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03月29日

    顾静:略谈《熙朝新语》的整理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www.blogbus.com/tbn-logs/17841372.html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总第435期

      如果我们以道光中为界区分有清一代的前后期,那么在清前期的史料笔记中,《熙朝新语》是经常被提及的一种。据卷首的序言,这部由“古歙余金德水辑”的笔记,是“吴郡守缾老人翁子敬履庄氏”于嘉庆乙亥(二十年,1815)“自滇南归里,道出武昌”时得于市肆,然后“略加编次,厘为十六卷付诸梓”,“书名、撰人俱从其旧”。但是在道光中刻成的钱泳(1759—1844)《履园丛话》序中,作者称“曩尝与友人徐厚卿明经同辑《熙朝新语》十六卷,已行于世”,于是阅者恍悟,所谓“余金”者,乃取两者姓氏徐、钱各半而合成。据说徐厚卿早逝,无著作传世,钱泳乃将书稿冠上他的名字,以慰友人。民国时进步书局辑印《笔记小说大观》、文明书局辑印《清代笔记丛刊》时,均将作者改题为徐锡麟、钱泳同辑,不知道这个“徐锡麟”是否即“徐厚卿明经”的本名,抑或书贾所冒题。

      序言中说,此书“多采诸前人著述,中无一臆撰讹传之语,且又旁搜轶事,发潜阐幽”。在整理此书过程中,也发现不少证据能证明这一点。首先是该书行文中就提到好几种著述,说明是采用过其中的内容的。例如,卷三钞录李因笃乞养陈情疏时说,“钮玉樵以为国初两大文字之一”,而钮琇《觚賸》卷六“秦觚”的“两大文章”条中正录有此文,《熙朝新语》此条显然是据《觚賸》转录的。又如卷四中有一条称“总河梅麓朱公之锡有遣婢帖,见《池北偶谈》”,卷六记鬼孝子条称“宋射陵曹为作《鬼孝子传》,见《虞初新志》”,等等,也说明作者是见过并依据这些著作入录的。当然,明白注明所本的条目终竟只有极少数,而且有些内容并不仅是《熙朝新语》一家所转载,但通过钞录中的行文,也可以判断出一些材料的来源。例如卷十二记《四库全书》事称: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命开四库馆,校定《永乐大典》,访购天下奇书,着各省督抚探访汇集上于朝,……其朝臣黄叔贤、励守谦、纪昀,绅士周厚堉、蒋曾莹、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瑮等各进呈一百种以上,赐内府初印《佩文韵府》各一部。

      以内容言,这条基本依据《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的上谕而成文,但其实《熙朝新语》此条却转录自李调元《淡墨录》卷十六,因为其中的“黄叔贤”乃“黄登贤”之讹,《淡墨录》钞错在前,《熙朝新语》承误于后,是显而易见的。
    又如卷八记谢济世事:

      浔州谢梅庄济世为御史时,奏劾河东总督田文镜,朝廷疑有指使,逮问,命刑部严讯,曰:“指使者有人,孔子、孟子。”问何谓指使,曰:“读孔、孟书便当尽忠直言。”上怜其直,谪军前效力,时雍正丙午十二月也。有《次东坡狱中寄子由韵》二首寄其从弟云:……高宗登极放归,乞外用,授湖南粮道,长沙人士至今称之。

      按此条见于袁枚《随园诗话》卷八,李调元《淡墨录》卷十亦载,但《淡墨录》不录其诗,尽管这两种著作都是《熙朝新语》的取材来源,但这一条应该本自《随园诗话》,而非《淡墨录》。

      据此次整理的结果来看,《熙朝新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条目可以初步判明转录的出处,而其取材比较多的著作则为王士祯和袁枚的笔记和诗话、蒋良骐《东华录》、李调元《淡墨录》及李氏《鹤征录》。既然《熙朝新语》是一部“多采诸前人著述”的笔记,而且其来源现在基本上大都能看到,则其作为第一手资料的价值自然是降低了,但并非说其书就全无所用,由于大体上是按时代先后编次材料,因此在后面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篇幅里,可能有一些出于作者的见闻。而且,《熙朝新语》之转录,也并非仅仅照本钞写或节编,如卷二记姜宸英事:

      ……后以丁丑会试中试,殿试进呈卷在二甲第四,上问:“有浙江姜宸英乎?”内阁学士韩菼对曰:“宸英在史馆,识其字迹,第七卷当是。”上曰:“老名士也,积学能文,至老犹笃。可拔置一甲三名,为天下读书人劝。”

      按此条本自李调元《淡墨录》卷七,但文中的“第七卷”,《淡墨录》作“第八卷”,前面既然说“进呈卷在二甲第四”,则“八”字显然是“七”字之讹,应该是《熙朝新语》在编录时所纠正。又如卷十四记广东巡抚李湖治粤有绩:

      粤人为之歌曰:“广东真乐土,来了李巡抚。”

      按这句歌辞原出于袁枚《随园诗话》卷六,李调元《淡墨录》卷十二亦加以转引,但他们均称“舆人为之歌”,显然,《熙朝新语》作“粤人”于义较长。可见,《熙朝新语》在转录时也注意改动了一些明显的讹误,而有的改动则反映了作者自己对同一事情的不同见解,例如卷九记王士俊事:

      雍正十年八月赐湖北巡抚王士俊花屯绢、蜜荔枝,其谢恩折有云:“缝衣有耀,顶踵皆被龙光;怀核亲尝,肺腑长含玉液。”上览之,批云:“衣只被身,何及顶踵?核岂足尝,难入肺腑。”凡司章奏者当知之。

      按此条本自李调元《淡墨录》卷八,但《淡墨录》在叙述此事后说:“人皆以为笑,论者谓幕宾所为,而士俊亦失检云。”而《熙朝新语》则谓“凡司章奏者当知之”,大概是因为钱泳本人长期游幕,所以对此特别留意,而李调元则无此经历,感受自然不一样。

      此外,《熙朝新语》转录的这些著作,有的在当时并无刻本,作者所依据的应当是钞本,因此,有些地方还可以校正通行刻本之讹,蒋良骐《东华录》就是明显的例子。蒋氏《东华录》成书于乾隆间,至咸、同间始有刊本,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标点本已经纠正了不少的错误,但还留下了一些遗憾,已经有文章予以纠误。对比《熙朝新语》与标点本《东华录》,亦有若干可补标点本疏误之处。例如卷二所录康熙十七年御史成其范的奏疏,即本自《东华录》卷十一。其中,“五星之占验往往不爽”,标点本“五星”作“立星”;“《天官书》曰:荧惑反道二舍以上”,《史记•天官书》同,标点本“反道”作“及道”;“夫鬼金之分野”,标点本“鬼金”作“翼金”,这些异文可以判断是《熙朝新语》所录为长。又如卷五所录康熙关于考验度量衡的事,谓“因出新样铜斗、升付部,以铁照式为之”,此条本自蒋良骐《东华录》卷十九,标点本“付部”作“赴部”,而《圣祖圣训》卷五三“弘制度”亦有此条,“付部”则作“给户部”,显然当以《熙朝新语》所录之“付部”为是。

      此次由笔者整理的《熙朝新语》,以比较易得的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的道光刻本为底本,据“影印说明”,该书“影印前曾用嘉庆刻本和其它本子改正了不少错误”,盖取其略省校勘之劳。除了参考有关材料纠正讹误外,查找各条内容的来源是整理的重点,但这项工作是费力而不容易讨好的事。一则因为作者当时据什么书转录,现在仅仅是凭整理者所看到的有限材料,比对文字进行判断,由于清人笔记中转录的材料甚多,即使是相同或相似也不一定就能确认。其次,作者当时能看到的书,现在整理者不一定都能看到,即使找不到来源也难以断定出于作者自撰。第三,即使能看到的材料,也完全可能有漏检。因此,此次整理中列出的材料来源只能作为初步的判断和参考,并非定论。整理中所取检各书,大都是通行本(如李调元《淡墨录》采用的是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本,查为仁《莲坡诗话》采用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标点整理本等等),取其易见易得而已。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