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03月22日

    刘训练、郑友仁:关于《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中译本的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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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中国 
     
      规范问题(刘训练)

      目前国内学术界、翻译界和出版社界在学术译著的规范方面仍然处于非常繁芜的状态之中,虽然由于学科的不同以及外文原著本身在语种、体例等诸多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学术译著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但是就一些常见的问题和处理办法展开一些讨论,进而达成大致的共识还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鉴于《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中译本([英]昆廷·斯金纳 著,李宏图 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在规范方面存在的问题相当典型,因此本文想结合这个中译本出现的失误,略陈管见,欢迎方家同人不吝批评、回应。

      (一)专有名词和术语的夹注问题。

      笔者认为,在学术译著中,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尤其是较为生僻的专有名词)和作者着意强调或者具有特殊含义的术语在文中首次出现时,以夹注的形式附上原文是非常必要的。其理由大致如下:(1)于读者,可以方便查对和引用。对于较为生僻的专有名词和存在译名争议的术语,异名同出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2)于作者,可以保留和凸现作者的用心和意蕴,因为作者使用和突出某些术语往往是基于特殊考虑的;(3)于译者,可以留下纠错的空间,译者应当预设自己有出错的可能;(4)而且,这也是目前国内学术译著中比较通行的做法,有些译著(如邓正来翻译的哈耶克的著作)对作者独创或强调的术语甚至是出现一次即夹注一次。

      当然,其他替代的办法也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比如,通过译注的形式(即使在译注中,注上原文也是必要的);而按照国内先前通行的一种做法,可以在书后附上译名对照表(这往往只能解决专有名词的问题);或者按照目前国内另外一种通行的做法,将原书较为详尽的索引(如果有的话)在保留原文的前提下翻译过来。

      就《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中译本而言,本书的正文部分除了极个别不甚重要的地方之外通篇没有加注英文和拉丁文,而且既没有译注和译名对照表,也没有将索引译出,这显然是不妥的。一方面,书中有许多一般读者所不熟悉的专有名词和术语,如奥斯本(Osborne)、尼维尔(Neville)、尼德汉姆(Nedham)等人名,《一个崇高的自由国家》(The Excellency of a Free State,也许译为《一个自由国家的优点》更为恰当)、《国王和行政官的占有物》(The Tenure of Kings and Magistrates,通译《国王与官吏的职权》)等书名,以及virtù(它决不能简单地译为“美德”)、obnoxius等至关重要拉丁名词;另一方面,在一些紧要之处和关键术语上,由于译者没有附注原文,结果导致作者的原意受到扭曲或者没有得到很好的再现。比如,译者将本书的核心概念“neo-roman theory/view of liberty”译为“新罗马法理论/自由观”,这显然是不妥的,因为作者没有突出罗马法的意思。又如,在中译本第12页的正文和注释3中,译者将“civil society”分别译为“公民社会”和“市民社会”,由于没有附注英文,所以读者肯定会认为作者原来使用的是两个不同的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作者这里根本无意在“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做出区分(这是现代政治理论在国家-社会之间坚持三分法的结果),而只是想区分17-18世纪西方政治思想中的“政治社会”(即与无政府的“自然状态”相对应的存在政府的社会,也有人主张译为“文明社会”)和19世纪以后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但不管这些译名存在什么样的争议,最稳妥的办法也许就是附上原文。

      (二)边码和索引问题

      笔者认为,学术译著(尤其是征引率较高的名著和其他比较重要的学术著作)制作边码是很有必要的,它有利于读者查对原文(毕竟国内已经开始逐渐具备查对原版著作的条件),也有利于国内、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我们知道国外的学术著作即使出版修订本也非常注意尽量保留原版的页码)。虽然边码的制作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排版等方面的原因也肯定会导致一定的出入,但它需要译者和出版者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才能实现边码的动能。不少学者抱怨,现在有许多译著的边码与原著的页码相差太大,根本无法查对,这显然背离了译者和出版者制作边码的初衷。

      与边码相关的问题是索引。索引的编制有好多种形式:可以是译者(或编者)重新编制的(基本上是以汉语拼音排序),也可以保留原著的索引(多是英文字母排序);索引的页码可以是中译的页码,也可以是原著的页码(即边码)。

      很遗憾,《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中译本没有制作边码;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它居然在没有编制边码的情况下用原著的页码来“制作”索引(实际上就是图省事,直接把原著的索引照搬过来),这显然是极不规范的做法,译者和编者对此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注释和参考文献问题

      由于外文原著的注释情况极为复杂,这里只就国外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注释标准和国内译著中出现的问题简略地谈一点看法。目前国外学术著作中采用较多的引文性/引证性注释标准是所谓的美国现代语言学会格式标准(MLA)和美国心理学会格式标准(APA)以及哈佛标准(The Harvard System),这些标准大同小异,引文信息采取如下形式出现在相应的句子或段落之后(夹注、脚注、尾注依不同情况而定):作者名、文献刊行年份(同作者、同年份的文献下标a、b…区分)和页码,例如:Rawls1971/Skinner1998a(b…),p.x/pp.x-y;在文章或著作最后再附上详细的参考/征引文献信息(按作者姓氏的字母顺序列出)。笔者认为,这种注释标准虽然不无缺点,但它的优点也是很明显的:它将说明性注释和引文性/引证性注释区分开来,并且显得简洁明了。

      问题在于中文译著如何处理这种形式的注释呢?目前国内大致有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保持原来的形式不做任何处理(相应地保持其参考文献的原来形式);第二种办法是翻译成如下的形式:“罗尔斯1971年的著作,第x页”或“斯金纳的著作(1998a,第x-y页)”,并在参考文献中做相应的处理;最麻烦的则是第三种,即将其一一转换为作者、文献名、出版社(或期刊名)、出版年份和页码这种我们较为熟悉的形式:“罗尔斯:《正义论》,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X页”。在这三种办法中,笔者倾向于第一种,因为这样做比较简洁,便于读者直接查对和进一步检索文献。原著的参考文献当然需要保留(不过国内有些译著居然毫不留情地把它给删了),而且一般情况下这些文献大多数都是没有中译本的,所以,不妨不做任何处理地保留。如果译者愿意对其中有中译本的文献做出说明甚至把它们的信息全部翻译成中文,那自然很好。但是,如果略去原文,完全代之以中文,那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因为,在缺乏文献中译本和原文信息的情况下,读者根本无法去查阅这些文献。

      让我们回到《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中译本上来,译者是如何处理这种形式的注释与参考文献的呢?首先,译者把这种注释译成:“罗尔斯的著作(1971,第x-y页)”——单独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在参考书目中,译者却是这样处理的:“Rawls,John(1971),《正义论》,Cambridge,Mass”(这里出版社的省略是原书的问题,与译者无关)。这种错位意味着,读者根本无法直接查对引文的版本信息,因为并不是每个读者都能把“罗尔斯的著作(1971)”与“Rawls,John(1971)”、“A Theory of Justice”以及“《正义论》”对应起来。这里在不保留原文的情况下把文献名翻译过来似乎没有必要,因为译者实际上无法保证能够把所有的文献都恰当地译成中文。

      (四)特殊形式的处理问题

      这个中译本还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即原书中为数不少的用以突出重点的斜体字部分(英文著作中的斜体字除了用作强调外,还用于书名、报刊名和非英语语种的词句等)在中译本里没有得到任何体现(通行的做法是用黑体字或加粗字体以示强调)。笔者以为,这样对待原著是极不严肃的,也是极不负责任的。

      内容部分指谬(郑友仁)

      2003年底在学术界颇有口碑的上海三联书店推出了英国著名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教授的重要著作《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的中译本(译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导李宏图教授)。笔者因为业务上的需要曾阅读过原著,后来得知该书的中译本即将面市,对此笔者由衷地感到欣喜。然而,等笔者拿到该书的中译本并粗粗过目后却感到十分失望,再仔细对照原著竟发现这部不到十万字的译著(中译本版权页注明为12万字,但实际上译者的“译后记”占了全书1/3的篇幅),存在问题的地方竟达百处之多。虽然目前国内在西方学术著作的译介方面积弊甚深乃是学界众所周知之事,而且笔者才疏学浅,无论中文英文未必过关;但是事关学术规范,对于这个中译本的某些失误之处实在不能释然于怀,故不揣浅陋,将全书第一章第2部分到第二章中认为存在问题的地方立此存照,以正视听。

      核心概念的误译:

      首先,译者将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neo-roman theory/view of liberty”从头到尾(包括译者在“译后记”中对本书的“解读”)都译成了“新罗马法理论/自由观”;更有甚者,译者最后连“罗马法”(law of Rome)都译成了“新罗马法”(中译本,第46页注释1;英文本,第二章注释18,p.66;以下凡第X页皆指中译本页码,p.x皆指英文本页码,不再另外说明)。

      笔者认为这是彻底的误译,理由如下:(1)原文根本没有“law”的词根,于字面不合;(2)从意义上理解,作者为之辩护的理论,其来源不仅仅是罗马法,实际上作者说得很清楚,这一理论的渊源还包括罗马的道德学家和历史学家(中译本,第27、29-32页;英文本,pp.38、42-46)。另一方面,正如作者所指出的,罗马法还包括其对立理论的要素(中译本,第4页;英文本,p.5)。从正反两方面看,我们有理由认为“新罗马理论”决不能等同于“新罗马法理论”;(3)事实上,“新罗马”这一术语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有其特殊的含义,西方学者用它来大致指称积极自由传统之外的新共和主义自由理论,其代表人物包括本书的作者斯金纳和作者在本书中一再援引的佩迪特(Philip Pettit);并将新共和主义中亚里士多德主义色彩较浓的积极自由传统(以阿伦特为代表)对应地称之为“新雅典”(neo-Athenian)。关于这一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下列论述:佩迪特:“桑德尔共和主义再思考”(《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Maynor:“Another Instrumental Republican Approach?”(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2002 July,Vol.1,Issue1)。

      专业术语的误译:

      第12页,译者将“state of nature”译为“自然的国家”;事实上,任何对西方政治思想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它应该译为“自然状态”,而译者自己在第14页就是这样译的。

      第16页,译者将“monarchy”译为“君主立宪制”(不止这里一处);“君主制”与“君主立宪制”岂能混为一谈?

      第16页,译者把“monarchomach”(“反暴君派/反暴君论”)译为“赞同君主立宪制”(文中出现不下数十次);这种译法大概是译者颇费周折之后才想出来的,可惜译者还是猜错了这个在普通的英文词典上查不到的生僻单词。

      第23页,译者把卢梭的格言“be force d'etre libre”(“被强迫自由”)译成了“突然失去自由”。

      第17页以后多次出现“政治身体”、“人民的身体”等字样,让人摸不着头脑,对照原文原来是“the body politic”、“the body of the people”等。就“body politic”而言,按照《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的解释,它有三种含义:(1)〈古〉法人团体;(2)国家;(3)(被视为整体的)人民、民族。而学术界还有“政治体”、“政治有机体”等不同译法,这些译法或可进一步商榷,但译者既没有附注原文,也不加说明就一股脑地译成“政治身体”,是不是过于匆忙和草率了?!

      第18页以后多次出现“联邦”和“联邦党人”的说法,由于没有原文,肯定大多数读者会认为就是“federation”、“federalist”;可是查对原文会发现原来是“commonwealth”和“commonwealthman”,前者当然有“联邦”的含义,可是在17-18世纪的政治词汇中,它绝多大数是指“国家”或“共和国”(译者自己在有的地方就是这样翻译的),把“commonwealthman”(共和派或共和主义者)译成“联邦党人”岂不是混淆视听?!

      漏 译:

      第15页注释5漏译了如下一段夹注:“put forward,as we have seen,by Henry Parker among others”(p.21,注释65);类似的漏译如第53页注释1漏了一个夹注:“such as Henry Parker”(p.76,注释40)。

      第16页注释2漏译了作者的说明:“See below,notes174 and 176”(p.23,释67);类似的漏译如第39页注释2漏了作者的说明:“on which see below note177”(p.55,注释176)。

      第32页注释6漏译了一句拉丁语:“quae suis stat viribus,non ex alieno arbitrio pendet”(p.46,注释155)。

      文法不通、表达不畅:

      原文:“This is not in the least to say,however,that I have lacked for guidance”(p.22);

      原译文:“然而,这并非是说,我已经丧失了方向”(第16页);

      参考译文:“然而,这决不是说,我没有受到他人的影响”。

      原文:“When the action opens,Tranio's master has been absent in Egypt for three years。See Plautus1924,lines78-9,p.296”(p.40);

      原译文:“当可以任意行动的时候,特雷诺的主人公已在埃及有三年时间了”(第28页);

      参考译文:“当剧情开始的时候,特雷诺(戏剧中的一个奴隶——译注)的主人已经不在埃及三年了,见Plautus1924,第78-79行,第296页”。(又是漏译)

      第53页,译者把“I do not disagree”(p.76)译为“我不同意”;难道译者连其中双重否定的意思都看不出来?

      第59页,“我非常感谢这篇经典性的文章”;更地道的译法似乎是:“我从这篇经典性的文章中受益匪浅”。

      第65页,译者把“precedent”(“先例”)译成了“例外”;“先例”与“例外”相差何以道里计?

      原文:“The strategy followed by the theorists I have considering was to appropriate the supreme moral value of freedom and apply it exclusively to certain rather radical form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p.59);

      原译文:“我正在考察的这些理论家们接下来的战略是借用自由这种至高无上和确定无疑的价值,并把它专门称之为特定的和特别激进的代议制政府的形式”(第41页);

      参考译文:“我一直在考察的这些理论家们所采取的策略是,调用自由至高无上的道德价值,并将它全部应用于代议制政府某些相当激进的形式”。

      原文:“This is the claim that the neo-roman writers of the English republic make central to their vision of free states”(p.66);

      原译文:“这就是新罗马法作家们所宣称的英国共和国是自由国家意象的中心”(第46页);

      参考译文:“这就是英国共和国时期新罗马作家们关于自由国家的核心观点”。

      关键段落的误译:

      原文:“The main constitutional implication is that,if civic virtue is to encouraged(and public liberty thereby upheld),there will have to be laws designed to coerce the people out of their natural but self-defeating tendency to undermine the conditions necessary for sustaining their own liberty”(p.33,注释103);

      原译文:“其主要的宪政含义是,如果要使公民的美德得到鼓励的话(公共自由因此而得到确认),必将要制定法律强迫人民放弃自然的‘品德’。但击败自我和倾向腐败的趋向又将削弱他们保持自由的条件”(第23页,注释4);

      参考译文:“其主要的宪政含义是,公民美德要想得到激励(从而使公共自由得到维护),那么必须制定出旨在迫使人民放弃其自我挫败之自然倾向的法律,因为这种倾向破坏了维护他们自己自由所必需的条件”。

      原文:“It is this commitment which,I should now wish to stress,makes it inappropriate to describe the theory of liberty I am considering as a specifically republican one。However,there remain close links between republicanism in the strict sense and the specific theory of liberty I am considering,on which see below note177”(p.55,注释176);

      原译文:“正是我现在希望去强调的这种信奉使得描写我所考察的作为一个特定共和派的自由理论变得不适宜。然而,在更严格的意义上说,在共和主义和我正在考察的特定的自由理论之间仍然有着紧密的关联”(第39页,注释2);

      参考译文:“现在,我希望强调如下一点:正是这一信念使下面的做法变得不合适,即将我正在考察的这种自由理论描述为一种特殊的共和主义自由理论。不过,在严格意义上的共和主义与我正在考察的这种特殊的自由理论之间仍然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关于这一点参见下面的注释177”。

      原文:“As a result,although there are political writers(for example John Locke)who espouse the theory of liberty I am discussing without being republicanism in the strict sense of opposing the institution of monarchy,it remains the case that all avowed republicanism in the period I am discussing espouse the theory of liberty I am describing and use it to undergird their repudiation of monarchy”(p.55,注释177);

      原译文:“作为结果,虽然有一些政治作家(例如约翰·洛克)赞同我正在讨论的自由理论,在更严格意义上不像共和派那样反对君主立宪体制。但仍有一些例子表明,我正在讨论的这一时期所有自称为共和派的都赞同我现在描述的这种自由理论,并用它来支持其与君主立宪制的决裂”(第39页,注释3);

      参考译文:“因此,尽管有一些政治作家(比如约翰·洛克)赞成我正在探讨的这种自由理论,却没有成为反对君主制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共和主义者;但事实仍然是,在我所探讨的这一时期,所有公开承认自己是共和主义者的人都赞成我所描绘的这种自由理论,并用它来强化他们对君主制的拒斥”。

      原文:“I have previously assumed that what is at issue between the neo-roman theorists and their classical liberal critics is not a disagreement about the meaning of liberty,but only about the conditions that must be met if liberty is to be secured。See Skinner1983、1984、1986。But Philip Pettit has convinced me that the two schools of thought do in fact disagree about(among other things)the meaning of liberty itself”(p.70,注释27);

      原译文:“我前面已经假设了在新罗马法理论家和他们的古典自由主义批评者之间的焦点不是不同意自由的含义,而仅仅在于如果要捍卫自由必须要符合的条件。见我的著作(1983,1984,1986)。但佩蒂特已经确信这两个思想派别事实上都不同意(包括其他方面)自由本身的意义”(第48页注释3);

      参考译文:“我先前曾经认为,新罗马理论家及其古典自由主义批评者之间的分歧并不在于他们对自由含义的不同理解,而仅仅在于他们对维护自由所必须满足之条件的不同理解,见Skinner1983,1984,1986。但是菲利普·佩迪特已经让我相信,这两个思想流派(除了其他方面的分歧之外)对自由含义本身的理解事实上也存在分歧”。

      原文:“As Sidney makes clear,it is the mere possibility of your being subjected without impunity to arbitrary coercion,not the fact of your being coerced,that take your liberty and reduces you to the condition of a salve”(p.72);

      原译文:“正如西德尼所明确表述的那样,这仅仅是一种使你被不受伤害地从属于专制强制的可能,并不是你已被强制,即你已经被剥夺了自由并迫使你成为了一种奴隶状态的事实”(第50页);

      参考译文:“正如西德尼所申明的,仅仅是你容易受到无所顾忌的专横强制这一可能,而不是你受到强制这一事实,就剥夺了你的自由并致使你沦为一个奴隶的状态”。

      原文:“They have no quarrel,that is,with the liberal tenet that,as Jeremy Bentham was later to formulate it,the concept of liberty‘is merely a negative one’in the sense that its presence is always marked by the absence of something,and specifically by the absence of some measure of restraint or constraint”(p.82-83);

      原译文:“作为自由的信条,他们对此没有异义,就像杰里米·边沁后来所概括的,在这一意义上,自由的概念‘仅仅是一种消极的自由’,即它的存在始终由一些,特别是由缺少一些限制或强制的举措来标识”(第58页);

      参考译文:“也就是说,他们对自由主义的信条没有异议。这一信条就像杰里米·边沁后来所概括的,自由概念在如下意义上‘仅仅是一个消极的概念’,即它的存在始终是以某种事物的阙如为标志的,特别是以某些限制或强制措施的阙如为标志的”。

      原文:“The latter formulation implies,according to the neo-roman theorists,unfreedom can be produced either by interference or by dependence,which seems to me correct”(p.84,注释55);

      原译文:“根据新罗马法理论家的理论,提出缺乏干涉意味着导致不自由要么来自于干涉,要么归因于依附。这对我来说仿佛是正确的”(第58页,注释3);

      参考译文:“后一种概括暗示,新罗马理论家认为,不自由既可以由干涉所导致,也可以由依附所导致。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正确的”。

      原文:“One might say that the neo-roman and classical liberal accounts of freedom embody rival understanding of autonomy。For the latter,the will is autonomous provided it is not coerced;for the former,the will can only be described as autonomous if it is independent of the danger of being coerced”(p.84-85,注释57);

      原译文:“人们也许会说,新罗马法和古典自由对自由的解释都体现着与自主相同含义的理解。对于古典自由来说,假设意志并未受强制,则意志是自主的;对新罗马法来讲,如果意志独立于受强制的危险,它将只能被描述为自主的”(第59页,注释2);

      参考译文:“有人可能会说,新罗马理论与古典自由主义对自由的说明体现了对自主(autonomy)的不同理解:在后者看来,只要意志没有受到强制它就是自主的;在前者看来,只有当意志免除了受到强制的危险,它才能被认为是自主的”。

      一本学术译著如果连作者的核心概念、专业术语、学术理路和重要观点都译错了或者译得不准确,那么它给读者可能带来的误导就可想而知了(据笔者所知,该书一度排在京沪学术书店销售排行榜的首位)。基于这种情况,笔者以为这里就没有必要再对译者长达数万字的“译后记”进行点评了。如果译者不愿意就此保持沉默的话,并且能认真地读一读原著,好好地厘清一下当代西方政治理论中关于政治自由争论的来龙去脉的话,那么笔者乐于在更加专业的期刊上对其回应做出答复。

      补遗(郑友仁)

      (1)在第12页的正文和注释3中,译者将“civil society”分别译为“公民社会”和“市民社会”,由于没有英文附注,所以读者肯定会认为作者原来使用的是两个不同的词。但事实上作者这里根本无意在“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做出区分(这是现代政治理论在国家-社会之间坚持三分法的结果),而只是想区分17-18世纪西方政治思想中的“政治社会”(即与无政府的“自然状态”相对应的存在政府的社会)和19世纪以后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所以,最好统一译为“政治社会”或“公民社会”。关于这一点,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袁柏顺、丛日云的论文《17世纪“公民社会”概念解析》(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2)原文:“These writers generally assume that the freedom or liberty they are describing can be equated with—or,more precisely,spelled out as—the unconstrained enjoyment of a number of specific civil rights”(p.18);

      原译文:“这些作家们通常假设,他们所称之为的自由(freedom)或自由(liberty)被认为是同义的,或更准确地讲,被理解为不受强制地享有一些特定的公民权利”(第13页);

      参考译文:“这些作者通常认为,他们所说的自由(freedom or liberty)可以等同于——或者更确切地说,可以解释为——不受限制地享有一些特定的公民权利”。

      (3)原文:“John Hall makes an interesting addition to this familiar litany when he speaks of our‘pristine Liberty,and its daughter Happiness’……”(p.20);原译文:“当约翰·霍尔在提到我们的‘原初的自由,和它的幸福之女’时,他已经把其增加到这种令人感兴趣的和为人熟悉祈祷文中,……”(第14-15页);参考译文:“当约翰·霍尔谈到我们的‘原初自由及其女儿幸福’时……,他不过是在为这种老生常谈增加一种有趣的成分”。

      (4)第15页注释1中“弥尔顿”应为“哈林顿”(参见原文第一章注释61,p.21)。

      (5)原文:“their undoubted commitment to a politics of virtue”(p.22-23);

      原译文:“他们所明确提出的一种道德政治理论”(第16页);

      参考译文:“他们对美德(或德行)政治的坚定信奉”。

      (6)原文:“Some were republicans in the strict sense of repudiating the institution of monarchy,but others stressed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ir theory of liberty with regulated forms of monarchical government。See below,notes174 and 176”(第一章注释67,p.22-23);

      原译文:“在与君主立宪制决裂这一严格的意义上说,他们是共和派,但有些人则强调他们的自由理论与有规制的君主立宪制政府形式相一致”(第16页,注释2);

      参考译文:“有些人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共和主义者,他们拒斥君主制;但其他人则强调,他们的自由理论与有限(或立宪)君主政府形式是相容的。参见下文注释174和注释176”。

      (7)原文:“Worden1994a,p.46 argues by contrast that‘it is a politics of virtue that republicanism most clearly defines itself’”(第一章注释68,p.23);

      原译文:“见伍顿的著作(1994a,第46页),他通过比较‘这是作为一种共和主义很明确限定其自身的道德政治’来进行论证的”(第16页,注释3);

      参考译文:“比照伍顿的观点(Worden1994a,p.46),他论证说,‘共和主义确定无疑地将自己限定为一种美德的政治’”。——译者怎么连强调句式这样最基本的英文句法都识别不出来呢(第26页,注释2[原文第一章注释114,p.37]等多处译文同样可以说明译者对强调句式的迟钝)?!

      (8)第21页注释4中“密尔顿”应统一为“弥尔顿”。

      (9)原文:“They accordingly remain subject or liable to death or violence at any time,as even the figure of Tranio is obliged to recognise。”(p.41);

      原译文:“所以,在任何时候,他们要么依赖于主人的死亡,要么进行暴力反抗,否则仍是附属,即使剧中的主人公特雷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第29页);

      参考译文:“因此,他们仍然随时面临或容易遭受死亡或暴力的威胁,就连剧中的主人公特雷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10)原文:“The opening books of Livy's history…”(p.44);

      原译文:“在李维关于罗马史的早期著作中”(第31页);

      参考译文:“在李维《罗马史》的开头几卷中”。——这个错误以后数次出现;接下来的一句话中,“the rule of law”(法治)被简化成“法律”。

      (11)第33页“詹姆士·哈林顿”应统一为“詹姆斯·哈林顿”。

      (12)第33页“a free people”(p.47)被译成了“一个自由人”。——而在第38页译者自己就译为“一个自由的民族”。

      (13)原文:“The strategy followed by the theorists I have considering was to appropriate the supreme moral value of freedom and apply it exclusively to certain rather radical form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p.59);

      原译文:“我正在考察的这些理论家们接下来的战略是借用自由这种至高无上和确定无疑的价值,并把它专门称之为特定的和特别激进的代议制政府的形式”(第41页);

      参考译文:“我一直在考察的这些理论家们所采取的策略是调用自由至高无上的道德价值,并将它全部应用于代议制政府某些相当激进的形式”。

      (14)原文:“It is true that this was not the main reason originally given for wanting to live as a citizen of a free state。Rather we need to take note at this juncture of an important division of opinion within the tradition of thought I have been laying out。……such communities are especially well adapted to attaining glory and greatness”(p.60-61);

      原译文:“的确,这不是在最初用来解释缺少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公民而生活的主要原因,我们特别需要去注意它与我所展示的思想传统范围内另一种重要的不同意见的结合点。……这样的共同体特别适合获取成就”(第42页);

      参考译文:“确实,这一点并不是最初用来解释何以希望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公民而生活的主要原因。相反,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特别需要注意我所展现的这个思想传统内部在观点上出现的重大分歧。……这样的共同体特别适合获得光荣和伟大”。

      (15)原文:“in sallustain vein”(p.66);

      原译文:“在萨鲁斯特时代人的性情中”(第46页);

      参考译文:“以萨鲁斯特式的风格(或语调)”。

      (16)原文第68页:“self-evident”(“不证自明的/不言而喻的”)被译成了“自我证据的”;“analogy”(“类比”)被译成了“类同”。

      (17)原文:“The very fact,however,that your rulers possess such arbitrary powers means that the continued enjoyment of your civil liberty remains

      at all times dependent on their goodwill”(p.70);

      原译文:“但事实上,你的统治者拥有着如此专断的权力就意味着,你持续享有的公民权利在任何时候都仅仅存在于对他们善良意志的依赖”(第48页);

      参考译文:“然而,恰恰是你的统治者拥有这种专横权力的事实就意味着,持续享有你的公民自由仍然始终取决于他们的良善意志”。

      (18)第50页中“18世纪50年代”为“18世纪30年代”(1730s)之误。

      (19)第52页注释1(原文第二章注释38,p.74)的翻译相当不严谨,也许只要指出译者将米勒(Miller)译成了密尔(Mill)就能说明问题。

      (20)原文:“Hobbes's incapacity(or perhaps refusal)to see any connec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liberty was undoubtedly influential,but most of the new-roman writes acknowledged that the desire to establish such a connection lay at the heart of their argument”(p.76)

      原译文:“霍布斯不能够(或者也许拒绝)看到在公共自由和私人自由之间的任何连接已具影响,但对新罗马法作家的许多批评认为意图建立这样的一种连接已经成为他们论点的中心”(第54页);

      参考译文:“霍布斯无视(或许是否认)公共自由与私人自由之间的关联,这一点毫无疑问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新罗马作家的大多数批评者都承认,确立这样一种关联的愿望是他们论证的核心”。

      (21)第54页和59页注释2中的“古典自由”应该改为“古典自由主义”。

      (22)原文:“As Paley implies in the same passage,however,there might well be a reason in practice,for we have to assume‘that the welfare and accommodation of people would be as studiously,and as providently,consulted in the edicts of a despotic prince,as by the resolutions of a popular assembly’”(第二章注释51,p.81);

      原译文:“然而,像佩利在同一段落中所暗示的,在实践中这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原因,因为我们已经假设,‘人民的福利和住所将在一个专制君主的法令下通过一个热心的和有远见的公众机构的决议来协商决定’”(第57页注释1);

      参考译文:“然而,正如佩利在同一段落中所暗示的,在实践中完全可能有这样一个理由,因为我们不得不假设,‘在一个专制君主的法令中,人民的福利和便利将同它们在一个民众议会的决议中一样得到认真、长远的考虑’”。

      (23)原文:“Pettit,for example,appears to concede that,whereas a classical liberal theorist like Paley analyses unfreedom in terms of interference,the rival tradition analyses it in terms of security from interference。See Pettit1997,pp.24-7,51,69,113,273 and cf. Pettit1993a and 1993b。(Cf. Pitkin1988,pp.534-5 on the struggle for libertas among the Roman plebs as a struggle for security。)Pettit accordingly confines himself to objecting that what Paley fails to recognize is that the neo-roman writers seek only a specific kind of security,and seek it only against a specific kind of interference。See Pettit1997,pp.73-4。But cf. Pettit1997,p.5,where he more forthrightly declare that persons‘subject to arbitrary sway’are‘straightforwardly unfree’”(第二章注释52,p.82);

      原译文:“例如,佩蒂特明确地承认,在这里,像佩利这样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家用‘干涉’这个词来分析不自由,与此相对应的传统分析词汇即为免于干涉的保障。见佩蒂特的著作(1997,第24-27,51,69,113,273页)和参看佩蒂特的著作(1993,1993)。(另参看皮特金的著作,1988,第534-535页),他把在罗马平民当中为自由的斗争视作为保障而斗争)所以,佩蒂特把自己限定于佩利所没有认可的内容,这就是新罗马法作家们仅仅寻求的一种特定的保障,仅仅通过反对一种特定的干涉来寻求它。见佩蒂特的著作(1997,第73-74页)。但参看佩蒂特的著作(1997,第5页),在这里,他更为远见地宣称个人‘臣属于专横的支配’是‘完全不自由的’”(第57页,注释2;皮特金教授是一位女性——引者注);

      参考译文:“例如,佩迪特似乎做出让步说,像佩利这样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是根据干涉(interference)来分析不自由(unfreedom)的,而与之对立的传统则是根据免于干涉的安全(security from interference)来分析不自由的,参见 Pettit1997,pp.24-27,51,69,113,273,亦参见Pettit1993a和1993b。(皮特金指出[Pitkin1988,pp.534-535],罗马平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就是争取安全的斗争。)因此,佩迪特将自己仅仅局限于如下的反对理由,即佩利没有认识到新罗马作家仅仅寻求一种特殊类型的安全,并通过反对一种特殊类型的干涉来寻求它,参见Pettit1997,pp.73-4;但他又更加直率地断言,‘屈从于专横支配的’人‘是完全不自由的’,见Pettit1997,p.5”。

      (24)第58页注释2(原文第二章注释54,p.83)的翻译也是值得商榷的,仅以最后一句话为例:“That it was likewise assumed in ancient Rome that libertas is constrained by law is argued in Wirszubski1960,pp.7-9”;

      原译文:“这也就是在古代罗马所假设的受法律强制的‘自由’被争论的原因。见威斯祖比斯基的著作(1960,第7-9页)”;

      参考译文:“自由受到了法律的限制这一点同样出现在古罗马,关于这一论证见Wirszubski1960,pp.7-9”。

      (25)第66页注释2(原文第二章注释85,p.94)的中译引文没有体现原文的诗歌形式。

      (26)第68页注释3中的“普瑞斯”(Price)应与前面的译法统一为“普莱斯”。

      (27)原文:“Once this is understood,we can see that to think of the freedom of citizens as possible only within free states is simply to fall into‘the confusion which the common use of the word “Freedom”is apt to cause’”(p.98);

      原译文:“一旦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看到,一想到公民的自由仅仅在自由国家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完全是落入到了一种通常使用‘自由’这个极其容易引起混乱的词汇之中”(第68页);

      参考译文:“一旦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看到,认为公民的自由只有在自由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观点完全堕入了‘“自由”这一字眼的惯常用法极其容易导致的混淆’”。

      (28)附:“参考书目”勘误(限于篇幅这里只列出一些错别字,内容上的错误恕不一一订正。)

      第86页,《致蒙乔茨公筹大人的一封信》,“公筹”为“公爵”之误;“蒙乔茨”正文译作“蒙矛茨”(第66页);

      第90页,“昆适·斯金纳论自由的观念”,“昆适”为“昆廷”之误;

      第95页,“征服和同意:托马斯·雷布斯和同时代的辩论”,“雷布斯”为“霍布斯”之误;

      第95页,“政治自由的博论”,“博论”为“悖论”之误;

      第96页,《弥尔顿和典和主义》,“典和”为“共和”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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