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02月11日

    陈星灿、刘莉: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网上讨论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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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 子

    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结项前后,因《远东经济评论》(以下简称《评论》(2000年7月20日)和《纽约时报》(以下简称《时报》2000年11月10)上关于“工程”的两篇文章,引发了一场网上大讨论(网址:eaan@ccat.sas.upenn.edu)。参与讨论的人数虽不算众,但涉及的问题很多。鉴于国内学者几乎没有参与这场讨论,论辩的语言又是英文,国内学者了解起来不很方便,所以有必要把讨论的主要内容撮要公布,以备关心这些问题的学者参考。

    二、断代工程是民族主义吗--报纸上的反应

    先从《评论》的文章说起。这篇署名Bruce Gilley的文章题为《中国:民族主义》。标题下的点题文字如次:“发掘未来--一项旨在证明传说中(mysterious)的夏王朝--有人相信它是中国最初的文明--存在的考古项目,为中国具有潜在危险形式的民族主义提供了给养。”该文认为这项耗资巨大的国家项目似乎并没有结束夏朝是否存在的争论,相反,它引用评论家的话说“工程”因北京推动民族主义的企图而兴,其结果是令发现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它还提到,外国考古学家不能参加工程,是因为他们像官方所说的那样,是夏王朝的最大怀疑者。不仅如此,国内一些对夏持怀疑态度的学者,甚至对夏的疆域和王名试图提出质疑的学者,在经过一系列的“工作报告”(work report)会议以后,也销声匿迹了。文章引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长颜娟英的话说:“工程存在许多问题,因为其动机在于夸耀中华民族(to glorify the Chinese nation)。”“它主要是一个政治工程而不仅仅是一个考古工程。”文章作者认为“工程”对未来具有意味深长的意义。它说分析家担心“工程”可能会给中国不断升温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火上浇油(provide volatile new fuel to a growing fire of ethnocentric nationalism in China),其结果也许会导致(中国)在台湾问题和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诸问题上具有更加挑衅姿态的外交政策(could result in a more belligerent foreign-policy stance on issues such as Taiwan and China’s leadership role in Asia)。它甚至认为,把夏作为中国“神圣”历史(sacred past)证据的声明,是三十年代日本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用吹嘘自己历史为战争造势的回声。香港科技大学的政治科学家Barry Sautman对此有简短的评述:“亚洲发展最快的国家推进这样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又说,“我认为‘工程’更像是一件坏事而非好事。”另外一个不具名的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西方著名学者,这样评论断代工程,“底线是人们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现在的中国愿意相信夏王朝(的存在)。”“中国历史传统的真实性中有巨大的感情投资,那就是相信中国是最伟大的、最古老的和最辉煌的民族(There is a tremendous emotional investment in the truth of a Chinese historical tradition in which China is the grandest, oldest and most glorious of nations)。”

    文章还对中国政府如何应用“工程”的结果表示担心:“现在预言(工程的)报告如何被政治利用还太早,但是夏的神话已经成为中国正在浮起的民族神话的有力部分。比如,去年为纪念大禹而建造的浙江省的大禹陵,就被用来吸引据说也是大禹后裔的台湾人,北京希望以此促进两岸统一。事实上,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措辞越来越建筑在(两岸)同宗同种而非领土完整的信念上(Indeed, Beijing’s rhetoric on the Taiwan issue is increasingly grounded in notions on shared ethnicity rather than territorial integrity)。” 该文还说,分析家担心“民族神话的潮水,将盖过中国试图将其融入新的全球文化和价值世界的努力。中国在亚洲的作用,尤其是它与曾经是其附属国的泰国、缅甸和越南的关系,也同样会被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所侵染,从而引起摩擦和终止合作。最后,致命的民族主义可能导致中国的自我毁灭,就像日本曾经经历过的那样。”文章最后引用Barry Sautman的话说“有许多人相信,如果中国把自己视为高等民族(superior nation),它便不能维系(survive)。”“很多东西取决于将来的中国领导人是否继续通过这种意味的中国人(的寻根)去寻找其合法性(A lot will depend on whether future Chinese leaders continue to seek legitimacy through this sense of Chineseness)。 ”

    《时报》的文章,是在中国公布“工程”结果的第二天发表的。这篇署名Erik Eckholm的文章,题为《中国,古代历史引发现代怀疑》。标题下的点题文字是这样的:“河南省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二里头在新的报告中被学者们说成是鲜为人知的夏朝的都城。这个报告引起了民族主义在学术中扮演地位的质疑。”文章说,尽管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说“工程”得出了迄今为止最可靠的三代纪年,最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多学科合作带来许多新的发现,但是,国内外学者对“工程”都有疑问。“他们说工程的作者们,受政治驱动去证明中国文化的原初性和独特性,试图跨越缓慢而又不可预测的科学研究(But the project has been questioned by other scholars, here and abroad, who say its authors, driven by a political urge to document Chinese culture‘s primacy and uniqueness, have tried to leapfrog the slow, disorderly march of science.)。‘工程’参与者否认由他人来告之他们何为结论,但是评论家说他们有时被迫做出一个共同认识的假象(Project researchers resolutely deny anyone told them what to find, but critics say they have forced an illusion of consensus in some cases.)。”文章引用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的话说:“有一种沙文主义的愿望企图把(中国)历史记载前推到公元前三千纪,把中国推到和埃及一样的水平上。”“这与其说是学术上的冲动,还不如说更是一种政治上的和民族主义的冲动。”

    文章提到,一些中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同“工程”的领导人存在争论或拒绝参与,但是李学勤和其他领导却断然肯定“工程”结论的取得是采取了公正和慎重的“学术民主”的形式。文章还提到,武王伐商的年代非常关键,但是国内外都对“工程”采取的公元前1046的说法持有怀疑。上海交通大学的天文学家江晓原虽然对他自己的研究结果没有被工程采纳感到遗憾,但是也承认工程提供的资金和现代设备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文章引用另一位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汉学家尼德炜教授( David S. Nivison)的话,说他信任的伐商年代是公元前1040年, 他因为报告没有采用他送交“工程”的研究成果而盛怒(outraged)。他还说,“不管谁正确,现在坚持唯一年代的做法在学术上是不忠实的(intellectually dishonest)。”“那将是一团糟”。尼教授还补充说国际学术界会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tear the report “to pieces”)。因为“这些年代将被看作是由中国政府宣布为正确的年代,处在这种情景下的中国政府因而可能长期地毒害学术(研究)(These are going to be seen as the dates pronounced to be correct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o be in this position may poison scholarship for generations)。”文章最后以李学勤的意见结尾,即他相信,“工程“报告是目前所能取得的最好成果,但这不意味今后没有更进一步的突破。”

    《评论》的文章发表之后,英文《中国日报》有一篇署名黄清(译音)的文章(2000年8月7日),率先对“工程”系民族主义的说法作出反应。文章指出,民族主义是讨论的中心(theme)也是靶子(target),它说作者试图制造恐惧并为他人的嫉妒(或可能更多的其他东西)提供发泄的靶子。文章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珍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并为自己的文化遗产而骄傲。来到美国费城旅游的人都会鼓励不要错过“自由火炬”(Lights of Liberty),市长介绍这是游客的必须,我们可以理解这是民族骄傲的合法表示。为什么中国学术界研究自身古代历史的努力,可能会给“中国不断升温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火上浇油”。文章认为这是典型的双重逻辑:“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被认为是危险的?只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过去感兴趣?”它的回答是:“显然不是。”

    三、断代工程是民族主义吗--网上的讨论

    11月13日, 英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历史系的Christopher Cullen博士发表意见, 说他刚看到《中国日报》上的文章,“作为针对近来对三代工程及其他(事情)的政治意义夸大其辞的评论的反应,我不得不说这看来是并非不合理的(I have to say that it seems a not unreasonable reaction to some recent rather overblown comments on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Sandai project and other matters)。我并不认为官方支持信仰夏朝(的存在),会是武力取得台湾或是扣押(seizure)俄罗斯太平洋滨海地区或是对澎湖列岛采取更咄咄逼人姿态的前奏。如果任何一种事情确实发生,那只能是基于更直接的现实和对成本效益的理解(perceptions of costs and benefits)等等。”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指出,不管二里头文化是什么,它的确是早期中国文化(Chinese ensemble)形成中起重要作用的一种文化,它位于历史时期中国的中心地带,中国的任何邻邦都不可能以此为借口说中国威胁到他们今天的政治存在和利益。某些中国学者把二里头作为夏的做法是令我们难以接受(excessive)甚至是误导的(misguided),但是所有的文化都珍视自己的形象(self-image),这其中就包括某些似乎是被歪曲的历史(slanted history)。美国是这样,过去的英国也是如此。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李润权博士在次日的讨论中,就“工程”的背景和既有的讨论发表了很长的意见。首先他肯定尽管“工程”肇始于宋建的提议,但是参加工程的科学家都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即使在参与者中间对于年代等问题的争论也很激烈,这正说明中国学术界的健康发展。他还提到工程的结题报告专门指出,目前的结论是基于现有资料基础上所得到的最合适的结论,但它并不意味研究和探索就此停止。他说就他看到的对于“工程”领导者的压力,是参与者沿着自己的思路独立地进行研究,如果这样的研究不能使结论吻合该怎么办?但结果是大部分的结论是吻合的。至于说到工程是否为民族主义所驱动,他认为固然“工程”因宋建的访问埃及而起,但是正如某些同行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都有某种程度的耿耿于怀(obsession)。如果(中国)在教课书上有一个一致的历史年代,那又何妨?他特别强调,在我们对“工程”发表意见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它。在作出自己的判断之前,首先要把工程已经和即将发表的大量研究成果逐个阅读。从这种意义上说,《时报》和《远东评论》上的文章因偏见(on their biased opinions)而令人不快(offending)。他还认为两文引用中国同行的谈话如果不是不真实的,那也至少是断章取义的。

    曾在中国考古的美国考古学家Jim Railey 博士(TRC Mariah Associates, Inc)也在同日发表了长篇评论。他说他在中国累计住了近三年,为博士论文的写作在山西垣曲待过一年。他个人的研究是垣曲盆地的新石器和早期青铜时代的社会政治演进,相对于参加讨论的某些学者只是根据文字和个别会议或者一两次对中国的访问来说,他坦言自己不仅有权威谈论被意识形态驱动的当代中国考古学,还可以对二里头文化的社会演化状态作权威评述。他说至少就他认识的中国考古学家来说,二里头就是一个国家,也就是夏。对大多数中国考古学家说来,这种信仰不需要“干部”(关于“干部”或“上面”的讨论见下)给予暗示(nudging)。其中坚定不移的信念--尽管考古学的证据有足够的论辩余地--植根于根深蒂固的视夏代为历史真实的文化需要。他还说这是基于珍视国家和民族认同的考虑。被扭曲的台湾和西藏历史也包括其中,尽管明显更具现代意味。二里头国家问题就是源于这种对夏根深蒂固的信仰。这个问题在过去十年因中国与西方在文化方面的日益紧张和日趋剧烈的(危险的)民族主义的浪潮席卷中国而趋恶化。“这种状态决非自上而下的施压所致,尽管中国政府当然不会放过任何推动爱国情绪的机会,即使是对资金短缺的考古学家也复如此。”

    不仅如此,他还对那些对中国学者的意识形态立场抱持原谅态度的学者(原谅主义者apologists)进行了批评。“我不能同意我们原谅这些东西,仅仅因为同样的事情可能在古罗马和纳粹德国也发生过。”对于任何考古学家来说,不管来自哪里,也不管来自何种文化,向意识形态投降都是对科学的破坏。中国与古罗马和纳粹德国的区别,仅在于后者已经成为历史,而前者还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夏可能确实是历史的真实,二里头(夏或者非夏)可能是一个国家,但是证据远非清楚。他从考古证据出发认为二里头不是国家社会,又对刘莉视二里头为国家社会的回答发表意见(见下)。他说,刘莉抱持二里头是国家社会的观点是不幸的,她和大多数中国学者一样,很难从意识形态信仰和文化及政治系统灌输给他们的民族和历史认同中摆脱出来( shaking loose from the deeply-held ideologicial beliefs and sense of ethnic and historical identity that their culture and political system have instilled in them)。这从心理学的角度虽然可以理解,但是不应该让文化灌输的意识形态对好的科学研究起障碍作用(culturally-instilled ideology should by no means get in the way of doing good science);不幸的是,这正是我们的中国同行开始解释像二里头这样一些重要遗址的意义时所发生的。他还说中国考古学对他来说像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只要新闻与中国无关,报道就客观;一旦涉及到台湾和西藏问题,报道就成了刺耳的咒语(resorts to an shrill, emotionally-charged mantra)。“很不幸,夏和二里头就是中国考古学的台湾和西藏(问题)的翻版。结果是使开诚布公和互利的对话同样成为悲剧(The results are equally tragic for the cause of open, informed discourse)。”

    在这篇讨论文字的开始和终结,作者都是以那个揭穿皇帝新衣谎言的小孩身份出现的,他说,“请原谅我充当那个敢于说真话的无知的男孩的角色。”

    对此Christopher Cullen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1月14日)。他不承认自己是所谓的“原谅”主义者,但他提倡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他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合适的态度是积极对话,直到某一方撕破脸皮为止,对话双方必须互相尊重,而非基于这样一种基础,即让人觉得每一个西方学者都有权居高临下地集体痛斥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民的学者(patronise and berate collectively the intellectuals of a quarters of the human race)。他还指出,意识形态的影响处处存在,任何地方都不例外。其中之一就是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One of the ideological biases that tends to inflict dwellers in large and (for this historical moment) self-confident societies is the conviction that those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are not the same as folks at home must ipso facto be threatening and wrong-heated to the degree that they are different),所以那些虔诚的穆斯林就一定是“原教旨主义者”;用传统方式思考其文化认同的中国人民就一定是被“日趋剧烈的(危险的)民族主义的浪潮席卷(’washed over’ by an ‘ intensifying(and alarming) sense of nationalism)”。

    同一天Colonge 东亚美术馆的Lukas Nickel 回应了Cullen的意见。他说很感谢Cullen指出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民族主义立场。但他认为这场讨论的前提错了,这个前提即相信有“干部”(为工程)设定结论(postulating certain results)。“在我看来,中国人的研究通常会被对古籍的迷信所驱动。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怀疑夏朝的存在是不可理喻的,因为古籍对此确有记载而且夏鼐也相信它的存在。因此其目标仅仅是通过寻找考古学的证据去展示这个信仰。” 他还认为,官方确有把中国历史向前推的兴趣,但是没有必要对此进行威胁(There is no need of threat)。不管如何,寻找年代共识的研究不会危害任何人,如果只是为了统一课本的需要。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焦天龙在11月15日参加了讨论。他说如果你真对民族主义与考古学的关系问题有学术(他特别强调学术)上的兴趣,他可以推荐两本讨论中东和普通理论问题的专著(Archaeology under Fire: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heritage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Middle East,Edited by Lynn Meskell. Routledge, 1998.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Edited by Philip L. Kohl and Clare Fawcet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如果你特别想“抽打”(”beat”)中国人或其他“东方人”,可以有一系列的文章可以参看(Antiquity vol. 73,No.281, 1999)。如果你对“西方人”的民族主义“无知”(clueless),也可以阅读下列的著作(1, Michael Dietler: " Our Ancestors the Gauls: archaeology, ethnicnationalism,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Celtic identity in modern Europe".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96, No.3, 1994, pp.584-605. 2, Inga Lundstrom: " Reflections on an unreflected sphere: archaeological exhibitions and nationalism". Current Swedish Archaeology, Vol.6, 1998, pp.143-151.)。他在列出书目之外,质问“对那些认同你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界限到底在哪里?)没有一点问题的人们说来,你可曾知道现代世界还有一些人(包括考古学家)确实为他们自己的认同而伤脑筋?如果你对此还是“无知”,那么让我告诉你在当代人类学文献中有一个词叫做“超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ism)。我怀疑谁有权威充当这些人的“文化心理医生”(Cultural Psychiatrist )。

    澳大利亚拉楚布大学考古系刘莉博士在11月18日,发表了网上讨论的看法。关于中国考古学的民族主义,她说,“我不赞成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用民族主义塑造的考古学研究方向。(I do not support the use of nationalism to shap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rientations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urposes)”这个问题可以参看她在英国《古物》杂志上发表的论文(The origins of Chinese ancestral and racial myths, Antiquity 73:602-613.)。她也不认为我们(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研究是纯粹客观的(value-free, 直译为“不含价值观”),因此没有必要让别人接受我们的价值观。来自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学者应当互相尊重对方的研究。最后她还把与陈星灿合作的关于中国考古学与民族主义的论文提要附上,借以说明她的立场(Archaeology of China. Encyclopedia of the History of Archaeology, ed. Tim Murray. Santa Barbara:ABC-CLIO,2001)。

    自由撰稿人杜仁(译音)在11月20日针对《评论》的文章和网上讨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或她)特别反感Jim Railey以“沾沾自喜的道德上的居高临下”(smug moral superiority)立场视中国考古学与“西方和日本”在学术标准上不能同日而语的看法(见后)。他也不能原谅一方面表扬“像西方和日本等地”( in places like the West and Japan) 那样的高等级的学术标准,另一方面却是对中国考古学家所谓受“文化灌输的意识形态”的指控。他说假如有一点常识,就会知道如果东亚真有一个国家出于政治-文化和宣传的目的把自己的历史往前推的话,那就是日本;最近日本考古学界发生的事情正说明了这一点。人们很难设想哪一个中国考古学家无论如何被“政治驱动”或者承受着与日本不能同日而语的学术标准之讥,会干出如此的欺天之事。

    针对杜仁的反驳, Jim Railey次日给予再反驳。他恳求不要误会他所说的“西方和日本”,他说那仅是指考古学的方法说的,就他所知,“中国大陆今日的考古学方法与美国三十年代的相仿佛。”(此点见后)至于“文化灌输的意识形态”云云,他说那也仅仅是指考古学的方法而非其他。他还指出,日本毫无疑问利用和歪曲历史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任何一个文化和国家或多或少也都这样干过。他再一次提及他本意只在考古学的方法上,但是杜仁显然把它扩大了。他劝杜仁在发动“歇斯底里的、感情冲动的反驳”(irrational, emotionally-charged)之前最好仔细读一下其他人的评论。

    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工程”有没有来自上面的“指令”。 Haun Saussy在11月12日的讨论中这样说:“就我所听到的,工程具有强烈的导向性,工程承受着很大压力去迎合一个可能被以后用来宣布作为官方事实的共识;这在我看来不像是考古发现和研究的路子。(From what I hear, the project was heavily outcome-directed and pressured to come up with a consensus answer that might then be promulgated as the official truth; that doesn\"t sound to me like the way to discover and analyze antiquity.)” 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系的Nathan Sivin 在次日的讨论中直言不讳:“让我感到奇怪的不是‘上面’(’shangmian’ the cadres up there, above us ordinary mortals)在没有证据、以前也没有人这样做的(前提下)要把二里头当成夏; 有意思的是他们把它视为一个王朝,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单一的世系和文明(的一切)。”(详见后) 还说独立的外国考古学家,因为不会害怕“上面”翻动眼皮而跳起来,所以已经把他们的判断押在夏的文字出土等等上面。他还说他同参与项目的中国朋友谈过,他们中某些在研究所工作的研究人员因不能迎合“上面”的需要而受到威胁(threatened with decimation)。他说这些人都不相信夏的存在,但他们强调工程使人有事做,为他们的研究所增添电脑和网络设施等等,因此他认为是什么“驱动”了工程不言自明。这里应该提到,《评论》的报道也说过“资金缺乏的考古学家迅速接受了工程用以确保长期停滞的(考古)发掘的资金(Cash-starved archaeologists quickly took up the project as a way to secure funds for long-stalled digs)。”

    但是也有人对此质疑。Christopher Cullen在同日的讨论中问到:“我怀疑Nathan Sivin所说的‘干部’云云在怎样一种程度上能够有助于我们形成一个确实的概念,即在如三代工程这样的研究中是谁向中国学者施压?”他还问到:“我几年以前看到的宋建并非身穿中山装,难道从技术上说他也是‘干部’吗?”同日David Pankenier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他在中国参加过几次考古学和青铜时代历史的会议,他证明中国学者中间关于夏的历史真实性问题从二里头的宫殿基址发现之日起就非常激烈,这远远发生在断代工程开始之前。他还说Nathan Sivin的朋友可能属于一个阵营(community),而另外一个阵营也同样在考古圈有代表性。“我从没有看到过或听说过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一方的意见,是基于来自什么地方的政治压力。中国学者能够而且确实在夏是否神话及什么才够称得上‘王朝’等等问题上各持己见。这些意见不必跟西方学者的吻合,也不应该这样要求他们。”

    Jim Railey则认为中国考古学中的“干部”角色问题确实存在,尽管官方意识形态造成的后果(effects of the official ideology)比Nathan Sivin所言还要严重。他认为“工程”是意识形态干扰考古学研究最突出的例子(one of the most glaring examples of an ideological bias intruding itself into an otherwise sober archaeological endeavor)。但他也承认,“很幸运没有看到意识形态的专制一定影响到考古资料本身,因而其他地方的中国研究专家(如果不是我们的中国同行)可以自由地对其提供不同的解释。”在此他特别推荐读者阅读Robert Throp教授发表在《早期中国》上的文章( Erlitou and the Search for the Xia, Early China, Vol.16, 1991)),他说这大概是对夏--二里头问题研究最深入、最细心的一篇文章。在同一篇讨论中,他再次提到意识形态一般说来并没有影响到中国同事获得(COLLECT)和描述(DESCRIBE)考古资料本身,而且考古学的方法也在慢慢进步,尽管与西方和日本这些地方的标准相距甚远。他还说不论如何,很高兴看到夏--二里头--国家问题的争论至少在中国之外仍有讨论的余地(remains open)。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根据事实说话,并且坚持正确的理论(to make sure we keep our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s straight),“也许某一天证据会朝有利于中国(学者)的立场转移,到那时我会是最先改变立场的一个。”

    四、夏朝是否存在

    夏或夏朝是否存在,是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这里不得不提到《评论》的意见。文章认为,尽管因为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朝的存在,但是就夏来说,它一直都是传说范畴内的事。尽管夏被公元前二世纪的司马迁说起过,但是没有任何出土文物可以证明他的说法。“这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痛点(cultural sore point in China),因为它意味着这个国家不能吹嘘自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它提到二里头遗址发掘了很长时间,但是一直没有发现像商代甲骨卜辞那样的东西来证明夏朝的存在。它还引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所长杨育彬的话,说既然文献证明商是信史,那夏也应当是信史。但是既然如此,它引用外国学者的一个反诘:“文献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时报》也提到夏朝存在的确切证据很少,某些西方学者更认为夏为传说而非信史。但是“工程”想当然地(takes as already proven the existence of the Xia)视夏为商的前朝,并且把二里头作为其可能的首都。

    Nathan Sivin在11月13日的评论中这样说,“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如果我们愿意以陶器和村庄而非王的世系作为王朝的标志,没有必要让“干部”把王朝的年代后‘推’到夏为止,因为也可以清楚地(把它)推到黄帝、神农和伏羲等等的时代。”同日Christopher Cullen也说,他的基本态度是相信商是信史,因为司马迁记载的商王世系与出土卜辞吻合,同时安阳的年代和地望也符合《史记》对晚商的描述。“如果有人从二里头或别的什么地方发掘出某些司马迁所述‘夏’的统治者的名字及大致正确的世系,表明他们的统治年代与所期望的吻合,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司马迁的夏如他的商一样(是真实的)。到那时,似乎没有必要再顾忌使用这个名字。”

    同日,刘莉在讨论中指出Nathan Sivin 对二里头的指责是“不公正的”(unfair),因为二里头是一个国家水平的社会而非仅仅有陶器的村庄(pottery and village)。(详见下)。她提到与陈星灿合作刚刚发表的论文,证明二里头和二里岗一样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它们向周边地区扩张以获得盐和铜这样的重要资源(城: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东南文化》2000年3期)。在同日的另一篇讨论中,Christopher Cullen更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他不相信周代文献如《尚书》关于夏的记载,怀疑那多是出于周人政治宣传的需要。他希望能从刘莉那里得到更多的证据。在次日的讨论中,他针对刘莉的回答及她作为附件的两篇论文提要(详下),一方面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依然对刘莉使用“夏”这个词汇感到困惑。他自己设定了用“夏”一词的几个原因,即第一,《尚书》(直到公元前一千纪后期才得到证明)说过;第二,周代早期统治者说过;三,商代有文献说过;四,早商(我们对此知道了了)从一个(晚商人称呼)的夏这样一个政体获得了政权。因此中原地区任何一个强大的早于商的政体就是夏。二里头文化符合这样的条件,所以它是夏。但是如果证据和推理是这样的话,他认为那就太脆弱了。他说如果中国同事说到夏的时候加一个引号,那他并不感到担心,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希望继续给予他夏所以为夏的证据,他同时反对“名字并不重要”这样的说法。在11月16日的讨论中,他仍对既然商之前有个称为夏的政治实体,所以可以把二里头文化暂称为夏的逻辑感到不可思议。他同时也对刘莉视二里头文化“可能为夏”的保留说法表示赞赏。

    李润权在上引讨论中说他对大多数的批评集中在夏的存在问题上感到惊奇。“在夏的问题上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有明显的分歧。”但是中国学者有他们相信夏的理由。他从两个方面谈了自己的意见。其一,豫西和晋南是传统上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四十年的考古工作证明二里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可能就是国家社会。此外,相距很近的偃师早期商城的发现更有利于说明二里头就是夏的都城。但是他也承认只要没有在二里头发现诸如“我们是夏人”这样的刻划陶片,这个问题就没有最后解决。但是他又说我们必须理解中国学者有非常好的理由(very good reasons)相信夏的存在。

    Christopher Cullen在11月18日的讨论中说,假如商人真有关于夏的确切记忆并且终商一代没有变化,那也许对我们把二里头文化称为夏有些意义。但是那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夏就是一个集权的政治军事王朝?能否有另外一种假设,即“夏”就像Hellas 一词对古代希腊人那样,只是一个用来表示主要聚落之间人们具有共同文化和密切的贸易及其他关系的标签,而没有一个统一的把大家联结为一体的政治实体?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商所起的作用可能正如马其顿统一希腊世界的作用一样,是把“诸夏”合并为一体。或者其中的一个夏试图统一其余的夏,但是商人趁虚而入夺取了政权。因此他颇怀疑所谓夏(尤其是所谓诸夏)在公元前一千纪中叶似乎更像是一个复数的词,其义即所谓“我们全体中国人”(all of us Chinese)。最后他问到,“如果没有当时的文献依据,考古学家怎样决定与二里头相关的一群聚落更像马其顿占领以后的希腊还是以前的希腊?”

    杜仁针对某些学者对夏的怀疑,从另一方面提出问题。他说让我们套用一下受过西方教育的胡适博士的研究方法,问如下几个简单的问题:你有什么确切的证据支持你公开怀疑夏(confessed suspicion)的存在?你可曾有任何一条证据证明司马迁伪造历史( Do you have any SINGLE piece of evidence that Sima Qian had ever fabricated a comparable falsehood or stated an untruth of similar magnitude as fact) ?他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编纂有许多缺点,比如文化和民族的偏见等等皆是,但是赤裸裸的伪造重要历史事件却不在其列。他还举魏收所著《魏书》的例子,说明这部长期被人怀疑的史书,其对历史事件的记述却被越来越多的现代研究和考古发现证明是真实而准确的。

    Jim Railey对杜仁的驳斥给予反击。他说根据上述的逻辑,我们也必须相信黄帝及尧、舜和禹的超自然行为。司马迁无疑是根据文献编纂历史,而且很多具有其历史真实性。但是任何一种文化史往前追溯都有一段神话史,而且“我怀疑大概确有这样一个政治实体可能被某些人在某些时候称为夏。但是没有相应的考古证据,我只能存疑,并且更对人类学关心的问题感到兴趣。”至于杜仁提到拿撒勒的耶稣存在的真实性是基于比《史记》更不可靠的文献资料,但西方人却从来不敢对此质疑的问题,Jim Railey回答说他发现中国考古学家把夏的历史真实性视为一种信仰(take the historical veracity of the Xia as an article of faith),但是大多数西方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包括他自己都对文献(包括圣经传统的)保持某种程度的健康的怀疑或至少不加以判断(ambivalence)。他猜想没有哪个西方考古学家如果没有考古学的证据(历史学家没有当时的文献记录)会肯定任何圣经记述的历史真实性。但他也承认西方的考古学有双重标准,一方面不允许西方圣经考古学家出版其无聊的“研究成果”,但是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却允许出版某些同样可笑的东西仅仅因为其作者来自另外的文化。他举最近出版的一部书,其中一章说王城岗可能是禹、鲧甚至黄帝的都城(Emergence and Change in Early Urban Societies. Edited by Linda Manzanilla, 1997)。他说这种考古垃圾在严肃的考古出版物中根本不能存在。

    另一位翻译中国考古文献的学者Paul D. Buell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因为史记有夏和商的记述,至少商的历史真实性已得到证实。这说明中国的神话历史并不意味神话中包含的或与此相关的信息一定是假的,如果中国人说有夏,那么我们就必须寻找它,直到证明这个传统像许多人所怀疑的那样是不可靠的。他还提到,埃及的王朝历史也是根据很晚的文献(Manetho),实际上很多记述后来证明是真实的。希腊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荷马的地理描述也是大致准确的。他说也许我们不喜欢这样做,但是我们必须慎重考虑中国人自己对其历史的意见,直到有一天我们知道得更多为止。他还说司马迁毕竟比我们更接近古代,他一点都不比Manetho和埃及的古代及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和青铜时代的距离更远。

    在11月23日的回答中,Jim Railey说要谢谢Paul D. Buell上述“政治正确”的讲话(politically-correct lecture),但说他坚决不同意在其被证伪之前(until it can be disproved)先接受夏为信史的意见。他说这无疑是最坏的科学(尽管可能是好的政治),并且脱离了考古学的严谨传统。夏在缺乏足够的证据之前,仍然只能存疑。司马迁当然比我们更接近古代,但是他与他描述的时代仍有一千多年的距离。在同日的讨论中,Paul D. Buell又重申了自己的立场。他说必须慎重对待司马迁的意见,因为毕竟他记述的商是史实,而且他生活在距今两千年前,能看到我们不能看到的文献。在没有很硬的理由之前,我们不能拒绝他的证言(his testimony)。他还说司马迁的夏也许是一个大误会,也许我们还没有挖到我们想挖到的东西,但是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我们必须慎重地对待《史记》。
    针对Jim Railey的答复,杜仁在同日的讨论中说,不论关于黄帝的记述是否像夏的世袭那样详细,我并没有看到任何受尊敬的科学出版物证明它仅仅是司马迁的杜撰。尽管我欣赏Jim Railey在中国考古方面的权威性,但是他并没有回答我最初的问题。他说“黄帝”一词(Yellow Emperor or Imperator Flavus)在英语、拉丁语和中文中都是一个前后倒置的错误(anachronism),根据甲骨卜辞,帝之原意与生殖(procreation)有关,郭沫若等专家释其为“祖先”或“祖先神”(ancestor-god),如果从这个意义出发理解黄帝的故事,就会有所不同了。他还劝Jim Railey用点时间研究中国语言增加点中国历史知识,然后再去批评“文化灌输的意识形态”,再为“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国家”(a de facto independent country)的命运担心。至于说到古代圣贤的“超人行为”(superhuman deeds),他认为这并非司马迁一人的错误,所有司马迁前后的古代历史学家都有,这只能说明古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像其他民族的历史学家一样也是政治动物。神话历史人物古今概莫能外,并不能因此抹杀一切。

    五、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文化

    与夏是否存在相关联的另一个讨论热点,是二里头文化是否夏文化。这里也不得不首先提到《论坛》的文章。文章在介绍了二里头发掘的背景后,说根据一些熟悉情况的人说,考古学的资料只是被削足适履用来解释后来的关于夏的历史记述,而不是让资料本身说话。还说这种自我满足(self-fulfilling )的研究方法只把河南西部的发掘证据--古代文献上夏人活动和统治的地区--才视为夏的遗产。但是他说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不具名)认为,河南不同地区所发掘的文化遗物往往跟很远的地方比如甘肃和宁夏的发现更相似,其接近的程度超过了河南内部诸遗址之间的相似。

    上节关于是否有夏的争论中,多少都涉及了二里头是否为夏的问题。

    Christopher Cullen在一系列的讨论中不断问到:为什么二里头是夏?刘莉对此没有正面回答,她甚至没有使用夏这个词汇,只是把她和陈星灿的论文提要发给大家(Cities and Towns: the control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Early States, China. in Population and Preindustrial Cities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Ed. Glenn Storey.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1.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forthcoming paper.),借以说明二里头是一个国家水平的社会; 说明根据聚落形态的研究,龙山文化之后虽然存在许多小的政治实体,但是只有二里头文化脱颖而出成为中原地区第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疆域国家(first centralized territorial state)(详见后)。Christopher Cullen说他感谢刘莉的帮助,他的理解是这样的:(1)根据与典型遗址二里头相似的文化遗址的分布及特征,二里头文化在复杂程度上似乎与早商相仿佛。(2)因为其物质文化与早商有别(这由二里头附近有一个早商城市的说法所隐含),所以它是一个不同的文化,而且很明显在某个阶段扩张到后来商文化遗址所分布的大部分地区。(3)所谓偃师商城大概是在二里头废弃之后(他不能肯定)出现的,因此看起来是商人取代了前此在该地区行使权力的一个文化-政治实体。(4)因为有这样一个传统,即一个主要的早于商的政治实体称为夏,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夏作为二里头文化的临时性的称呼(provisional name)。他说他不是考古学家,但是对最后一个理由仍然感到不可思议。他还说刘莉的论辩符合游戏规则,因为她的假说建立在大家都知道的证据之上,而且在证据不够充足的情况下,无疑这假说也是临时性的。

    11月17日,Greg Indrisano指出偃师商城所以被视为商人攻略夏(在二里头)的证据,就是因为此城筑造在二里头时期,并在二里头废弃后继续使用。他说Christopher Cullen所理解的偃师商城建在二里头废弃后的说法是错误的。刘莉在次日也对二里头和偃师商城的关系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她说偃师商城的某些宫殿在二里头四期开始兴建,先出现四万平方米左右的所谓宫城,随后在二里头消失后才形成为广至200万平方米的大城,并且推测最初的功能似乎是服务于军事性的目的,即作为商人占领二里头国家并且控制其人民的前沿阵地。这是因为商城的居民无疑是分层的,宫殿是为贵族建设的,而普通人则只能居住在宫殿之外。城内有制造陶器和青铜器的作坊,但是青铜器的作坊只出现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即偃师商城一期阶段,这种情况大概不会与郑州商城的大型青铜器的铸造没有关系。而青铜铸造的转移可能预示着主要政治中心从偃师向郑州的过渡。

    但是以色列考古学家Gideon Shelach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他在11月21日的讨论中这样说:用偃师(商城)证明(proof)夏的存在,不是考古学的证据而更像是一个故事(story)。他说他还记得不久以前人们用偃师商城作为夏的证据,是因为人们相信那是夏的遗迹(他也提到前引Robert Throp的论文)。当时是因为在二里头没有发现城墙,而城墙是早期中国的一个代表性特征,所以偃师商城与二里头被认为是互为补充的一回事。现在既然偃师商城属于商人,那么整个故事就变味了;但就考古学的意味说来,偃师商城仍然没有资格证实夏的存在。刘莉在次日的回答中这样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有二里头就是夏的‘证据’(proofs),但是我怀疑你在寻找什么样的‘证据’。我们在做研究之前总要有假设,并且用结果验证这些假设。尽管如此,假设并非孔穴来风,而是建立在以前的研究之上。要紧的是,某些假设要好于另外的假设。”她还说根据我们的国家定义和既有的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代表一个国家水平的政治实体,而二里头可能与夏有关(详下)。

    在11月20日的讨论中,刘莉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几个问题的看法。关于二里头是否为夏的问题,她说,目前的考古发现证明,二里头这个中国最初的城市在二里头文化四期走到了尽头,与之相伴的是偃师商城开始出现在其东北6公里的地方。这个变化一般认为同夏商之间的权力交换有关。另外,一般认为夏的纪年在公元前2100-1600年间,即包括龙山文化的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大部份时期(I-III期)。根据考古发现,龙山晚期可能有许多酋邦水平的社会组织,黄河流域共存着许多相互争斗的小型的政治实体,直到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公元前1800年前后)国家水平的社会才脱颖而出(Li Liu, Settment patterns, chiefdom viriabi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states in north China.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5:237-288)。国家的出现似乎是非常迅速的事件,即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前后很短的时间内社会组织发生了很大变化。她承认关于二里头国家形成的研究,与传统上所见早期国家的历史图景--夏从开始就是一个伟大的王朝政权--不完全吻合。她说,夏王朝如果存在,那么它早期是作为一个酋邦社会存在的,随后才发展成为一个疆域国家(territorial state)。

    六、二里头文化是否已是国家水平的社会

    二里头是否国家水平的社会,也是这次讨论的焦点。前面已经提到,当Nathan Sivin提到二里头只是“陶器和村庄”的时候,刘莉告诉他这样说是不公平的。她说考古学家有许多证据证明二里头是国家水平的社会。在随后的讨论中(11月14日),刘莉公布了她和陈星灿最近的两篇论文提要。在第一篇里,他们根据聚落分布、人口变化、自然资源的分布和城市内部结构的变化等特征,考察了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几座城市,即中心地区的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边缘地区的东下冯、垣曲商城和盘龙城的发展过程和功能。指出,某些“早期中心”的发展和衰落与早期国家政权获得重要资源的策略有密切关系。贵族控制和运输这些资源的努力对于塑造早期中国文明的城市扩张模式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在第二篇《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中,他们从聚落形态和政治经济的角度出发,考察了二里头和二里岗文化时期华北地区早期国家社会的政治组织。指出二里头作为第一个集权的地域国家,其向周边地区的扩张是基于对这些地区重要自然资源特别是铜和盐的觊觎。这样的政治经济组织一直到二里岗时期没有什么变化,其向周围地区的扩张也变本加厉。他们还认为,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纳贡关系。即一方面周边地区的地区中心因获取当地资源而得以建立,然后把它们作为贡赋输送到首都地区;另一方面,首都地区垄断作为仪式和权力象征的青铜礼器的生产。这些青铜礼器反过来又作为礼物被王室再分配到地区贵族的手中,用以建立他们自己的社会政治的等级系统。这个集权的疆域国家模式,在商代中期似乎中断了,这可以从该时期许多地区同时出现的大型城市中心得以证明。这个过程大概导致了商代晚期地区青铜文化的新发展。不仅如此,刘莉还指出,许多人有一个错误的概念,认为晚商的社会结构也代表整个商代甚至夏。但是二里头(可能代表夏)和二里岗(早商)可能与以安阳为代表的晚商截然不同,从考古学上看,其间的发展大概正可以表示早期国家从统一到分裂(from centralized to decentralized)的过程。在刘莉看来,二里头代表一个国家水平的社会不成问题。

    Jim Railey在11月14日的讨论中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也认为二里头并非只是有陶器的村庄,二里头有青铜器,尽管还没有发现车和文字。但是青铜器本身并不能解决二里头是否国家问题的争论。他说实际上二里头的考古证据,包括刘莉所说的长途贸易(long-distance trade),并没有超出其他地区复杂酋邦(比如美国东南部、中美和南美的某些地方)的范畴。更重要的是,这些酋邦都有纪念性建筑,圣路易斯卡霍基(Cahokia)最大型土墩的基础,比埃及吉萨(Giza)的任何金字塔都要大。“二里头缺乏这些关键的特征,除非我们把‘宫殿’(palace)——另一个与二里头遗址不幸相关的词汇——计算在内。事实上二里头仅稍大于龙山时期的陶寺遗址,许多中国考古学家(包括刘莉)似乎把陶寺称为酋邦没有问题,尽管某些中国学者把陶寺当成夏。”

    他还认为,除非我们准备承认美国西南部的密西西比社会是国家社会(statehood club),那么关于二里头(是否国家)的争论就应该继续存在。他说关于酋邦的文献难以数计,即便“国家”(state)的概念也没有取得共识。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是否代表一个完全不同于酋邦的质变(a qualitative evolutionary leap beyond chiefdoms),复杂酋邦(large and complex chiefdoms)和初期国家(rudimentary states)的划分是否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如果是后者,那么对关于二里头是否国家社会的争论就没有太多的影响。他在这里特别提到就此问题的有关背景,可以参看他的博士论文(Neolithic to Early Bronze Age Sociopolitical Evolution in the Yuanqu Basin, North)。他进一步指出,他从刘莉关于龙山聚落形态研究的博士论文和其他优秀论文,知道她至少熟悉某些酋邦研究的文献,她和陈星灿在英国多汉姆(2000年7月)所做中国早期青铜时代资源获取问题的研究报告也同样很好,代表了“我们中国同事中非常新颖和令人鼓舞的新的研究方向(reflects a very fresh and encouraging new research direction among our Chinese colleagues)。”但是他又说,她坚持认为二里头是国家水平的社会是不幸的(unfortunate),只能缩短(curtail)这场本该继续下去的充满活力的争论(what should remain an on-going, enlivening debate),至少就目前从二里头得到的证据和现在的社会进化理论来说是这样(他说刘莉对两者都很熟)。

    刘莉承认许多关于二里头是否国家的争论是因为国家的定义各自不同。她说他喜欢用近年由人类学家所作的定义,而不是五十年代柴尔德(Childe)的文明因素罗列法(checking list for civilization)定义。她采用的是美国考古学家Joyce Marcus 和Gary Feinman的定义。该定义强调古国至少应该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two class-endogamous strata)(专业的统治阶级和平民阶级),而政府则是高度集中和有内部专业分工的。刘莉认为二里头文化(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代表了第一个这样的社会政体,即它满足了上述定义的两个条件。二里头有一个集权的内部专业化的政府,这可以从二里头集中的宫殿基址和各种各样的手工作坊以及大范围的向外扩张得到证明。墓葬的等级差别则可以满足第一个条件的需要。她还指出,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特征在龙山文化也可以看到,但是它们从没有一起出现过。因此二里头文化相对于龙山文化来说是一个质变,而二里岗相对于二里头只是一个量变。

    Gideon Shelach也指出二里头是否国家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定义问题。但是他认为这个定义必须是一致的(unified),这样才可以用以同其他文化比较。“我相信如果我们接受二里头是国家,那么许多龙山遗址也同样是国家,更不要说像石家河这样的长江流域大型的新石器时代城址了。换句话说,我怀疑如果没有历史文献,二里头可能不会被称为一个国家,世界其他地区类似的遗址通常都被称做酋邦而不是国家。”

    刘莉在11月22日的答复中,首先感谢Simon Holledge将她和陈星灿发表在《东南文化》(2000年3期)上的论文发到网页上。她说该文对考古学材料的解释支持二里头作为国家社会(Erlitou-as –a-state)的争论。她说二里头的社会经济结构,而非城墙的有无,才是决定该政体性质不同于龙山文化的关键因素。而她所参与的中澳联合考古队在伊洛河下游地区的调查,就是为了了解核心地区早期文明的社会进化过程。种种证据显示,二里头二至四期代表一个国家水平的政体。

    Jim Railey在当日的讨论中再次提到他的博士论文。他说他在论文中论证二里头是一个酋邦。他把二里头的公共建筑(public construction )和陕西歧山凤雏西周的建筑比较,认为后者更像是国家的产物。在这里他还特别提到我们同意一种结论或者达到某种一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使争论继续下去,提出新问题,促进学科发展。

    刘莉在11月20日的系统回答中,对二里头是否为国家社会再次阐明自己的立场。她除了解释中国学者视二里头为夏的背景之外,说当龙山文化发展为二里头文化时,聚落形态和物质文化发生了如下显著的变化:

    河南中西部的聚落等级从龙山文化的二或三级转化为二里头文化的四级,等级- 规模曲线从凸线转变为凹线。所有这些指标都表示中央集权的政治和经济控制能力的加强。包括河南和晋南在内的广大地区,遗址的数量从龙山时期的700多个锐减至200多个;与此同时,聚落的规模增大,最大的遗址从75万剧增至400万平方。聚落形态的变化大概反映了随城市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人口集中而非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政治结构从一群相互竞争的小型政体发展为在广大地区内由一个大中心主宰多小中心和村庄的模式。陶器类型从多(河南龙山文化至少有6个类型)到少(二里头文化只有两个类型即二里头和东下冯)。这大概体现了与政治上的一体化相关的制陶工业生产的标准化。除了新石器时代习惯上用来体现社会地位的玉器之外,青铜器特别是其中的武器和礼器,开始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主要集中在首都的青铜器生产,大概已经成为国家控制的产业,如此才能确保国家对战争和祭祀所必须的青铜器的垄断。奢侈品的长距离交换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贵族墓葬出现了可能来自印度洋的海螺(Monetaian moneta or Monetaria annulus),某些具有中亚作风的器物和纹饰也发现在二里头遗址中。

    她认为这些变化无疑标志着具 有 国家水平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其特征是对核心地区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和经济的控制,以及在更大范围内的逐步加深的文化交往和影响。

    她还讨论了国家的定义,在给出柴尔德的定义之后(文字等等),她说中国考古学家确实没有在二里头发现文字,但问题是文字在定义国家时有多么重要。文字只有在同宗教或经济权力的获得有关时,才变得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其他的考古材料了解二里头的社会政治系统,文字的有无并非十分关键。还有就是二里头可能确有文字,但是没有在考古记录中保留下来。最后她采用上述美国人类学家的定义,坚持二里头文化代表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

    七、中国考古学是否停留在美国考古学三十年代的水平

    《时报》文章在提到二里头的情况时这样说:“现在,二里头所谓的宫殿墙(基)埋在农田下面。在遗址发掘和记录之后,为了保护它又被填埋起来,当地农民随之涌入(moved in)。几百米(yards)之外,被训练的农民正在进行有关的发掘,数米开外新的建筑正在拔地而起。”这个描述多多少少和后来网上关于中国考古学水平的讨论有点关系。

    这个问题的讨论,开始于11月14日Jim Railey的讨论。即他在讨论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中国学者对二里头遗址的解释时,特别指出中国的考古学方法远远落后于西方和日本这些地方的标准。在随后反驳杜仁的讨论中,又特别强调关于“西方和日本”的评论,仅限于考古学方法而不涉及其他问题。他说“今日中国大陆的考古学田野方法与美国1930年代的相仿佛。请注意我在那里工作了许多月(并且只说中文),所以我有资格这样说。也许香港和台湾的考古学方法也同样比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得多,但是我没有机会在这些地方做工作,也没有同那里工作的考古学家有任何密切的接触。”Paul D.Buell在11月23日被讥为“政治正确”的讨论中,对此给予明确的反驳。他说,除非1930年代的美国使用电子扫描显微镜解释(考古)发现,你就不能说中国的考古学方法比不上当时的美国。中国在技术上赶不上美国是肯定的,由非专业人士(amateurs)所做的许多地方性发掘工作(直到1960年代美国的许多发掘也是如此)也确实很糟。但是他认为Jim Railey的断言有失偏颇。“我相信类似Jim这样的说法,在我看来,是我在很多地方看到的为之不懈努力的一种极端做法,即拒绝或抹杀因中国考古学的发现有缺点所以错误的任何东西,所以拒绝中国考古学文献和任何因此被中国学者用中文撰写的东西”。他说这是一个大大的错误,“假如你不把中国人的观点考虑进去,你就不能研究汉学,你也不能研究考古学及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东西。还有,只说中文并不能说明问题。你必须阅读中国的二手文献并且有能力研读古代文献。如果你不能这样做,那么你就不能从事汉学研究,或者中国考古学研究等等。”他还说也许我们不喜欢中国人的研究方法,但是并不能不考虑中国人的意见。

    与此同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Rowan Flad 对中国考古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他也在中国工作了许多月,而且现在正在这里工作。他并不认为中国人的方法像Jim说的那么陈旧过时(bleakly antiquated)。“确实,我所在的考古队关注的问题可能与1930年代‘西方’考古学的主流更接近,而且,许多在现代‘西方’考古学中因统计方法的需要而流行的技术还没有被很多中国考古队采用。但是,如果说诸如过筛、浮选、孢粉分析、钻孔、采样等等概念全不被中国考古学家所知却也不是事实(如果这是你的论点我会感到吃惊)。”他说他想说的另一个问题是,大多数的考古发现并不是为那些非田野考古学家准备的,也就是说某些非考古学家并不真正理解发表在《考古》和《考古学报》之类专业刊物上的资料报道。“我们这些在田野工作的人有责任努力澄清某些细节,以便‘椅子上的考古学家’(一点都没有贬义)不误用发表的资料。很显然,比如对在上述刊物的文章中任何试图解决陶器类型问题的人来说,我们中国同行提供的描述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模棱两可的;如果没有第一手的所有被描述陶器的知识,那将很难(将之)用于任何跨遗址的比较。也许这是你所说的‘田野方法’的一种类型。”
    在11月23日的答复中, Jim Railey 说也许Rowan Flad所参加的发掘与他本人在中国参加和看到的有很大不同。他“很高兴看到某些中国考古学家认真地要使他们的方法现代化。”他还说他的评论不限于田野方法,也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分析方法。他说“中国田野考古方法的问题所在,是系统发现(systematic recovery)的严重缺乏,很大程度上说是就分析。”“说到基本方法,我所在的中国考古队,开10乘10米的探方(有时是5乘5米),这种方法显然大大超过美国发掘的标准。从某种程度上说,考虑到中国同行试图大面积揭露以便确定遗迹现象及其相互的打破关系,这也不算太坏。我们在美国也用机械做类似的去土工作(in the form of machine stripping),但往往是在地表的系统采集工作(如果条件许可)和人工发掘(坚持过筛)之后。在我参加的中国人的发掘中,筛子是有的,但是实际上从来没有用过。陶器有时被找回(recovered),有时候不(某些时候不考虑陶片的大小)。浮选工具也存在(我的导师Patty Jo Watson指导了它的制作),也确实使用过,但是远非系统的应用。”

    他还提到他第一次参加发掘,让他单独发掘一个径、深都在2米左右的袋状灰坑。他说“我的发掘没有把整个灰坑当成一个独立的时间单位(single provenience),而是以10厘米为一层,全部过筛,采集土样。我的方法引起中国同行的极大兴趣,我相信当时他们一定认为我疯了。”他说他很幽默也很愉快,除了看到成吨的资料每天白白流失掉。

    他说他从灰坑中第一次发现该遗址的鱼骨。尽管获得中国同行的赞赏,但是他说中国同事还是沾沾自喜于他们的方法,认为其足以满足他们自己的研究目的。他还提到,有一个同事很严肃地问他,美国人过筛是否因为美国的考古遗存没有中国这么丰富。他说“不管怎样,我眼下的工作是收集论文资料,而不是试图教会我的同事过去几十年来发生在其他地区的进步的考古学方法(not to try and bring my colleagues up to date re. Development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s elsewhere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那得需要许多年的学习和田野实践才能学好并认识到这些方法的好处(It takes many years of schooling and field experience to learn well and appreciate methods.)。此外,我和我的同事生活和工作得都很愉快,我也确实喜欢他们,而且常常并不想探讨他们显然感到不舒服的话题。”

    除此之外,他还提到陶器分析,即中国考古界习以为常的服务于类型学和“分类-历史”(classificatory-historical)目的的“标准”器物描述法。他说“我从来不完全明白采用什么样的标准选择某些器物而不是另外的器物。这种方法可能会满足“分类-历史”研究的需要,但是却妨碍了大量其他的陶器分析方法(“更不要说中国没有的方法---来源分析和其他分析方法已在进行,这是值得鼓励的方向。”)。另外他还注意到,扫描电子显微镜(SEM)技术和电脑也在中国考古学中得到使用,但是又说这和美国WPA时代(WPA-era)1的考古学不同。“我怀疑他们应用这些手段的程度,因为这些方法是用来分析在高度系统方式下所获得的资料的。”他特别指出如果他说错的话,希望有专业人士给他指出错误,而不是非专业人士玩“政治正确”的游戏。最后他说,根据他的观察,在许多基本方面,中国考古方法确实雷同于1930年代的美国考古学。

    针对Paul D.Buell上述的批评,他说他不认为他说过“作为一个汉学家”云云,他不读古代文献,但是熟悉关于夏的内含。“事实上,我发现有关夏、二里头和亳、嗷地望的问题和没完没了的相关争论确实没有什么意思(essentially uninteresting),因为答案显然不能从古代文献清楚地获得。”不仅如此,还认为这是一种人力和资源的浪费。

    Paul D.Buell则在11月23日的讨论中,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如果你从事中国研究(in Chinese studies),你就必须考虑中国人的意见而且必须阅读中国原始文献(Chinese sources)和必须的中国二手文献(Chinese secondary literature)。你必须知道与你研究领域有关的原始的和二手的文献资料。如果你不或者不能够这样做,那么你就很难说是一个真正的中国问题研究家。“如果说这就是“政治正确”(的指责),那么我在你面前承认有罪。”

    Paul D.Buell说他自己考古出身并且做过发掘工作,关于考古学方法,他承认就美洲和北欧的大部分地区来说,Jim Railey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就古典考古学家而言,他们的方法与中国同行的没有什么不同,比如“新”考古学的过筛法并非处处使用,因为那会有太多的资料等待处理,同时资金也不允许这样做。他还认为,因为考古的对象不同,使用的方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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