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05月09日

    王小甫:疑义相与析——答薛宗正所谓“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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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对《北大史学》第5期(1998年)所发薛宗正诘难文章的答疑,并明确了作者对薛氏所作的学术批评以正视听云。

    我在《北大史学》第4期(1997年)发表了一篇书评,其中批评了薛宗正的一些常识性错误,并揭露了他对别人成果的剽窃行为。尽管薛氏的这些错误以及他所自诩为“成果”的这类东西足以显示,他早就堪称学术界的“奥吉亚斯牛圈”而当之无愧(例如,在98年年底于上海召开的一次专业性学术会议上,他提供审查的一本有关回鹘汗国史的书稿被专家指为通篇错误不胜枚举,作为例证随机抽取的一页上竟有近30个各种类型的错误,几乎是每行必错,每句必错!结果该书稿不堪表决就被学术委员会摈弃了),但我在批评时仍没有提及被批评者的姓名,这表明我的批评完全是纯学术的,是针对具体问题的,是与人为善的。可是,由于批评击中了要害,薛氏非但不能自省改过,反而恼羞成怒,转而攻击批评者的其他论著,真所谓日暮途穷之行径。薛氏的做法超出了正当的学术讨论范畴,令人齿冷。然而他借口讨论所谓“唐代西域史研究中若干重大问题”,继续阉割史料,歪曲史实,信口雌黄,混淆是非,这样的东西在教学单位刊布,虽未必欺世盗名,亦难免误人子弟,我作为本系教员,有责任予以辨正。薛氏必欲其文刊于母校,冀取其重,反取其辱,不信请看:

    一、关于薛宗正的“答辩”

    薛氏一开口就错,把明明是1992年的会议结集说成是1985年的论文荟萃。人们不禁要问:他自己参加的考察和会议,结集刊布不过才四年,为什么连时间都会搞错呢?其实这是他的惯用伎俩:篡改年代以曲成其说。他这次之所以这样做,用他自己的话说,无非是想说明《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上所发表我的《安史乱后西域形势及唐军的坚守》一文和他那篇受到我批评的《安史乱后的安西与北庭》“二者究竟孰早孰迟”,从而“暗示”(用他自己的话)后者并没有抄袭剽窃前者的成果。薛宗正显然过分低估了《北大史学》的读者。

    我们判断一个人当然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薛氏其文首次发表于1992年10月的会议,正式刊布于1994年9月结集出版的《西域考察与研究》,这有该书前言和版权页为证,当然还有参加当年会议和考察活动的其他学者可以证明。请问薛宗正:你说你那篇文章是1985年的东西,有何证据?它发表在那里,谁能证明?其实薛宗正根本用不着说什么1987年计划、1990年初稿,谁知道那所谓的计划、初稿究竟有什么内容;他也用不着推诿什么“边疆地区信息闭塞”、对别人的论著“读到甚迟”“见书更晚”,那只能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他要想洗刷自己也很简单,他只要向世人坦白他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途径收集到他所利用的敦煌文书资料就可以了。否则,别人的成果已经公开发表正式刊布在先,后来不加声明重复或利用别人的东西,这种行为不是抄袭剽窃还能是什么?薛宗正以“既然观点不同,彼此何干”来为自己的剽窃行为辩护,稍有正常逻辑思维能力的读者都可以看出,他这纯属缺乏学术修养的诡辩。

    如果说以上揭示表明,母校历史学“四把钥匙”中的年代这把已被薛宗正丢弃了,那么,以下有关史料的认识则显示,母校训练的优良传统全被他丢光了:

    ⒈我曾批评薛宗正“所谓北庭副都护高耀曾在安史乱中入关勤王,恐怕是对吐鲁番出土《高耀墓志》的误解”。看了薛氏的答辩,我可以肯定地说,他确实误解了史料,其原因是他根本不懂唐朝职官制度。例如,发表在《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薛氏又改作1986年,究欲何为!)第4期上的吴震《唐〈高耀墓志〉补考》,其第三节标题为“高耀先后以朝散大夫守太子率更令,朝议大夫守将作监,未必仍在北庭”,可这位公开宣布“吴震是新疆考古大家,其著作我以为应为治西域史者所必读”的薛氏,却把这短短的一句录作“高耀先后以朝散大夫守太子率更令、朝议大夫、将作监,未必仍守北庭”,他显然根本不知道唐朝职官制度中“守”的含义,当然他也就不知道唐朝官制中散阶与职事的关系。按唐朝《官品令》:其阶高而官卑者称行,阶卑而官高者称守;官、阶同者,并无行、守字。唐朝文散阶有二十九等,朝散大夫为从五品下阶,朝议大夫为正五品下阶;文官有九品三十等,太子率更令为从四品上,将作监为从三品。高耀先后迁转皆是阶卑而官高,所以均称为守。“朝散大夫守太子率更令、朝议大夫、将作监,未必仍守北庭”是何物事!
    其实,薛宗正对唐朝职官制度的无知,我在前一篇书评中已经批评指出过了。现在他指责我“看来似乎根本(这是什么意思!)没有读过”吴震的文章,我敢肯定地说,他根本没有读过任何有关唐朝职官制度的史书。请再看以下例证:

    ⑴据墓志,高耀天宝七载(748)授“朝议郎、北庭都护府司马,专知仓库,赐紫金鱼袋”,后迁北庭副都护;“至德(756-757)初,除朝散大夫守太子率更令,充管内勾覆仓库使”,“上元二年(761)加朝议大夫守将作监”。关于这后两次迁转,《唐北庭副都护高耀墓发掘简报》(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四期)已经指出,这同后来的“试卫尉卿”一样,都是“加官,并未实际到任”。薛宗正们把至德初年高耀所除加官作为他曾在安史乱中入关勤王的证据,甚至不无天真地问:“倘高耀仍留北庭,当朝廷正倾力收复两京的至德二年,怎么忽然想起要给身在北庭的高耀加官晋爵呢?”这说明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加官”为何物!其实,加官同散阶一样,是唐朝廷用职事官称表示优宠的一种制度,所谓“不理职务,加官而已”,并非通常所谓“加官晋阶”(“阶”是吴震原文,薛宗正作“爵”,又暴露出他对唐代官制的无知)。高耀至德初年所除加官就是明证:此前高耀已授朝议郎为正六品上阶,北庭为上都护府(《元和郡县图志》卷40,点校本注107引殿本),司马为正五品下;后迁北庭副都护为从四品上,所以他至德初除朝散大夫守太子率更令实际上只有散位本品晋阶一秩!这样的一秩单凭循资考绩即可轻易获取,哪能和李嗣业率部从广平王收复两京“以功加开府仪同三司、卫尉卿,封虢国公”的业绩相提并论!薛宗正不学无术,混迹学界,只好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其结果就是这样丢人现眼。

    ⑵薛氏又学着说“充管内勾复仓库使即营内勾复仓库使,而‘营’应即行营”。可怜啊,母校训练“读书先从识字始”,薛宗正不仅不懂典章制度,连字也不认识了!墓志原文为勾覆,“覆”字在此意为察看、审察,勾覆意为检核审察。“勾复”是什么话?!虽然“管”、“营”二字形近易误,但“管内”为唐代常用词,多见于使职差遣衔名。“营内”则纯属杜撰,再由“营”字联想到行营更是荒谬透顶的无稽之谈。《唐会要》卷78略云:“朔方节度使,天宝五载十二月除张齐丘,又加管内诸军采访使,已后遂为定额。”请问薛宗正:这“管内”能是“营内”吗?天宝五载行营何在?由此可见,薛氏在母校“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

    ⒉关于入关勤王组成镇西北庭行营军队的来源问题,我在前一篇书评中已据史料一一作了辨析。薛氏理屈词穷,竟然说什么:“非凭只言片语的史料记载所能简单判定”,“以理揆之”,“至于李栖筠等,史料上虽然确实记载原职‘安西行军司马’,但尽信书不如无书”等等,这哪像在做历史研究,简直就是故事新编!这些自然无庸置辩,我这里只想指出薛氏的一个新的错误:他说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于安史之乱爆发时所发勤王兵来自北庭,理由是“李栖筠任行军司马乃始于封常清在任之时,而封常清的官衔本乃身兼安西、北庭两道节度使”。其实,只要查一下《新唐书》卷67,方镇表四,就可以知道:天宝十三载(754)“安西四镇复兼北庭节度。是年,复置二节度。”而安史之乱要到第二年十一月才爆发,很明显,那时安西、北庭早已分置了。

    ⒊薛氏还以安西在安史乱后“仍能固守多年”来“反证”载籍所发西域勤王兵“只能在北庭而不可能在安西”。如果这一逻辑能够成立,那他不妨也问问自己:北庭几乎也固守了同样多年,岂不恰好证明载籍未见北庭发兵之数是有道理的吗?当薛宗正说“试问安西总兵力又有多少?其地又不像北庭治下的西、伊诸州,可以从土著汉人中补充兵源”云云,不过是向世人表明,他这个自称正在唐代西疆边政史进行创新的人儿,确实对唐朝在西域的经营措施一无所知。他不但不知道安史之乱爆发,除有安西兵入关勤王外,还有于阗王尉迟胜“命其弟摄国事,自将兵五千入援”,“吐火罗叶护乌利多并九国首领来朝,助国讨贼,上令赴朔方行营”等史实,他也不知道唐朝有蕃兵蕃将,他甚至不知道唐朝经营西域的汉兵兵源来自何方,他当然也就不知道唐朝有募兵和差兵,不知道北庭都护与伊西庭节度使的关系,更不知道河西与伊西庭的关系了。他居然还问:“真这样,安西何以仍能固守多年?”我敢说,任何一个知道河西陷蕃过程的人都不会问这样的蠢话。这些问题前人早有成果在先,只是薛氏井蛙观天,夜郎自大,只知本地“考古大家”,不读学界公认的权威论著罢了。

    由此可见,薛氏所谓安西、北庭关系的种种谬说均属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臆测。薛氏的答辩只是在更低的水平上重复以前的东西。他要是还能改正错误,看到批评后就不该再故作矜持,还什么哑然失笑,应该痛哭失声,痛改前非!如其我行我素,继续制造所谓“三杨历史疑谜”之类谎言,恐怕还会浪费他人笔墨。

    二、所谓唐朝与大食的“对抗”

    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通过对汉文和阿拉伯文两种史料的认真比勘,否定了唐朝与大食曾在中亚对抗的种种说法,确认751年的“怛逻斯战役”只不过是双方的一次遭遇战(pp.178-9 etc.)。我在书中还批评了薛宗正津津乐道的所谓唐朝支持突骑施在中亚同大食对抗,不过是误解史料而产生的错觉,其实是根本不可能有的事(p.5)。拙著早已刊布,论证具在书中,此处无庸重复。薛宗正既不懂阿拉伯语言文字,又不懂阿拉伯历史文化,却要强做解人,以泄私愤,错谬百出,丑莫大焉。尤为滑稽的是,明明毫无根据,却要强词夺理(薛氏所谓“以理揆之”),拿捏造当事实,欺骗读者。以下就其所及,予以揭露,以免谬种流传云。

    ⒈薛氏所谓唐与大食“两国间的长期对抗是一个铁的事实”,理由之一651年大食灭波斯后首次遣使唐朝,“这一历史背景本身说明了其通使的政治性质”,“而唐朝的政策一贯支持波斯、吐火罗,可见两国的外交走向完全相反”。实际上,《新唐书•波斯传》里有关于这段史实的明确记载:波斯王“伊嗣俟不君,为大酋所逐,奔吐火罗,大食击杀之。子卑路斯入吐火罗以免。遣使者告难,高宗以远不可师,谢遣,会大食解而去,吐火罗以兵纳之。”阿拉伯文史料塔巴里《年代记》卷1,2691-2页记载了这同一件事,所收中国皇帝给波斯国王的回信反映其政治态度与《新唐书•波斯传》的记载完全一致,其中劝波斯王:“你还是和他们和平共处吧。他们没对你动怒时你也别对他们动怒。”这就对汉文史料所谓“谢遣”做了最好的注脚。事实证明,薛宗正的说法完全是强不知以为知的瞎猜胡说。

    更可笑的是,薛宗正居然敢说:“汉文文献中从来未记唐朝遣使还聘,阿拉伯史料中也找不到这种记载,足以兆示两国间的政治对抗自始存在。”前辈学者讲:“说有易,说无难。”良有以也。美国学者白桂思曾说自己“没有时间去读上几千页阿拉伯文原著以求发现几条有用的、但却是先前没有注意的资料”,他错了。我去读了这些原著,找到了这样的资料,上面提到的中国皇帝给波斯国王的回信就是这少有的资料之一。谁要说这不是我的创新工作,就请他告诉我,在我之前,世界上有谁刊布利用过这条材料。不过,白桂思他当初也没敢说阿拉伯原著里就找不到这样的资料,尽管他疏忽了,但态度是诚实的。阿拉伯史料有多少啊,薛宗正这样一个连阿拉伯字母都不认识的人(他没有直接引过一条阿拉伯原文史料!),竟然有胆来告诉世人:阿拉伯史料里找不到某种记载,这不是笑话吗!自己连去找的本事都还没学会就告诉别人说找不到,这样的人说话能让人相信吗?这什么根据都不要就“足以兆示”,到底你是骗子,还是把世人都当作傻子?

    汉文文献他也不行!薛氏以唐朝是否遣使还聘作为判断双方关系的依据,这倒真是“足以兆示”这位以“唐代西疆边政史”自许的人儿对古代中国与周边关系的传统确实一窍不通。五服、九服姑且不说,唐朝对周边关系有入蕃与绝域之分,薛宗正显然也不知道。唐朝何曾每使必报?奉劝他还是老老实实自己先把《旧唐书•西戎传》和《新唐书•西域传》仔仔细细一字一句地从头到尾读懂了再来说话吧。

    ⒉薛氏所列第二条“事实”更是一派胡言:“大食一度长期(这是什么话?什么时间?)被阻于乌浒水域(什么地方?河中,上吐火罗,还是下吐火罗?),说明其劫掠战争及不容多神教存在(那何以解释其宗教税的存在?)的伊斯兰政教合一体制遭到吐火罗及河中粟特诸国的顽强反抗,而唐平西突厥后并未向葱岭外派遣一兵一卒,至显庆二年至龙朔元年(657-661)间,河中昭武九姓及以吐火罗为首的乌浒水域诸国(鬼知道这是个什么概念!吐火罗本是地域名称,包括许多小国,由突厥叶护统领;乌浒水却是整个阿姆河)却皆突然降唐,……显然出于寻求政治保护、抗击大食的性质”。薛宗正在这里使尽了浑身解数,颠倒时间,混淆地理,阉割史实,以曲成其说来蒙骗世人。我只想指出以下三点事实(具体考证见拙著):

    第一,研究表明,迄至公元670年,大食人所到最东之处还在吐火罗西部(下吐火罗)和塞斯坦,还轮不着薛氏所谓“以吐火罗(叶护?)为首的诸国”(即上吐火罗,如果他那句话还有点意思的话)及河中粟特诸国来反抗;

    第二,稍有世界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公元656-661年,正是大食国内穆阿威叶和正统哈里发的最后一位阿里争夺哈里发地位的战争时期,直到前者胜利建立白衣大食(661-750),大食人忙于内战,根本无暇外顾。

    第三,龙朔元年(661)唐朝因吐火罗款塞而遣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州、县及军府,仍与唐平西突厥有关。拙著一开始在第一章第一节第一题“唐朝初期的西域经营”下就研究了这个问题。薛宗正说我“对这一重要事实悉视而不见,只字不提,显然意存否定”,这就暴露他这个所谓的批评者根本就没有认真读过所批评的书,他所谓批评不过是任意发泄,百般诋毁。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拙著第二章第二节第二题“卑路斯与波斯都督府”下,更详细比勘了汉、阿两种文字的史料记载,排除了此事起因是由大食东侵的可能性。实际上,唐平阿史那贺鲁(657)以后并非如薛氏所说“未向葱岭外派遣一兵一卒”,而是曾几次在西域用兵,如显庆四年(659)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弥射斩真珠叶护,从而取得了对吐火罗的统辖权;同年又有苏定方西讨擒阿悉结阙俟斤都曼以归,而对乾陵石人像衔名的研究可知,都曼的牧地当在碎叶与怛逻斯之间。这些都对吐火罗等款塞产生了积极影响。

    薛宗正说“唐平西突厥后并未向葱岭外派遣一兵一卒,……诸国却皆突然降唐”,实在是因读书太少,对史实了解不够所致,也许他“有一定的史料洞察力”(用他的话),但他肯定缺乏对史料正确的理解能力——这就是母校史学训练的“四把钥匙”!例如,在这一段最后薛说,唐朝曾置波斯都督府,后又册立其国王,“更是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唐朝正式表态支持波斯萨珊王朝的复国斗争,公开站在大食的对立面。”其实,唐朝的羁縻制本来就是在保留世袭酋长、藩属国王的前提下授予他们唐朝的地方官职,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拙著第一章第二节第二题“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形式”对此做了分类研究。薛宗正连唐朝的羁縻制是什么都不知道,还要研究“唐代西疆边政史”,这不是欺世盗名又是什么!

    ⒊薛宗正说:“所谓‘安抚大食’不过是‘讨伐大食’的异名。虽然并未实际交锋,却绝非‘纯属名义’。”然而,史料对此却有明确记载,如《旧唐书•裴行俭传》:“仪凤四年(679),十姓可汗阿史那匐延都支及李遮匐扇动蕃落,侵逼安西,连和吐蕃,议者欲发兵讨之。行俭建议曰:‘吐蕃叛换,干戈未息,敬玄、审礼,失律丧元,安可更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没,其子泥涅师师充质在京,望差使往波斯册立,即路由二蕃部落,便宜从事,必可有功。’高宗从之,因命行俭册送波斯王,仍为(新传作“且为”)安抚大食使。……于是将吏已下立碑于碎叶城以纪其功,擒都支、遮匐而还。”薛氏自夸“有一定的史料洞察力”,怎么对形势的认识过了一千三百多年还不如当时的裴行俭清楚呢?

    ⒋《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门所收开元七年(719)二月庚午康国王乌勒伽遣使上表,薛宗正曾撰文说这份“表文发出的具体时间应当是公元711年(景云二年)”,因“鸿胪乱档”,被误置于开元七年。“鸿胪乱档”这种话只有对唐代律令制社会毫无所知的人才想得出来,它可以成为任何篡改史料年代的借口。拙著曾经批评薛氏:“其实,查一下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便可知道,景云二年二月丙子朔,无庚午。”(pp.143-4)现在薛氏又改口说:“此表在《册府元龟》中虽误系于开元七年(719),其岁屈底波早死,绝不可能。……那份文书明明说的是发生于屈底波攻城时期,即我所考证的中宗、睿宗易代的景云年间,亦即710-711年间。”看来薛宗正到写反批评时还没有去查《二十史朔闰表》,也没有认真读一下原文史料。查了便知,710年即景云元年二月壬午朔,无庚午。而且,即使把事件可能涉及的时间范围再扩大到下一年即景云三年(太极、延和、先天元年,712),二月庚子朔,无庚午。薛说是《册府元龟》“误系”,《册府元龟》能把年月日都搞错吗?系在同年同月不同日的还有安国王和俱密王的另两份表文,《册府元龟》能把它们都搞错吗?康国王的表文中明说:“经今六年,被大食元率将异密屈底波领众军兵来此”,因此可以肯定,这份表文是在战后六年发出的。到底是我说的与表文内容不符,还是薛宗正读不懂表文内容?很可能他根本就没有读过原文史料,他的资料都是从别人那儿抄来的,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刊布过任何新资料,而抄还经常抄错,并任意进行篡改阉割。这哪还有一点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可言!

    ⒌关于开元三年(715)十一月张孝嵩救拔汗那之战,见于《资治通鉴》卷211的记载:“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王,发兵攻之,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孝嵩谓都护吕休 曰:‘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率旁侧戎落兵万余人,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是月,攻阿了达于连城。”张孝嵩作战的对象,只是吐蕃支持下的阿了达而不包括大食兵,这从作战时间上一望而知:据阿文史料记载,回历96年大食将屈底波因反抗哈里发在拔汗那遇刺身亡,哈里发苏利漫便下令大食军队撤回末禄并将其遣散,回历是年止于公历715年9月4日;张孝嵩开元三年十一月攻阿了达于连城,是月乙卯朔,值公历715年12月1日,大食军队至少在三个月以前就撤离了。这就是拙著的考证(p.149)。至于薛氏所谓郭虔 西征事,新传明确记载:“既而虔 果不见虏,还。”薛宗正居然能说:“其矛头所指也必非吐蕃而应是大食,这次行军似也先胜后败。”岂非狂人呓语、痴人说梦的无稽之谈!

    另外,薛说“穆格山出土粟特文书也印证了有突厥可汗统汉、蕃大军西征事的存在”也是似是而非、指证不实的谎话。中亚塔吉克斯坦穆格山出土粟特文书有七十余件,多半写于木棍,少数写于羊皮,内容多为契约、婚约,另有几份信件。穆格山出土文书早在60年代初就由前苏联科学院全部刊布,除了唯一的一件阿拉伯文文书外(由克拉契可夫斯基刊布,后收入其《选集》第5卷),都与当时政治事件无关。薛氏该能读俄文,何不指明是哪件文书如何“印证”的呢?显然所说仍属无稽。

    ⒍薛氏所谓:“现存西域诸国求唐援助的表文中明载‘天可汗处分突骑施可汗’云云,都表明突骑施出击大食乃受唐‘处分’”,这是他阉割史料,散布谎言的典型例子之一。拙著曾经批评他的这种荒唐做法,指出:所谓“唐朝支持突骑施抗击大食”这样的事,连当事人自身都不太相信。被薛氏所阉割的那段话实际上只见于开元十五年(727)吐火罗叶护的请求(《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门),原文是:“又承天可汗处分突厥施可汗云,西头事委你,即须发兵除却大食。其事若实,望天可汗却垂处分。”文中“突厥施”一般认为即突骑施。前一句显然是突骑施假传圣旨、狐假虎威之词,如果真有其事,吐火罗叶护就不必问“其事若实”这一句了。可薛宗正连一千两百多年前的吐火罗叶护都不如,不但自己听信谣言,还要自欺欺人,甚至助纣为虐,编造唐朝授权突骑施可汗“代唐主宰西域”(氏撰《康王乌勒伽向唐求援表文疏证》,新疆社科院中亚所《中亚研究》1988年3期5页)这样的弥天大谎!

    薛氏还说由于“主边将领的不满,导致唐与突骑施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联兵大食,自堕长城。”事实却是突骑施“诡猾,不纯臣于唐”(《新唐书•突厥传》下),多次勾结吐蕃,进攻唐朝西域。开元二十二至二十四年(734-6),突骑施与吐蕃联姻结盟,通谋连兵进攻唐朝安西,唐朝遂与大食计会合击,决意共同翦除这一中亚绿洲动乱的祸害根源。唐朝的这一行动自始至终是由唐玄宗亲自决策指挥的,有关敕书及文稿都收在当时宰相张九龄的《曲江集》中,正如其中一份敕书中所说:“所言阴承本(时为陇右节度使)奏请不拟与彼和,将兵马大入者。至如和与不和,事皆由朕自断,何人辄敢奏闻?何兵辄敢擅入?”薛宗正制造的唐代边将派系斗争神话不仅不符合史实,也完全脱离了当时专制社会的现实。他为了拼凑“唐与大食对抗”的谎言,甚至不惜隐瞒事实,闭口不谈突骑施和吐蕃连兵对唐朝西域造成的极大危害,百般为其开脱罪责。而一旦唐朝想要消除这种威胁,薛氏便惊叫“悲剧性冲突”、“自堕长城”,让人明显感到他并非是在研究历史,而是在谋求某种私利。

    ⒎751年著名的“怛逻斯战役”只是一场遭遇战。这场战役之所以著名,很大原因正由于它是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唯一的一次直接冲突。战后大食并没有乘胜东进,唐在西域仍保持旧有势力;唐与大食关系并未受到怛战的显著影响,中国造纸术西传及伊斯兰教教义始有中文记录,只是怛战的两种偶然结果;唐代西域政治关系史的真正转折点是在“安史之乱”爆发的755年。这些拙著都有论述。薛氏说怛战“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历史性决战”,却提不出它对历史进程的任何影响。他说“高仙芝主安西时正值白衣大食、黑衣大食(即伍麦叶、阿拔斯二王朝)易代之际,误以为呼罗珊空虚”。实际上,呼罗珊正是阿拔斯革命爆发并首先取得胜利的地方,这里屯聚着阿拔斯军队的主力,如希提所说:“当十叶派、呼罗珊人和阿拔斯人这三大势力的联盟实现的时候,伍麦叶王朝的国运就接近临危了,阿拔斯人是为自己的利益而运用这个联盟的。”(《阿拉伯通史》上册,330页)如果怛战真如薛氏所说是高仙芝“对大食周密反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能知道大食易代,就绝不可能“误以为呼罗珊空虚”。而且,直到怛战以前大食人都没有越过真珠河进行征服,石国是唐朝藩属,突骑施黄、黑二姓自开元末年唐平苏禄即均落入唐朝掌握之中,只有羯师是吐蕃盟友。薛宗正说“以上诸国大都已是大食藩属”,谁知道他是无知妄诞、信口开河,还是存心撒谎、故意捏造,总之是与史实不合。至于高仙芝的几次攻伐,尤其是掠石国而导致怛战,多半是由于高仙芝性贪引起的(参两《高仙芝传》、旧《李嗣业传》、新《西域石国传》),决非薛氏所说“志在收复岭外(?)地区政治主权”。

    ⒏所谓“怛逻斯之战结束后,大食之所以未能乘胜东侵,并非出于对唐友善,而是由于其哈利发猜忌功臣元辅波悉林而诱发的大规模内战”,更是不懂阿拉伯历史的瞎编乱造。所谓“波悉林”当指在呼罗珊发动阿拔斯革命的并波悉林(Abu Muslim al-Khurasani),748年阿拔斯革命在呼罗珊取得胜利,他就担任其呼罗珊总督,750年黑衣大食建立,他继续担任这一职务。直到754年黑衣大食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继位,其叔父叙利亚总督阿卜杜拉与之争位,哈里发仍调并波悉林于是年11月将其平定。后来他自己在觐见哈里发时遇刺身亡(《阿拉伯通史》上册,337页)。总之,根本不存在因他“而诱发的大规模内战”。

    综上所述,薛宗正所谓唐朝与大食的“中亚对抗”通篇谎言捏造,完全是捕风捉影面壁虚构出来的幻象。

    三、其他问题

    拙著自1992年出版以后,辱承国内外学界同仁错爱,能为母校争光,小甫不胜荣幸。现在,有薛宗正这样水平者出来反批评,指责拙著“创新不多,错误不少”,真是难得的反证,让我感到更踏实了。只是他所举数例我均不敢苟同:

    ⒈西突厥史:

    ①汉文史料将西突厥十姓左、右两厢说成是东、西分部显然与中亚历史地理不合,使许多史实难以圆满解释。我认为,汉文史料中的这种错误是古人误以突厥人的左(北)、右(南)方位等同于汉人的左(东)、右(西)方位造成的。我的根据主要是国际突厥学界对古突厥文碑铭所反映其习俗研究的成果(pp.28-9),并非如薛氏所谓“以其国有南庭、北庭之分为由”。至于薛宗正说此二庭即“与游牧民族季节性迁徙所形成的冬窝子与夏窝子有关”,又是欺人之谈。众所周知,游牧民族的季节性迁徙是一种受自然条件限制的生产活动,它只能在生产单位即部落牧地的范围内进行。部落联盟(汗国)是一种国家形态,它的居民可以依据自然状态但却是按地域划分的,其首府(牙庭)的设置完全是一种政治行为。换言之,尽管游牧部落每年都因冬、夏迁徙,但决不是整个汗国的南、北移动,除非战争,帕米尔高原的游牧部落是不会跑到阿尔泰山去的。

    ②《新唐书•突厥传》下:“步真(即兼并了兴昔亡部众的继往绝可汗)死乾封时。”《册府元龟》卷967,外臣部继袭门二:“乾封二年(667),二可汗既死,余众附于吐蕃。”《资治通鉴》卷201:“继往绝寻卒,十姓无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余众附于吐蕃。”薛说“史书中明明记载阿史那都支与李(阿史那)遮匐二人各自继领唐册兴昔亡可汗与继往绝可汗部落与封地”,可说明其“各自继领唐册”的史料到底在哪儿呢?即使论据像乌莓子一样便宜,薛氏也没有给我们拿出一个来。薛宗正撰文说:“第一个阿史那吐屯政权首领是阿史那都支(662-678年在位),在吐蕃的支持下他自立为十姓可汗,咸亨二年(671年)唐朝承认了这一政权,授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我们姑且不说造出“阿史那吐屯政权”这种谎言的人对于古突厥人的社会制度是多么的无知,他连“吐屯”是突厥汗国派往属国藩部督收贡赋的监统官都不知道。据《新唐书•突厥传》下记载:“咸亨二年,以西突厥部酋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以安辑其众。仪凤(676-679)中,都支自号十姓可汗,与吐蕃连和,寇安西,诏吏部侍郎裴行俭讨之。”让任何一个懂汉语的看看,这后一句能是追述吗?这些史料还不表明薛氏文中“所系年代均有讹误”?无论你薛宗正“鉴别、考证史料的能力”如何高,唐朝不可能预先在咸亨二年就承认要到仪凤年间才出现的十姓可汗!

    我说阿史那都支的牙庭在碎叶附近(不是薛宗正所歪曲的“牙庭即为碎叶”),根据是《新唐书•地理志》七下所收贾耽《皇华四达记》:“碎叶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而阿史那都支是史料所见第一个冠有“十姓可汗”称号的突厥酋长。两唐书《裴行俭传》及《通鉴》卷202所记都支、遮匐成擒,也都是在碎叶附近。薛宗正造出什么“遮匐牙庭”,如其所谓“阿史那吐屯政权”一样,说明他根本就连什么是突厥自立的十姓可汗、什么是唐朝为分而治之而册立的两厢可汗都没搞懂。

    ③关于乙毗咄陆可汗据有吐火罗,《新唐书•突厥传》下记载:“咄陆又击吐火罗,取之。”《通鉴》卷196系其事于贞观十六年(642)九月:“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既杀沙钵罗叶护,并其众,又击吐火罗,灭之。”同书卷199,永徽四年(653):“是岁,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卒,其子颉 达度设号真珠叶护,始与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有隙,与五弩失毕共击沙钵罗,破之,斩首千余级。”达度设即 度设(突厥所置统吐火罗者),可见真珠叶护就是当时的吐火罗叶护。永徽六年(655)唐朝甚至派使臣去册拜他为可汗,到了碎叶城,被阿史那贺鲁军队拦截。薛宗正说乙毗咄陆“纯属一般败亡之众,不可能在那里独擎大梁”,完全是无知的胡说。

    ④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中的暾叶护可汗(Ton ya bgo kha gan)比定为汉文史料里的阿史那 子,这是国际藏学界的成果,拙著154页注23已经做了说明。我所做的只是为了避免误解,将前人的汉译“东叶护”改成了用于突厥译名的暾叶护。现在薛宗正推功于我,受宠若惊之外,只怕运交华盖。至于说到 子之后的拔布,国际藏学界也另有成果,拙著156页注77已经作了介绍。倘若薛氏不自量力,还想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千万别闭门造车,先把国际藏学的行情打听清楚再说话。

    ⒉吐蕃史:

    ①关于吐蕃王朝的创建者,薛氏责备我仍守松赞干布旧说,他认为应该是松赞干布的父亲论赞索。我只想告诉薛宗正,藏文史书多认为吐蕃早期王统在松赞干布前还有32代,而且其中不少立有盖世之功,但国内外藏学界仍都以松赞干布为吐蕃王朝的创建者。为什么呢?你自己琢磨去吧。

    ②至于说吐蕃每次都以何种借口发动战争,两唐书《吐蕃传》都有明确记载与揭露。就薛氏所提开元初年的唐蕃战争而言,《新唐书•吐蕃传》上的记载是:“玄宗开元二年(714),其相坌达延上书宰相,请载盟文,定境于河源,丐左散骑常侍解琬莅盟。帝令姚崇等报书,命琬持神龙誓往。吐蕃亦遣尚钦藏、御史名悉腊献载辞。未及定,坌达延将兵十万寇临洮,入攻兰、渭,掠监马。杨矩惧,自杀。”可见所谓盟誓定境,多半只是吐蕃发动战争的借口和实施突然袭击的花招。而所谓“命琬持神龙誓往”,《册府元龟》卷981外臣部盟誓门的记载是:“琬既行,敕琬赍神龙二年(706)吐蕃誓文与达延定界。”况且在神龙二年与开元二年的八年间,还有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嫁吐蕃和亲,吐蕃“请河西九曲为公主汤沐,(杨)矩表与其地”之事。所以开元二年吐蕃大举入寇,杨矩畏罪自杀。可见薛宗正所执只是吐蕃一面之辞。薛氏责备我对所谓“神龙界约”只字不提,我想他大概是自己粗疏,忽视了《册府元龟》编者王钦若的小字夹注:“臣钦若等曰:‘神龙二年盟誓事,史缺。’”(同前)

    ⒊唐朝西域军政:

    如前所述,薛氏显然没有读过《新唐书》方镇表,没有读过两唐书《封常清传》,甚至没有认真读过任何原文史料,更不用说吴廷燮《唐方镇年表》、郁贤皓《唐刺史考》这些前人成果了。所以,他才在他那“重大问题”最后放肆地指责我在什么大都护府、碛西节度等建置问题上“皆一无创新”。我只想告诉薛宗正,你要想谈这些问题自己先读读新《方镇表》,那里明确记载:开元六年“安西都护领四镇节度、支度经略使,副大都护领碛西节度、支度经略等使,治西州。”这对你这种既无知识又缺智力的夸大狂来说,肯定永远都是个“历史疑谜”!唐朝在西域的军制并不是我研究的主要任务,我当年博士论文选题为关系史就是明证。不过,这也决非薛氏所谓“前人所未注意的问题”,云南大学方国瑜、江应梁先生的高足林超民教授当年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就是《安西、北庭都护府与唐代的西部边疆》,那是1985年的事,在我获取学位前四年。薛氏连相关领域起码的学术信息都一无所知,却要侈谈“创新”,岂非痴人说梦?

    薛氏说我“对于历任西陲边将名单,更是缺漏极多”,这种危言耸听之词,恐怕连他自己也不能相信。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就知道,唐代西域能留名至今的人本来就不多,能任职一方称得上所谓封疆大吏者更是屈指可数。拙著后附“将相年表”根据本人读史所得并汲取了迄止当时的学界成果(例如1987年才出版的郁贤皓《唐刺史考》),列出了所有“唐朝西域都护、节度等”以与相关的“吐蕃将相”和“大食东面将军”并举。此外,还将任职年代难以确定或有可能主政者列入“备考”一栏,以为进一步工作参考。实际上,迄今为止,除了日本学者加藤九祚近年在阿克-贝希姆遗址发现“碎叶镇守使杜怀宝”题铭外,学界没有刊布任何足以对我的《将相年表》进行补正的新资料或新成果。薛宗正说我的名单“缺漏极多”,却连一条证据也没有举出来,这表明他的说法完全是污蔑不实之词。他的这种做法正像我前篇书评所引上海学者王元化先生所批评的:“甚至剽用之后,反而对其一二细节加以挑剔吹求,以抑人扬己,这种学风必须痛加惩创,杜绝流传。”噫,不意这种学风竟能借“母校”关系流进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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