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03月21日

    启功:我的几位祖上和外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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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功口述历史》

    我的曾祖叫溥良,到他那一辈,因爵位累降,只封了个奉国将军,俸禄也剩得微乎其微,连养家糊口都困难。如果仅靠袭爵位,领俸禄,只能是坐吃山空,维持不了多少时候。生活逼迫他必须另谋生路。按清制:有爵位的人是不能下科场求功名的。我的曾祖便毅然决然地辞去封爵,决心走科举考试这条路。所幸,凭着良好的功底(见图溥良扇面),中举登第,入了翰林,先后任礼藩院左侍郎,户部右侍郎,督察院满右都御史,礼部满尚书、礼部尚书、察哈尔督统等职。其实,他最有政绩的还是在江苏学政(相当于江苏教育厅厅长)任上。最初,他被任为广东学政,赴任时,走到苏州,住在拙政园,正赶上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西太后母子匆匆逃往西安,按规定他应该先到朝廷去述职,但此时正值战乱,不能前往,于是又改派为江苏学政。他是一位善于选拔、培育人才的人。凡当时江苏有名的文人学者,大多出其门下。我日后的老师戴绥之(姜福)就是他任上的拔贡。又如张謇(季直),他家与翁同  家为世家友好,翁同  曾特别写信嘱咐我曾祖父务必安排好张謇。翁同  曾任同治、光绪的老师,并几乎任遍六部尚书,还任过中堂,也算是一代名臣,现在来亲自过问张謇的前程。这封信现在还在我手中,因为文笔好,说得又和我家的事相关,我至今还能背下来:“吾从事春官,目迷五色,贤郎其一也。我有要好通家,江南张謇,孝友通达。------”翁同  作过礼部尚书,按《周礼  春官》记载,春官为六官之一,掌礼法、祭祀,后来就成为礼部的代名词。所谓“目迷五色,贤郎其一”是对上次科考,没能看准,因而遗漏了令郎(即我祖父)而表示歉意。我曾祖也是翁同  的门生,这封信写得又这样富于暗示性,岂敢不听?于是就安排张謇作崇明书院的山长。过了两年,到下一次省试时,他和我祖父两人果然高中,张謇拔得状元,我祖父考中进士,入翰林。

    显然,张謇和我祖父的中第与翁同  的特意安排有关,说白了,这就是当今所说的“猫匿”,但这在当时也是公开的秘密。状元是要由皇帝钦点的,一般情况下都由阅卷大臣排定。他们认为好的卷子,就在上面画一个圈,谁的圈多,谁就排在前面。前十本要呈交皇帝亲自审查,阅卷大臣把他们认为第一的放在最上面,皇帝拿起的第一本就是状元了。下边的就是榜眼、探花,以此类推。其它级别的考试也如此,但也有例外。如乾隆时,有一位陕西人尹继善,他是刘墉的学生,曾四任两江总督。两江是清朝财政的主要来源,尤其是盐政,再加上钱、粮,有大量的收入,因此两江总督是朝廷和皇帝非常倚重的要职。某年会试,尹继善参与主持,准备录取的状元是江苏人赵翼(瓯北),他本来学问就好,又是军机章京,最了解考场的内情,知道什么文章最对路数。但乾隆觉得江苏的状元太多了,想换一个别省的。他特别喜欢尹继善奏折上书一类公文的文笔,又知道这些文笔都出自尹继善手下的幕僚陕西人王杰(伟人),便特意问尹继善:“你们陕西有状元吗?”“王杰这个人怎么样?”意思是想取王杰,并以此来奖掖尹继善,或者说得更直白些,就是拍尹继善的马屁――为了政治的需要,皇帝有时也要拍大臣的马屁。尹继善自然顺水推舟,于是改取王杰为状元,而把赵翼取为探花,为此赵翼始终耿耿于怀。但科举要服从政治,这是明摆着的道理。

    话说回来,张謇也确非等闲之辈。他入仕后,觉得在官场上混没前途,就主动弃官经商,去搞实业,成为洋务派中的重要一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下海”了。他反过来对翁同  也有很大的影响,翁同  的那些较新的思想、知识,多是从张謇那儿来的,颇有点像康有为的许多东西都是从梁启超那儿贩来的一样。而翁同  为此在守旧派眼中逐渐被视为异己,不断受到排斥。

    我曾祖遇到的、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件事:他在任礼部尚书时正赶上西太后(慈禧)和光绪皇帝先后“驾崩”。作为主管礼仪、祭祀之事的最高官员,在西太后临终前要昼夜守侯在她下榻的乐寿堂外。其他在京的、够级别的大臣也不例外。就连光绪的皇后隆裕(她是慈禧那条线上的人)也得在这边整天伺候着,连梳洗打扮都顾不上,进进出出时,大臣们也来不及向她请安,都惶惶不可终日,就等着屋里一哭,外边好举哀发丧。西太后得的是痢疾,所以从病危到弥留的时间拉得比较长。候的时间一长,大臣们都有些体力不支,便纷纷坐在台阶上,哪哪都是,情景非常狼狈。就在宣布西太后临死前,我曾祖父看见一个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乐寿堂出来,出于职责,就问这个太监端的是什么,太监答道:“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塌喇。”“塌喇”在满语中是酸奶的意思。当时光绪被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之前也从没听说过他有什么急症大病,隆裕皇后也始终在慈禧这边忙活。但送后不久,就由隆裕皇后的太监小德张(张兰德)向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皇帝驾崩了。接着这边屋里才哭了起来,表明太后已死,整个乐寿堂跟着哭成一片,在我曾祖父参与主持下举行哀礼。其实,谁也说不清西太后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也许她真的挺到光绪死后,也许早就死了,只是密不发丧,只有等到宣布光绪死后才发丧。这已成了千古疑案,查太医院的任何档案也不会有真实的记载。但光绪帝在死之前,西太后曾亲赐他一碗“塌喇”,确是我曾祖亲见亲问过的。这显然是一碗毒药。而那位太医院正堂姓张,后来我们家人有病还常请他来看,我们管他叫张大人。

    说到这,不能不说说西太后和光绪这两个人。后人都很同情光绪而痛恨西太后,认为如果当时能把西太后废掉或干掉,让光绪执政,中国就会走向强盛、万事大吉了。其实不然,光绪是个很无能的皇帝。他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在西太后的压制下,不能随便说,随便问,随便做,还要随时提防被废。因为已有他的王储“大阿哥”溥  被废的事情发生过了。(据说溥  后来很潦倒,成天出入后门桥一带的茶楼酒肆,不知何时默默死去。)所以光绪并不懂国事,更没有实际有效的管理国事的本领和经验,也并不真正懂得如何维新变法。在那矛盾重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即使他上台,也不可能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而慈禧这个人却很厉害,她有手段,有魄力,敢下手。咸丰死后不久,她就敢把当时最有权的宗室领袖肃顺在菜市口杀掉。据李越缦(李慈铭)《越缦堂笔记》的记载和分析,慈禧杀掉肃顺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肃顺看不起她,认为她只不过是咸丰的偏宫。她用人有一套,在朝廷上有意不安排自己家族的人,而是用夫家的人。按清制:慈禧作了皇后,她们家的人,如父亲、兄弟都可作承恩公,清初封为一等公,乾隆时才降为三等。娘家称贵公府,当时掌事的人叫贵祥。但实际上,贵公府的人都没任过什么要职。当年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后,咸丰皇帝带着东太后慈安、西太后慈禧及太子同治,逃到热合。英法联军撤出北京后,咸丰明确地吩咐西太后带着她生的儿子同治回北京,言下之意是自己不准备再回朝执政,而把大权交给西太后和同治了,这也正是西太后日后能独掌大权的原因。而咸丰最后在热合自杀了,至于具体怎么死的不知道。但他指着同治对慈禧特意说的“你带着他走吧”的话,用意是再明显、再清楚不过的了。这恐怕也是史书中缺载的。而同治死后的光绪纯粹是个傀儡,指望他能改变中国的局面和命运是不可能的。

    慈禧死后葬在东陵。按清制:皇帝死后,他墓室的门就封上了,之后其他的嫔妃就不能与他合葬,而只能单修一座坟墓。后来西太后的坟被军阀孙殿英盗开了,盗走了无数的珠宝。在此之前,他们先盗了乾隆的墓。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尤其引起宗室之人的震怒。载涛写过专门的文章记载过这一事件,我在《世载堂杂议》中还读过徐埴、陈仪等人的有关文章,文中记载,盗墓后,慈禧的遗骨被赤裸裸地扔在棺材盖上。解放后我也去参观过乾隆陵和慈禧陵,才知道皇室的棺材是怎样的情景。一般满人的棺材是平顶的,顺着两个坡下来,前边有一个葫芦,钉在合叶上,打开后上边可以挂貂皮,这当然要够等级才行。而陵墓里的棺材实际上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大躺箱,里边可放置袍褂衣物,外面没有其它的装饰。出殡时现拿木头片钉在棺材外,使两边成坡状,而到了陵墓内,就只保留躺箱了。翁同  的日记曾有详细的记载,其中即说到东太后慈安死后就是装在躺箱里的。

    慈禧的  号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羡崇熙皇太后”,墓中还有一小牌位,写着“配天兴圣”四个字,《清史稿》缺载。难为他们是怎么想的,几乎把所有好词都用上了。我前面引用过我文章中的一段话:“后世秉笔记帝王事迹之书,号曰“实录”,------实录开卷之始,首书帝王之徽号,昏庸者亦曰神圣,童  者亦曰文武,是自第一行即已示人以不实矣。”西太后虽不是昏庸、童  的问题,但加上如此多的桂冠,这也是“实录”不实的典型例证之一。

    我的大曾祖溥善袭奉国将军,没下过科场,也没作过什么大官。我的三曾祖,也袭奉国将军,他和我曾祖一样,也决心走科考道路,靠自己的努力走上仕途。但他觉得自己的汉文不行,便习满文,考武举,补满缺,后来他还主考过满文,最后官至翰林。

    我的祖父这一代兄弟共五人,祖父毓隆行大。二叔祖名毓盛,他有个孩子,我管他叫五叔,小时常在一起玩,后来不知怎的就死了。三叔祖和四叔祖都夭折。五叔祖名毓厚,后过继给我大曾祖。他有三个儿子,二儿子活到解放后,三儿子在文革中服毒自杀了。我的祖父更没有爵位可依靠,在我曾祖的影响下,也走了靠科考博取功名的道路。他十八岁中举,二十一岁考上翰林,任过典礼院学士、安徽学政、四川主考等职,善书画(见图毓隆扇面)。二叔祖毓盛也作过理藩院部曹一类的中下级官员。后来得瘟疫,他凭懂点医术,自己开药。据说有一味石膏,要讲究配伍,他搞错了,结果服药后不久就死了。

     

    我外祖的家系要从外高祖赛尚阿谈起。他是蒙古正蓝旗人。他是个能文能武的人,中过举,曾任过内阁学士,理藩院尚书,又授予过头等侍卫,任过钦差大臣,到天津负责防治海疆,统帅过最新成立的洋枪队,因训练有素,受到过嘉奖。最后官至步军统领,协办大学士。后来洪秀全在广西起义,朝廷就派他为钦差大臣前往镇压。他与洪秀全等人从广西一直转战到湖南。开始,还有些战功,但当时的起义军正处于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时期,势如破竹,临时拼凑的官军自然难以抵挡。在后来的永安战役、长沙战役中便连连失利。朝廷怪罪下来,革职押解进京,经会审,“论大辟,籍其家,三子并褫职”。而他自己的辩解是不忍在战场上杀人太多。这说明他终究是一个宽厚的人,但战场上的事实在说不清。后来幸亏有人为他说情,才得以释放,发配过戍边,又训练过察哈尔的蒙古兵,最后授了一个正红旗蒙古副都统。

    他有五个儿子。大儿子和四儿子的情况我不知道。他二儿子一家住在西北时,让阿古博全都杀了。后来,朝廷派左宗棠前去镇压,把阿古博一直赶到了沙俄。有一位史学家写过一本书叫《回民起义》。主题是把阿古博当作农民起义加以歌颂。那时有一种普遍的观点:凡是反朝廷起事的都是农民起义,阿古博也如此,应该歌颂。写好后,他托陈垣老校长国庆节上天安门时带给毛主席。后来此书就销声匿迹了。据说外交部曾明文指示,阿古博算分裂分子,而不能算农民起义。后来我在西单商场一间卖处理书的旧书店里看到满书架都是《回民起义》。看来对历史问题的评价确实应该慎重。

    三儿子名崇绮(音yi),也就是我的三外曾祖。崇绮和崇绮一家非常富有传奇色彩。崇绮也决心走科举之路。但他参加考试时,由于父亲赛尚阿刚判过大罪,也算有“历史问题”和“家庭出身问题”,所以不能参加官卷考试,而只能参加民卷考试。按清制:凡高级官员子弟参加科举考试,都要另编字号,另加评定,按比例单独录取,试卷上都注有“官”字,名为官卷。民卷则为一般试题。他学问很好,卷子上的文章作得也好,字写得也很漂亮。递上去的前十本内,就有他的,主考官也不知道这里面有旗人。因为按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凡是旗人是不能取为三甲的,三甲要留给汉人,为的是以此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这也算是清朝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吧。阅卷官把选出的前十本按次序呈给同治皇帝亲览。第一本就是我三外曾祖崇绮的。如前所述,这第一本就应该是状元。但同治看完后,才知道这是崇绮的的卷子。录取吧,于规矩不合,因为他是旗人,又是罪人之子;不录取吧,又明明考第一,并无任何作弊的嫌疑,于崇绮本人一点责任都没有。同治十分为难,便找来大学士灵桂、瑞常等人商议。灵桂认为,这虽不合规矩,但决不是有意为之,纯属偶然巧合,不妨把它视为科考佳话。于是同治法外开恩,录取崇绮为状元,授予修撰之职。按:新科进士一般授予馆职中的编修、修撰和检校三种职务,编修相当于今天的编审,修撰相当于编辑,检校相当于校对。崇绮是清朝开国以来,旗人第一位由民卷而考中的状元。《清史稿》说:“立国二百数十年,满蒙人试汉文而授修撰者,只崇绮一人,士论荣之。”后来官至内阁大学士,还作过大阿哥溥  的师傅,“可惜”大阿哥后来被废,要不然他就当上太傅了。

    崇绮的女儿是同治的皇后,封号为孝哲皇后。崇绮自然也被封为三等承恩公。后来同治病死,西太后总迁怒于她,认为是她没伺候好同治,对她百般挑剔,处处为难,十分蛮横。她觉得实在没有活路了,就想自杀,又找不到自杀的办法,就把父亲崇绮叫去,商量怎么办。崇绮跪在帘子外――这是宫里的规矩,女儿作了皇后,父亲见她也要行君臣大礼――问她:“不吃行不行?”她说“行”。于是最后决定采取绝食而死的办法。试想这是一幕多么惨不忍睹的情景:女儿没有活路,又无人救助,请来父亲,父亲不但束手无策,还要跪倒在封建礼教前,替女儿出主意怎样去死。这真称得上是“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典型了。崇绮女儿绝食几天后,西太后曾看过她一回,给她调了一匙杏仁粥,她不敢不喝。这样又多活了两天,最后还是悲惨地饿死了。但史书上又是怎么记载的?《清史稿》居然说:“初,穆宗崩,孝哲皇后以身殉,崇绮不自安,故再引疾(称病)。”明明是被迫自杀,却说是“以身殉”;既然是以身殉,那就是大“节烈”,父亲又何必“不自安”地引退?这不明明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吗?唉,历史书啊,真不能随便相信。

    还有更悲惨的事情。八国联军打向北京时,崇绮算是护驾,随着西太后一直逃向西安。为西太后赶车的把式叫杨使(音)。他不敢像一般车夫那样坐在车的跨沿上,只能在地上小心地拉着牲口,就这样一直拉到西安。后来回到北京,西太后竟赏他一个四品顶戴。我三外曾祖自己坐的车,走到保定附近车轴断了,只好住在保定的莲池书院。这时,他接到一封家信,打开一看是他儿子郑重其事写的《叩辞严亲禀》。他的儿子叫葆初,我母亲叫他“葆大叔”。原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他和母亲未能带全家护驾西太后,觉得像自己这样皇亲国戚的身份,应该遵循“主辱臣死”的古训,再加之崇绮是倾向义和团的,而这时慈禧由利用义和团转而出卖义和团,于是崇绮的妻子和儿子葆初决定带全家自杀殉国。他们选的是一个叫朝阳洞的地窖,它具体在哪儿,我到现在也不清楚。他们挖了两个地窖,分男女层层躺到里面,下面铺上褥子,上面盖上单子,然后让人层层埋上土,等于自我活埋,全部被闷死。事后挖开安葬,还能看到因窒息而挣扎的痛苦的样子,十分恐怖。在自杀前,葆初给远随西太后避难的父亲写了这封信,报告了母亲和自己的决定。崇绮接到这封信后,知道全家死得如此惨烈,真是肝肠寸断,痛不欲生。加上自己因车坏,再也无法赶上西太后,便在窗户棱上上吊自杀了。这样一来,我三外曾祖一家全都死光了。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后,确实有大量的王公贵戚自杀殉国,对这种现象如何评价,我一直想不清楚,也就不好妄加评论了。事变平息后,西太后回到北京,给了崇绮很高的优惠待遇,以奉旨进京的名义,恩准把他的灵柩运回北京发葬,灵柩前放着一支白公鸡,称领魂鸡。我三外曾祖生前和翁同 过往密切,我现在还保留着几封他给翁同 的手札。

    我外高祖的五儿子,叫崇纲,就是我的外曾祖,他精通满文,作过驻藏帮办大臣。他由西藏回来后住在香饵胡同。我的外祖和三外祖,都是他的儿子。我的三外祖叫克  ,也懂满文和蒙文,他参加我三曾祖的主考时,还发现他出的满文题目有错误。后来曾担任过咸安宫的满文教习。我的外祖叫克昌,他的二伯父一家让阿古博都杀了,他便继承了他二伯父的爵位,由于他二伯父算是阵亡将士,所以从优封他为骑都尉和云骑尉双重职位。我的外祖母死后,外祖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他一直把外祖母生前住的屋子锁着。直到他故去以后,别人才打开,里边乱七八糟的。这时,家里只剩下我母亲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后来就把她送到我三外祖家去过。我三外祖从精神上很体贴她,特意吩咐自己的孩子,即我的姨、舅等,都管她叫“亲姐姐”,免得她有孤独疏远、依傍他人的感觉。我的三外祖在民国前后曾在“瀛贝勒”(溥雪斋的父亲)府教家馆,也在我们家教书。学生只有两个,一个是我八叔祖,一个是我父亲(图恒同扇面)。当时,我的八叔祖已定婚,而我的父亲还没有。于是他就把寄居在他家的、我的母亲许配给他。但没想到我父亲有肺病,当年那可是绝症。所以母亲过门一年后生了我,第二年父亲便过世了。

    我的母亲命真苦。在娘家时孤单单的,没有兄弟姐妹,父母死得又早。后来又嫁给我孤单一人的父亲,不想丈夫又很快死去,又变成孤寡一人。我父亲是独生子,只有一姐一妹,即我的大姑和二姑。我的大姑早早出嫁,二姑叫恒季华,早年也定下婚事,没想到男方早早死去。按当时最严格的封建制度,既已许配,就不许再嫁,于是我二姑就成了“望门寡”,更是一个苦命的人。她许配的那一家也是我们的熟人,有时我们去串门,她也要有意地回避。其实古人在妇女再嫁的问题上并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再嫁是很平常的事,比如众所周知的李清照。可笑的是不但有些古人,甚至有些现在人,还在责备李清照的再嫁,认为这是她人生的一个污点或遗憾;有些人虽不这样正面谴责,却在极力地为李清照辩诬,说她并没有改嫁,思想深处还是认为改嫁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其实,这在宋代是常见的事。这都是程朱理学及其后代末学对妇女变本加厉的迫害,也是我最反对朱熹之流的原因之一。民国后,这种制度虽然有所松懈,但我的姑姑年龄也大了,于是她终身未嫁,决心帮助我母亲一起抚养我这个两代单传的孤儿。

    后来,我用自己第一份薪水买的第一部书,是清人汪中(容甫)的《述学》。为什么单买这一部呢?因为我小时候,就从别人那里看到过这部书,知道汪中和我有同样的经历和同样的感触,从内心里引起我深深的共鸣。汪中也是早年丧父,家中贫困到母亲不得不带着他讨饭的地步,每到寒夜时,母子只得相抱取暖,不知是否能活到天亮。汪中在给汪剑潭的信中曾动情地说过这样的意思:大凡为寡妇者多长寿,但等到儿子大了,能供养母亲时,即使有参苓粱肉也无补于她即毙之身了。他还痛切地谴责过夫死妇不得再嫁制度的不合理性。这一切都与我有同感,使我十分感动。我在《论书绝句》一百首中的第八十九首写道(见图三《论书绝句》第八十九墨迹):

        持将血泪报春晖,文伯经师世所稀。禊帖卷中瞻墨迹,瓣香应许我归依。

    这首诗就是纪念汪中的,文伯经师都是指他。《述学》中有汪中的定武本《兰亭序》跋。《兰亭序》帖也称《禊帖》。我又在诗的下面配上一段文字:“功周  失怙,先母抚孤备尝艰苦。功虽亦曾随分入小学中学,而鲁钝半不及格。十六七始受教于吴县戴绥之师,获闻江都汪容甫先生之学。旋于新春厂甸书摊上以银币一元购得《述学》二册,归而读之,其中研经考史之作,率不能句读,而最爱骈俪诸文。逮读至与汪剑潭书,泪涔涔滴纸上,觉琴台、黄楼诸篇又不足见其至性者焉。”2002年我应邀到扬州讲学访问,曾专程到汪中的坟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汪中墓碑上的“大清文林汪中之墓”是由尹秉绶所题。墓地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大概正因为此,文革中才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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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功:我与辅仁大学 2006年0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