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02月28日

    岱峻:李敖与李济的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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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0日,是李敖赴大陆开始神州文化之旅的第二天。出于对李敖此行的关注,当晚,凤凰卫视 “李敖有话说”节目自然创下了很高的收视率。

    李敖说过,活了这么多年,最大的快乐就是骂人。他骂蒋家王朝,痛批李登辉、陈水扁,也骂他的恩人老师,骂学者名流,骂文化旗手鲁迅……

    这期“李敖有话说”节目是大陆行活动的延展,内容显然是精心准备的,骂的对象也经过认真挑选,在大陆有强烈的针对性。李敖开讲的题目是“究竟谁品行不端?”

    重提与李济的过节  

    他以他的一位朋友——前国民党“外交部”次长杨西昆开骂,“卿本佳人,奈何成贼,负隅顽抗,阻碍统一”。

    接着又朝前国民党“外交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开火。由头是王世杰日记中写到,“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书店为《蒋廷黻选集》写序时,对余被免‘总统府’秘书长”, “及签订中苏条约两件事情,做侮辱性的抨击”。 “李敖为台大毕业生,有才华而品行不端。梁实秋等于五十二年五月曾经推荐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李济之以其行为不正,拒绝之,彼即因此怀恨”。

    就“品行不端”为题,李敖骂王世杰在中苏条约上签字,出卖外蒙古。可骂着骂着又把矛头转向李济。

    李济是中国历史学界、考古学界的泰山北斗。他早年毕业清华,“五四”前夕公费留美,26岁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执教南开大学,后转清华大学,以讲师资格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同任国学研究院导师。主要从事考古研究,先后参加和主持了河南新郑、山西夏县西阴村、安阳小屯、山东龙山等地的考古工作。1928年起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第三组主任,后历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故宫中央博物院理事、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人类学系主任等职。1938年起,被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55年起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台湾大学考古学人类学系主任。

    李济是中国第一个具有科学考古学思想的人,第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考古学家。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张光直先生称李济为“中国考古学之父”,认为“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水平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

    李济是个纯粹的学者,无党无派,生性孤傲,洁身自好,性格恰如诗人徐志摩在一封信中所说:“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李济治学处事的品格和脾性,必然会开罪一些“名人”。

    李敖眼中,李济是“最后一位重量级的学阀”。挑战这样的名人那才解气。但李敖为什么跟李济过不去,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过节?李敖认为,是因自己揭发了李济的共产党儿子从台湾偷渡回大陆,李济怀恨在心。恨从何来?就是自家儿子不孝,跑掉了,反说李敖不孝。起因是我爸爸死的时候,不哭不磕头不烧纸不穿孝。因为不孝,所以品行不端。(见凤凰网9月20日“李敖有话说”节目)

    这本是一桩旧事,此时为何又再度重提?此中还有哪些隐情?而今又有哪些新意?

    李敖研读历史,以史家自命。笔者崇拜李敖,熟悉李敖的文字,阅读中却看到些别的原因。故不揣冒昧以另一种真相求证李敖与世人。

    解读李敖的几种版本  

    这件事,李敖曾反复说过好几次,都收录在1997年写成的《李敖回忆录》中——

    1955年4月27日,爸爸死了……爸爸当时是省立台中一中的中文科主任,因为在这个学校教了近六年的书,又在校外教补习,……公祭的时候,场面很大,自台中市市长、市议会议长以下,有两千人。这两千人,不但当时目击了李鼎彝先生走向了火葬,同时还目击李鼎彝先生的宝贝儿子李敖,表演了一次犯众怒的丧礼改革!那时我受了胡适的影响,坚持改革丧礼,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要给来吊丧的人磕头,我统统不来这一套,并且当众一滴眼泪也不掉,真有我老子的老师所写“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味道。

    这次经验使我一生受用,我一生勇于特立独行,都伏机干此。但这番特立独行,却使我从此横背“不孝”的恶名。恶名后来愈背愈大,穿凿附会,像一个愈滚愈大的雪球。其中一个好笑的说法是:“李敖把他老子气死了!”散布这种说法的,李济便是一人。

    有一天,李济向姚从吾说:“听说李敖跟他父亲意见不合,最后把他父亲气死了。”姚从吾说:“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知道李敖的父亲是我们北大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学生,思想上比较容忍、开通。李敖的父亲若能被李敖气死,他也不算是北大毕业的了!李敖对他父亲的态度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李敖对母亲很好,一个对母亲很好的人,大概不致对父亲不孝吧!”(《李敖回忆录》77—79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12月出版)

    此处牵出李济,似觉突兀。以李济学者的秉性和担负的职责,他未必会关心这件社会新闻。李敖的父亲是名普通的中学教员,1955年的李敖尚在台大读联专,还是一只未打鸣的小山鸡。引出李济,不过是移花接木之计。李敖对这类把戏很有洞察力。他有一段骂胡秋原的话:

    他有了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他一口咬定许多机关和人士利用李敖来打击他。胡适死后,他首先怀疑的,就是姚从吾。但他也不照照镜子,姚从吾打击他干什么?姚从吾是学界的“当权派”,是台大教授、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学界走板的人物,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李敖回忆录》130—131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12月出版)

    ——读去读来,怎么看这段话都像是李敖的“夫子自道”。

    爸爸死后十一年,我印出他的遗著《中国文学史》,书前写了一篇序,谈到所谓“不孝”之事,我说:

    据我所知,李济先生现在“没有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已“潜返大陆”了。所以李济先生是属于“教子无方”的类型。李济先生当然不愿归咎于这是他自己的“教子无方”,他当然说这纯粹是他儿子的“不孝”,他当然在饱受刺激之余,油然而生一种“不孝过敏症”,——对“不孝”的谣言神经过敏,并盼望别人的儿子也“不孝”……

    不料这篇序提到“潜返大陆”之事,引起“调查局国特”们的过敏和不满,强令文星书店撕去这篇序才能卖书。所以,我二十岁这次丧礼改革,不但祸延显考,并且祸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祸延我进不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真是后劲十足。(《李敖回忆录》79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12月出版)

    请读者留意这篇文章的几处时间:

    1、李敖的父亲李鼎彝死于1955年4月27日。

    2、李鼎彝死后十一年,李敖印其父的遗著《中国文学史》并写序,谈到所谓“不孝”之事,反讥李济“教子无方”。这一年是1966年。

    3、李济散布 “李敖把他老子气死了”这种说法,是他向姚从吾说的——这里,历史学家李敖故意抹去了时间的准确性,而只用了一个模糊时间概念“有一天”。到底是哪一天?

    (1963年)5月26日,余光中向我说:“梁实秋先生听说你失了业,想替你找事。”后来我才知道,梁实秋不让我知道,直接写信给“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大意说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该请李敖去他们那边。王世杰、李济收信后,先行内部作业。

    8月19日,我收到姚从吾老师一封信,其中说:我礼拜二在南港住了两晚,黄彰健、陈槃安、徐芸书、刘世超都看到了。一般地说,都欢迎你能来南港,正式在研究方面放些异彩。一部分人认为胡某人头发也花白了,你把他骂得也够了,另换一个方向也好。只有极少的人另有偏见,反对您来南港,但他们势孤,又不敢明言,只有暗中放冷箭。

    上礼拜五芮逸夫先生请刘子健夫妇。我和济之先生坐在一起。谈到您的事:

    (1)他说:实秋写信给雪亭先生和我了,说得很恳切。他是不大管事的,承他建议,我们当然考虑接受。适之先生常谈到李敖,我也知道一些,留有印象。

    (2)停一回,他又说,您也是他的学生,虽然一次考了五十八分,一次考了六十分,总算及格了。当年分数严,考六八十分的很少。

    (3)但过一回,他又说:有人说:“李敖把他的父亲气死了,您意如何?”我说:“这样严重的消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怕是恶意中伤吧!我记得他曾有一长函给适之先生,送了一篇副本给我;只说到父亲死后,有人强迫他披麻戴孝,他表示异议。气死父亲,怕是由此传讹的。还有一点,李敖每月寄给母亲五百元,听说现在仍照寄。” 上边所说的冷箭,这一谣言,也是一例。

    今天晚饭后子水先生来谈。说:上午与济之兄闲谈,也说到了您的事情。李说:“雪亭先生看报,知道李敖与胡秋原的讼事,要和解了。这样就可以决定了。”毛先生并说:“这可不是条件,希望李君不要误会。”……(《李敖回忆录》135—136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12月出版)

    从上文分析:

    一、鉴于有梁实秋的信和胡适的建议,李济考虑接受李敖到史语所;

    二、李济提到“李敖把他的父亲气死了”一说,仅就听到的传言向姚从吾求证,并不代表李济的看法。李济与姚从吾是旧识,又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同事。当时,李济是史语所所长,姚从吾是李敖的牵线人。李济的问询应该是职权范围内的事,而不是背后攻击。

    三、从李敖向胡适写信解释看,“气死父亲”这件事流布很广,舆论何止是三五个人!

    四、李济与王世杰一样,希望李敖与胡秋原的讼事和解,而不愿把官司带进研究院;同时为即将和解表示欣慰。

    自从梁实秋写了信后,姚从吾老师也敢于介入了。王世杰表示,想先同我谈一谈,并盼姚从吾老师陪我一起去。我遂在姚从吾老师满口称王世杰“老师”的恭谨下,见到了这位大官人。王世杰跟我天南地北,谈了不少胡适的事。最后说:“现在李先生和胡秋原打官司,不知道可不可以等官司告一段落后,再来‘中央研究院’?”我听了,很不高兴,我说:“胡秋原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这官司还是他主动告我的,为什么他能从里面朝外面打官司,就不影响他的职务;而我从外面向里面打官司,就要对职务有影响呢?”王世杰听了,扑克脸一张,无词以对,我和姚从吾老师告辞而出 。(《李敖回忆录》136—137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12月出版)

    后来,李敖与姚从吾面见王世杰,王希望缓一缓,等官司告一段落后,李敖再来中央研究院。李敖不高兴,反唇相讥,致使此事搁浅。

    乞请读者明察:李敖引述姚从吾(1963年8月19日)写给他的信与前文李济与姚从吾的那段对话完全相似,不经意间道出了前文的出处和时间——也就是说李敖在进中央研究院受阻之后,反目为仇,开始了对李济的攻击。 

    且看李敖的斧钺  

    李敖曾放言:

    南港学苑,乃某些清白学人养清白处之地,彼等因过分清白,反视李敖,自然双眉紧敛,忧心忡忡,或以引狼入室,殊非他们之福;但他们何不想想:引狼入室,固非他们之福,然而放虎归山,难道是他们之福吗?(《李敖回忆录》138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12月出版)

    言之咄咄,气势嚣嚣。

    2005年5月25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李敖:“王朔的名句‘我是流氓我怕谁’,他是跟您学的吧?”李敖回答:“王朔?表现方法应该不太一样吧。我不会说我是‘流氓’,我会说我是‘大流氓’!”(2005年5月25日《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李敖”)

    李敖对“流氓”的称谓颇为自得,抑或是渊源有自。他曾炫耀祖父李凤亭的流氓行径:

    他做流氓时代,一天在农田里设赌局,做庄家。聚赌的人里,有一个流氓某甲,手气不佳,每局都输,现金先输光,接着马输光,接着行囊输光,接着外套输光。最后他输火了,拔出刀来,在大腿上割下一块肉——开始“肉赌”。……某甲这次表演肉赌,大腿上肉血淋淋往台面上一摆,大家都相顾失色。不料这时做庄家的李凤亭先生,却面不改色地说:“好小子!你来这一套!割起腿上的肉来了!你有种!可是你给我搞清楚,这一套别人吃你的,我李凤亭不吃!你肉赌,按规矩,不是我输了才赔你肉吗?不是我输了再割都不迟吗?不是我赢了就不割了吗?可是为了不怕你,为了比你小子还有种,我先割给你看!割下来,我赢了,就算白割了!”说着,就拔刀朝自己大腿上割下肉来。(《李敖回忆录》4—5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12月出版)

    李敖也夸耀自己:

    我生平在勇敢、强悍、精明、厉害、豪迈上,常有“乃祖之风”,也是由佩服爷爷而来。(同上引)

    我从来不把恩仇“就算了”,我要“千刀万里追”,这一性格,最像犹太人。陶希圣、胡秋原这些湖北佬,如今死的死、老的老,仍难逃我们东北人的斧钺,惟我李敖,毋太犹乎?(《李敖回忆录》147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12月出版)

    且看李敖是如何一路威风,追杀湖北佬李济的:

    1963年,在断了进中央研究院的路之后,李敖在台北《文星》杂志11期上发表了《李济:他的贡献和悲剧》一文。李敖手法老到,欲擒故纵,先介绍李济的学术成果和爱国思想,笔锋一转谈起他的悲剧:老而不退,后继乏人,性格狷介,“严肃而不可亲(甚至有时气量狭窄小气,态度跋扈专横)”, “恶恶而不能去,爱才而不能用(或不敢用)”……

    面对李敖对李济的攻诘,台大历史系教授许倬云首先出来斡旋调解。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30年生,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获台大文科研究所硕士、美国芝加哥人文研究院博士。也许是他感到自己与李敖同为校友的缘故,他以老学长的身份与李敖谈话,试图使李敖对李济等学界前辈和解,但遭李敖严辞拒绝。

    1963年11月5日,许倬云再一次约李敖、余光中及《文星》的老板萧孟能去他家,因为他腿脚不便。当天,李敖有日记如下:

    一、南港来的消息,李济读了文章,拍了桌子。

    二、夜在吴相湘家,沈刚伯(台大文学院院长)托他转告我:“在过去,我没说过李敖什么坏话,虽然我也没帮他什么忙;从此以后,我也不会说他什么坏话,当然我也不会帮他什么忙。”孙德中在座,对我说台大文学院,在台湾还算是好的。我说,正因为文学院在台湾有领导地位,所以我们该更要求它有生气。

    三、夜在许倬云家,互恶声相向,光中在座,颇劝慰。

    四、晚与孟能决定,拒与李济晤面。

    1964年7月,许倬云在《清华通讯》第9期发表《寻真理的李济之先生》一文,高度评价李济:“在李先生身上,我们看见了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的结合!”

    李敖按捺不住,1964年8月22日,又挥笔写下《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一文。对李济“悲观”、“气量狭窄小气与态度跋扈专横”、“把持职位、学术资料”、“师心自用,不善用人,排斥异己,唯我独尊”等九个方面进行了严厉的讨伐。李敖宣称:“我们不但要‘骂倒一些个人’,甚至应该打倒一些个人,我们要逢佛砍佛、逢罗汉砍罗汉、逢老不长进砍老不长进。只有这样,才能赶走拦路的老虎或纸老虎。”对“李济型”的人,只有“擒贼先擒王”,才可能招致学界大哗,引起人们心灵上的震动,搅起千尺死水,形成思想的大波。

    到了1966年,李敖越走越远。他在为其父李鼎彝遗著《中国文学史》写序时,竟然把对李济的学术思想批判转为人生攻击。他在文章中谈到所谓“不孝”之事,揭发“李济的儿子已‘潜返大陆’了。所以李济先生是属于‘教子无方’的类型”。

    李敖这一着,堪称杀手锏。那年,正值大陆“文革”时期,极左思潮肆虐,“血统论”泛滥,李济之子李光谟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仅“李济之子”就是一项罪名,使李光谟饱尝了关“牛棚”和被抄家的苦果。若加上受唆使“潜返大陆”一罪,便会危及性命。

    在台湾,李济的日子也不好过。据许倬云回忆:

    六十年代的台湾政治,威权体制尚在当令,当局力图铲除自由主义的最后一些孑遗,中央研究院与台大,被当时的中央党部第二组视为大陆时代北大、清华的残余,为此必须加以清除。王雪艇先生、李济之先生,都被情治人员当作异议分子,是挟国际力量(美国)以自重的自由主义者。这一条战线拉得很长——外面不必说,即使史语所内部,也有家神家鬼,其中包括职司情治的工作人员,经过胁迫而参加的人员,特意混进来的工作人员……;当然还有企图借政治力量急于取而代之的自己人。一些杂志明枪暗箭,彼此呼应;匿名信与恐吓电话,也屡见不鲜。当时情势诡谲,王雪艇先生与李济之身挡外来压力,不让同人受到惊扰,至少保全了南港的学术园地。(许倬云《南港述旧》载《新学术之路》965页)

    对李济“教子无方”的批评,实则也是“点水”和告密。

    文字杀人,一箭双雕。大陆,李敖欲借“极左”势力的刀摘去李济之子的头颅;台湾,他要借国民党的手抖散李济的傲骨。读到这些文字,至今犹闻斧钺之声。

    李济的儿子“也有话说”  

    2005年9月20日晚,李济之子李光谟也在北京西郊的寓所收看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李敖对父亲李济的诬蔑和对自己的陷害已成为过去。而今,他是共和国的一名离休老干部,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的资深翻译家。他心平气和地欣赏着电视荧屏上李敖薄薄的两片嘴唇上下翻飞。

    李光谟的一生分为两个阶段:退休前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俄文翻译,译有尼•布哈林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亚历山大洛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书;退休以后主要从事对父亲遗著的编校整理。著译有《李济学术文化随笔》、《李济与清华》、《李济张光直通信辑录》、《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安阳》、《锄头考古学家的足迹:李济治学生涯琐记》、《从清华园到史语所》等书。

    他告诉我,当初从台湾回到上海其实原因很简单,既不是领命台湾当局“潜返大陆”,也不是受共产党召唤,回上海迎接解放。他说:

    那时,我是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学生。1948年春我向学院请了一年的假,回南京家里养病,正遇上又要搬家,以为只是像过去挪一个地方。

    当时淮海战役开始了,但前途还不分明。父亲就搬家的事问过我,要不要跟着走?我犹豫不决。

    1948年冬随父母到了台湾,打算养好病又回上海念书。那时正好台大放假。我们一家挤在台大医学院宿舍里,一起的还有劳干、凌纯声等。

    我每天无所事事,看看书,到公园去走一走,心里很着急,又像逃难似的。我跟同济的同学写信,寄航空,一直保持联系。他们都劝我一年假满后回上海,耽误了时间不好插班。

    到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国民党粉饰民主,取消了新闻检查制度,放出“和谈”气球,提出“和谈”条件。陈毅大军还没迫近长江边。有一种占上风的舆论:国共两党,将划江而治。

    没那种背景,我也可能回不来。当时离开台北与父母分别并没有生离死别的感觉。原料想从台湾到大陆,大陆到台湾来去都很方便,多少还寄些希望在和谈。但一回来形势发展很快,从此与父母就天各一方。

    我在台北实际上只待了55天,从1948年底到次年2月。我是买票坐船回的上海,在海上两至三天。回到同济,我的想法就完全变了,家里很着急,快信电报一封一封地催回台湾。1949年5月,陈毅大军渡过长江,家里托人买好飞机票。但我给父母写了一封很革命的信,表示了决绝的态度。家里鞭长莫及,后来听说母亲很伤心。

    第一次接到父亲的信是1955年,那是从台湾转道美国又转交过来的。父亲信中提到台湾大学学生中有个得意门生张光直颇感欣慰。我却读出了旁敲侧击的意味。在台湾,父母后来过继了一个表弟作嗣子。是舅舅的孩子,原姓陈,过来后取名李光周。先在淡江大学学外语,后学考古,回国后曾执掌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年仅四十岁就去世了。

    有人怀疑我这个李济的儿子是不是假冒的。李济去了台湾人人都知道,儿子在大陆就多不知道。文革斗我,大字报就写揪出李济的亲儿子、独生子。张奚若的夫人看了很生气,本来就是亲儿子独生子嘛,有啥好揪的?

    1995年,我与女儿跨海去台湾参加“李济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四十多年后才第一次走进台湾大学的家门。家里已人去楼空。“梁上君子”已多次串门,据说台湾的文物市场上已有李济先生的东西出售。所剩无非父亲的书籍、资料、手稿和信件。我最后装了8个纸包运回北京,开始埋头对父亲学术思想的整理。那次去台动静很大,几家大报用大号标题写上我的名字,想来热衷资讯的李敖先生定然也得知了这一消息,只是不见反应。

    我也是整理父亲的手稿才知道学问家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澹泊的人生态度。现在要想再做学问,时间已来不及了。

    台湾作家李敖当年想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我父亲觉得他不是做学问的,拒绝了。他到处写文章骂我父亲是最后一个学阀,文章里还提到他的儿子“潜返大陆”,当时这篇文章被吉林的一家内部报纸转载,在大陆影响不大。也幸好没有上互联网。否则文革中我这小命就没了。(2004年5月10日笔者采访李光谟先生)

    令李光谟想不到的是李敖在9月20日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的节目中,重提旧事,但已巧妙地换了一个角度改变了某些说法:

    李济之的儿子是共产党,至少是左倾的,跟他一起来到台湾,最后偷渡回到大陆去,这件事情被我揭发出来,我的文章被台湾的调查局查禁,说这个事情不能公布的,你怎么可以说我们台湾的这个青年人共产党跑到大陆去了,不可以讲的。可是李济之恨我,为什么李济之恨我呢?就是李济之觉得自己儿子跟共产党跑掉了,他在台湾很难堪,所以他认为他儿子不孝,然后说我李敖也不孝,为什么不孝呢?因为我爸爸死的时候,我不哭,我改革丧礼,觉得这个丧礼太不近人情了,改革丧礼,我不磕头,我不烧纸,我不穿孝,为什么呢?就是改革这个丧礼,他说你李敖不孝,因为不孝,所以品行不端,因为品行不端啊,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他的上司就是王世杰,所以王世杰的日记里面呢,就断定了说李敖之所以写这个《蒋廷黻选集》,之所以说王世杰在中苏条约里面出卖了外蒙古,是因为我怀恨他,所以品行不端,大家不觉得这些人有问题吗?……(凤凰网 9月20日“李敖有话说”节目)

    原来说李济的儿子是“潜返大陆”,李济是“教子无方”;现在改称李济的儿子“是共产党,至少是左倾的”,“偷渡回到大陆”(并非偷渡,那时从基隆到上海每天都有班船)……

    此一时彼一时,他为什么要这样变来变去?且看他大陆行的表演:

    9月20日,李敖一行在北京参观天安门城楼。陪同者向李敖介绍,这个位置就是当年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地方。李敖听说后赶紧在此留影,又对着广场上的观众和记者挥手致意,但只挥了一下,就机警地反应过来,幽默地说了一句:“我可不能乱挥手。”参观完天安门后,李敖提笔写下“休戚与共”四字,他解释道:“‘休’代表快乐,‘戚’代表难过,‘共’就代表共产党。”

    9月21日,他在北大的讲演中说道:“中国面临两个问题,就是如何避免挨打和挨饿,如何避免挨打?经过这么多年下来,最后香港也收回了,现在没有人敢打我们中国了,我在这里公开和大家说,只有一个党能够做到这个现象,就是中国共产党。”

    9月22日,在清华大学,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曾子墨小姐在介绍李敖时说道:“今天的大讲堂我们为大家请来一位特殊的嘉宾,说他特殊,首先因为他有着多重的身份,他是历史学家、还是作家,还是台湾的立法委员。说他特殊,还因为他阔别了大陆56年之后,第一次回到北京,他说他不希望自己被当作是一个客人,他不过是一个归队的老同志。”

    原来,“老同志”李敖是在借旧事向我党表忠心,献厚利。只是““卿本佳人,奈何成贼”,这份礼早已献给他人。  

    我讨厌别人把我当作学者,我从来就不是个学者  

    当年,李济等人拒绝李敖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其理由是李敖不适合做学问。李济是否断送了一个青年的学术道路,扼杀了一位未来的学术大师?

    不久的将来,历史就要盖棺论定。还是听听他本人的回答: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李敖:如果您年轻的时候不参与社会改造,不那么激烈地批评当局,而是投身学术,您的学术成就会比现在高吗?

    李敖:那有什么意思呢!这种专家现在很多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不是说他们错了,而是我不想像那样狭窄地、窝囊地活着。(2005年5月25日《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李敖”)

    李敖向来以流氓才子的形态立世,他明确地说“讨厌别人把自己当作学者,我从来就不是个学者”,言语中充满了一股 “反知识”的味道。

    有记者问李敖,如果拿历史学家、学者、批评家、作家的头衔自由选择,最愿意选哪一项?李敖回答:“我觉得我应该是思想家,再加上文学家比较好一点。我对这个头衔比较介意,其他的‘家’就比较不重要了。”

    李敖看重的,未必就是社会认可的。“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的《中华民国作家作品名录》中,记录了706位作家,有李敖的前妻胡茵梦,却偏偏没有李敖。李敖对此愤愤不平:演艺人员胡茵梦变成了作家,作家李敖却变成演艺人员。

    他还说,“我的行业比较特殊,有人说我是作家,有人说我是历史家、思想家,或是什么什么家,其实我自己却觉得,与其说我是什么什么家,不如说我是‘文化空中飞人’。这样子的描写与称谓,反倒更逼真、更切题”。他认为:“一个大学教授的影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电影明星,一个活生生的哲学系研究生的说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死翘翘不入流的小说家。”

    李敖坦承:“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头脑好,又有骨气,这是高难度的事情。我李敖做到了这一点。可是很不幸,我脱离了知识界,没有人认为我是学者,我也不甘于做一个学者,我变成什么?我变成一个演艺人员。我在这里,你们从演员的标准来看我如何在这个台子上面演戏。”

    李敖曾回答网友的提问:我不是合格的学者,因为合格的学者需要和学术圈混在一起,我们这种人是排挤在圈外面的,所以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学者。我不是一个学者,是闲云野鹤式的,所以我应该有点酸葡萄地告诉你们,我不是学者。我基本上是反知识的人,因为太了解知识分子了,看不起知识分子,所以才反知识。

    李敖弃绝了坐冷板凳,读书做学问一途,热衷社会活动,尽力争取曝光率。从早年当电影制片人,到竞选总统,竞争诺贝尔文学奖,甚至要出裸体写真集,以至近几年频频上娱乐综艺节目,歪批当红艺人,他从未从公众视线里沉寂过。他在《李敖有话说》里向观众放言,自己就是一个优秀的演员。

    私下,李敖也许还真感谢李济。

    相关链接
    1955年4月27日,李敖之父李鼎彝去世。
    1963年5月,梁实秋等推荐李敖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1963年8月19日,姚从吾去信李敖,谈推荐中研院可能受阻的内幕。
    1963年,李敖在《文星》11期上发表《李济的贡献与悲剧》。
    1963年11月5日,许倬云邀李敖、萧孟能、余光中等至家,调和李敖和李济的矛盾。
    1964年7月,许倬云在《清华通讯》第9期发表《寻真理的李济之先生》一文。
    1964年8月22日,李敖在《文星》上发表《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
    1966年,在李鼎彝的《中国文学史•序》中攻击李济之子“潜返大陆”,李济“教子无方”。
    2005年9月20日,在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节目中,重提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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