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06月21日

    残雪:回应“思想”与“文学”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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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都周刊

        我在日前偶尔从网络上看到武汉那场讨论会的记录,后来又在电话里同邓晓芒谈及此事,交换了一下意见。我们总的感觉是:中国没有人。尤其是没有思想者,更不要说有哲学、文学底蕴的思想者了。

      从会议来看,与会的那些人都群情激愤,主观愿望都比较好,但一落实到文学这个主题上,便无不显露出陈旧僵化的观念,幼稚初级的审美意识,混乱的、表面同主流拉开距离,实际上同主流不知不觉合拍的追求。给人的印象是表面闹哄哄,其实大同小异,都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思想构架在那里起作用。说来说去也就是反精神污染时的那几句老话,套话,真不知是起了帮忙还是帮闲的作用。

      思想者也好,批评家也好,既然敢参加这种会议,就要学一点文学方面的知识,吸取一点新的东西,扩大一点自己的眼界,真正弄懂弄通了再来做这种概括性的发言。我早就在媒体上说过批评界要进行现代艺术方面的扫盲,现在看来思想界(如果与会者能代表思想界的话)也应该扫盲。傅国涌先生说到的当代主流文学没有希望,许多成名作家粗制滥造,毫无思想,这一点我同他很有同感,我自己也多次在媒体上针对这种倾向进行过批判。可是在这次会议上开出的拯救文学的良方是什么呢?这应该是最最关键的吧。让我们来看看:

      傅国涌:文学要面向当下火热的社会生活。从生活中吸取营养,不能圈子化。

      丁东:文学要看得懂,要有历史使命感,进步责任感,描写底层的文学最好,希望看到80年代小说、报告文学争相传阅的好形势。

      崔卫平:文学要打破行业的隔阂,要铁肩担道义,关注新思想的潮流。

      一致认为:既要反圈子化,又要反市场化。要描写公共生活中的矛盾和巨大冲突——因为现在是天赐良机的好时光。

      在我这个80年代成名的作家看来,这几个良方早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就被主流用过了,一点都不灵。为什么呢?因为是政治干预文学,且缺乏文学常识,急功近利,违背文学规律。我不愿意看到我自己好不容易伴随市场化而获得的那一点小小的自由又重新失去,更不愿意限制刚刚放松一点点,又来一个“思想权威”,规定自己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而那理由,又是一目了然的极为陈腐的、甚至可说是“新左”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新思想”的潮流是什么,我反而从他们的倡导姿态中不时地窥见中国传统思想的辫子。至于说到圈子化,如果是指我搞的这种实验文学的话,那只是他们的想象。迄今为止我已出版了60几种版本的文学书,读者少说也有十几万了。如今是市场化,人家都亏本的话会来帮我出书吗?我看他们倒有圈子化的倾向,他们若真的以这种陈腐观念去著书的话,会卖得出去吗?读者都没有脑壳了吗?倒是80年代可能会有相当的效应,因为那时出书是各出版社的领导说了算。以上说的这几句话只是笼统地表达一下我的印象。我在文坛不但不是主流,反而是为主流所排斥的异类。所以我只要听到类似主流的腔调就敏感,就担心又要搞运动了,要禁止我出书、开博客了(本人的点击率相当高)。我是到90年代后期才可以自由出书的,在那之前发表和出书都有困难,幸亏资本主义国家给了我一条出路。我并不认为他们有多么好,但至少这一点比我们好,因为他们有脑袋。

      我本不应该在这些思想者们面前来讲述文学的常识,但想起鲁迅先生说过的:“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这句话,就感到了“铁肩担道义”的必要性。因为虽然我个人己成名,出书已经不成问题,还有大批的勇敢、爱思索的青年男女,他们没有成名,他们的出版和发表均受到主流的歧视和限制,因为主流最讨厌的就是“个人”,以及个人的独立思考和感受。这些人的文学观,是中国几十年一贯制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们也从来不知道除了表层的社会生活,还会有个人的深层的精神生活,这个生活有其独立的规律,在某种程度上,表层生活都要受制于她。并且对这种生活的追求所呈现的特点是,越个人,便越人类。所以,我深感提倡这种文学正是“树人”的关键。长期以来主流总认为凡属精神生活的东西,都是看不懂的,没有必要存在的。就如6、70年代的说法一样——精神生活就是大公无私,关心劳动人民的疾苦。

      我想,这些思想者们并没有搞清文学究竟为何物,就胡子眉毛一把抓,既批判主流,也批看不懂的、小圈子的先锋(补充一句,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先锋”,尤其是批评界提倡的那种先锋。我对自己的文学的定位是“新实验”文学)。文学是有层次的,既有描写表层社会生活的,相对容易看懂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学,也有描写人类深层精神生活的、比较难懂的现代主义文学(我认为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很多作品,以及歌德的《浮士德》都应该归于这一类)。但这个区分不是绝对的,很多作品都是二者兼容。并且即使题材是表层精神生活的文学,往往因为写作者心灵的深邃,(比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仍然可以感觉推测出深层精神活动的轨迹。而那种描述深层生活的文学,由于描述的是深层潜意识的结构(即,使精神自身铸成形式的创造),也由于在描述时要将语言的功能颠覆,让她返回其原始的含义,往往是最难进入的。这种文学的读者需要受一定的训练,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一个极为独特的精神发展的形态,是类似于哲学和严肃音乐那样的东西。这样的文学的读者与大众文学的读者在数量上比起来当然是少得可怜。但一个民族如果不能让这种高层次的文学存在的话,就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所以在东欧,在那些文学发达的国家里,实验文学受到人们很大的尊敬。因为他们的人民深深地懂得一个民族没有精神是多么的可怕,他们也懂得将人的精神降为表层的社会意识形态,实用主义地用“关心他人”的口号来代替文学精神本身的探索,将个体之间的区别抹杀,是更为可怕的事。那终将成为一个民族的灾难。而我们这里居然有这样的言论,认为只有美英这样的国家配有纯粹文学,高超文学,像我们这种半封闭,半开放的社会则不配,我们只要有所谓思想性强的文学就可以了。而他说的“思想”的内涵则是很含糊的,有点像主流意识形态的代名词。奇怪的是他刚批了余华的堕落,又将《兄弟》(关于这篇作品我也发表过言论)视为“高超文学”。我不想在此再去评价这些思想者的文学知识结构和他们对于自我的反省了。

      关于我自己的创作,我的文学主张,以及实验文学到底是什么,我已经发表过不少文章了,当然思想者们是不屑于看这类东西的,他们要关心的是大众,他们太忙了,心胸太宽广了。而且他们自己的心灵也够丰富了,所有的矛盾都已经解决得很好了,所以现在要全力以赴地来关心作家和劳苦大众。

      本来已经快说完了,忽然又想起两件事非要在这里讲一下不可。虽然丁东先生不屑于听外国人的意见,我还是要在这里告诉他,也告诉这篇文章的读者:我的朋友(她在日本文学界也是相当有名的中国文学批评家和翻译家)曾多次谈到,中国文学(当然不是指主流)相对于死气沉沉的、软弱无力的日本当代文学来说,充满了活力和希望,值得他们好好学习。还有个信息就是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将于今年致力于推出中国实验文学系列。我们一点都不必自卑和悲观,我们是靠实力来说话的。文学属于全人类,只要是好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注意到,因为现在已是信息社会了。我也欣喜地看到一代青年作者和读者正在成长起来,脚踏实地地开始了他们漫长的精神追求。

    再回应
     
      日前我应“南方都市报”的约稿,就武汉的文学会议写了一篇“反击”的文章。本来写了那篇文章就不打算再理会了的,因为实在是觉得有点无聊。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南方都市报又将我文中提及的那几位思想者的回应反馈给我,还说他们副刊非常重视我的意见,希望我再次写一篇文章回应一下。于是我又将那三位的回应看了一遍,觉得自己还可以补充一点意见。

      我感到崔卫平女士还是有诚意,愿意交流的。三位当中只有她具有学者的风范。我并没有参加那次会,只是根据南方都市报记者的综述得出的结论。我想,尽管崔卫平女士作为懂文学的学者所站的立场比那两位高得多,但考虑到当时会议的语境,以及她在那种场合说的那些话,我的总结并没有很大的偏差。她强调我们80年代有某个好传统,希望作家在搞文学的同时关心社会,关心那个新思想的传统。但我并不觉得80年代的那点思想足以形成某个传统。我反而觉得80年代的所谓新思想因为先天不足,因为过分依仗于旧传统,甚至与权势勾结,到了90年代走入没落是必然的规律所致。社会和意识形态只不过是文学世界里的表层,作家各人根据自己的生存形态,既可以全力去关注,也可以完全不关注(所谓完全不关注,只是指不直接介入表面的东西。实际上作为作家的个人总是紧密同社会联系的)。无论关注或不关注,只要他或她以自己的诚实劳动为社会增加了精神财富,都是好作家。作为从文革中挣扎出来的中国文学,考虑到文学目前的生态环境,我认为现在最不宜提倡呼吁作家在作品中去“关注”某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因为不论那些意识形态多么好,它也总有被权势利用,同权势勾结的嫌疑,否则它就难以存在。而文学因为自身的性质有所不同,只要能够真正独立,是可以发挥好的作用的。能不能搞出好作品就看每个作家身上有不有反骨,能不能从深层结构上冲破旧文化对自身的束缚,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个性(我已说过,个人化和个人的独立思考是某些人最害怕的)。

      如果你说的“铁肩担道义”是指文学应当彻底与权势决裂,并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反省,不断清洗渗透于文学中的腐败观念,将创造力解放出来,那我同意你的。但看起来你好像并不是那个意思。我想,萨特也好,伯尔也好,他们参加社会活动只是他们选择的个人的生活(我本人也参加过),同他们的作品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那种活动也不会使作品档次更高,从而对人类贡献更大。当然他们是公众人物,对社会起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但也有的作家根本就不参加,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到创作中去,那同样也很好。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思想,情感丰富的作家,对于社会现象当然会有超出一般人的愤怒(我本人就天天愤怒。可悲的是很多作家都在慢慢地变得不愤怒,变得油滑,并且屈服于权势,或同它勾结)。但是不是就要马上行动,马上走出门去呼吁(是否行得通也是个问题,毕竟这里不是法国),或马上写篇报告文学来谴责(如丁东先生希望的那样)呢?我和我同仁的回答是坚决的“不”。因为只有纯文学才是我们擅长的。我们将我们的愤怒压下去,使之变成潜意识,然后再慢慢升华出来,成为作品,让具有同类潜质的读者(他们的数量已经很不小。我们的这种文学也绝对不像傅先生信口开河说到的那样,是“鼻烟壶”,“象牙塔”,我认为他对于自己的无知的炫耀令人肉麻)来同我进行沟通,然后我们再一道来愤怒,既反省我们自己也反省我们的社会,并吸引更多的人来愤怒。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不过当大事件出现时,当然又是另一码事了,现在还没有那种事出现。并不是说我就提倡绝对不参与社会活动。我本人经常在报上写文章抨击文坛腐败现象,宣扬我的实验文学,这不就是社会活动吗?我还同我哥哥一道翻译了一本揭露斯大林罪恶的书,象牙塔里的人会这样做吗?我们所做的工作,虽然目前像丁先生和傅先生这样的实用主义者看不到其效果,但很多年轻人是感到深受教益的(这只要花半小时看看我的博客就明白了)。

      我同意你所说的文学只能从文学出发。那么文学是什么呢?我的理解是文学是人性的学问,是人的精神的产物。人的精神是很复杂的,她有很多层次,这些层次导致了文学的分野,也导致了我搞的这种文学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专门的门类。它是同表层意识形态拉开距离,直逼人的精神深处的。但我想无论什么样的文学,她也不会是意识形态的传声筒(现在还有人提倡新左翼文学,要恢复建国后那一套呢)。所以我对社会上的种种“呼吁”和提倡特别厌恶,我也觉得你参加这个会议时做出那种发言是被人利用了。现在很多貌似进步,爱唱高调的人都是有背景的,一定要警惕。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主流文学目前的确走到了死胡同,但这并不是一朝一夕产生的局面。在80年代这个文学就包含了致命的危机,拖到90年代,终于崩溃,成为一盘散沙,甚至惨不忍睹。我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一件很好的事,一个机遇。因为我从来就觉得80年代的文学或思想同传统、同权势勾结得太密切了,到现在露出凄惨的底蕴来,反而有可能促使一些年轻人觉悟,反思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另找出路。我,还有我的同仁,以及我们的读者们,我们的出路就是个人化,就是将文学进行到底。不论社会有多么腐败,我们自己也不能随波逐流,因为我们的文学就是一种反省自我的文学,只要你的追求是真诚的,你就不会堕落。我们从拯救自己出发,也起到了拯救别人的作用,并且使这类人在数量上越来越多,反省的力度也越来越大,这样的文学难道不是好文学吗?

      我们这种所谓“看不懂”的文学恰好是来源于生活的,只是对于这“生活”的理解人各有志罢了。有些人,一辈子从来没有真正地生活过,只不过是追逐着一些流行语,一些官方教条,一些面具在那里混日子,捞位置,但一点都不肯觉悟,也不肯学习,还大言不惭地宣称只有他的生活才是生活,这种人是没法同他交流的。我和我的同仁的探索已经深入到了当代精神生活的最深处,我们将那个处所的风景描绘出来告诉大家,其实际作用难道不是提高了人的素质吗?

      我觉得你对80年代抱有太大的幻想,缺乏应有的警惕。中国的文化人是最容易被收买的,也是最善于投机的。安安心心坐下来研究一点东西的人少而又少,表面上高唱道义的那些人有一大部分都是名利之徒,他们只要有了一点小名气就无孔不入,到处大捞,根本没有什么原则可讲。在我看来,这类钻营者都是腐败文化里头的寄生虫。这是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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