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03月31日

    王春瑜:高放仁兄,此言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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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报
     
    近读某报所载高放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题为《解决瓶颈问题,繁荣社会科学》的发言,他提出5条建议。对第一条建议,我举双手赞成,但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也未必能真正实现。对第二条,我举双手反对。高先生说:“要及时选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以便通过院士的活动来带动、促进、加快各门社会科学的发展。”我认为,选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的时机,还远远没有成熟。这是因为:

    一,从1954年以来,社会科学领域被“左”的指导思想所左右,而且越来越左,直到爆发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几十年间,学者难以自由地进行独创性的研究,故鲜有扛鼎之作。以我所在的单位历史研究所而论,这本来应当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镇。1979年初我调入该所时,在上海辞别业师谭其骧先生。谭先生说:“文革中历史所造反的人,给尹达(按: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扣了不少大帽子,说他犯了多少错误,那都是冤哉枉也!其实,尹达最大的错误,是领导历史所这么多年,并没有产生像样的学术成果。”当然,这并非是尹达先生一人之过。但是,谭先生的一针见血之论,对于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部其他各所,恐怕也是适用的。尽管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社会科学学者,有不少人奋起直追,有所建树。但像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所公开坦承的那样,“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与学林前辈比,要差一大截。”尽人皆知,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严重断层。我每每发出哲人其萎,大匠不在,后继者谁的感叹。在史学界,谁是郭沫若、范文澜、陈寅恪、谭其骧第二,甚至哪怕是第三?即以谭其骧先生而论,其高足、名满天下的葛剑雄教授曾对我说:“我们在某一点上,能够赶上谭先生,但在总体上,根本不可能。也许一百年后,才能再产生一个谭先生这样水平的学者。”我以为,剑雄的话,洵为至论。跟史学界一样,在经济学领域,谁是孙冶方第二?在哲学领域,谁能与贺麟、冯友兰比肩?在社会学领域,谁达到了费孝通的水平?在文学研究领域,谁是何其芳第二?如此等等,要赶上这些前辈的学术水准,不知道还要经过多少年的艰辛努力!

    二,中国社会科学院无疑是中国社会科学的首脑机关。倘若现在就要产生院士,肯定一大半要从现在的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按:现已改为咨询委员会)中遴选。说句“家丑不怕外扬”的话,这个学术委员会是学术腐败的重要表现形式——官本位的产物。现有委员41人,其中16人,我作为该院的一位资深研究员,竟然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况院外人士乎!按理说,他们应当是在全国社会科学界都有重要影响的著名学者。然而,他们居然是无名之辈。其实,说怪也不怪。这些人多半是各所的学官。以历史所而论,某二人在1989年以后,“好风凭借力,伴我上青云”,一人当了所党委书记,一人当了党办主任,立刻官大学问大,分别当上博导,一人年龄虽已超过,马上有人拍马,破格照当博导不误,然后再摇身一变,当上院学术委员,后来又当上某所副所长(近日竟被某报吹捧为考古学家,纯属无中生有!)今年又当上某学会会长,俨然是某学科的泰山北斗。此人最近还公开老调重弹,鼓吹李自成出家当和尚的无稽之谈,不值一哂。他们在学术上是第几流?他们心里最清楚。某人出版过一本学术自选集,居然把财政部高官写给他的一封与学术无关的私人信件,特地影印在书中,藉以炫耀,不知寒碜二字。不知何故,此人忽然又被人封为清史专家,位居修清史的要津,为清兵入关大唱颂歌,遭到读者、学者的痛斥。说句公道话,这几位毕竟还有个学者身份。而有几位,根本是政工干部,只是因为手中大权在握,当上了院学术委员。谁选的?自封的。最近,国家拨重金,给每位委员都出了印刷精美的文集。其中有些人的文集,除了孤芳自赏及送赠亲友外,不知道有谁会买,卖给谁?反过来,中国社科院有几位成就突出,被国内学术界认可的一流学者,如文学评论家何西来、现代史专家陈铁健、隋唐史专家张泽咸、中国政治史专家白钢,则被排斥于院学术委员会之外。这是很不正常的。还令人深思的是,高放先生说:“把当今还健在的当年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方面的三位学部委员(即骆耕漠、季羡林和于光远)改称院士,然后责成他们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推选出若干名新院士”云云,姑且不论,这个办法是否可行。前述三老,骆老不仅是杰出的经济学家,还是投身新四军的老革命,抗战时担任盐阜抗日根据地的“盐阜银行”行长,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根据地的建设,其功厥伟。于老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家、自然辩证法专家、经济学家,“天下何人不识君。”季老虽是北大教授,但曾兼我院南亚所所长,不是外人。三老有足够的资格担任中国社科院终身学术委员,这是我院的学术旗帜,“镇山之宝”。但是,三老都不是委员,甚至连顾问这样的荣誉头衔都没有。这很难使人不想起“有眼不识泰山”这个成语。

    显然,当前学术腐败风甚嚣尘上,并有愈演愈烈之势,若“及时”产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只能使某些学术平平,甚至不学无术的学官,利用权力,戴上学部委员的高冠,招摇过市,进一步助长学术腐败风,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要“及时”产生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而是要端正学风,反对官本位,建立民主、公正、透明的学术体制,坚决抛弃学术泡沫,倡导关心国运、民瘼,坐冷板凳、埋头做学问的严谨学风,争取弥合学术断层。

    我1979年秋即认识高放先生,他写过几篇在全国学术界产生影响的好文章,令我佩服。但这一次,他的建议,我以为不可取,恐怕是他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中国社科院未免隔膜所致。他比我年长,故我说:高放仁兄,此言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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