論,必須根據史料,從真實的歷史生活中提升而來,不能把國外的生活總結,生搬硬套過來。研究的結果,也可能修正理論,把理論水準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但這並不是要否認原先理論指導的價值。學習的原則,不是照搬照抄,也不是迷信,而是結合中國的國情,學習、綜合和創造。這個原則,其實梁啟超早就提出來了,他說:「我希望我們可愛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按:這不是不承認中國文化的落後──朱);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按:沒有外來系統是不行的──朱),得他的真相(按:沒有外來系統是讀不懂材料的──朱);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按:這就是綜合和創造──朱));第四步,把這新系統往外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著他好處。(按:我們如果能夠創造出先進的文化,與西方文化系統,也是不相鑿枘的──朱)。」(《歐遊心影錄節錄》第37頁)這個原則是被公認的,不過,道理好講,做起來很難,才出現了種種問題。

      事實上哲學、方法論是沒有國界的。當然,世界上也沒有完美無缺的方法論,任何方法論都有它的適用範圍和局限性。而哲學、方法論一直在發展過程中。這種發展,主要不是來源於已經不再變化的歷史,而是來源於生活。因為生活本身在發展。由於我們在學習上也停滯在落後的觀念和方法上,缺乏創新,才出現了一系列問題。但這是學習過程中的問題,比頑固守舊,堅持當時當地已經落伍的人文、社會框架,仍然是一種進步。我們應該明白,認識是從比較中來的,這是起碼的認識和研究方法,沒有世界的眼光,是不可能真正認識中國的。李約瑟作為一個英國人,帶領幾個海外華人,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國內無人能比,就是因為他們有世界的眼光,有一個好的研究方法和指導思想,有良好的工作條件和環境。如果「國人」埋頭研究中國,而不去認識世界,那他是不可能真正認識中國的,那只能叫坐井觀天,象清朝的士大夫那樣,因為不認識世界,只能夜郎自大。古人早就說明了這個道理,叫做「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桑兵先生總不能連這點國學基礎也沒有吧?

      西方學者運用西方系統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就很值得我們學習。尤其是在文革的十年時間,中國的近代史研究與其他文化領域一樣,陷入荒漠化時期。而在美國教授費正清的直接培養、支持、影響下,美國、法國和台灣學者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對中國大陸的近代史研究,發生了重大的影響。費正清教授是對中國近代史研究影響最大的學者,國內也沒有哪一個研究近代史的學者,他的影響可以與費正清相比。在此,下走要向桑兵先生推薦我讀過的三本有中譯本的美國學者的著作。第一本是孔飛力的《叫魂》,第二本是周錫瑞的《義和團運動的起源》,第三本是顧德曼的《家鄉、城市和國家──上海的地緣網路與認同》。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學者是如何把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聯結在一起,深刻地剖析一個社會現象的。他們運用西方系統,把中國的材料讀得很好。他們的視野與方法論,目前的中國學者還不易做到。因此,他們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有中國學者達不到的成就。至於桑兵先生提到的美國學者季家珍的大著,下走不懂英文,沒有讀過。但季家珍在近代史所進修期間,我與她切磋學術問題有一年多,她的博士論文的選題和布局,徵詢過我的意見。我相信,她的學術系統,與我的學術系統,不會因為中西文化衝撞,導致雙方的文化變形。中西文化的交流,對中西雙方都是必要的,有益的。學術的交流,也是個雙贏的結局。現代的學術是國際性的,國外學者的中國歷史研究的成就,是中國歷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學習「外來系統」,就會更難識中學的大體,就讀不懂材料,就不會研究歷史,就會失去本根,這樣的危言聳聽,不免使我想起了魯迅的話:「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吶喊‧序》)難道桑兵先生要我們回到那個時代?

      改革開放以來,現實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在重新向西方學習,鄧小平為此制定了寬鬆的留學政策,海歸派也受到廣泛的歡迎。難道史學領域海外留學竟成了學術發展的障礙?誰能相信?當然,海歸派也有三教九流,用洋教條嚇唬土包子的現象確實存在,但不能因噎廢食,只能要求努力上進。人的能力各有不同,我們不應該要求人人都達到陳寅恪的水準,何況陳寅恪也不是世界級水準的學者。因為,他是中國第一代現代史學的專業學者,他在國內教育中,得不到現代教育的足夠訓練,沒有足夠的繁榮的現代文化底蘊的薰陶,也就是缺乏社會文化基礎。到國外留學能夠學得一端,或者只是拿到一個學位,表明他接受基本訓練合格,都是應該受到鼓勵的,希望他們以後勤勉治學,有甚麼理由去諷刺他們?即使如鄙人那樣,只是在有限的學術會議上與國外學者交流,在論文中也用幾個時髦的辭彙,偶爾還有用錯的,只是表明自己還願意學習,也不是甚麼罪過。何必把「今人」統統抹殺,唯餘一個「國人」?


    二 所謂「細分化」以及學術風格問題

      桑兵先生說:

    由細分化訓練出來的學人中西兩面均只得一知半解,甚至一科一段的知識也難免門戶之見,更不用說望文生義的格義附會。而學人越是不識大體,越是敢於放大一孔之見,所謂盲人摸象,坐井觀天。細分化所造成的學術侏儒化,導致學術領域的無序競爭,各人既然分不出高下,索性就不分高下,且自我開脫,美其名曰見仁見智。學不成則術大行其道,用種種非學術手法將有限的所知放大為整體,以誤導判斷力和鑒賞力不足的青年乃至資源掌握者。晚清以來的中國學術,不斷趨時,又不斷過時,癥結之一就在於此。(第3-4頁)

    這段話說得太抽象,而且邏輯混亂,把不相關聯的問題,雜糅在一起,象原始人那樣把沒有因果關係的事物聯繫在一起,又提升為整個近現代中國的學術問題。一些含義不明,或者把局部問題放大為整體的問題,在這裏難以討論。例如,甚麼是「資源掌握者」?究竟是胡適在誤導,還是魯迅在誤導?現代科學和學術,走的都是專業化的道路,沒有分科研究,就沒有現代科學和學術,這同桑兵先生指責的那種學風毫無關係。現代全世界的學者,都是桑兵先生所說的「細分化」(這可能是桑兵先生的專用術語)訓練出來的,腦外科專家與胸外科專家不是一個科目,腦外科專家不會去做胸外科的手術。據報導,中國產業化過程中,農民有個偉大的創造,一個村,甚至一個鄉,只生產一種零部件。廣東的許多企業,不過是成品組裝廠,其零部件來自於東南亞國家。美國是個「細分化」非常嚴重的國家。波音飛機的零部件也有在中國生產的。其實,她的人口和人材,也是從世界上「採購」來,按照美國精神和法律體系加工和組裝的。下走正在美國矽谷探親,這裏的IT產業人才,主要是從印度和中國「採購」來的,粗勞力則是從墨西哥來的。彼此語言不通。中國人來了以後,仍在華人社會中交往,有些人來美數年,英語日漸退化。但美國社會仍然管理得井井有條。下走女兒在一次長途旅行中,發生了一起輕微的追尾事故,她還沒有從事故中反應過來,員警已經到了跟前,也不知道他們從甚麼地方鑽出來的。根本不可能發生事故雙方互相爭吵,路人圍觀,員警不知道在哪里,或者消極旁觀的現象。難道這也是「細分化」的社會惡果?我不知道桑兵先生對全世界的「細分化」問題是否也有研究?西方「細分化」訓練出來的學者,絕大多數對中學一無所知,還不如中國學者中西兼通,是否問題更嚴重?下走很無知,當然無法討論,在這裏也沒有討論的價值。

      至於下走拜讀的桑兵先生的大著,也是「細分化」的產物,而且問題似乎比較嚴重。桑兵先生及其大著是否也因此「學術侏儒化,……用種種非學術手法將有限的所知放大為整體,以誤導判斷力和鑒賞力不足的青年乃至資源掌握者」?桑兵先生為了糾正自己「細分化」的學風,是否準備以身作則,學習周穀城先生,「直接」根據史料,寫出《世界通史》和《中國通史》,以證明桑兵先生願意成為史學通才?

      「近人好分純學術與致用之學,至今猶然,而美其名曰思想與學術之分別。仔細觀察,所分不在內容形式,而在難度。」(第16頁)下走學疏才淺,只知道把學術和政治分開的觀點,而不知道有把思想與學術絕然分開的觀點,也不知道桑兵先生根據甚麼人的觀點批評的。至於基礎理論研究,雖然與應用科學有區別,但也並非不致用。桑兵先生在下面也沒有以嚴密的邏輯,來說明為甚麼純學術難,而致用之學易。因此,桑兵先生接續寫的一段話,與上面的問題無關,下走只好另行分析。(本文寫作的難度,也在於桑兵先生思維跳躍,無因聯繫太多,讓下走這個庸人一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最近經濟學的「博弈理論」的研究者,經過長期實踐,證明了他們的成果的價值,因而獲得了諾貝爾獎。中國經濟學家也正在學習、研究、運用博弈理論。在這裏,第一,這個外來系統,不會阻礙中國經濟學的發展,也不會阻礙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是使我們學會更好地投入世界經濟的競爭中去。如果自己沒有學好,也不要去責備這個外來系統不適用於中國。第二,任何學術體系都是有缺陷的,都是要發展的,如果有人對博弈理論提出批評,也是正常現象。正象對馬克思批評的同時,也要承認馬克思理論創造中的公認價值。第三,這裏學術和致用無法區別,思想與學術也沒有辦法區別。如果這兩位學者,沒有很好的思想與哲學方法論,是不可能得出他們實用性的理論研究成果的。第四,博弈理論是致用之學,其研究對象不是那一個國家,而是世界性的。但我不知道桑兵先生的純學術為甚麼比博弈理論研究的難度更大。桑兵先生自封為是「仔細觀察」的結論,難道不是信口開河嗎?「凡治學者,當有自覺,以免名不符實。」(第16頁)信哉是言!第五,在不同學科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之間,一定要分個高下,也確實很難,又何必一定要爭高下?但在同一學科中,是否有所創獲,是不難判斷的。問題只在於是否有個良好的評價體系,而不是「細分化」有甚麼罪過。

      下走十五歲立志治史,按照桑兵先生的觀點,也是不會治史,讀不懂史料的人(下走的多部學術著作,曾送呈桑兵先生,但桑兵先生未曾惠予賜教,下走到底讀錯了多少史料)。因為沒有碩、博士的資歷,得不到名師的系統指點。由於四清運動和文革的影響,到上世紀70年代初才正式開始進行學術研究工作。開始幾年,仍在學海裏盲目地游泳。一天,學長王學莊對下走說:「我搞的領域已經夠寬的了,你比我還要寬。」經此訓誨,決心深入進行專題研究,才小有成就。確不料經桑兵先生指點,才知道上了王學莊的當,掉入了「細分化」的泥淖。幸好,下走不愛瑣細,陷得不深,研究領域涉及整個民國時期,另有一篇上下四千年的論文。桑兵先生一個小小的保皇會,竟然要化去十多年的功夫,他哪有時間去研究三皇五帝?是否更應該反省自己細分化的錯誤學術路向呢?而且,他還要求其他學者「十年磨一劍」,豈不誤導後學?幸好,據桑兵先生說,目前「無人肯做此事」(第18頁)。只有桑兵先生本人的這個課題是十多年磨一劍,犯了最嚴重的「細分化」錯誤(實際上,據我所知,茅海建先生就是十年磨一劍的學者,茅先生與桑兵齊名,有必要提請他早點回頭是岸)。說實在話,下走是不喜歡十年磨一劍的,對於一個子課題,只求有所突破而已,歷史學需要研究的領域太多太廣,實在精力不足。所以,我的興趣更多地是在長時段、寬正面研究的領域。但如果在微觀的領域,不能深入研究有所突破的話,宏觀的觀察也很難把握正確。所以,下走的學術研究,在盡自己的能力,把握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關係,用工字型法研究民國歷史。下走能力有限,只是盡心做事而已,不求成為超人。下走的學風在《孤獨集‧自序》中作了說明。下走並不認為,學術界同人都必須學習桑兵先生的矛盾說教,而落得無所適從。每個人都有創造自己風格的權利。毛澤東曾提倡「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社會是多元的,學術風格也是多元的,不同的學派,不同的學術風格,也許會發生衝突和矛盾,但從學術發展的總體來說,則是互補的,不同學派的爭鳴,促進學術的發展。這麼淺顯的道理,桑兵先生想必也明白。或許他的個人遭際有甚麼不平,極而言之,把某些表面上的現象聯繫,變成整體性的本質聯繫。但桑兵先生已經名利雙全,大可寬容淡泊一些。

      桑兵先生說:「自『新史學』倡行以來,政治史研究頗受非議,實則中國固有史學以政治史為大宗,是受歷史文化的特性所制約,並非統治者的個人好惡所致。」(第16頁)下走不知道桑兵先生所說新史學,是指近年流行的多學科研究歷史的方法,還是僅僅指梁啟超提倡以來的新史學。其實,政治史研究在西方也一直是主流,對政治史研究的挑戰,也來源自西方。這一問題並不是西方對東方的挑戰,桑兵先生何必強調中國特色?自馬克思以來,人們認識到經濟生活對政治的制約意義,以及在整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才擴大了研究領域。而法國年鑒學派,更把歷史研究的領域擴大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涉及瑣細。下走見到過一位法國學者,正在研究中國天津的自來水廠的發展,見到過一位美國學者,正在收集上海各大醫院的病歷,研究上海解放前的疫情問題。近年來,史學界有片面地放棄政治史研究的傾向,但事實上,既然政治生活是社會生活的重要領域,甚至是主導領域,政治史研究當然是不可忽視的。但也要看到,現代學者的視野已經大大開闊,僅僅從政治生活研究政治,已經遠遠不夠了,只有對社會生活的眾多領域進行深入研究,才能對政治生活有深刻的理解。桑兵先生把政治史研究僅僅看成是中國的特性,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實在太膚淺了。難道中國社會的特性只有政治生活,沒有經濟生活,家族生活,宗教生活和其他社會生活嗎?桑兵先生提倡通學,是否應該把視野放寬一些?

      桑兵先生說:「凡討論學術,對於時賢(按:當代人寫如此文字實在太酸),應取其所長,而不必究其所短,庶不至埋沒其苦心孤詣。」(第17頁)下走不才,實話實說,喜歡以己之長,攻人之短,不喜歡說奉承話,而且,下走現在的處境也已經是死豬不怕燙。要不何來學術批評,何來取長補短?本文也是如此。桑兵先生既說「百年以來學風流弊,治史者越來越不會研究歷史」(第3頁),又說「似乎治晚近史事者毫無規矩可言,也無訓練的必要,信口開河,反而美其名曰見仁見智」(第13頁),又說「十年磨一劍」,目前「無人肯做此事」。(第18頁)把百年來的學術努力,一概抹殺,又何來時賢?又何必侈談「應取其所長,而不必究其所短」?說來說去,時下「真正高明的學人」到底在哪里?當代中國都是凡人,庸人,甚至是騙子而已,不僅如此,「不幸人類尚在茫然」。(第16頁)聖人不出,奈蒼生何?在今天這樣的現代社會,我真為中國學術界有這樣的歷史觀感到羞恥。


    三 關於治史的目的

      桑兵先生說:「治史之難,局外人何嘗能夠體會萬一,其中的艱辛與樂趣,何足為外人道哉。」(第2頁)

      治史很難,下走也有同感,但各行各業都有困難,只是各不相同,沒有甚麼神秘的。說這種話,不過是故弄玄虛,抬高自己而已。史學是人文學科,從學科本性來說,是最貼近眾生的。史學的敘事部分是可以同任何人交流的學科,只是在理論分析部分,比較專業。治史之難,局外人是最容易理解的。以桑兵的邏輯水準和文字水準,本書確實難讀,也不是寫給外行人看的,何必如此標榜。下走體會史學工作的難處,可以同桑兵先生交流,也給局外人一個交待。治史之難,首先是因為其他學科同活人打交道,而史學工作者是同死人打交道。考古工作者還與死屍打交道,而我們只是同死人留下的死文字打交道,而且,有些文字也已經死去,難讀難懂。要體察古人的感情,其難度可想而知。第二,古人留給我們的材料有限,加上中國文化落後,檔案資料不全。真相難明。有些事情,即使長期探索,也無法研究清楚。-我讀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拿坡侖戰史,如此詳細的資料,中國近代史上很難找。我讀美國公布的外交檔,來往電信,非常系統、。這樣的系統資料,在中國近代史上,除中共的資料比較系統外,很難再找到其他系統資料。只是中國古代史的資料在世界上比較先進,所以,中國是唯一能夠編出一部地震史資料的國家。第三,歷史生活涉及的方面非常廣泛,而歷史工作者的工作方式,非常煩瑣。例如,要把史料核對正確,就很費時間,有時不過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字,也應該核對無誤。查找資料的效率很低,也很煩瑣。因此,很難擁有學術研究需要的完備知識。第四,資料的封閉和個人壟斷,增加了史學研究的難度。不僅是管理部門,也包括學者之間,不能開放史料,嚴重地影響了學術研究的效率。第五,史學研究經費不足,工作條件艱苦。下走出差收集資料,常常只能借住親戚家,有一次借住剛剛裝修完畢的房間,住在地板上兩天,腰疼非常,幾乎生病。當然,現在桑兵先生的條件已經今非昔比,但下走依然如此。另有一個中國學者特有的問題,桑兵先生已經暗示到,本文就不說了。我想這5點已經把主要的問題說到了,下走是局內人,難道還有9999個問題沒有說清楚?

      至於樂趣,各人興趣不同,有時難說。當然,創獲總是樂趣之一,知他人所未知,與挖得內幕新聞,是同一個道理。壟斷資料,在某些人那裏,也是一種樂趣。甚至借古人指天罵地,也可以是一種樂趣。增加人生修養,當然也是一種樂趣。各人品位不同,不可一概而論。再如下走,從來就只是一個兵,連甚麼學會的理事、委員之類頭銜都是撈不到的,凡事都得求人,也沒有門生可供驅使,現在已經淪落為給女兒當保姆的地步,仍然敢於傲視群雄,批評當代大學者桑兵先生,也是一種樂趣。桑兵先生不願意與人同樂,我覺得非常遺憾。

      桑兵先生說:「曾告訴門下諸生,不要僅憑著述妄議前人,治學為己之後方可為人。『述』而不作者往往更加可畏。可否出手,須事先掂量是否經得起彼等法眼……如今,海內外學人對『述』而不作者多有誤解,殊不知學問之事,為己者多,為人者少,大半隻可宣之於口,而不宜訴諸筆墨的。」(第18、19頁)

      其中特意提到敝學長王學莊,「所謂著述可分四等,又論高明與否,不僅一人,當時心中潛影,主要為王學莊教授。」(18頁)下走沒有讀過桑兵先生以前的有關宏論,加上「外來系統」的關係,雖屬當代人,仍讀不懂這段前言不搭後語的史料。「『述』而不作」,這種來自西方外來系統的廣告式垃圾語言,也出自大學者之手筆,愚昧如下走也覺得非常遺憾。至於學莊兄,才高八斗,學富五車,追求完美,淡泊名利,現以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著作甚富,而不能完稿面世,他既不是教授,也無學生可供口宣,同人無不為之惋惜。桑兵先生著作等身,門生如雲,名利雙全,人生態度與學莊兄不是同一類型,出此不負責任的話,實在是誤導後學。教學與研究,雖然各有所長,但學者若不以著述傳世,難道爛在肚子裏的學問也能傳世?何曾見過誰是靠爛在肚子裏的學問流芳百世的?也許鬼穀子算得上一位,但得考證一下歷史原因。司馬遷、王船山這類「真正高明的學人」,其著作雖然為形勢所迫,「藏之名山」,仍然是要傳給後人的。國家社會給予學者報酬,無論厚薄,都是要求他們為社會服務,並非無端養人。古代史學講究經世致用,現代史學雖然主張學術中立,但中立者不是不為社會服務,而是以中立求真,為社會服務。如果只是修身,何不入山修道?或者學學李叔同即弘一法師的苦行?菩薩尚且要普渡眾生,我們凡夫俗子,何必徒耗國家工資和課題經費?須知學海無涯,如要修身,不妨清茶淡飯,先把十三經、二十五史讀熟,再來治治「中學」吧!研究一個在中國近代史上如同白駒過隙的保皇會,就耗去了大半精力,能讀得多少書?修得多少身?「細分化」之害,可想而知!

      桑兵先生的導師章開沅先生主張「參與的史學,史學的參與」,這一主張符合中國的史學傳統,不見得是「外來系統」。桑兵先生為甚麼不遵循中國文化傳統,盡弟子之責,予以宏揚?下走雖然景仰章先生的學問人品,但在一次學術會議上,仍斗膽對章先生的主張持有異議。下走以為,講參與有參與哪一派的問題,但下走的觀察,哪一派都不是完美的,所以下走一心治學,對哪一派都不想參與。而學術的求真本性要求研究者持中立的態度。學術研究者中立而不參與,並不是一種完美,而是一種個人的選擇。因此,每位學者個人參與不參與,如何參與,當然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因為學術中立確實很難做到,有所偏向也在所難免。以寬容的態度,對待社會各種流派,是現代社會文明的表現。

      桑兵先生說:「嘗戲言以中國學人之眾,若下功夫精研各自專攻,後人與外人恐怕難有下嘴的餘地。」(第4頁)真是妄人妄語。外國人研究中國歷史有外國人的文化優勢,後人研究前人研究過的歷史,也有自己的優勢,歷史是必須不斷重新認識的領域,歷史研究也是重新認識當代社會生活的一個途徑。而不是把材料整理完畢,即告萬事大吉。焉有研究完畢,留給外星人去研究的道理?何況中國文化落後,人才缺乏,自以為學者眾多,只是不了解世界文化的井蛙之見而已。歷史是一個大海,難以認識窮盡。下走也以近十年時間研究民國初年歷史,對其中的許多問題,仍只能蜻蜓點水而已。若要按照現代史學主張的全方位研究,即使研究1912年一年的歷史,集全國史學界之力,研究十年也是研究不完的。

    四 關於保皇會史料的解讀

      保皇會問題,下走沒有做過專題研究,義和團運動則作過一些粗淺的研究。因此,對於這方面的批評,只能是從讀者的立場進行的。桑兵先生說明,他對這一課題化了十餘年時間。下走知道桑兵先生治學勤奮,這是沒有問題的。我也相信,他對保皇會問題的研究,用力甚勤,掘發甚廣,是有成就的。但下走仍然要針對桑兵先生自己提出的一些要求,從讀者的視角舉例提出一些批評。

      本書從書名結合內容來看,主要是講保皇會的勤王問題,而不是全面探討保皇會問題。對於現代史學的專題研究,這當然是可以的。但既然主要論述勤王問題,對於勤王事件的緣起,總得有清晰的說明,甚至考證。然而,本書第一章的標題儘管是〈從救上到勤王〉,卻對勤王的緣起,連個簡略的說明都沒有。下走讀了兩篇,仍然摸不著頭腦,只好自己進行梳理。

      第一章第二節〈歸政〉中,在第33頁,引用1899年7月28日《知新報》文章《論今日變法必自調和兩宮始》,有對革命和勤王方略的批評。下走老眼昏花,這是檢索到的正文第一個「勤王」片語,如果有誤,敬請原諒。也就是說勤王問題在1899年7月以前,就提出來了。

      同一頁下一段說:「針對情況的變化,康有為等人調整了策略」。甚麼策略,沒有說明白,仍要讀者自己去體會。不過還好,接下來有追敘說明。即四個月前,梁啟超發表了《論保全中國非賴皇上不可》一文,後來歐榘甲又發表了《論救中國當以救皇上為本》一文。桑兵先生的引文中雖然沒有勤王字樣,但桑兵先生說明:「重心顯然在於依靠民間力量勤王舉義」。不過,第一,桑兵先生沒有說明,康有為是否有勤王的主張,第二,上述兩篇文章發表的時間,要讀者自己到注釋中去找。因此,讀者對事件演變的時間順序很模糊。

      第二章第一節〈重在兩廣〉,第64頁引用康有為致井上即梁炳光的信,桑兵先生說明:「據此可知:一、保皇會決定具體的用兵方略,應是1900年2月的事。」本來,這應該是歸入上一章上一節〈勤王〉敘述的,大概是學習小說章回體,延擱下來。讀者總算知道康有為有勤王的舉措。

      65頁下一段,桑兵先生總算告訴讀者:「戊戌政變不久,康有為等人很快決定以勤王為救上複政的重要途徑。1898年11月初,康有為發布『奉詔求救文』,明確發布勤王號令。」但第一,為甚麼不在第一章第一節〈救上〉中告訴讀者?第二,既然1898年已經決策,又為甚麼說是1900年2月才決定,期間的關係和區別在哪裏?

      接下來,又是一個倒敘:「這一武力傾向的呼籲,改變了空言復辟和一味依賴外援的被動。此一變化,很可能與唐才常的到來有關。」然而,本節開頭第一句,桑兵先生已經明確指出:「武力勤王計劃動議于唐才常。」如果這句話就是根據所引宗方小太郎的回憶,那末,一則孤證難立,二則所引宗方回憶,也沒有說是唐動議勤王。那末,「勤王」的政治路線,究竟是康有為自己提出的,還是唐才常提出,康有為同意的?唐才常動議說的根據到底是甚麼?

      這就是說,桑兵先生下了那麼大的功夫,對「勤王」主張的緣起,並沒有搞清楚,而且,沒有根據考據學的方法,進行嚴格的資料排比和推理。敘事的混亂還在其次。桑兵先生即使沒有搞清楚,也應該向讀者講清楚研究到甚麼程度。敬請桑兵先生好好向已故前輩羅爾綱先生學學做考證的功夫。下走在讀初中的時候,就開始拜讀羅先生的大作了。

      桑兵先生認為:「研究歷史,不僅所論必須有據,更重要的是,作為論據的材料首先應當經過內證與外證的一套複雜檢驗程式,而檢驗的目的,不單是判斷該史料是否可信,而要具體把握其可信的方面與程度。」(第13頁)

      在本書中,自立軍是否勤王正軍的問題,是桑兵先生論述的一個重點問題。他在緒論中兩次重複提到這個問題。因此,在第二章〈保皇會的勤王謀略〉第一節〈重在兩廣〉一開始就討論這個問題。我們來檢驗一下桑兵先生的內證、外證功夫的複雜性有多高。他引用了康有為致梁炳光的信,並且予以詮釋:

    「自去年決計用兵以來,僕家本將門,又少知地理,綜攬大局,專意桂湘,以為桂乃空虛無人之地,湘乃入鄂扼要之樞。吾新造之師不能當整兵,而只可乘虛勢。以湘多義士,故囑黻謀湘,而起點自桂。至於故鄉,則兵力甚厚,且有交涉,除逼脅外,無用兵理。故任與諸子,及一切京中諸士,皆主謀粵,而僕前後皆決棄之。任前後十餘書,皆已駁斥。是時惟黻贊此議,誠為絕識也。……前後同僕議者,惟一黻丞,而其後來經營六省,亦竟忘專力於湘之一義矣。以黻之才識絕人,而猶如此,蓋久則易移也。即僕雖見及此,卒亦不能力持,而為眾所奪,是亦僕之罪也。」據此可知:一、保皇會決定具體的用兵方略,應是1900年2月的事。二、其主要戰略方向是「專意湘桂」。三梁啟超對此計劃不以為然,其他康門弟子乃至京中諸士,也主張謀粵為先。四、唐才常是惟一支持康有為決策之人,但他後來也轉而經營長江流域中下游六省,並非專力於湘。揆諸史實,其說多能得到印證,儘管其中也有若干不盡不實之處。(第64-65頁)

      讀者也可以複檢這段史料。本來,如此重要的史料,既然有不盡不實之處,桑兵先生就應該馬上給讀者指出來。下走在此也只好偷懶,僅僅按照康有為的敘述來解讀歷史,與桑兵先生的解讀比較一下。

      第一,根據康函,我們得不出1900年2月是保皇會決策的時間。桑兵先生在注釋中說:「編者繫是函為『光緒二十六年作』,然函中有『自去年決計用兵以來』,以及『惟恐正月十三日君遂返港』,當寫於1901年2月底3月初。」桑兵先生先用康有為函來證明決策時間,再用決策時間,來證明康函時間,這是典型的循環論證,考據學上最大的忌諱。也許桑兵先生的推斷是正確的,但他的證明方法也是錯誤的。他應該把內證外證功夫在這裏給我們展示出來。在第67頁,桑兵先生終於又給讀者一個資訊:「康有為所說的『去年決計用兵』,具體而言是『自正月發策』,即1900年2月才決定用兵方略。」「自正月發策」系引自康有為致邱菽園函。嚴格說來,「決計用兵」與「發策」,不一定是同一件事,不能互證。而陰曆正月,也不能對應為陽曆2月,這是常識,為嚴謹的歷史學者所不取。其實,根據桑兵先生在第78頁再次引用致梁炳光函時,讀者可以看到:第一,信中即有「去年正月創議之時」字樣,不必另找月份資料。「創議」、「發策」一類字眼,從字面上是分不出甚麼本質的區別的。第二,「君遂返港」一句,如果下走沒有讀錯的話,應是說,我怕你在正月十三日就回到香港去了,所以,現在就給你寫這封信。那麼,估計這封信不是寫於庚子年底,就是寫於辛丑年的正月十三日前。一般說來,庚子年底的可能性要更大一點,因為如果這封信寫於正月裏,就不用寫「正月十三」而只寫「十三日」就可以了。但這只是推測,不是證明。應該明白告訴讀者,辛醜年元旦為西曆2月19日,也可省得下走去查萬年曆,你偷懶了,讀者就辛苦了。因此,很難否定2月上中旬寫這封信的可能性。關鍵還在於,如果我們按照桑兵先生「保皇會的勤王運動,歷時兩年」(80頁)一說,並根據桑兵先生關於1900年11月26日康有為信,說康「已在為勤王運動作收場總結了」(第77頁),按照嚴格的邏輯推理,「去年正月創議」一說,就不能排除系己亥年正月(即1899年初)「創議」「決計用兵」的可能性。從1899年初到1900年11月不足兩年時間,如果從1900年2月算起,就不足一年時間了。因此,桑兵先生的判斷是自相矛盾的,他必須提供更堅強的證據,來證明他的1900年2月康有為決定勤王用兵的決策一說。否則,僅僅只能說是一種估計或推理。

      第二,「專意桂湘」不應被誤作「專意湘桂」。顯然,桑兵先生對軍事不在行,因而沒有讀懂康有為的戰略解釋,把湘、桂的戰略地位看成是一樣的。下走在此代桑兵先生解釋:康有為顯然是在機械地模仿太平天國的戰略路線,用兵的重點不在廣西,而在廣西起兵後奪取湖南。因為廣西方面清廷兵力空虛,康有為不認為在廣西起兵後會發生激烈的戰鬥。而奪取湖南,也比較容易,在當地還可以獲得廣泛的支持(「多義士」),也就是可以為進取湖北奠定基礎。因為湖北清軍的兵力比較強大,必須準備激烈的戰鬥。如果在廣東、湖北起兵,一開始就會發生激烈的戰鬥,「新造之師」怎麼能取得勝利?

      第三,康有為雖然主張以桂湘為正兵,但他在事實上不具有作為統帥的軍事權威,因此,這一決策沒有執行。連他自己都「不能力持,而為眾所奪」,也就是放棄了這個戰略方案。因此,桑兵先生所說的廣西一路是正軍,只是康有為的一種設想,而不是已經落實的部署。因此,勤王運動在事實上沒有正兵。

      第四,本節標題為「重在兩廣」,在康函中沒有得到證明。由於康有為沒有權威性,不能統一指揮,各自為戰,因此,也就不可能存在奇正或偏正的問題。曾國藩特別重視用兵的主客奇正問題,康有為既是將門之後,大概也知道曾國藩的戰略思想,建議桑兵先生好好讀讀曾國藩的有關論述,以便更好地讀懂康有為的史料。桑兵先生在182頁分析說:「庚子勤王運動並非漢口自立軍一枝獨秀,而由保皇會的兩廣戰略、江浙士紳的江淮密謀以及漢口自立軍三股勢力結合而成,三者從宗旨政略到組織系統既互為聯繫,又各自獨立,彼此交錯。」也就是說唐才常組織自立軍是獨立進行組織活動和指揮的,並不是屬於保皇會的一支附屬部隊,那就更無所謂偏正的問題了。既然「正兵」問題,只是康有為的紙上談兵,並沒有成為事實,桑兵先生何必如此認真地去辨正本來就不存在的問題?此外,既然庚子勤王運動的其他兩部分悄無聲息地煙消雲散,把真正發揮社會影響的漢口自立軍說成「一枝獨秀」,作為修辭來講,也沒有甚麼錯,因為其他兩枝不秀。桑兵先生也許對「獨秀」一詞不太理解。

      根據桑兵先生的書名,本書是研究1900年的勤王運動以及整個晚清時期的政治局面的。從歷史實踐的視角看,自立軍事件和唐才常的犧牲發生的實際社會影響最大,也就是對晚清政局的實際影響,要超過康有為、梁啟超在兩廣的活動。因此,作為專題著作,自立軍和唐才常理應是本書的重點之一。桑兵先生書中說到「武力勤王計劃動議於唐才常」(64頁),而唐「才識絕人」(第65頁),但本書把自立軍的問題分割介紹,無頭無尾,難以給讀者留下完整的印象。難道這些關鍵性的問題,是不能訴諸筆墨,告訴讀者,而只能向門生口宣的?

      桑兵先生為了強調偏正問題,以及對保皇會的籌畫進行分析,多次提到康有為的活動經費和對經費的分配問題。第71頁:「為實現上述計劃,康有為重新調整部署,他力勸邱菽園『不辦閩生意,專做西生意』,將原定用於福建的5萬元改辦西事,以後又爭取邱在捐款10萬元之外,再借款10萬元捐贈。」第84頁:「保皇會海外籌款三十萬元,長江方面只分到四萬,其中三萬還是邱菽園直接贈與唐才常,由保皇會分撥的僅一萬。自立軍失敗後,唐才常聲名遠播,康有為詭稱『安徽、廣西、廣東三省皆密布兵,期武昌舉義而回應』,故意將湘鄂偏師說成主力,以掩人耳目,敷衍塞責。實際上,當時保皇會的決策是:款多『自當全局並舉,即不爾而專事故鄉。』」第88頁:「該會原計劃籌款百萬,實際到手30余萬。截至6月底,除邱菽園的12萬外,各地捐款匯到香港的僅5萬5 千。」其中對邱的捐款注釋說:「先捐10萬,3萬付給唐才常,7萬陸續匯往澳門總局,後又捐5萬。」第166頁引唐才質所編《唐才常烈士年譜》:「直至明年庚子七月,新加坡邱煒萲(菽園)始匯二萬元來,此時滬款已將罄矣。公乃親攜此款往漢,後又湊一萬元由禹稽梅帶往。」第202頁說:「興中會的最大弱點是財政不足,而保皇會擁有大筆海外捐款,這應是孫中山鍥而不捨地尋求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裏的問題多多,不是講求內證外證的桑兵先生,應該讓它們在專著中出現的。

       第一,邱的捐款究竟是多少?各說無法統一,桑兵先生應該在考證的基礎上列表說明。第二,邱給唐究竟是三萬,還是二萬?說法也是不統一的。第三,唐的經費是三萬還是四萬,說法也有矛盾。第四,保皇會的籌款數究竟是三十萬還是三十多萬?限於資料或數位要求不必精細的問題,可以不精確,但不可隨意想怎麼說就怎麼說。第五,「專事故鄉」是梁啟超的意見,而且排除了廣西,因而不是保皇會的決策,因為保皇會是由康有為主持,桑兵先生一再說他「專意湘桂」(應是桂湘,桑兵先生多次說錯)。第六,「元」是甚麼幣種?當時中國幣制混亂,海外捐款按理幣種也很複雜,即使是鷹洋和龍洋,在實際價值上也是不統一的,桑兵先生是個嚴謹的學者,為己還是為人都應該經考證後有個說明。第七,唐才常既然是獨立的,那末,保皇會對自立軍沒有撥付經費的當然責任,也就沒有偏正問題。四萬元的支持,應該說是盡了協作的責任的。而且,康有為的事後宣傳,似乎也沒有甚麼問題。因為自立軍作為勤王運動的先發部隊,既不等於正兵,也不是甚麼偏師,它在軍事上有不可低估的獨特價值。偏正問題,看來只是後出外來系統讀不懂材料的結果。第八,桑兵先生一再強調保皇運動的海外動員作用,但從經費來源來看,它的動員作用非常微弱。邱是具有傳統士大夫意識的海外華人,除了邱一人獨任二十萬元外,海外捐款就微不足道了。何來「全球華僑的第一次政治總動員」(第456頁)?孫中山不是已經在1895年以後,就在華僑中動員了嗎?後來陳嘉庚追憶僑界風氣說:「華僑社團之知為國家社會服務,乃僅民國成立以來三十餘年之事。在三十餘年前,中國人國家觀念甚薄,更不必說要為社會做事。甲午之役,滿清戰敗於日本,割讓台灣,無異福建被割去一臂,但其時大家仍不知苦,雖知清朝之黑暗而不知設想。其最大原因,在乎缺乏愛國教育,蓋當時在滿清壓迫之下,讀書人無法獲得自由研究,而在海外地方,也只能學些做奴才用的知識。在民國成立以前,星加坡只有三數華校,每校學生不過三四百人,及至民國成立,才漸漸進步。」(陳嘉庚:《祖國光明在望》,《陳嘉庚言論集》第52-53頁)。不應該誇大保皇會對華僑的動員作用。

      第九,下走要強調指出,經費問題不是勤王運動成敗的關鍵。後來孫中山也多次強調經費不足導致失敗,這樣的思想,都是錯誤的,已為武昌起義的成功所證明。一場運動的實力,也不能以經費論,而要看它的實際動員能力。保皇會區區30多萬元的經費,對於一場靠收買會黨的運動來說,幾乎微不足道,當然難以達到目的。30多萬元的概念,不過相當於現在1200萬元-1500萬元人民幣的購買力,現在中山大學歷史系的教授們賣掉他們的住房,也可以籌到這筆經費。這點經費能支持一場涉及全國的運動嗎?「造反」者是要用非常手段,即剝奪或曰掠奪的手段,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經費支持的。把區區30多萬元說成「保皇會擁有大筆海外捐款」,也太缺乏理財常識了。不知道桑兵先生是否上街買菜?

      下走道聽塗說,西方學者有研究社會動員問題的,下走不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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