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04月16日

    水师提督:王生怀《李鸿章与朝鲜问题》涉嫌严重学术剽窃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www.blogbus.com/tbn-logs/2279681.html

    往复论坛

    【之一】

    到目前为止,在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的《韩国学论文集》总共14辑中已经有2篇涉嫌大肆抄袭剽窃,在此,首先针对第9辑之一篇做一讨伐。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的《韩国学论文集》第9辑(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1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李鸿章与朝鲜问题》的文章(第132页-167页),作者王生怀,“作者单位:安徽省委党校,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生”(第162页文末作者说明),经笔者查实,该篇论文中之一部,涉嫌大肆抄袭台湾梁嘉彬先生于1975年发表的论文《李鸿章外交与中日间朝鲜交涉》中之一部分。梁嘉彬先生的论文,最早发表于1975年的《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七期,后来收录进(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的《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一编《中日甲午战争》中(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9-231页)。

    王生怀所做的《李鸿章与朝鲜问题》一文(以下简称“王文”)中涉嫌大篇抄袭梁嘉彬先生之《李鸿章外交与中日间朝鲜交涉》(以下简称“梁文”)的部分,主要集中在该文的第二部分“李鸿章对朝鲜问题的关注”(第135-143页)、第三部分“李鸿章与‘壬午兵变’”(第143-146页)以及第四部分“李鸿章与甲申政变”(第146-151页);而梁文被抄袭的部分主要是第三部分“朝鲜西洋日本通交与李鸿章外交”(第134-147页)、第四部分“朝鲜壬午事变与李鸿章外交”(第147-160页)以及第五部分“朝鲜甲申事变与李鸿章外交”(第160-203页)之部分。
    兹就王文所明显涉嫌抄袭的部分,与梁文做一比照,以为抄袭之证明,兼证此文之不诬清白。王文以《韩国学论文集》第9辑发表的为准,梁文以《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一编《中日甲午战争》中收录的为准。

    【一、 王文第二部分“李鸿章对朝鲜问题的关注”(第135-143页)】:

    1. 王文涉嫌抄袭梁文中就李鸿章与朝鲜太师李裕元的书函往还时的引文与分析:

    【梁文】:
    光绪四年李再致书朝鲜太师李裕元云:“……接何侍讲(驻日公使何如璋)来书,日本近以俄人有事四方,贪得无厌,惄然如猛虎之在卧榻之旁,其于贵国,既无恶意,似欲联为辅车,引为唇齿,颇疑贵国不肯倾城相待。仆揆度大势:泰西英美诸邦,相距尚远,志在通商,无利人土地之心。俄跨有三洲土壤,实与我东北边界毗连,又时以蚕食鲸吞为事。……前闻日本欲在贵国咸镜道之元山津开口通商,俄人阴阻其议,谓他日设有战事恐于日本商务有碍,……若果属实,其意欲使贵国孤立无援,一旦发难可以碍然无所牵制,识时之彦用为隐忧。昔蜀先主猇亭之败,怨吴甚深,而诸葛武侯生平挹注,以和吴伐魏为上策(喻朝鲜和日防俄),唐德宗有宿憾于回纥,李邺侯劝以释忿寻盟,而吐蕃之势顿衰,盖命世英雄据细故而扩远图,往往如此。……迩闻俄国与土耳其和议已成,西事方蒇,将图东略,执事老于谋国,彻桑迨阴之计,其在斯时乎?仆以东土屏障中原,又千里神交,气谊相孚,不得不一摅肺腑之谈,近今贵国庙谟若何,邻交若何,固未能知其详也。……”(第138页)

    【王文】:
    因此光绪4年(1878年)李鸿章再次致书李裕元,劝说朝鲜不仅联西洋,而且联日以杜俄国。其内容为:“……接何侍讲(驻日公使何如璋)来书,日本近以俄人有事四方,贪得无厌,然如猛虎之在卧榻之旁,其于贵国,既无恶意,似欲联为辅车,引为唇齿,颇疑贵国不肯倾城相待。仆揆度大势;泰西英美诸邦,相距尚远,志在通商,无利人土地之心。俄跨有三洲土壤,实与我东北边界毗连,又时以蚕食鲸吞为事。……前闻日本欲在贵国咸镜道之元山津开口通商,俄人阴阻其议,谓他日设有战事恐于日本商务有碍,……若果属实,其意欲使贵国孤立无援,一旦发难可以碍然无所牵制,认时之彦用为隐忧。昔蜀先主猇亭之败,怨吴甚深,而诸葛武侯生平挹注,以和吴伐魏为上策(喻朝鲜和日防俄),唐德宗有宿憾于回纥,李邺侯劝以释忿寻盟,而吐蕃之势顿衰,盖命世英雄据细故而扩远图,往往如此。……迩闻俄国与土耳其和议已成,西事方蒇,将图东略,执事老于谋国,彻桑迨阴之计,其在斯时乎?仆以东土屏障中原,又千里神交,气谊相孚,不得不一摅肺腑之谈,近今贵国庙谟若何?邻交若何?固未能知其详也。”(第137-138页)

    【评论】:
    研究某一问题,引文完全一致,乃是研究中之常事,或者省略号断句亦一致,也可以说通,可是,要是连文中的解释都一样(如:“何侍讲(驻日公使何如璋)”、“”以和吴伐魏为上策(喻朝鲜和日防俄)),恐怕就说不通了。要是稍微改动几个标点符号就视为己岀的话,可谓可笑已极矣。

    不惟如此,对于这段引文的文末注释,竟然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梁文本注】:“见薛福成《庸庵全集》卷下文外编卷三页三九,并见李国杰编《李文忠公遗集》卷五页十五、十六。”(第219页)

    【王文之注】:“薛福成《庸庵全集》卷下,‘文外编’,卷3第39页或李国杰编:《李文忠公遗集》卷5,第15-16页。”(第163页)

    二者比照,则不言而喻也。

    以上仅仅是引文问题,或许依旧理由种种,但即使是转引,亦应当尊重原作者才是,然而王君并未如此,非但未如此,反而变本加厉,直接原文抄袭了梁公之评论:

    【梁文】:

    综观李鸿章三次致李裕元书意见:第一次(光绪二年)是对日朝江华条约缔结表示欣慰,并希望朝鲜与英国及俄国通商,不必多存畏忌。第二次(光绪四年)是类似代日本游说,希望朝鲜释忿寻盟,蠲细故而扩远图,与之倾城相待,联日以制俄,其若西洋诸国,距朝鲜尚远,志在通商,无利人土地之心,朝鲜亦宜交接。第三次(光绪五年)则偏重与西洋各国立约通商,藉以牵制日本,兼以防俄,其对日本态度因日本近来行事乖谬居心叵测而已渐有改变。(第143页)

    【王文】:
    综观李鸿章三次致李裕元:第一次,光绪二年(1876年)是对《江华条约》缔结表示欣慰,并希望朝鲜与英国及俄国通商,不必多存畏忌。第二次,光绪四年(1878年)类似代日本游说,希望朝鲜释忿寻盟,弃细故而扩远图,与之倾城相待,联日以制俄;其若西洋诸国,距朝鲜尚远,志在通商,无利人土地之心,朝鲜亦宜交接。第三次,光绪五年(1879年)则偏重与西洋各国立约通商,藉以牵制日本,兼以防俄,其对日本态度因日本近来行事乖谬居心叵测而已渐有改变。(第143页)

    王君仅仅把年月日改头换面一番,将梁文之“蠲细故而扩远图”中之“蠲”字改为“弃”字,标点增加了一个分号,关于评论,则系全盘照抄,真可谓胆大包天,已至极处矣。即使就王君关于年月日的技术性处理,也是混乱多有,前述引文中王君将“光绪四年”改为“光绪4年”,按照这一法则,则整个行文中都该采用所改动的这一原则(尽管这一该法其实是昧于识见),但是很快,在照抄梁文评论时,王君忘记了自己的法则,直接抄上了“光绪四年”、“光绪二年”和“光绪五年”。

    【笔者激于义愤,实无心一一照录王文,而后揭露之,以上仅系冰山之一角,详细列出,以为发轫,此下仅仅列出王文中其它明显的抄袭之处,有的抄袭篇章可谓连篇累牍,猥亵已极。】

    2、王文第141页第1自然段的第2行至第7行,属于抄袭梁文第144页之文字,抄袭文字约210字左右;

    3、王文第141页第4自然段的第5-8行,属于抄袭梁文第145-146页之文字,约100字左右;

    4、王文第141页第5自然段的第2行至142页第1自然段的第6行为止,系抄袭梁文第146页之文字,其中包括梁公引朝鲜金允植《阴晴史》一文所作的解释之一,抄袭文字约250字左右;

    5、王文第142页第2自然段,总共4行,中间2行抄袭梁文第146页之文字,约40字;

    6、王文第143页第1自然段之2行至第3行,第4行至第6行,系抄袭梁文第147页之文字,乃系抄袭梁公之评论,约80字;

    【二、 王文第三部分“李鸿章与‘壬午兵变’”(第143-146页)】:

    王文在这一部分中,就李鸿章“壬午兵变”后对朝鲜所采取之措施一题,分“首先”、“其次”、“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等共6大部分,分别抄袭了梁文从163页到165页的“1”、“2”、“3”、“4”、“5”和“6”这6大部分,分别表现为:

    1.王文第144页第2自然段第3行至第5行之“首先,核定朝鲜国旗”,涉嫌抄袭梁文第163页之“1.核定朝鲜国旗”,约40字;

    2. 王文第144页第2自然段的“其次,订立《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系抄袭梁文第163-164页之“2.订立中韩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这其中,王君在抄袭的时候又忘记了自己的“法则”,岀了一个相当可笑的纰漏:

    梁文介绍此项章程的时候,曾说“……议定中韩商民水陆贸易章八条,要点在:(1)……(2)……(3)……(4)……(5)……(6)……”,不知出于何故,梁公未曾引完这8项条款,而仅仅列出了6项。孰料梁公这一疏忽,竟然给后来抄袭之人王君造成了一个麻烦,王君于梁公之文,当然只能见到6项,结果王君便首先照抄梁公之总述曰:“……议定《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六条,要点如下:1、……。2、……。3、……。4、……。5……。”显然,王君在抄袭完第5条后,忘记了自己方才所说之“议定《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六条”的“六条”了,于是便残留了这5条在此,首尾矛盾。而中朝当年所订之《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之全文,不难查找,以王君所在之党校,更赖其南京大学历史系之门户,难道说连一部王铁崖先生之《中外旧约章汇编》都没有乎?其懒惰之程度,殊堪称绝也。

    3. 王文第144-145页之“第三、派员驻朝鲜监督外交税务”,系抄袭梁文第164页之“3.派员驻韩监督外交税务”,其中第145页第1自然段之第8-12行,系抄袭梁文第164页之文字,约150字;

    4. 王文第145页之第2自然段之“第四、拨给枪炮练习新军”一段,全段凡10行,第1至第7行,系全行照抄梁文第164页之“4.拨给枪炮代练新军”,约250字。

    从这段开始,王君又岀了处可笑的抄袭尾巴:由于梁文所在之《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系台湾商务印书馆所岀之繁体竖排本,因此,梁公作文之时,在所列出的《中韩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6条内容之时,每个小标题下面,都用的是一个破折号,这是竖排本之常见的现象。结果,抄袭者王君,则不辨黑白,在抄袭梁公的前3项内容时,采取了“首先”、“其次”和“第三”的变换,小标题后没有抄破折号上去,但是“第四”、“第五”和“第六”之后,都直接抄上了那个破折号,这样以来,王君的这6项小标题显的是不伦不类,那个破折号的出现,的确非常的奇怪。其抄袭之匆匆,可见一斑。

    5.王文第145页之第3自然段之“第五、庆军留驻朝鲜”一段,第1行至第4行,第9行至第11行,系全行照抄梁文第164-165页之“5.庆军留驻朝鲜”,约250字。
    此段中,抄袭者再次暴胆,竟然肆意抄袭了梁公的案语:

    【梁文】:
    故直至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缔结天津条约,中国仍有驻军留韩。(案:中国军队至韩,初期军纪殊劣,后经袁世凯力加整顿约束,纪律优良,故韩国军民,对袁颇能爱戴)。(第165页)

    【王文】:
    故直至光绪11年(1885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缔结《天津条约》,中国仍有驻军留韩。(案:中国军队至韩,初期军纪殊劣,后经袁世凯力加整顿约束,纪律优良,“于民间无秋毫之犯”因袁世凯公廉明达,军民孚悦。故韩国军民,对袁世凯颇能爱戴)。(第145页)

    王君在其中仅仅加入了一句“于民间无秋毫之犯”因袁世凯公廉明达,军民孚悦。” 转抄资料,尚情有可原,转抄评论,已经不可原谅,将别人之案语据为己有,更不知败于胡底了。

    另外,梁公行文,多“韩”、“朝”并用,而以“韩”为主;而王文中,行文一直都是“朝鲜”,到了抄袭梁公案语的时候,肆意之余,已然忘记了自己的笔法了,甚属可笑。

    6、王文第145页之第4自然段之“第六、对韩贷款,免受日本挟制”一段,共5行,属于尽数照抄梁文165页之“6.对韩贷款免受日本挟制”,约175字。

    7、王文第145页之末段开篇之2句,系抄袭梁文165页之文字,约70字。

    【三、 王文第四部分“李鸿章与甲申政变”(第146-151页)】:

    此段,涉嫌多有抄袭梁文第五部分《朝鲜甲申政变与李鸿章外交》(第160-203页),因笔者尚无如此时间去一一对照,兹暂留阙,愿有良知之学人,起而共伐之。

    此外,出于对王君这一部分的大肆抄袭的分析,笔者认为该文其他部分是否也有掠人之美之处,甚至是否有抄袭他文之处,均成疑问。笔者限于精力,仅能走马观花地粗略比照一番,即使如此,竟已发现如此多的抄袭之处,若是细心校订,真不难一一指岀其原本面目。笔者希望梁公之门生见到此文后,能悉心校订,对剽窃者做一次彻头彻尾地讨伐。

    王君抄袭之作堂而皇之地发表在北大所主编的韩国学研究的核心刊物上,此刊物曾有多位名家先后发表研究论述,刊物知名度亦是人所共知,怎奈何却有如此抄袭之作乘机羼杂其中。刊物之主编、编委自然难脱干系,但是以如今之学界,论述可谓汗牛充栋,全凭借几位编委之力,难以辨别是中的真假良莠,此系实情,何况诸位编委想来亦是课程繁忙,无暇专此。刊物之出版,本欲活跃学术,为一阵营之指向,为公器之所在,此中重要之处,即在于投稿者之人心,之良心,之良知,之学问人品或曰学术品格。俗语道,害人者终害己,此言不虚。

    不知道王君此文发表之后得到多少稿酬,亦不知是否凭借此文另做过他等事情,也不知道著名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是否就此文做过调查,亦或在王君的博士毕业表格中堂而皇之地亦填入发表某某论文等等,更不知道王君之博士生导师做何等感慨,在王君发表此番论文之前,是否指点过自己的门生。惟此等人情世故虽不易为外人所知,乃庆幸天下尚有公理之存焉。

    在此引一言以赠“文抄公”王君生怀:“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分享到:

    评论

  • 记得写《李鸿章与朝鲜问题》时,我与同班同学跑过多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与历史系资料室就更不必说。记得导师特别强调引文一定要注明出处和页码,我还抱怨线装书没有页码。您既然把这篇文章作为一篇有问题的文章提出来了,我必须就您提出的问题作一个全面的答复。但时间不是现在,而是安排在两年之后,这就请您谅解,因为我一直在基层任村书记和政府副县长,基层的事务比我个人的事务更重要。如果这篇文章正如您所说的,我当然会道歉的;如果事实不是您所说的那样,那也请您做您该做的事情。谢谢!
  • 我个人认同这位水师提督所说,剽窃与否其实本来很难有明确地标尺可以衡量,不过像这样原文照录却不见稍做节录与修改,的确是构成了剽窃。我明白承认,硕士论文本来不过是数据地堆砌,但堆砌也有其方法与标准可循。即使其本人说不知梁某为何人、不知梁某文章内容(注:这有可能是因为在抄袭的时候以为是其它人所写)、又说自己记忆多好多好,但却都无法圆满解释其中「雷同之处」过多的问题,真亏其本人还有勇气在这里提出辩驳。
  • 水师提督,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难道一个人写了之后那另一个人就得杜撰一个新中国成立的日子,我的QQ337859913,有时间我们两可以交流交流
  • 《李鸿章与朝鲜问题》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于北京大学做的硕士毕业论文,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我并不知道梁嘉彬为何许人也,也更不知道梁嘉彬的《李鸿章外交与中日间朝鲜交涉》.作为安徽人,崇拜李鸿章,因此撰写了《李鸿章与朝鲜问题》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为了撰写好这篇毕业论文,我逐字逐句研读了《李鸿章全集》,甚至在北大课堂上,我能指出授课老师关于李鸿章问题的记忆差错之处。我撰写李鸿章的论文,还需要抄袭剽窃吗?水师提督你把精力放在正道上,好好搞好研究,科学研究是无止境的。做人要讲究道德,学术研究亦是如此,你无聊不无聊!
  • 《李鸿章与朝鲜问题》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论文,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我并不知道梁嘉彬为何许人也,也更不知道梁嘉彬的《李鸿章外交与中日间朝鲜交涉》.作为安徽人,崇拜李鸿章,因此撰写了《李鸿章与朝鲜问题》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为了撰写好这篇毕业论文,我逐字逐句研读了《李鸿章全集》,甚至在北大课堂上,我能指出授课老师关于李鸿章问题的记忆差错之处。我撰写李鸿章的论文,还需要抄袭剽窃吗?水师提督你把精力放在正道上,好好搞好研究,科学研究是无止境的。做人要讲究道德,学术研究亦是如此,你无聊不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