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06月26日

    翟振明:学术自主还是学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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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按:本文根据在《开放时代》杂志社2005年11月主办的论坛的发言整理增补
      
      刘小枫教授在组织翻译引介西方古今思想方面做了很多事情,促进了西方宗教思想与人文学术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现在终于对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问题给予关注,很发人深思。谈到学术的自主性问题,张志扬教授问,为什么要把基督教、一神教当作普遍的,把其它宗教、多神教当作特殊的?如果他质问的对象是将西方思想学术大量引介到中国来的中国西学界人士,倒是很有意思的。但是,现在看来,他质问的对象似乎是今日西方的学术界,这就有些偏颇了。
      
      一、两种普遍性的区别与联系
      
      拿西方基督教的观念当作西方学术的象征,是与现在的西方学术精神背道而驰的。西方现代人文学术的主要特征,就是以学理的力量对抗宗教神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力量,正是在此前提下,才有了独立的学术,自主的学术、追求普遍真确性的学术。所有的学术都追求学理上的以真确性为基础的普遍有效性,但这与张教授说的基督教、一神教的“普遍性”不是一码事。
      
      学术上追求普遍性,讲的就是追求命题真假的确定性。研究地方性问题的学术,只要把地方性的限制条件放进陈述中去,这样的陈述也就变成了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陈述。张志扬教授所说的“普遍性”,指的是在实际上被大多数人认同,这与命题真确性意义上的普遍性不同。但这两种不同含义的“普遍性”,却是在逻辑上相关联的。一个命题或一种理论有了学理上的真确性,也就获得了要求所有人对其认同的资格。你一开始就不追求学理上的普遍有效性,你就没有资格要求任何人接受你的观点。以追求学理上的确定性为目标的学者,不可能不同时要求所有讲理的人对其学理上的判断的普遍认同。做学术的人不把自己的学术成果看成是普遍可接受的,那就是把学术当儿戏。
      
      二、以命题为基本单位的学术求证是学术的硬核
      
      我强调,学术有个核心领域,那就是以对命题单位的真假进行论证为唯一任务的领域。陈少明教授把学术的特征只看成是话语的可交流性或逻辑性,那是把学术的底线理解得太宽松了。诗歌也是可交流的,纯粹的同义反复也是合逻辑的,但诗歌和同义反复算不上是学术。学术不但要可以交流要合乎逻辑,还要对命题的内容进行真假的判断并给出判断的根据。人们老说前提的设定无真假可争,所以哲学没法争论真假。其实那是一种对哲学学术的错误理解。哲学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争论前提的真假的,康德把这种判断的依据归结到自明的先天综合判断。最基本的哲学命题,涉及到终极的无前提的真假判断,需要的是反思与直觉,而不是单纯的逻辑推理。在对立双方作出的真假判断都似乎有理的时候,还要决出雌雄,这就是哲学争论的前沿阵地。一般来说,你要做任何学术,就要去论证你以为具有真确性的命题,等待他方的挑战,随时保持开放的态度,不采用任何学理以外的方式强迫人家就范,但最终还是为了做出更加有根据的真假判断。这就是学术的核心部分,有了这个核心,才可能有学术批评,包括对伪装成学术的意识形态的揭露。
      
      三、哲学学术的普遍性诉求
      
      所以,我们做学术研究的时候,一定是奔着这个求真的方向去的,虽然最后也许别人发现我们不自觉地受到我们的意识形态或其他偏见的影响。这样的话,我们就要继续运用理性的力量剔除意识形态或其他的偏见,向无偏见状态接近。这种接近,就是学术本身的进步,就是学术的积累。学术就是这样按其内部的逻辑运动起来的,向着普遍有效性的内在目标迈进。别以为后现代主义对这种学术模式提出了挑战,学术就变成政治了。作为人文学术的哲学不但不是例外,而且是这种学术诉求的极端表现。你翻开任何一本西方的哲学杂志,和其他任何种类的学术杂志一样,都是在毫不例外地争论某些命题的真假,都是试图在剔除从宗教信仰、政治意识形态或逻辑混乱等方面带来的偏见。有了这种以判断事情本身的真假为己任的第一类的学术,大量以评价、解释他人学术为主的学者才有事可做。表面上,罗蒂、福科、德里达们在引领潮流,好像哲学“终结”了、学理与政治等同了、概念和命题的意义都被“解构”了,但学术界的大多数人还是一如既往地在一板一眼地小心求证,而正是这个坚固传统的延续,才使得后现代的造反者可以对其掀起造反的声势。我们中国很多搞西学的学者,或把学术评价、学术史、对学术的文化批评等第二类的学术看成学术的全部,或只在为大洋彼岸的那些造反者喝彩助威,那当然就不会有扎根于自身的学术自主性了。
      
      由此看来,刘小枫教授说对了一点,那就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讲学术的文化自主性没啥意义,因为那里探讨的学理是普遍有效的。他还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的文化自主性问题也不见得有很大意义,因为那是实证性的研究,学术标准基本有事实作为基石。关于这一点,在座的几位来自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似乎并不太认同,并且听起来,好像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讲学术的文化自主性还真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并不像刘教授认为的那样意义不大。而刘教授认为在人文领域,特别是在哲学领域,提出学术的文化自主性最有意义,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没有普遍性可言,都是区域性的思考,都是某种民族或集团的观念形态。在这一点上,我不敢苟同。
      
      张志扬教授也说对了一点,那就是,只代表了某种特殊利益或特殊立场的西方意识形态经常伪装成普遍真理要我们去接受,我们没有理由买他们的账。但是,他把西方哲学学术等同于这种意识形态,把西方哲学家看作是这种意识形态的贩卖者,把哲学的学术问题混同于话语权问题,我也是不敢苟同。
      
      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些可以看出,把西方的哲学学术等同于政治集团的意识形态或宗教神学信仰体系,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对哲学学术的精神实质缺乏理解,另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对学术自主的应有之义随便放弃。
      
      刘小枫教授推崇古希腊哲学,这和我一样。但他把古希腊哲学的实质解释成在言词的意义之外,在他看来,我们要在字里行间去寻找,才能理解其真意,才能体会其中“秘传”的哲学内涵。不管这是源自施特劳斯还是刘小枫教授的独创,这种解释都是对希腊哲学的学术性的变相否定。我刚才已经阐明,任何学术都要求对命题本身真确性的论证,所以其真实意蕴不可能以隐讳的方式包藏在所谓的“微言大义”中。况且,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哲学是最纯粹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硬要把柏拉图的对话《曼诺篇》中关于回忆说的论证、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等看成是隐喻反讽、看成其主旨是在于暗示别的东西,着实大胆,但大胆得有点让人尴尬。
      
      刘教授认为,康德把哲学败坏了,因为康德把哲学技术化、逻辑化、理论化了。而在康德之前,哲学是以非技术化、非推理的内容占主导地位。这样的见解,听起来有点让人惊愕。柏拉图学园门上写的“不懂几何学不准入内”难道只是一个幌子?笛卡尔的“沉思”、斯宾诺莎的“几何方法”、莱布尼兹的“充足理由律”、休谟对归纳法的分析、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论证,都是理论化、逻辑化的,与刘小枫教授理解的没被康德败坏的哲学很少共同之处,且他们都在康德之前,难道这些都是当时哲学的旁门左道?如果是的话,刘小枫教授不知把哪些人看成是当时真正的哲学家。
      
      据刘小枫教授说,在康德之后,“启蒙理性”宣称理性是唯一的能够解决人生问题的途径。说这是一种社会心理趋向还有一定的道理,但说这是哲学学术的自我定位,却是有点语缘不清。恰恰相反,理性主义的哲学家的一个基本预设,是我们的理性思维能力太弱了,他们认为,如果不把我们的理性能力用到极致,简直就无望能对事物的真相有些许的洞见。笛卡尔的第一和第二沉思,就明确表明了他对理性能力的不放心。但是理性再微弱,要获取知识,也只能靠它了,因为除理性之外我们的其他官能是没有丁点认知功能的。当然人生问题不只是认知问题,比如说,谁会认为理性主义哲学能够解决艺术创造的问题呢?哲学家哪有可能犯如此简单的错误?真不知刘教授为何会认为以康德为代表的哲学家曾经在学术意义上认为他们提供了解决人生问题的“唯一途径”。并且,刘教授还宣称他所理解的哲学学术的“普遍性”指的就是这个“唯一性”诉求,因此哲学的普遍性是没有的,是应该拒斥的。拒斥的是这个?原来他的对手是一个连原型都没有的稻草人。
      
      只有尼采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和时髦的后现代反叛性的言说,才有点符合刘小枫教授的“非技术哲学”的概念。但是,刚才我说过,这种反叛只有当面对一个追求普遍有效的“真”的哲学传统时才有意义。我们这里这样的传统很薄弱,却还跟着反叛,那当然就丧失了学术自主性了。
      
      由于中国的近代历史还没有机会让我们进入学术面对实事本身的硬核,我们“西学”的研究者做的大都是附随性的学术史或学术评介翻译的工作,这种学术非常有意义,需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做,但只按照这个进路搞学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学术自主性。正像张志扬教授常说的那样,我们跟了这个跟那个,好像人家的都是普遍的、先进的,我们自己的都是特殊的、落后的。人家做的最基本的学术,本来就是奔着寻找普遍有效的真命题而来的,他们怎么有可能不以为自己的学术成果放之四海皆有效呢?我们中国人的学术要获得要求所有人都来接受的资格,第一步要做的,就是以原创性的思考探究,拿出有学理上的强大说服力的命题系统来,这样你就可以在学理的普遍有效性的基础上,争取实际上被世界上很多人接受,这种被接受就是张志扬教授所说的“普遍性”了。如果你从来都不对自己的言说的学理上的真确性负责,认为自己的观念只是文化传统的产物,那你当然就没有资格让人们在事实上普遍接受你的观念了。
      
      四、文化的两个部分及学术自主的症结所在
      
      学术、文化凑在一起讲自主性,需要分析一下。在文化里面,有些可以讲自主,有些讲自主就毫无意义,需要区分开。比如说,经典有两类,一类是诗词、文学,音乐等,这些民族特征很强的东西应该大力提倡独立,也许需要加强保护不要让其灭绝。而把学术当作文化的一部分并笼统讲自主,就有点盲目。如果我们要用自己的语言写学术著作,把它说成语言的独立性行不行?讲学术的自主性很容易引起误解,好像学术的标准、真理、有效或无效,一群人凑起来就可以另定标准似的。
      
      刘小枫教授以为自然科学中提这个自主性没啥意义,我非常赞成。但他认为人文学科的学术都是地方性的,哲学更是如此。刚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这样理解的人文学术,与学术精神偏离很远。我在美国大学的哲学系里教书多年,按照常规,一开始训练学生的哲学思维,就是教他们命题运算的简单规则,教他们运用真值表,然后才讨论实质性的哲学命题。这不是我们以前常说的“追求真理”,但却是一板一眼的对每一句所说的话负责任,学会为其真确性进行辩护的基本技能。抛弃这些基本的东西,谈哲学学术的特性,似乎就没有立足点了。
      
      其实,我说的学术自主性,已经不是刚开始说的学术的“文化自主性”了。在这个更根本的意义上,学术的自主性是值得大谈特谈的。我强调的是,在第一类的学术核心部分里做出过硬的学术成果来,有了学理上的真确性,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东方人、西方人、所有人都接受你的理论和学说了。在思想观念领域,我们中国古代的大师,很少对自己的思想作出真确性的论证,那就只能在内部形成经学传统了。这一部分,我们理所当然就是自主的,无需专门提出自主问题。而以学理上的论证为特征的思想大师都是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胡塞尔等原创哲学大师,都以追求普遍有效的学理为己任,而我们还没出现一批类似的原创性的哲学大师。自己没有专门论证事情本身真假的大哲学家,就没有一类的哲学学术,就只能做翻译和解释的工作。
      
      刚才洪涛教授的说法比较奇怪,他不把被翻译的著作中的思想的影响力与学术自主问题联系起来,倒是用什么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好像关系很大。到底是用大量的发自西方的概念解释事物显得不自主,还是用他们的语言文字来说话阅读更是不自主?我觉得前者表现出来的不自主才是实质性的。我们现在开学术讨论会所说的话都是中国话,但那是表面的,学术层面来讲,我们用的都是西方学界最先采用的概念。只要是和分门别类的现代学术有关的话语,几乎没有起始于中国的基本概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主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不是用中文来讲学术,而是在学术的最核心的地方做出原创性的研究,寻找事情本身的学理。
      
      所以,我们需要一帮学者(数量上讲只能是少数)做一类的学术,形成学术的内核,带动其他学术活动,我们慢慢就自主了。这些学者无需把自主性当问题去研究,也不必专门讨论前人说过什么,只需“面对实事本身”自己进行学术研究,研究出来的成果就是基本独立的。世界上学术界看你有解释力、有说服力,就来研究你,翻译成洋文了,你就独立了、自主了。但是,我们在近代历史上,从救亡救国到强国崛起,学术都被要求为它服务。以至我们讨论问题,都受学术外的力量主宰。学术独立性一开始就要和这些分离开来,我们只管真假、对错、不管有用没有用。而且,对何谓有用的问题的研究,即对价值评价标准的问题的探讨,从来就是哲学学术的重要部分,所以我们不能跟随一时的功用标准去搞哲学。我们做学问也不是和谁较劲、比输赢。在最基本的层面,引导我们的,只能是学术本身生发出来的问题。在此之后,再视具体学科的情况而定,或多或少进入考虑功用的领域。
      
      总而言之,学术上的求真,是理论和观念体系要求在事实上被人广泛接受的正当性的根据。我同意韩水法教授的看法,在最基本的学术自由的条件都还缺乏的时候,在人文学术领域提倡“文化自主”,如果这种提倡真的生效的话,我们得到的与其说是学术自主,还不如说是学术自杀。

      
      作者简介:翟振明,1957年12月生。1982年7月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获工科学士学位;1984年考取中山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于1986年赴美留学,并开始兼职任教。1993年5月获美国University of Kentucky 哲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至2000年5月,先后在Millsaps College、Muhlenberg College、Moravian College 任教。2000年7月开始,出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在美期间出版的两本哲学专著,《The Radical Choice and Moral Theory》和《Get Real:A philosophical Adventure in Virtual Reality》,在西方哲学界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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