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02月04日

    古伟瀛:隔海喜见新人出——读吴莉苇《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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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中外交流史的研究近二十年来几乎已有人视为“显学”,而明清以来基督宗教的研究也相当多,尤其是围绕着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教会组织:天主教耶稣会的相关研究已多到被史家点名要求转移到其他团体及人士的地步,但见到吴莉苇出版的这本南开大学的博士论文修订本,还是很兴奋,因为这是一本题意新颖、立论扎实、内容丰富又具有开创性研究取向的研究著作。

      以往的研究不少是使用一般材料并重复他人论点的著作,而且多半集中在少数明星级的历史人物上,例如对于明末来华三大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及南怀仁,或是明末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徐光启、李之藻及杨廷筠的生平及思想,或是对于耶儒之间的调适,教会中人对于儒家的诠释或是教案及反教的斗争等,而这本新书别开生面,从会通及对话角度,深入探讨一个主题,即启蒙时代中国上古史在华及在欧洲所引起的研究讨论争辩及影响。

      本书除导论与余论外,共分为三编十九章,第一编八章,分别介绍耶稣会来华背景及其传教策略,接着说明传教士为了提出对其行为的正当性理由并想了解古中国在神学上的位置,进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说明君主制的起源以及世系,并将自伏羲以降至尧舜禹之功业及古代天文、文化及宗教观念进行介绍并解释,除了主流意见,也有索隠派的激烈主张。第二编从第九到第十三共五章,提供欧洲当时学界之所以接受“中国上古史”之背景,从脱离中世纪的社会环境、学风及史学转向,并介绍刚萌芽的对于圣经的批判等。第三编从第十四到第十九共六章,将场景全移到启蒙时期的欧洲,首先谈到中国上古史所引爆的议题,亦即可能动摇基督宗教的信仰基础--圣经的权威,不少人想调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以求两全其美,但漏洞百出,弥缝为难。此篇中有三章还从史料争议、天文学证据及历史批评法来论辩中国史书的可靠性,并启发了欧洲汉学的成立。末章则承认“中国历史的古老性已经屦行了批判圣经编年史的责任〃(615)。余论则指出18世纪末欧洲正处于剧烈变化中,对中国的形象也由正面转成负面;作者结论:“文化传播的准确性同外来文化对社会的积极意义之间有脱节甚至背离。”(634-5) 最后以文化交流应如何?交流的内容又是如何?以及如何评价的问题作结尾。

      当然最后这些问题的提出作者是有感而发的,因为全书要告诉我们的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不论是耶稣会士或其反对者,在写作背后都有其内蕴的理性或非理性的“一系列想做的事”(agenda);二是许多策略或行动先发之后,其接踵而来的发展以及影响,到后来很可能违反初衷,连当事者都无法控制及收拾的地步。其实文化交流有可规划的一面,也有一些非人力所能掌握,就像许多历史现象一样,而对此现象的研究,像本书,即便在想尽力还其原来的面目及呈现其日后的发展及流变上,就有其正面的意义。

      将近七百页的书,平心而论,很难一气呵成,然而因为本书论证谨严,环环相扣,很容易掌握到其脉络,因此不会顾此失彼。全书从耶稣会士东来,为了传教策略及礼仪之争而研究中国古史写起,将各个研究追本溯源,试图找出其所本,不避烦琐,更指出其误读或疏陋之处。随后作者描述在华耶稣会士们将汇整出来的中国上古面貌再输出欧洲,而这时欧洲的情况正有接受这些介绍讨论的空间及需要,于是在欧洲学界百家争鸣:要调和,要挑战,更要保守。这些细节作者尽量以明白易晓的方式表达出来,常常列表,遇有年代问题,处处精算,章节之间承先启后,虽有颇多类似工笔细描,但并无阅读上的困难。

      在使用的资料上,作者善用目前图书馆、电子文献及网络上提供的各种方便,节省了许多搜寻的时间,例如在第一编中讨论中国古代君主功业的部分,所查阅参考的古籍很多。作者对于华人较陌生的圣经诠释、天主教内部组织及修会结构及研究的历史以及天文学的知识都有相当的掌握;对于西文资料的使用,尤其是英语的著作,作者颇花工夫,而且功力颇深;而对目前研究的成果的利用及讨论也都很注意,有时还能指出现有著作及文献中的错译或矛盾。其脚注更是用力甚勤,往往一个注释就需要好几个小时,尤其是计算年代以及有关天文及圣经的不同论点,作者显然花了不少时间去整理调和并寻找其意义。全书校对也很精,找错字像是大海捞针,只偶而见到;中英译文有问题的仅看到一页:“受动性理论”(theory of passion)及“或然性理性”(philosophical)。( 316)

      在论证上唯一值得商榷的是对于启蒙史学的看法,作者似乎将启蒙史学初萌的一些史料批判当成是当时史家甚至是耶稣会士应有的史学态度,“启蒙时代的史学家除了对材料的真伪正误展开批评性研究,还进行指向事物和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更本质的批判,认识到有把历史从研究外在事物拉回到研究内在事物的必要,试图按照事件唯一能够发生的方式去再造它们”。(356) “检验证据、判断事实同样是17世纪中期以后欧洲知识界的风习时尚,在实验科学和历史学领域尤其如此”(423)。 这些史学主张应该是相当晚近的要求,三百年前若有这样的主张,应该只是一些先觉者。据史学史专家Mark T. Gilderhus 在《历史与史家,史学史导论》(History and Historians, A Histor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3rd Edition),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6, 页37)指出启蒙史学缺点有下列诸端:“不能从当事人的立场来理解;史家缺乏发展的历史感及过去的脉络感。启蒙史家孤立于自己的观念中,视其价值及渴望乃普世性的,并且是绝对的,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极致。结果他们往往会视他时他地的差异为一种错误及愚昧。不太愿意进行档案研究,却喜欢依赖现存的著作。”若以此观点来看启蒙时代的争议,或许作者就不会太苛责耶稣会士对中国上古史的主张了。作者以接受过近代科学式历史之父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洗礼后的标准来评论十七八世纪的人物,用“罗织”及“歪曲”来描述耶稣会的中国上古史行为。(246,257,390,635)。按一般理解这些字眼是为了某些邪恶目的才故意做出的行为,耶稣会士的目的是传教,无非是希望实现这种“愈显主荣”的使命。作者使用这些字眼未免太过沉重,本人以为用“误读”“错解”似乎较好。为此书作序的何芳川及封底推荐者杨念群教授的文中所使用的也是“误读”二字。

      隔海遥看,对此领域学界另有一些技术性建议,亦即使用的词汇上可以进一步一致化,例如书中一直用“基督教”来代表Christianity,然而这名词与“新教”(Protestants)的惯用指称混淆。有时看到此书中一下子提到“基督教”,一下子提到“天主教”很不清楚,这样不统一的指称,使得一般人所认识的“新教徒”得概括承受Christianity的正负意涵,不但不公平,且不合史实。不如以“基督宗教”来泛指Christianity,不但可避免混乱,而且较合乎学术名辞分类原则。在使用译名方面,若是像此书以处理天主教为主,应该使用天主教1968年思高圣经学会出版的圣经之通用译名,而不是使用基督教版的1998圣经中译名;有些修会名称如此书中的西多会,一般通称熙笃会;天主教神职不称为“牧师”,因此书中提及在葡萄牙等地的“牧师训练”(280)应该是“神父培育”。台湾在此领域的一些著作及译文,例如劳端纳(Donald Lach)及教会出版社出版的相关文献也可比较参考。

      另外,学界作法是对中文书名号及论文名号均无分别,是否也可一致改为双《》号指「书本」及单〈〉号专指「论文」加以区隔。而学界习惯,西人在著作中出现时并不将西文名称附上,不但在书目上如此,也在内文中如此,有时易造成混淆。文中首遇西人名称按当前通行规范以原文出现,并编制详细索引,以便覆按参考。但由此想到撰写多涉西方事物之书时制作索引的两难之境:索引以中文译名来排列,便于读到文中某西方译名而想知其原名时,覆按索引而知;但若念及某人而想通过索引查找其在文中出现的位置时,由于译名常不一致,以中文译名排序的索引便远不如西文原名排序的索引便利。故而设想,若出版社不嫌篇幅冗长而能玉成,未来撰写译名众多的著作时,以中文译名排序制作索引同时,再附一份以西文原名排序的简单索引,便于对照,亦可加强著作的工具书之效。

      整体而言,虽然学界对在华耶稣会的历史研究已有很多,但本书不论从问题意识,或是所使用材料的扎实、论证的严谨绵密、以及研究的“对话”取径乃至于表达的清晰流畅来看,都是很值得称道的。此外,阅读本书,也可以进一步体认到明清之际中国上古史学界以及欧洲启蒙时代的圣经批评学的研究脉络、概况及学风,这是在其他的书中不易见到的,也是额外的收获,日后涉及这两个主题的研究,都必须将此书置诸案头,随时参考。在本人的经验中,此书是所看过的海峡两岸最好的博士论文之一。学海无涯,后生可畏,欢乐收割辛勤种,隔海喜见新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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