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04月07日

    杨廷福:无锡国专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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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叔河编《过去的大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

     

      一

      我们的队伍青黄不接,文史领域尤为突出,办好文科大学是刻不容缓的。在这“才难”之叹和如何培养的时刻,就不能不回忆起唐文治先生主持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为什么招生不多,却人才辈出?

      一九二○年(民国九年)十二月,施肇曾(省之)和陆起(勤之)于湖光潋滟,岚色秀丽的惠山之麓,赁屋数幢,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敦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校长唐文治先生为馆长。当时在南京、上海、无锡三处招生,据说应试的达一千多人,结果只录取了正额二十四名,附额(备取)六名。一九二七年更名为国学专门学院,到一九三○年一月,才改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参照当时国立大学中国文学系各项规章办理,实行学分制,修学期三年。十年来,唐先生在教学上的惨淡经营和苦心擘划,已培育出像唐兰、王蘧常、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蒋庭曜、夏君虞等学有专长学者。一九三五年,拟于太湖之滨,宝界桥畔,勘地五十余亩,粗具黉舍规模。记得唐先生在奠基时,当场朗诵四句祝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蔚起,天下太平。”这一年全校有三百多学生,七个班,正科三年,分甲乙六班。另设一个补习班,凡学生程度较差的,先读补习班,再升入正科。这时可算是国专的“全盛”时代了。

      抗战军兴,无锡沦陷,年已七十六,双目失明的唐先生率领学生数十人,含辛茹苦,转道至长沙、湘乡,沿途租民屋上课。一九三八年初,终于迁校桂林,先后借正阳街、环湖路民房,继续开学。入冬后,桂林屡遭空袭,便暂徙北流山围。

      次年二月,唐先生以水土不服,年迈多病,返沪治疗。鉴于江浙学生纷请复课,遂改名“私立国学专修馆”,沿用私塾形式,避免向敌伪登记,校舍先暂借上海康脑脱路(今康定路)通州中学,后在北京西路嵇山中学,敦聘王蘧常先生任教务长,而桂校则由冯振心先生负责。沪校三年制专科,自第二年起,分设文学、哲学、史地三组,直至解放后,改名“无锡中国文学院”,唐先生为院长,王先生任副院长,随着全国大专院校的院系调整,遂于一九五一年,并入江苏师范学院。

      二

      无锡国专与唐先生相始终,不能不概略提及其经历。先生名文治,字蔚芝,江苏太仓人,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生,父亲唐受祺是个以穷秀才终其身的候选教谕,教书为生。唐先生从小用功勤读,十六岁入州学,十八岁中举人,二十八岁进士及第,以主事分发户部,一八九八年,补总理衙门章京,一九○一年,随那桐到日本,后又随载振赴英,祝贺英王爱惠的加冕典礼。英国和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就,对他思想上的启迪和影响颇大。三十九岁出任商部左丞及右丞,四十二岁升左侍郎,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后,署理尚书。清末国势危殆,经济极为窘迫,他在步履维艰的情况下,通商惠工,颇具苦心。四十三岁那年,以忤权贵,调任上海实业专门学校(原名南洋公学,即后来的交通大学)监督。辛亥革命后,他是不以“遗老”自居的,学校改称南洋大学,任校长,直到一九二七年创办无锡国专才离职,为祖国造就了第一批的理工科建设人才。交通大学的师生缅怀唐先生,筹建了“文治堂”,作为永久的纪念(十年浩劫中被破坏,现已重新恢复)。唐先生毕生治古代散文及宋学,尤推崇紫阳学案,颇有发明,著有《茹经堂全集》。解放后卧病上海,陈毅同志关怀耆宿,照顾备至。一九五五年逝世,年九十一。①

      唐先生系桐城吴汝纶(挚甫)的高足,创办南洋大学,即取法挚甫先生出长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时一套办学经验:名师荟萃,学风浓厚。唐先生心摹力追,科研则兼收并蓄,对学生要求严格,拔植隽才,坚持学生首须过好古文、外语两关,教授须是第一流学者。辜鸿铭(汤生)虽然有些怪癖,但奄贯中西,就是唐先生亲自礼聘的教授之一。唐先生为什么移居无锡要创办国专呢?是他愤慨北洋军阀的祸国殃民、国将不国。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唐先生当然不可能成为共产党人的,但毕竟是爱国爱民的,一个旧式学者文人在当时要救国培养人才,那只有私人办学了。他说:“吾国情势危殆,百姓困苦已极。此时为学,当以正人心,救民命为唯一主旨。务望诸生勉力为圣贤、为豪杰,其次亦当为乡党自好之士,预储地方自治之才。”“他日救吾国,救吾民,是区区平日之志愿也”(见自订《茹经年谱》)。这就是他创办无锡国专的目的和动机。因此,在饭厅里悬挂明代抗志不屈的杨椒山(继盛)的联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希望学生在用膳时思忖着。同时他即以创建南洋大学的务实精神,用之于国专。

      首先,唐先生认为学生的质量,系于教师的水平,故培育人才,端赖名师。早期几届除亲自授教全部经学课外,所聘教授不多,但均系著名学者文人。像清末民初鼎鼎大名的陈石遗(衍)先生长期主讲《通鉴》和诗学等课。他莅校之前,已撰有《石遗室诗话》、《近代诗钞》、《诗话》、《元诗纪事》等,一时远播扶桑,为日本著名文学家神田喜一郎等击节赞赏。莅校后,他讲《通鉴》,熟到胡三省的注能背出,分析颇有条理;同时以渊博深湛的知识,阐发历代诗歌的真髓,一经启迪点拨,如坐春风化雨之中。那时陈衍住在苏州,每星期五来无锡讲课,星期一返苏州。每课时的代价是大洋二十元(约合白米三百斤),这样高昂的钟点费,超过全国任何一个名教授。可是区区的私立无锡国专却是不惜工本的。当时名师,还有金松岑、李详(审言,文选专家)、孙德谦、钱基博、顾实、陈柱、朱文熊(叔子,著《庄子新义》),等等。

      同时敦请学者专家作专题讲座。当时章太炎先生在苏州,经常来国专讲学。章先生一口余杭土话,又是烟卷不离口,讲时详征博引,很不易懂。幸有随从弟子作快速板书和记录(记录即印发),才解决了一些听众的困难。不少专家的讲座,开拓了同学的视野。

      四十年代,唐先生已屈耄耋,实际上的校务是由王蘧常先生一人仔肩,面对经费支绌,困难丛集,始终是殚精竭思地考虑如何办好学校。先后延请了许多热心教育,而又是卓然成家的学者,如周谷城(中国通史)、王蘧常(诸子概论)、周予同(经学通论)、蔡尚思(中国思想史)、钱萼孙(诗学研究)、胡士莹(词学研究)、王佩琤(曲学研究和版本目录)、朱东润(历代文选)、唐庆诒(中西文艺批评)、郝昺衡(中国文学史)、胡曲园(中国通史、逻辑学)、徐震(三礼研究)、鲍鼎(甲金文研究)、张世禄(音韵学)、朱大可(基本文选,经学概论)以及赵泉澄、蒋祖诒、吴丕绩、葛绥成、许国璋、金德建等在学术上均有成就。而年近八旬的唐先生仍然亲临第一线,执教论孟研究、周易研究等课。学生们惊讶他的记忆力,四书五经的注疏都背诵如流,分析义理,头头是道,由陆景周板书。

      为了开拓学生的学习园地,举办课外讲座,除唐先生讲授传统古文读法外,还请了吕思勉、郭绍虞等教授作文史方面的专题讲演,一时听者如归,座无虚席。

      无锡国专对学生的要求是颇为严格的,招生“少而精”,学习则“由博返约”“循序渐进”。因此,学生的入学必须择优录取,唐先生认为笔试固然能衡量学业水平,但还有偶而的侥幸,而口试随问答而变异,不受试题的局限,学生的程度也就昭彰了。他任南洋大学校长时,每届招新生,都要经他亲身口试,以定去取。国专招生时,口试尤为严格,这是重要的一关,往往化了很长时间,唐先生是不肯苟且的(学校迁沪后就不举行了)。口试问题很广泛,一般先问考生读过哪些文史哲类的专著,回答后就要问内容了,回答内容后,就要你论述对某书的心得体会及其优劣,往往“打破砂锅问到底”,直至考生词穷而止。

      唐先生在五十五岁那年眼瞎,只能依靠听觉来了解一切,每天有专人替他口诵典籍、书报,作为程课,但他听觉特别敏锐,任何冗长的文章,一经读出,便能完全领会。晚年以卖文为生,江南的士宦名流的“寿序”、“行状”、“墓志”等多出其手,就是由他朗诵腹稿,而旁人录出的。对学生,他认为读和写的训练很重要。学生的作文必经其耳,细心聆听后,即指出某句应如何改易、整个谋篇如何,由旁人记录,批在作文卷上,并叫学生仔细体会怎样写好文章。为什么国专出来的学生,一般还能写写文章,这和唐先生的熏陶有关。年高身残,行履维艰,但是他每天上午七时必临校办公,风雨无间,经常由人搀扶着到教室、饭厅、宿舍了解学生情况。据金易占的回忆:“国专的饭厅秩序是比较突出的,几百人在一个饭厅里进膳,从来没有人小声讲过话。”每星期一的“纪念周会”,校长是必对全体学生讲话的,内容不外勉励学生如何进德修业,但他很懂得学生心理,讲话扼要中肯,为时最多不超过二十分钟,学生也就不感到厌烦了。国专在学业上对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但在生活上却不甚干涉,可说管理颇松,出入自在。在唐先生言教身教下,有些学生不免迂阔,但放荡胡闹的行径,似乎很少。

      无锡国专有办学十六字诀:“熟读精审,循序渐进,虚心涵咏,切己体察。”因此它的课程设置,除必修课和当时一般大学的中国文学系一样外,在抗战前选修课,分义理、词章、考据三大类,读的都是专著。其中又分经、史、子、集,至于什么概要、通论、概论之类是摒弃的。学生必须贯通经、史、子、集中的某一专著,熟读深思作为基础。并重视毕业论文,学生修业的最后一学期,由教师指导撰写毕业论文,以论文的优劣,品定毕业的名次。

      在读的双基训练方面,每一国专学生至少能背诵长篇古文五六百篇。唐先生为此传授了吴挚甫“古文四象”(太阴、太阳、少阴、少阳)的传统朗读法,特别指出通过朗读可提高沉浸词章的乐趣,收到融会贯通、消化吸收的效果;还循循善诱地引导,反复熟读顺诵像贾谊《过秦论》、晁错《论贵粟疏》、诸葛亮《前出师表》等气势磅礴、纵横捭阖的文章,对今后写论文是有所裨益的。因此,同学大都懂得在抑扬顿挫、缓急轻重的声调节奏中,玩味文章的起承转合、措辞构思之妙。不论早晚,国专教室内外,总是一片琅琅书声。其次,除要求能背能写各种体裁文章外,还要吟诵历代诗词名篇,辨清四声及阴阳清浊,从而能赋诗填词。这样的“书塾式”的读书方法,无视于“死记硬背”的讥诮,形成国专自己的学风,环顾当时文科大学,确是罕见的。

      “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毕业前,很多学生懂得写毕业论文,搞学术研究,不能依赖第二手材料,不能沿袭别人的研究成果,不能拾人牙慧。而要立志探索学林,有所创见,虽不能“戛戛独造”,但是至少运用第一手资料,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国专藏书不多,约五万册,其中有元、明善本三千册左右,每天课余时间,图书馆总是人满为患的。约计从一九二五年学生会创刊《国专月刊》至抗战后停刊。每学期一卷(五册),全年两卷(十册),共出版了八卷左右,刊载的都是师生学术性的文章。国专在经费支绌的情况下,截至抗战军兴,我们回忆凡出版了《通鉴纪事本末书后》、《孟子概述》、《史汉文章研究法》、《礼记大义》、《十三经提纲》、《周易消息》、《庄子新义》、《老子通证》、《名家五种校读记》、《文心雕龙校读记》、《文史通义注》、《尚书大义》、《性理学大义》、《石遗室论文》等专著。

      唐文治、王蘧常两先生指导学习,提倡的是厚植基础,“由博返约”,即扎扎实实打基础,博览专精拓津途。相反,决不趋时髦,不尚空谈,不抄捷径,不怕异议。无锡国专在当时是属于文科大专性质的学校,但在全国范围内看,却是有些不同于众之处。一九三一年冬,国际联合会教育科(相当于今国际科教文组织)的唐克尔•培根到我国考察教育情况,考察了无锡国专后说:“我们来中国看过很多学校,读的是洋装书,用的是洋笔,充满洋气。这里才看到纯粹中国化的学校,才看到线装书和毛笔杆,并希望这所继承中国文化的学校能够发扬光大。”以我国文化之悠久,幅员之广大,人口之众多,有这么一所少数人啃古书,从事研讨传承“绝学”的学校,也是无可厚非的。何况它对学生厚植基础、因材施教等措施,也还是多少年来从实践中获得证明,行之有效的治学途径啊!

      国专在沪复校后,王先生更善谋远虑,除因袭唐先生教学方针外,还增添了一些课程,不受当时教育部颁布设置的束缚,订出一套设置方案,除必须通读一些经史子集的重要原著外,还要求学生掌握文字、训诂、声韵、版本、目录、古书校雠学的知识和技能,为将来能独立研究,探讨学术积聚基本条件。

      这些要求于学生的若干措施,在培养文史领域方面人才来看,至今是否还有借鉴的意义,值得深思。

      三

      国专开办至结束,为时仅三十年,校友约一千七八百人左右,人数不为多,却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囿于所知,略举数例:早期的校友不多,但探讨学术、驰名中外的,如王瑗仲(蘧常)的诸子、群经研究,钱仲联(萼孙)的诗词骈文研究,兼工赋诗,有“江南二仲”之称。瑗仲先生所撰《严几道年谱》和诗集《抗兵集》,曾为学林转相称引。最近法国卡里诺夫斯基博士来中国,执贽于王先生之门,学阴阳五行之说。唐兰的古文字研究论著,为世界各国普遍译印。吴其昌的考古学撰述,亦远播海外,推为一代巨擘。毕寿颐邃于经学、段氏说文,有《度帆楼文集》,识者推为乾嘉学者,允无多让。余如两汉书专家蒋庭曜、楚辞专家蒋天枢、《星预诗钞》作者朱星预、史学家魏建猷,等等,都是早期校友,他们学术造诣,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四十年代前后,同样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至今当教授、研究员、编审、特级教师的更仆难数,略举数例以明之。

      马茂元的唐诗研究,卓有成绩。周振甫的诗文评述和古籍整理,腾誉士林。鲍正鹄致力于文史和图书馆学,成绩斐然。冯其庸的红学研究,著述宏富,独到之见,为国际学者所推崇。汤志钧的近代史和经学史的探索,赢得学林的佳评。徐兴业娴熟宋史,近撰《金瓯缺》一百二十万言,推为历史小说中的翘首。陈祥耀致力于古典文学,颇具灼见。朱星的《金瓶梅考证》,蹊径独辟。江辛眉于修辞、校雠之学,造诣颇深。他和沈熙泉、李孟矞、严古津的诗学研究与创作以及吴雯的词作,具见才思。再如杨康年、王绍曾的擅长版本目录、兼精史学,陆成侯的潜研辛弃疾和明史,陆以鸿的科学译著,翁闿运的金石、书学,周坚白的书画,周慧■的书法,均见称于世。在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上,作出优异成绩,并有著述传世的如唐尧夫、沈蘅仲、张■之、何以聪、姜烈、许威汉等等,不再赘述。至于中学特级教师中,国专校友也占了一定比例。

      国专历届校友散在大江南北,大多是献身于文史方面的研究工作,并有所成就。笔者知见有限,只能聊举数例,目的想提出一个问题:即这些人才的出现,是否与国专办学方法有关?

      四

      际兹四害荡涤,海字廓清,为进一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繁荣学术,必须办好文科大学,举国上下,已形成同一呼声。党中央重视百年大计,寓意深远。我们认为如何切实办好,除集思广益,擘划新路外,对类似国专那样旧学校办学的点滴经验,不无借鉴之处。诸如从低年级起,狠抓朗读背诵,倡导读原著,广涉猎。从高年级开始,重在引导学生根据平时爱好和专攻,进而向文史领域中的一个方面,集中探索,有所突破。这无疑是一条国专培育人才的途径,是耶非耶,有待大家畅抒己见。不妨把当前办文科的设想和课程设置,与之较论得失,权衡轻重,有助于切实解决文科多出快出人才的问题,全面有效地订出办好文科的具体措施。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深信今天专攻文科的同学们,在此呼吁改革文科体制声中,瞻望不远的将来,一定能为祖国辉煌灿烂的文史园地,盛放出万紫千红的奇卉异葩,开拓出前所未有的风光旖旎的百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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