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04月22日

    林国荣:“文化天下梦”的迷惘——评赵汀阳老师之“欧亚”概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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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纳萨斯山来信》,上海三联,2006年

        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十年之初,威尔逊之理想主义似乎胜利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地缘政治的挑衅,同时被克服了。道德上反对共产主义的目标已经与地缘政治上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的使命,结合为一。无怪乎布什总统以经典的威尔逊式的语言描述他所期望的世界新秩序:“我们期待各国有超越冷战的新伙伴关系。这个伙伴关系要以协商、合作和集体行动为基础,尤其要透过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集体行动。这个伙伴关系是依原则和法治而团结,并借由平均分摊成本与承诺所支撑。这个伙伴关系的目标是增进民主,增进繁荣,增进和平和裁减军备。”

      继布什之后的民主党总统克灵顿,也以非常类似的语言表达美国的目标,阐释“扩大民主”的理念:“在新的危险和机会交替的时代里,我们最大的目标必须是扩大、强化全世界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冷战期间,我们寻求遏止威胁,以保存自由体制。现在,我们寻求扩大生存在自由体制下的国家范围,因为我们的梦想是,有朝一日,世界上每个人的意见与精力,都得以在繁荣的民主世界中充分表达,人人合作,和平生活。”

      自威尔逊时代以来,这可算是美国第三次宣布有意建立世界新秩序,把美国的价值推广到全世界。而且,美国第三度在国际舞台上居于至高的鼎盛地位。一九一八年,威尔逊主导巴黎和会,会中,美国的盟国过分倚赖美国去申述盟国的焦虑,尤其是法国的焦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罗斯福和杜鲁门似乎已经居于按照美国模式整建全球的地位。正如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在评论自己的朋友和盟友罗斯福时所说:“In war he had raised the strength, might and glory of the great Republic to a height never attained by any nation in history.”  以一个超级大国崩溃为时代标志的冷战的结束,更使美国的这种地位有所增强;事实上,冷战结束虽然结束了清楚的、以传统结盟战略为基础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但是,历史上曾经分隔了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正教的那条地理和文化界线的泯灭反而带来了更大的诱惑,那就是有可能依照美国模式重新建立国际环境。后门罗时代的美国对外政策及其相应理念,令人颇感奇特地产生了返祖现象。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曾下遗训,充分告戒美国后人不要轻易介入欧洲事务,不得缔结任何“永久性结盟”,这无疑是一项非常务实的权宜考虑;经过独立战争洗礼的美国人,有足够的自傲精神,使他们对欧洲事务保持超然之距离,华盛顿之遗训颇类似于凡尔塞和约之后,英国人对东欧问题所持之看法,劳合乔治表达出了当时普通英国人的心声:“英国人民将不愿意涉入因波兰或上西里西亚的但泽而起的争执。英国人民觉得欧洲的那个部分的人口性格性情不稳,又容易受挑拨;他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动手,而争执中的谁是谁非可能极难确认。”类似的看法,也可见于俾斯麦对于斯拉夫人的评述当中;这种态度成了美国国际政策一个重要侧面的基石,即奉行孤立主义。美国对外政策的另一个重要侧面不肖说,就是一直被世人嫉恨不已的帝国理想主义情怀;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赵老师在这个时代更愿意以“文化”统摄“政治”,并提出“欧亚”之文化概念,以作为对抗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侵犯的思考逻辑的缘起所在吧。但至少就作为赵老师分析框架之一的美欧关系而论,历史绝少提供直接证据,来支持或印证以文化霸权为前提和基础的所谓文化殖民现象,至少,每个民族都会为自己的信念而战;确切地说,这更多地是处于文化弱势地位者的自我心态罢了。对此一现象,除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殖民想象之外,历史还提供了另外的切实理解的可能性;这也就警告我们,事情可能并不象单纯的“文化殖民”论者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美国的《独立宣言》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超越国界的世界性的辉格党人的理论体系,它的简单和严密远远超出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古典自由主义模式。它的力量也超过了巴黎和日内瓦的一切哲学思辩,因为它已经经受过了现实和历史的考验,因而,它的胜利也应当是人们所见识到的印象最为深刻的历史事件。早在《独立宣言》诞生的一百年前,哈灵顿就曾对美洲殖民者有如下论述:“他们还是孩子时,如果不从他们的母国那里吸奶,他们就无法活下去;但我可不会错误地说,他们长大成人之后还不想断奶;这使我怀疑,君主可能被这件事情拖得筋疲力尽。”1759年老米拉波说过一段话,他的意思是,英国征服了加拿大,导致它丢失了美国,因为只要法国人在他们后面,殖民者就会忠于英国。他已经非常接近后来的历史实情了;当时的殖民者已经在考虑与法国人合并了。五十年后,亚当斯总统说,英国对美国官员的态度让他热血沸腾。

      从自由制度的发展水平来看,殖民者比大不列颠更为先进,仅仅由于他们能够躲避母国的种种缺陷之害,他们的制度才得以形成。他们没有封建残余值得珍惜或者摧毁。殖民者拥有成文宪法,其中不少具有引人注目的原创性,促进了民主制度的广泛发展,以至于英王乔治三世也觉得,他作为罗得岛那样的民主制度的最高统治者,确实有点怪异,因为在那里,所有的权力每年都必须交还人民,政府也必须因此而全盘改选一遍。1736年富兰克林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全体人民、尤其是全民自由人的判断,是不可能出现错误的。这一点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只要人们还处于正确的理智范围内,不偏袒任何一派,不上诡诈家伙的阴谋的当,因而,不可能设想,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对于任何重大问题的判断会有错误。即使他们作出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判断——这是极其自然的——,他们的决定也是正当的,因为这些决定不管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这种好处都是普遍的,会增进真正普遍的利益。”一位评论家又补充说,人民对自己的利益的认识不可能有错误,在追求这种利益时也不会犯错误。所谓“民声即天声”这项来自古老欧洲的格言,殖民者却将之付诸实际了。

      尽管如此,美国早期的独立鼓吹者普遍地钟情于英国宪政,他们早在伯克之前就喜欢将其视为典范,将其夸赞为世界各国的理想榜样。亚当斯在1776年说:“英国的宪政与其他国家政府形态之间的区别在于:自由是它的目的,是它的功能,是它的终极归宿,是它的主旨和范围,就好象磨谷物是磨的功能一样。”另一位著名的波士顿人曾认为,英国宪法就是自然之法,好象孟德斯鸠说它是民法、成文法之理性一样。他说:“英国君主的荣耀和英国臣民的幸福就在于,他们的宪法的根基浸在永恒的自然法中;其最高立法机构和最高行政机构的全力都来自宪法,因为似乎可以说,任何有违根本的自然法的法律,都不可能被制定出来,也不可能被执行。”不幸的是,写出这些话的奥蒂斯正是革命学说的创始人。美国第二任总统是这样形容他写的小册子的:“审视一下国会于1774年发布的权利和冤屈宣言;读一读1776年的独立宣言;看一下普赖斯博士和普雷斯特利博士的著作;观察一下法国政府的组织结构;更有甚者,看看潘恩的《常识》、《危机》和《人的权利》,你发现的东西,有哪些在《众议院陈情书》的坚实论证中找不到?”当美洲人发现,诉诸法律和宪法并不能有助于他们的事业,当他们发现,国王可以用人民的钱来贿赂人民的代表之后,他们开始诉诸更高级的法律,从英国的法律转向自然法,从英国国王转向万王之王。奥蒂斯本人在1762、1764和1765年说:“事实上,绝大多数政府都是专断的,因而也是人性的祸害和羞辱。根据上帝的法律和自然法,政府绝不能在未征得人民或其代表同意的情况下征税。任何再古老的规定也不可能先于自然法和上帝的授权。万能的上帝已经赋予所有人获得自由的权利。即使一个人可能没有什么财产需要保护和捍卫,但他的生命符合自由本身就是重要的东西。”大约在同一时期,盖滋登将问题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我们可以通过诉诸早期的各种宪章来确定我们作为英国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如果还继续依靠它们,就是致命的。我们应当将这些自然权利建立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之上,作为人,我们都能感觉到、也都能理解这些自然权利,——如果仅仅作为英国人使这样的理解变得困难的话。”

      英国人的要求并不是明显地没有道理,或者说,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即使这种要求不怎么符合正义,但这种不正义也不是特别难以承受。屈从所可能带来的痛苦,绝对要小于反抗可能带来的不幸。当时,实用主义的说法甚嚣尘上,这些人都倾向于服从和忠诚。但是,如果说利益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个方面显然就是原则,而且是一个如此神圣而明确的原则,以至于数年后,法国将军拉法耶特在美国获得最终独立的时候,亦因这些原则而评论道:“美国独立后,追求自由的人,不再是世界上无家可归的人。”人民牺牲生命、家庭、财产,放弃了一切,并不是为了躲避已有的压迫,而是为了给更高级的法律,即自然法增光。大西洋两岸都发展出了这种关于政治使命的理论,它的光芒照耀着大西洋。它确认,自由并不是暴政的相对放松,而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东西,因而,社会的存在必须要能有助于对其至高无上的权利的哪怕是最小的结构性违背。

      美国人在诉诸更高级的法律的时候,表现了最纯正的辉格党理念,他们声称,他们之抵制下院和西敏寺的司法体系的斗争,不过是把辉格党人与托利党人之间那种持续的冲突推进了一步。他们靠着仔细的分析和对于逻辑推理结果的无惧,使辉格党的理论移形换位,并改造了辉格党。这个移居他乡的辉格党,剥离了其原来僵硬的规定和成例,摆脱了其祖先的家谱和历史条件,而显示出崭新的品质;妥协折中的时代让位给了原则的时代。  

            美洲的行动在欧洲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伯克。我们一向都认为他是这样一个人,早年拒绝所有的普遍原理和抽象命题,后来则成为最激烈、最热情的保守主义的教父和信徒。但在这中间有一段时期,当与殖民地的争吵如火如荼之时,伯克则是华盛顿那样的革命家。这种前后不一,并不象乍看起来那样可耻。他一贯强调三思而行的美德,对他来说,比较可取的办法是不去支持美洲的任何理论,因为这种理论很可能使爱尔兰陷入动荡。他良心上的不安和抗议,他对理论的公然蔑视,都是一个有意识保持克制而不让自己完全自由地超出周围环境之上太多的人想到的办法和预防措施。但随着争吵日益尖锐,美洲人走上了自己的路,伯克选择了与美洲同行,从而提出了一些与他在大革命蔓延到法国时所表达的看法很难协调的观点,并且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些观点。

      在致殖民者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颇能代表伯克对美洲问题的思考,现摘录如下:“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证明这几百万人是我们的同胞,他们正由于一些可憎的、毫无价值的原因,而一心一意地拒绝承认我们一直视为自己的幸福和荣誉所系的特权。相反,我们高度尊重你们赖以采取行动的原则。我们倒愿意视你们为完全独立于这个王室和王国,而不觉得你们属于这个王国,两者间的关系是如此不自然,因为这是自由与奴役的区别。我们认为,英国殖民地是根据自由原则建立的,而这个王国是根据奴役原则建立的,在未来必将遭到报应。相比较而言,我们的好战的祖先或我们自己这一代的所有战功和征服都是野蛮的、粗野的,在这些行动中,对于很多民族,我们都不抱敬意,认为他们不值得一提,而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甚至还要优越于我们。不管他生活在大洋的哪边,只要他信奉并且坚持这一共同的自由基础,我们都认为他是真正的、并且是唯一真正的美国人。而凡是背离这一原则的人,不管他生活在哪里,都玷污了英国人的名誉,污染了我们的血脉,完全背弃了我们最初的身份和价值。与这个国家的行政当局之间漫长的战争,可能只是你们中间一连串战争和斗争的序曲,最终会以某种不光彩的静寂状态而告终,那些幸存下来的心灰意冷的少数人,只能无奈地接受以前的灾难。然而当合理的自由危在旦夕的时候,为了人的荣誉,即使是这种灾难也不是值得的,而我们认为,目前的形势就是如此;我们为此而痛心不已。”

      在另一个场合,伯克把中心思想越发挑明了:“能够从根本上撼动整个地球的事情,无过于整个欧洲国家的自由状态,他们曾经因自由而闻名四方。西方世界一直是自由的中心所在,但后来人们发现了另一个更自由的西方世界。当原来的西方被追杀的时候,这另一个西方可能是原来的西方的庇护所。令人高兴的是,当欧洲处于最罪恶的时代,这另一个西方还可能为人类保留一个最后避难所。”

      引用这些话之后,我不能不提到一点,1770年后,伯克所具有的影响,不同于他所尊敬的那些大师即1688年时的辉格党人的影响。如果我们在一个后来为古老的秩序唱赞歌,并在宽容和奴隶贸易问题上犹豫不决的人那里,都能发现一种罕见的思想的紧张的话,我们也就可以设想,同样的情形也在法国能够看到。

      当《一位宾夕法尼亚农民的信》在欧洲为人所知的时候,狄德罗说过,让法国人读这样的东西简直是疯了。然而,随着事件的进展,法国人也逐渐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追随美洲上路了。美国在根本不足以发动一场叛乱的挑衅面前奋起反抗而取得了独立,而法国政府承认,美国人的理由是正当的,并为此而投入到战争中去。如果路易十六在美洲的行动是正确的,那么他在国内的做法就完全是错误的;而如果美洲的行动是正当的,其理由很充分,那么这个理由在法国要充分一百倍。所有那些证明美国人的独立为正当的理由,事实上都不利于美国的盟友。根据没有代表就征税属于强盗行径这一原则,那么再也没有任何政府比当时的法国政府更不正当了。这种论证的力量是无可辩驳,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英国的榜样力量在法国不灵了。在法国大革命的最初阶段,英国的理论就开始被人们淡忘了,人们采用了美国的理论。法国人从美国那里拿来的是他们发动革命的理论,而不是他们切割又缝合政府的理论。很多法国贵族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回国之后,从信念上看,他们成了共和主义者,甚至成了民主主义者。正是美国使欧洲贵族皈依了革命方针,为大革命提供了领导阶层。华盛顿曾说:“美国革命,或者说这个时代的世俗之光似乎打开了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眼界,平等的自由精神似乎迅速在各个地方生根。”当法国军官离开波士顿的时候,库珀用警告的语气对他们说:“不要让我们在这块处女地上的胜利激发出欧洲自己的希望。你们可以让你们羡慕我们的这种思想感情,但如果你们试图将这种感情移植到你们那已经腐败了几个世纪的土壤上,你们所要遭遇到的困难要比我们的更难克服。”亚当斯在就任美国总统后对于使美国获得独立的这场革命深有触动,因为它给法国树立了榜样;尽管他相信,法美两国所奉行的并不是同一项原则。

      恰恰相反,可以确信,没有任何东西象美国的榜样那样更深刻地影响了法国,决定了革命的方针。正是从美国那里,拉法耶特搬来了一句话:“现在就发动一场起义,抵抗是神圣的使命。”还有更重要的理论:政治权力源于接受权力统治的人民,权力应当取决于人民的意愿;凡不是依此构建的政府,都是不合法的,都是根基不稳的;历史更多地是一种提示,而不是范本;这个世界属于行走在地球的一切人,而不属于那些已经到地下的人。

      汉密尔顿可能是那批美国政治家中最能干、也最保守的一位,他一直希望实行君主制,他希望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并彻底取消州的权利。然而,对于美国人的精神的描述,恰恰再也没有比他的一段话说得更好的了:“我认为公民的自由,即名副其实、完完全全的公民自由,乃是人间最大的福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资格享有它,而任何人强夺他人的这种自由,都是最不可饶恕、最令人愤怒的罪行。人的神圣权利不可能在古老的羊皮卷或发霉的历史记载中找得到。它们就象光一样,是借上帝自己的手写在整卷人性的大书上的;任何世俗权力都不能擦去它或遮蔽它。”

      由此出发,汉密尔顿为新创建的共和国注入了民主的内容:“共和政体的原则是通过定期投票能够使大多数战胜少数有害的意见。”并且这个大多数必须来自“社会的巨大主体,而不是来自无足轻重的一部分或一个特权阶层。”这一定义明确反对所有那些贵族或寡头政体也使用共和国一词的习惯,而这正是典型的欧洲习惯;美国人坚决反对按照欧洲习惯,将宪法从民主政体的层次转移到君主或贵族、寡头层次去。《联邦党人文集》在一个关键段落里,略带轻蔑地谈到了欧洲:“在当代欧洲,代议制的伟大原则的发祥地,却看不到任何一个政府是完全民治的,同时又是建立在代议制原则基础之上的。如果说欧洲的功绩在于发现了政府中的这一伟大机械功率,而这种功率靠的是最大的政治机构的意志可以集中于其上的简单力量,以及它的导向公共利益所要求的目标的作用,那么美国则可以宣称她的功绩是发现了纯粹而广泛的共和国的基础。”

      美洲的战争以及革命者们因此就成为一门“新政治科学”的代言人,对于这门科学的欧洲先师们,他们完全可以只字不提;在这门新科学中的任何事情都以民主为依据;如果这门新科学的欧洲先师们只是倾向于民主的方向,或者仅仅是部分地提议民主政体,如辉格党的最先进成员所暗示的那样,那么是美洲的革命把握了这门新科学的精髓,并加以扩充,用它来改进公民政府的“完全大众的”体制。最后,也正是通过美洲革命,一门新政治科学得以在现实政治领域、以及人类文明历史进程当中,迎来一个重要的转折“时刻”。

      作为这个“时刻”的表面症状之一的就是赵老师所谓的美国“庸俗文化”同以巴黎为代表的欧洲“精致文化”之间的巨大分野,也就是赵老师所强调或推荐的作为“敌-友”划分标志的厚文化”(the profound cultures)和“贫文化” (the poor cultures)之间的“文化阶级”鸿沟。——在人类文明发生上述转折的“时刻”,赵老师见出的竟是这样的东西:“如果说欧洲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正宗和精华,那么美国文化就是西方文化的低俗或无品位版本。美国所制造的大众庸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腐蚀了世界人民的心灵,毁掉了对高贵、卓越、精致和深刻的文化追求,再生产了全球性的简陋心灵和低俗趣味。假如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美国文化将会是对欧洲文化的终结。” 的确,正如赵老师虽然担心、但并未明言的那样,民主问题的讽刺就在于,民主鼓励人们放弃他们的自由,或者对部分仍然守护贵族原则的人们来说,是放弃那些对他们的拯救至关重要的事情。为此,赵老师找出的解决办法是:“好的制度需要有好的文化作为根据。当然,‘好’是个含糊概念,不可能完全明确,但一种好的文化必须具有多品级的结构,并且有着以高贵德性、深刻思想和卓越品质所导向的整体精神境界,也就是说,必须有着‘向高贵和卓越看齐’的内在结构,否则生活就必定走向低级趣味和庸俗品性。”对此,首先要反问赵老师论证逻辑的地方在于:既然“好的制度需要有好的文化作为根据”,那么即使是美国人自己也应当认为自己的制度从其诞生那天起就是一项“坏”制度了?赵老师所推荐的“文化柏拉图结构”,自然有其坚实信念所在,但是赵老师自己也曾言及的“似乎有点过激”的心态,一方面使赵老师对上述历史纠葛避而不谈;另一方面亦使赵老师在“回归希腊和先秦体系”的旗帜下,同样“似乎有点过激”地首先曲解了希腊,在注释中,赵老师指出了“文化柏拉图结构”的真义所在:“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看不起民主制度,理由是民主制度不是以卓越品质为追求目标,而以个人自由为目标,这就必定鼓励了堕落和庸俗的生活。”如果依此简单的断言来确认希腊哲学“三巨头”的文化品质,那么,我只想说,希腊文明就不成其为希腊文明了;关键的地方在于:赵老师自己首先就在前文强调指出,政治社会的平等逻辑不应当渗透、甚至支配作为文化“内在结构”的“品级”逻辑,我们即使承认有朝一日,历史真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这一命题是确曾有其事的话,我们也更有义务指出:在现代世界,文化的“品级”结构也同样没有理由介入政治社会的平等逻辑;如果赵老师有可能不否认这个现代世界的基本原则的话,那么何以又得出“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看不起民主制度”这样的简单断语呢?赵老师进一步改造了尼采关于“奴隶道德”的命题,过于轻率、甚至可以说是近似于不负责任地将“平民反对贵族”等同于“低贱反对高贵”。即使人们可以抛开尼采关于“奴隶道德”的命题决非文化命题这一重大事实不论,那么将“平民”对应为“低贱”,将“贵族”对应为“高贵”,这又如何能在人类文明之历史上站得住脚呢?人之高贵与否,与人的血统、身份、地位殊无关联;在古代这是事实,在现代这更是事实之上的信念和原则。就这一点,我想特别反问赵老师:中国之先秦体系、西方之古希腊体系,不论就知识而言,还是就行动而论,难道还没有赋予人类最充分的教诲吗?史家自有公论:“中国历代,得国最正者,惟汉与明。”比之美洲革命,难道赵老师真不知题中真义吗?

      在现代世界,若解决民主的问题,解决办法必须在民主的范围内来寻求,就是说,解决办法必须同民主的原则,即平等相一致。任何把民主同异于民主的其他制度的原则和惯例相调和的企图都注定了要失败、甚至导致人间大悲剧;若不尊重平等,连专制君主也不能在民主原则下进行统治。因此,即使是“铁定”的文化精英,也应当告诉当代人,任务不是重建贵族社会,哪怕这仅仅局限在文化范围内;最直接、但最不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既然赵老师自己都把文化视为“敌-友”划分之标准,文化又如何可能回避政治之重力场?又如何在进入政治之重力场的时候,不成为生死相关之事件呢?恰当的任务是使自由从社会的民主条件下产生出来,并建立与条件的平等相适应的那种“高贵”。不顾一切的平等热情同样也天然地暗含着会产生对自由的平等的热情。这些热情自有其不平等的力量,难道赵老师真的对此一无所知吗?不为此感到欣慰吗?此外,那种引人将其对自身福利的关心转交给“品级结构”(不管是文化的,还是政治的)的热情,实际是由无所不在的政府集权化倾向所证明的,恰恰也是由历史本身来证明的。随着欧洲封建制度的灭亡,以自我牺牲或美德的内在吸引力来激励多数人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对权威及非功利目的的高尚的信仰也随之消失了。在平等的条件下,私利即便不是人的行为的唯一动力,也是最主要、也最生生不息的动力。若利益原则统治了整个道德世界,非凡的美德无疑会更为罕见;但我认为严重的腐败堕落也会更为少有。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可能妨碍一部分人远远超越人类的平均水准,但大量的人,他们正远落后于此一水准之下,却一再地被此一水准所制止和约束。从少数人方面看,他们被此一水准降低了;而从人类方面看,他们却被提高了。更需要指出的是,那个疯子骑士自有其梦想和信念,但桑丘又何尝不是天然地流露出受所有读者所景仰的自然和淳朴之美吗?

      赵老师敏锐地意识到平等条件将其自身的局限强加于文化。但是,赵老师也应当同时意识到,如果文化仍忠实于其社会职能,它就必须接受这些限制;它也必须同民主制度的原则及平等所释放的热情相一致。例如,它不能希望说服人们相信自利的欲望是不道德的,但它可以努力调节或缓和人们对福利的追求。文化必须遵从而不是屈从于民主的热情。诚然,文化要坚持自己的信仰,但它不必一定要违背普遍流行或大多数人民的永久利益,以避免招致多数的敌意。赵老师致力于保护文化圣殿,但是赵老师似乎始终都没有明白:使这种保护行之有效的起码前提是使这座圣殿免遭多数人不虔敬的和破坏性的探究。

      赵老师全部“文化政治”构思的全部“迷惘”之处就是“不通俗”。在现代世界,只有依赖人对文化的自然热情,只有避免与任何党派或国家或超国家体系结盟,文化才能光明磊落地保持其对国民的化育、甚至控制功能。如前文所暗示,新英格兰殖民者流传给后代的一项宝贵财富,就是有关自由、民主精神和文化精神可以在其中结合的生活方式的知识。美国精神使人们懂得,文化不仅是用来证明最大牺牲的合理性,也用来同民主时代的个人主义和唯物主义进行战斗,爱默生所掀起之新大陆文艺复兴潮流之功能卓著,无疑是对文化之内政功能的明证;文化不得不向人们证明存在超越他们的感觉经验的利益和渴望;因此它反对宣扬一切都可归结为物质、一切都随肉体消亡的唯物主义;它唤醒人们的“最高尚能力”的运用。这恰是文化之社会功能的精髓所在。相形之下,我始终都不明白,为什么赵老师竟然会有如此宏大、非凡之构想,认定“欧洲思想已在中国之中,而中国思想尚未在欧洲之中”,从而试图从“文化政治”之意义上施行联欧制美之“欧亚”概念战略。

      然而,这一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美国外交精神的认识太模糊而致。  美国的对外战略逻辑,从文化方面来说也好,从政治方面来说也好,并不完全象赵老师一相情愿地认定的那样,随时随地、并且非常愿意主动扩张自己的“低端文化”,或者说是“庸俗文化”;美国之外交政策事实上一直挣扎在传统的孤立主义和后门罗时代新崛起的国际理想主义这两个面相之间。这两个面相虽然就具体战术而论,给人以南辕北辙之感,但其信念基础是一致的,那就是深深扎根于美国普通民众内心的民族优越感,这就是得自于欧洲启蒙时代的美国例外主义。威尔逊的国际理想主义受到国内孤立主义的钳制,也受到美国根本大法的限制,致使威尔逊本人倍有出师未捷之感伤;杜鲁门则奋起抗拒斯大林主义的扩张行动。后冷战世界,美国成为硕果仅存之超级大国,有能力在全球每一区域采取行动。可是,权力变得越来越分散。冷战胜利,使美国进入了一个非常类似于18、19世纪欧洲国家体制的世界,也面临美国政治家和思想家一再质疑的实际状况。失去了强大意识形态或战略威胁,使得各国越来越以其眼前的国家利益为轴心去执行对外政策。在五、六个大国以及许多小国参加在其中的国际体制上,就和过去的许多世纪一样,必须借助调和、均衡各自竞争的国家利益,去建立新秩序。

      但是,布什和克灵顿谈到世界新秩序时,仿佛它是唾手可得。事实上,它还在酝酿期,其最后形态要到许多年后才能变得清晰。世界新秩序,部分是过去的延伸,部分则毫无先例,它和它所取代的旧体制一样,必须面对三个问题并提出答案: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它们互动的方式是什么?它们互动,其目标何在?

      国际体制在实际上非常不稳定。每个“世界秩序”都于事前期待能长久,人们认为这个词本身就带有永恒的意义。可是,构成世界秩序的因素在不断流变;历史提供之证据只说明了一个问题:每个世纪的国际体制之持续时间都在缩短。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的体制,存在一个半世纪;维也纳和会缔造的国际体制,维持约一个世纪;冷战的国际体制只有四十年。凡尔塞和约从来未被主要国家接纳、遵守为一个体制,只能说是略胜于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停火协议罢了。过去的年代从来没有一个世界秩序的成员,他们互动的能力以及目标能象今天这样,变得如此之快速、深刻,而且具有全球性。

      构成国际体制的实体,其特征一变,无可避免地就会出现一段动荡时期。三十年战争大体上就是以传统为基础的封建社会,进入现代国际体制的一种过渡。法国大革命之战,象征着过渡到以共同语言、文化界定的民族国家。二十世纪的大战则是因为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的瓦解而起,并且也因对欧洲、尤其是中欧霸权之挑战,以及终结殖民主义而起。每一次的过渡,原本认为天经地义的事物突然间就变成时代错误,比如说,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在19世纪遭到淘汰,殖民主义在20世纪遭到淘汰。

      自从维也纳会议以后,外交政策就把各国牵连起来,因而产生“国际关系”这一专有名词。19世纪,即使只出现一个新国家,如统一的德国,也会产生数十年的动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了将近一百个新国家,其中许多国家与传统的欧洲民族国家之性质截然不同。苏联瓦解,南斯拉夫联邦分裂以后,又出现了二十个新国家,这许多国家正忙着清算数百年积攒下来的恩怨血债。

      19世纪欧洲国家是以共同的语言、文化为基础,依照当时的技术水准,提供安全、经济发展的最恰当框架,还能影响国际事件。后冷战世界里,传统的欧洲民族国家却不再有资源扮演全球角色,尽管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它们还一直维系着欧洲大陆的和谐。他们团结起来组建欧洲联盟的成败,将决定其未来是否有影响力。欧洲若联合起来,将继续扮演大国角色;若是分立为许多民族国家,只会沦落为第二流的地位。

      新世界秩序兴起带来的动荡,部分原因出于:至少有三种类型的国家自称为“国家”而在互动,可是各自又很少具备传统民族国家的特征。第一类是帝国解体后,不同种族分离出来的新国家,如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后所产生的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它们因为历史冤屈、长久追求身份认同,主要还在忙着种族对立。国际秩序的目标不在它们的兴趣范围之内,也经常超越它们的想象范围。这就象欧洲17世纪卷入三十年战争的小国一样,它们只追求保持独立,增进国力,根本管不了国际秩序这种大题目。

      若干后殖民的国家,代表的是另一种类型。它们之中有不少,其现有的疆界是早先帝国主义列强为行政管理之方便而划定的。对这些国家来说,国家通常等于是军队,因为通常仅仅只有军队是惟一的“全国性”或者“民族性”组织。一旦这个主张不受认可,往往就只有走上内战一途。如果把19世纪欧洲的国家标准、或威尔逊的自决原则,套用到这些国家身上,无可避免地会发生惨烈的、难以预料的国内问题或者边界重新划分的问题。对它们而言,如果不维持现状,另一个选择就是无休止的血腥战祸。

      最后一类是几个大陆型的大国,它们可能是代表新世界秩序的基本单位。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而独立的印度,团结了许多不同语言、宗教和种族成为联邦。由于它比19世纪的欧洲国家更能接受临国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思潮,它的对外战略和国内政策之分界线就显得相当暧昧。中国是拥有共同的文字、文化以及共同历史、而又包含不同语言的大国。欧洲若非17世纪爆发宗教战争,或许就会演变成中国这个样子。同样的,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大国从来也不符合欧洲民族国家的定义。美国因融入不同语言的民族,成功地形成其特殊的文化;苏联则是统辖了许多民族的大帝国。前苏联各国仍然陷在分裂瓦解和重新建立帝国体制之间的煎熬挣扎,这情形与19世纪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类似。

      这一切都使得国际关系的内容、方法与范围起了激烈变化。在现代以前,各大洲基本上都局限在本身范围内活动。我们不可能去比较衡量,比如法国与中国谁的国力更强,因为两国并没有互动关系。一旦技术能及的影响范围扩大,如在20世纪初之前的历史所证明,其他洲的未来就被欧洲列强的“协议”所决定。过去的国际体制从来没有主要权力中心散步全球的情形;也从来没有政治人物必须在事件发生时、同时由领导人与民众感知的环境中,去进行对外政策的情形,俾斯麦时代隐秘的内阁外交时代,确实是由于民主的扩大和民意的崛起,差不多已经难以让当今世界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了。

      国家的数量在增加,它们互动的能力也在增加,新世界秩序要依据何种原则去组建?不管赵老师如何刻意地把问题限制在“文化”的范围内,但是支配赵老师提出“文化”问题的主要动力之一应该也包括这个问题在内了。赵老师的思路,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应该是认为:应当以“欧亚”这一联合概念,来对抗传统的欧美强势结盟;这一对抗所依据的赵老师所谓的“形”,其隐含方面,无非是指美国庸俗文化与巴黎式的欧洲精致文化之间的生死对立;所谓“势”,无非是指美国在世人眼中的所谓强权政策,必将直接导致欧洲以联盟的方式,起而对抗美国,而中国将在这一对抗中成为欧洲理想的结盟伙伴;而这一切成立的前提在赵老师的文化逻辑中,恰恰是作为最后的结论出现的,即在“高端引导低端”的理想结局中,中国文化处在链条的“高端”。这样的一种争胜或者反抗心态,往往是出于被压迫者的内心反应,当然通常的情况乃是一种弱者的出自本能的反应,类似于《伊索寓言》中的道德训诫所暗示。很大程度上,此一心态是出于对美国一贯的对外政策之误解而致,这一误解在一部分人当中必然导致过分地看重美国对外政策的积极性;在另一部分人当中则倾向另一极端,视美国为文化低地国家,而轻视其长久的潜在能量;姑且抛开这两种心态的人人得见的肤浅和急噪不说,它们在出发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根深蒂固的自卑。

      鉴于当今国际体制的复杂,“扩大民主”这类的威尔逊式的观念能否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指南,并且取代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呢?这些观念很显然既非全然成功,也非全然失败。二十世纪美国许多的最佳外交行动,可以追溯到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例如,马歇尔计划、勇敢地承诺遏制共产主义、保卫西欧的自由,甚至命运起伏的国际联盟、以及日后取代国际联盟的联合国等都是。同时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也制造出太多的麻烦和问题。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当中,不加挑剔就接纳民族自决的原则,没有考虑到权力关系以及各个不同种族不顾一切只想解决夙仇积怨所带来的动荡效应。国际联盟没有一个军事执行和事前的查证机制,更凸显出威尔逊集体安全理念隐藏的问题。一九二八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规定各国放弃以战争作为政策工具,但毫无效果;即使这一看似顺应集体安全的公约实际上只是法国面对强大的、咄咄逼人的千千万万训练有素的德国人而作出的饥不择食之举罢了。威尔逊意图把和平规划为法律观念,但是希特勒的行径却明白无误地显示出,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比法律制约要有力多了。威尔逊呼吁美国全力追求民主,制造出极有创意的行动,也导致了越战的大灾祸。

      冷战结束后,世人制造出所谓“单一超级大国”的观点。而实际上,美国并没有比冷战开始时更有能力单方面独断全面问题。美国比十年前更占优势,可是够讽刺的是,权力也更加分散,而且分散到维也纳会议以来的最高程度。因此,美国能够用来改造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实际上也减弱了。冷战结束反而使美国越来越难以执行威尔逊的全球集体安全之梦想。缺乏一个一言九鼎的大国,主要国家看待对和平之威胁的方式就会不一样,各大国也不愿再冒同样的风险来克服它们的确了解的威胁。这种情况不足为奇,因为即使是美国也还未发展出清楚的概念,不知道在后冷战世界里它将单方面抵抗些什么东西。作为外交政策的途径,威尔逊主义认为,美国具有无可匹敌的美德和实力这一特殊性。美国对其实力以及目标的崇高性深具信心,因而想要在全世界各地为其价值观念作战。但是,美国势必也清楚,尽管它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但是仍有其他强国并肩;尽管是鹤立鸡群,但依然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例外主义是威尔逊式外交政策不可或缺的基础,可是在这个世纪里可能越来越不重要。美国人并不将此当作是美国本身的受挫,或是美国式微的象征。因为就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来看,它事实上是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而绝不是什么颐指气使的超级大国。美国对其他权力中心的崛起、甚至突然崛起,比如西欧、日本、乃至中国,都不至产生嫉恨或者挫折感。毕竟,分享世界资源和开发其他社会与经济,自从马歇尔计划以来就一直是美国的一个独特目标。

      如果作为威尔逊主义之前提和基础的美国例外主义越来越不重要,而且威尔逊外交政策的主张,如集体安全、感化竞争对手接受美国方式、以法律形式裁决纠纷的国际体制、无条件支持民族自决等等,都变得不切实际,试问美国在这个世纪的外交政策将以什么作为依据?历史没有提供我们对于此类问题的指南,也没有任何类比可以圆满解说。不过,历史透过事例来教导后人;过去当能提供未来之索引;尽管有理想主义美国人历来也是对本国的“文化政治”利益认识得最清楚、最稳重的国家之一,欧洲国家中除英国可与之媲美之外,美国在这方面之清醒的程度还莫有人能及;自欧洲宗教战争以来,历经数百年残酷外交洗礼的欧洲也自是从教训当中习得重大经验,包括步履最迟缓的德国在内,亦在二战之后懂得为国家利益所必须的“文化政治”方面的节制和谨慎。

      在当前逐渐显现的世界秩序中,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面临的既不能退出又不能完全主宰世界舞台的困境。美国无法改变自有以来便深自期许的使命,也不应希望有所根本改变。美国外交精神同以阴谋权术、现实政治为轴心的欧洲外交传统,于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交手时,历史经验的差异便极端明显。欧洲领袖想根据他们熟悉的方式调整既有的体系;美国的代表则认为,此次世界大战绝非起因于难以控制的地缘政治冲突,而是欧洲人作法不当造成的。拥护传统的欧洲均势的理论家常让人错误地以为,权力均衡、或者类似中国的这种陈旧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王朝更迭观念,是理所当然的国际关系形势。其实这种国际关系体系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在西半球从来不曾出现;在现代中国的领土上,自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结束后,也成为绝响;在人类绝大部分的发展过程与历史演进当中,帝国一直是典型的政治形态。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期望把本身建立为一个国际体系。帝国用不着权力均衡,这便是美国在美洲,及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在亚洲执行外交政策的方式。

      美国在历史上从未参与传统的欧洲均势体系,它对欧洲俾斯麦式的现实政治诡计和盘算相当陌生,这就正如同1919年以欧洲外交思维为实际主流的巴黎和会在中国引发了一场剧烈的社会运动一样。美国在冷战中可谓不战而胜,如此的胜利却使它不得不面对萧伯纳笔下的两难:“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失去梦想;一是梦想实现。”美国的领袖总把自身的理想视为当然。而此前主宰国际舞台的欧洲国家则很少会认为,道德标准或文化标准应一视同仁地应用于部分或全部的国际行为和国家个体行为。俾斯麦或迪斯累利若对威尔逊主义泉下有知的话,对这种外交政策只过问方法不过问实际的主张,必会嗤之以鼻。的确,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象美国一样对自己有如此严厉的道德要求,这当然包括古罗马帝国在内;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让自己身陷道德与现实的拉锯战之中,道德价值是绝对的,不用调整的,但应用道德的环境却天生就不完美。

      在20世纪之前,美国外交政策始终是倾向于孤立主义。但在20世纪初,有两项因素促使美国走向国际事务:一是国力日渐强大,一是以欧洲为重心的国际秩序逐渐瓦解。在此过程中,老罗斯福总统和威尔逊总统是两位关键人物。在他们主政期间,美国不情愿地涉入了世局的旋涡。两人均体认到美国在世局中应扮演重要角色,但他们却是以相反的理念解释美国走出孤立的原因。

      老罗斯福是按照冷酷的欧洲方式分析均势的老手,他坚持美国参与国际事务是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且没有没有美国参与的全球均势对他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在威尔逊看来,美国是基于弥塞亚式的理由扮演国际角色:美国的义务不是维持均势,而是向全世界传播美国原则。威尔逊执政时期美国成为世局的要人,他所宣扬的原则虽反应出美国思想中的真理,但对旧世界外交官、甚至人民来说,却代表革命性的转变,尽管这是威尔逊视为合情合理、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原则主张,即和平依赖于民主的传播、国家应以与个人相同的伦理标准加以评判、国家利益包括遵守一套普遍的法律等等。

      在欧洲均势外交的沙场老将看来,威尔逊的这种外交政策根本就是一套道德说教,令人诧异,并显得虚伪。但历史无视世局所持的保留意见,让威尔逊主义流传了下来。威尔逊率先倡议成了以和平为目标的世界性组织国际联盟,通过集体安全而非欧洲传统的以权力手腕为基础的结盟,来维持和平。虽然他未能说服美国民众接纳此议,但这个构想并未夭折。最重要的是,自威尔逊关键性的任期之后,美国外交政策一直是遵循着他的理想主义方向前进,直到今天。

      美国对国际事务独到的应对之道并非成于一夕之间,亦非受某一人或某一党派感召而致,事实上乃自有其深远的历史血脉。拿破仑战争在杰斐逊眼中,是陆上暴君与海上暴君之间的争斗。换句话说,欧洲交战的各方在道德上是一丘之貉。刚独立不久的美国实行着较朴素的不结盟政策,由此领域到以中立作谈判筹码的好处,此后的许多新兴国家也颇懂得个中之道。对于路易斯安那之购买这种一面倒的交易,波拿巴自有其旧世界的说法:“进入这片领土可使美国的地位永远屹立不动,而我则为英国创造了一个迟早会挫其锋芒的海上对手。”美国政治领袖根本就不在于法国是基于什么理由出售国家的财产,在他们眼里,谴责旧世界的权力政治似乎与美国在北美的大肆扩张的作为毫不矛盾,因为他们不把向西开拓当作外交事务,而是视为美国内政。

      华盛顿告诫美国不得因任何理由缔结“永久性联盟”时说:“以人为的关系使我们涉入欧洲政治常见的变动中,或盟国与敌对国之间的分分合合‘非明智之举’。美国距欧洲遥远,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使我们得以走不同的方向。”美国不把华盛顿的这项忠告看作是务实的地缘政治判断,而当作是道德原则。以自由、民主原则守护者自居的美国觉得,把海洋所带来的安全解释为上帝的旨意,把自身的行为归之于更高超的道德体认,而非其他国家所欠缺的安全屏障,这是再自然不过了。

      美国早期外交的主要论点之一是认为,欧洲战事不断乃根源于其权力外交的阴谋盘算。欧洲领袖相信自私的利益竞争,最后得出和谐,并据以建立他们的国际体系,美国领袖却预期世界会由彼此合作的伙伴构成,而不是相互猜忌的敌人。他们否定欧洲领袖的观念,认为国家的道德应根据不同于个人的标准来评判。杰斐逊主张:个人及国家只存在着一套伦理,要感恩,要在任何情形下信守一切的承诺,要开放慷慨,最终要促进两方面的利益。

      美国如此理直气壮,时常令别国深感刺耳,但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美国革命所对抗的不仅是与母国之间法律上的连属,也是整个欧洲的体制及价值观。美国把战乱频仍归咎于否定自由及人性尊严的政治体制当道。潘恩写道:“正如战争是旧世界的政治规则,各国之间所怀的敌意也不过是政府政策所激起的,目的在维持这个体制的精神。虽然人类不是彼此的敌人,但在错误政治体制引导下,却可成敌人。”直到今天,和平最有赖于民主政体推广这个观念,仍是美国思想的要义之一。美国传统思想始终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相互战争。不过,有一个人物,即汉密尔顿,他对此一观念颇不以为然:“斯巴达、雅典、罗马、迦太基都是共和国,其中雅典及迦太基还是商业国,但它们打仗的频率,不论是侵略还是防御,绝不下于同一时代的君主政体邻国,因此英国政体中有平民代表组成国会中的一院,商业也是英国数百年来最主要的目标。然而,少有其他国家象它如此作战频繁的……”

      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美国领袖或许仍执意主张美国的对外政策是要做全人类的“标杆”,但不可否认,有些人已经感到美国的实力使她有权对当代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必等到全人类都变成民主以后再参与国际体系。

      对个中道理阐述得最清楚的就是老罗斯福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坚持美国有义务让全世界感到其影响力,且应当基于国家利益让美国与世界产生关联的总统。他跟以往的美国总统一样,都对美国应造福世界的观念深信不疑。但他与前人不同的是,他认为除去不介入的利益外,美国还有真正的外交利益存在。他的前提是,美国跟其他强国没有两样,她不是独一无二的道德化身。若美国的利益与他国抵触,她有义务凭借本身的实力取得优势地位。

      罗斯福的第一步是把门罗主义作最具有干预色彩的诠释,使之附和当时的大国理论。他宣称:“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日益复杂且相互依赖,使所有文明国家上轨道的强国越来越有义务坚持对世界作适当的警察行为。”在美国国际关系的做法上,老罗斯福居于特殊的历史地位。没有其他总统能如此完整地依国家利益界定美国的世界角色,或把国家利益与国际均势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他同意全国人民的看法,即美国是全世界最理想的期望。但他与大多数美国人不同的是,他不相信仅仅靠实践公民道德,美国便能够维护和平。他对世界秩序本质的认识,更接近于在英国帕默斯顿或迪斯累利的看法,反而离杰斐逊的观念更远。

      伟大的总统必须是人民的教育家,在人民的经验与国家前景之间发挥桥梁的作用。对于始终相信国与国之间和平是常态,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没有区别,而且对于相信影响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动乱,美国可以置身事外的美国人,罗斯福可谓是上了严肃的一课。他一一驳斥这些基本假设,认为国际活动就是斗争。因此,他希望在他领导下把国家带进国际社会,使美国能象英国掌控19世纪一样塑造20世纪,借庞大无比的国力,遵循明智温和的方式,以稳定、和平与进步为己任。

      罗斯福对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中的许多主流信条感到不耐烦,他否定国际法的效力,理由很简单:倘国家不能靠自身的力量保护自己,也不可能由国际社会加以护卫。他说:“最助长不公平的莫过于自由而开明的民族故意造成自己无能为力,却坐视专制及野蛮者武装自己。”谈到国际政治时,罗斯福的批评更为尖锐:“对于威尔逊-布赖恩体系那样信任流于空谈的和约、不能实现的诺言和各种纸上谈兵的文件,却没有有效的武力作后盾,我感到十分厌恶。在外交政策上有腓特列大帝和俾斯麦的传统,比以威尔逊的态度作为国家永久方针,对国家或世界都要好太多。缺乏武力支持软弱无能的正义,百分之百与偏离正义的武力一样不道德,甚至更不可取。”

      如果说老罗斯福的思想代表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的极致,则它可说是由欧洲传统政治原则配合美国本身情形演变而来的。罗斯福应被视为这样一位总统:在位期间正值美国奠定了在美洲的盟主地位后,开始让全世界意识到其实力之时。但美国外交政策思潮并未就此停止,也不可能如此。附和民众经验而画地自限的领导人注定会停滞不前;超越民众经验的领导人又有不被理解和谅解的风险。不论美国人的经验或价值观,均不足以让美国承担起老罗斯福规定给她的角色。

      可谓是历史十足的嘲讽,美国后来是实现了老罗斯福所期待的领导者角色,而且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但却是根据他所嘲笑的原则,而且是在为他所看不起的总统的领导之下达成的。威尔逊是美国独树一帜的传统代表人物,他开创了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的主流学派,而这一派的主张在老罗斯福看来,最多只能说是无关紧要,弄得不好反而有害于美国的长期利益。美国既缺乏欧式外交的理论基础,也欠缺实际事务的经验。欧式外交旨在使变动不已的各国势力保持均衡,就为了这个目标必须在道德上采取中立,并根据权力的微妙变化不断进行调整。不论欧式权力政治的理论及教训为何,美国人民始终不变的信念是,实践及发扬自由民主是美国与众不同的根源所在。

      只有以符合这种美国不同一般的观念为号召,才能促使美国人采取伟大的行动。无论罗斯福的主张在理智上如何吻合强国之间实际的外交往来,他的理念并未能说服美国人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反而是威尔逊用充满道德意味的言论感动了美国大众,虽然这在他国看来相当令人难以理解。根据各国公认的外交原则来评判,这两位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当中,罗斯福的主张似乎要高明不少。然而,占优势的却是威尔逊,在一百年后,老罗斯福的成就固然受到肯定,但左右美国思潮的仍是威尔逊;对国际体系运作最有见地的美国总统非罗斯福莫属;但威尔逊真正掌握住了美国外交动机的主要脉络,其最根本的一点便是美国绝不把自己当一般国家看待。

      威尔逊的成就令人诧异。他排斥权力政治,却知道如何感动美国人。他领悟出美国孤立主义的习性只有诉诸对本身理想自命不凡的国民性才能克服。他先是以积极拥护中立来证明他维持和平的决心,后来却一步步地把走孤立主义路线的美国带向战争。号召美国参战时,他不提自私的国家利益,而是表明美国别无所求,只是为维护原则而战。他在演讲中集中阐述了他的外交理念:“判断美国与他国之间的纠纷只有一个可能的标准,而此标准涉及两项要素:即我们本身的荣誉和我们对世界和平的义务。在承诺新条约以及解释既有条约时,均需通过如此组合的标准的考验。”老罗斯福最看不惯的便是这种没有实力为后盾的高调。他在信中写道:“如果要我在铁血政策与弱势政策之间作出抉择,我会选铁血政策,原因是,它不仅较有利于美国,最后也会较有利于全世界。”从威尔逊到布什,美国历任总统均以美国的大公无私为领导世界的主要号召。包括威尔逊及他的追随者,一直到现在,谁也不愿意面对一个事实,即对道德意识没那么重的他国领袖而言,美国的利他主义精神令人感到难以捉摸,因为国家利益可以明确加以计算,但利他主义的内涵则要完全看执行者如何定义了。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威尔逊看来,美国社会的利他本质是上帝恩典的证明,仿佛是上帝的眷顾,有一新大陆被保留下来未开发,等待一群和平且爱好自由、坚持人权高于一切的人们来此建立一个共同的国度。这种美国的目标乃上天授意的说法,导致美国扮演的全球角色远远超出老罗斯福所能想象;因为他想的不过是改善均势,并依照美国国力的增长决定投入均势的程度。在罗斯福的构想里,美国只是众多国家中的一员,实力强过大多数国家,属于强国,但仍脱不了均势的基本历史法则。

      威尔逊把美国推向完全偏离这种想法的层次。他鄙视均势,坚持美国的角色“不在于证明我们的自私,而在于证明我们的伟大”。果真如此,美国便不应该独善其身。早在1915年,威尔逊便提出主张认为,美国的安全与全世界的安全密不可分。老罗斯福再怎么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一面倒的倡议全球干预的想法。但当年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政治家;而威尔逊是一位具有宗教热忱的先知。政治家即使是沙场老将,所重视的也是本身所生存的世界,但在先知眼里,“现实”世界正是他们想要实现的境界。

      在威尔逊眼中,或者在美国民众的意识中,欧美理念之间的差异正突显出美国思想的优越之处。威尔逊对世界秩序的想法是标榜脱离旧世界经验与准则,另起炉灶,它是基于美国人对人性本质是爱好和平、世界基本上是调和的信念。由此衍生出民主国家一定爱好和平,获得民族自决的人民便没有理由挑起战争或镇压其他民族等结论。一旦全世界各民族都享受到和平与民主的好处,就必然会团结起来共同捍卫民主与和平。

      欧洲毫无与此相当的想法。不论欧洲的内政体制,还是其国际关系,都从不曾根据人性本善的政治理论而来,反而都是以利用人性自利、谋求大我为出发点。欧洲外交的前提不是各国爱好和平,而是各国好战的本质,因此必须采取均势。欧洲传统外交的结盟政策是为追求明确的特定目标,不是为了维护抽象的和平。

      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与集体安全原则令欧洲外交官不知所措。欧洲处理一切争端都假设为促进均势可以调整国界,均势考虑高于相关国家人民的意愿。在拿破伦战争结束后,皮特便是根据这个基础而构思出“大集团”策略以围堵法国。

      正是欧美外交理念、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实际政策运用上的巨大分野,导致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之理想主义由于欧洲的不理解,不但无助于建立国际新秩序,反而是在消耗秩序资源。一方面,巴黎和会不象维也纳会议将战败国也纳入,以威尔逊之理想主义原则,决无可能遵循欧洲俾斯麦时代之内阁外交惯例,容忍战争发起国和战败国参与会议。因此会议一开数月,德国人只能雾里看花,难免产生错觉。处于欧洲传统权力政治格局之失败者的地位,他们自人无话可说,但国力的强大必使他们心怀梦想;他们与威尔逊之理想主义实在最称得上是风马牛不相及;他们一再玩味十四点原则,而且虽然他们若获胜,对战败国提出的条件也会相当无情,如今却自以为同盟国最后商定的和平方案会相当温和。因此,当和会代表们宣布决议之时,德国人大为吃惊,并在随后的二十年里一步步设法打破它。列宁主政下的俄罗斯已未受邀与会,威尔逊之理想主义原则以民主国家爱好和平为前提假设,这必定得出将俄罗斯排除在外的结论;列宁抨击整个过程,指其为一场资本主义闹剧。于是就发生了为结束一切战争而谋求和平,却将欧洲两大最强的国家德国与俄国排除在外,这两国的人口加起来远超过欧洲人口的半数,其军事实力也属于全欧绝对第一。仅这一点就注定了凡尔塞和约不会成功。

      法国问题则使情况雪上加霜。作为战胜国的法国却发现自己的处境十分悲哀。两百多年来法国拼命想取得欧洲主人翁的地位,但大战结束后,却连能不能保卫自己的疆土免遭战败的德国的侵犯都不再有信心。法国领袖们直觉地意识到残破的法国已经根本没有力量抵御千千万万训练有素、心怀叵测的德国人。战争使法国国力枯竭,威尔逊之和平原则却把安全变成了司法程序,把和平变成了没有切实的实力和盟国做后盾的法律概念。胜利使法国真切地觉悟到它为报复德国付出了太高太高的代价,且近百年来不断的战争,其国力一直在消耗之中。惟有法国人心知肚明,自己与德国比起来是多么地虚弱。法国先前是为生存而战,而在和会上则必须为国格而战。法国与现代以色列相同,以处处作梗来掩饰其脆弱的内在,以强硬不妥协来掩饰心中的恐慌;它也与现代以色列一样,不断有被孤立的危险。因此,法国迫切地需要美国或者英国依照传统的欧洲结盟政治原则,作出切实的保障,这种保障可以理解地并不是局限于外交,也延伸到军事方面;这无疑直接违背了英国历来的“事前不做任何协议”的原则和传统,而且自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一直就对法国又爱又恨,把法国视为威胁欧洲均势的最主要挑战力量,英国人实际上是把法国这一万般无奈的饥不择食之举,再次视为其欲称霸欧洲的前奏。至于美国,威尔逊的集体安全原则,天生就反对任何具体的结盟政策,美国决不会认为一国的特殊利益为全局之和平所必不可少。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威尔逊确实曾把盟约说成是对“全世界领土权状”的保证,但即使这是口误,也足以令他的随员们大惊失色。因为人们明白,美国参议院是绝对不会批准美国设立国际常备军或做任何永久性军事承诺。一位顾问人员指出,规定以武力对抗侵略的条款本身已经违反美国宪法:“反对此条款极有力的根据之一是,倘若美国对外条约中含有此一条款,必定无法成立,因为依宪法宣战权为国会所有。”只从字面上说,就可明白,美国所缔结的任何盟约都是没有宪法效力的。这个保证没多久就夭折了,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使它不了了之;英国也趁机以此为借口推卸了责任,法国得到的保证实在是不堪一击。

      各战胜国代表齐聚巴黎时,他们号称将开创历史新纪元。然而,最后得出的成果,却是美国的乌托邦理想与欧洲恐惧症妥协下不堪一击的产物,有太多的妥协使美国的梦想难以成真,又有太多的权宜之计而难以平息欧洲的恐惧。造成最大心理负担的是和约中关于“战犯”的条款。18世纪主持议和的人一定会觉得“战罪”条款是荒谬不可思议。欧洲观念认为战争是利益起冲突的必然结果,与道德无干。在18世纪战争结束后的条约中,战败国会付出一定代价,但不致受到道德批判。而威尔逊则认为,一战的起因必须归罪于某个坏蛋,并且必须加以惩罚。但当仇恨消退之后,人们逐渐发现,战争爆发的责任实在是要复杂得多。德国固然要负一大部分责任,但只出发德国是否公平?在德国大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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