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12月27日

    叶斌:史学大师魏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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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上海学》2004年8月

    史学大师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教授近十几年来的研究多与上海有关,这是上海史研究领域的幸运。本文将简单介绍魏教授的经历、史学思想以及他对上海史研究的贡献。

    一、地方世界主义者(A Provincial Cosmopolitan)

    1937年12月,魏斐德出生在美国堪萨斯州堪萨斯城。母亲有苏格兰-爱尔兰血统,加拿大与美国双重国籍,是个虔诚的长老派教友(Presbyterian)。外祖父在密苏里州拥有几家面粉厂。外祖母也是虔诚教徒,她带着童年魏斐德每星期天上三次教堂。父亲弗里德里克??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 Sr.)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是一名出色的小说家。祖父上过神学院,在被授予圣职前夕突然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然后去了堪萨斯州东部一个煤矿小镇当报纸编辑。曾祖父做过印度代理商。魏克曼家族是17世纪后期由英国约克郡移民美国的。魏斐德有弟妹各一,弟死于越战。

    出生不久,魏斐德随父母到了纽约,父亲在那里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父亲去海军服役,魏斐德则与母亲住在密苏里州外祖父家。1944年,开始写小说,全家又回到纽约。在发表了两部成功的小说之后,父亲有了足够的钱,决定带全家周游四海。魏斐德的少年时代就在四处周游中度过。他先后在加州、墨西哥、古巴、百慕大、法国上过中小学,最后在佛罗里达完成中学学业,毕业论文写的是拜伦与希腊革命。在国外上学的经历给了他学习多门外语的机会。到中学毕业时,他的法语、西班牙语、德语都已相当好。

    魏斐德认为父亲对他的教育远远超过他去过的任何一所中小学。在他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指定他精读古希腊、古罗马里史学家的著作,然后又让他通读吉本、卡莱尔、斯宾格勒和汤因比 。他经常被要求在餐桌前汇报读书心得。11岁他在古巴的时候,父亲给他读的莫里孙(Morison)写的哥伦布传记令他着迷,读了好几遍。然后父亲亲自驾船带着全家重新驶过传记中叙述的一段精彩航程,使魏斐德对传记和航程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哈佛大学读本科的时候,魏斐德开始学习俄语,而他的专业是欧洲历史与文学,侧重文学。他重点研习十九世纪法国文学,毕业论文是关于法国的自称先知先觉者(religious illuminati)。魏斐德后来认为文学分析精微细致的特点对他后来的历史研究很有帮助。但当时他还没想当历史学家,他想当小说家。在大学里他写了三部小说,其中前两部是高度自传性的,没有发表。第三部,《皇家棕榈大道17号》(17 Royal Palms Drive),大学毕业后以Evans Wakeman笔名发表。这部小说加州大学各图书馆都没有收藏,但销数达十万,超过他后来写的任何一本史学名著。

    从哈佛大学毕业后,魏斐德去巴黎政治学研究所攻读苏联研究与政治理论。在选修一门有关东南亚的课程时,他被越南的一个民间教派吸引。这一兴趣很快把他引向对中国民间教派的关注。与此同时,一个名叫门德(Tibor Mente)的法国记者写的几本有关中国的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就这样,在巴黎从事苏联研究的魏斐德被中国吸引,从此不能自拔。

    1960年,魏斐德本来可以回哈佛跟费正清搞中国研究,但是他去了伯克利加州大学跟费的学生列文森(Joseph Levenson)读博士,因为他听说费对学生约束很严,而列的风格比较自由。为了完成伯克利东方语言与东亚历史系的博士课程,他需要学习中文和日文。虽然他有非凡的语言天赋,这两门语言却让他感到十分困难。在伯克利的第一年,他每天只睡两个小时。

    在1950年代末,由于魏斐德掌握包括俄语在内的四种外语,中央情报局对他很感兴趣。但他还是选择以学术服务国家,并认为中国研究是美国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的前沿阵地。到伯克利后,有三件事改变了他的冷战思维。第一件事,他本来十分厌倦校园辩论中那种以美国威胁为理由替卡斯特罗辩护的论调,因为他认为美国威胁论只是卡氏对内专制的借口;然而不久美国入侵古巴。第二件事,他作为伯克利的研究生在台湾学习的时候,参议员富尔布莱特(William Fullbright)发表演讲提议承认红色中国。魏斐德和其他两名在台湾的美国学生联名致信《纽约时报》,表示支持富氏意见。不料此信在台湾和美国都引起强烈反弹。第三件事,他在台湾发现一些美国官员正在为入侵越南作准备,令他为美国前途十分担忧。

    在完成了有关1839至1861年间华南地区社会动乱的博士论文之后,27岁的魏斐德开始执教于伯克利历史系。至今垂四十年,著述宏富,育人无数。他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伯克利加大东亚研究所所长,并在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亚洲协会和社会科学研究联合会等机构任职,目前是伯克利历史系教授兼亚洲研究哈斯(Hass)教授。

    魏斐德继承了列文森有关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见解,即认为未来的世界历史应该是民族文化身份和普世价值的和谐共存,是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与世界主义的和谐共存。列文森反对中国式的调和论,即那种以世界主义掩盖、消融地方主义的文化冲动。不幸的是,列文森在尚未完成展开其关于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思辨的时候突然去世。作为曾与列文森讨论过这一专题的同事兼学生,魏斐德成为其诠释者。1992年,在他的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演说《航程》中,魏斐德以自己所经历的航海,引出中国的航海历程:从郑和船队的耀武扬威,到苦力运船的惨绝人寰,——由此说明固步自封的危害。结论是地方世界主义,既保持自我,又接纳世界。可见列文森的观点已被他继承并以新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家庭背景、少年经历、外语才能、中国史研究、遍天下交友,魏斐德一直处在与多种文化的交流对话中,他无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的言行举止、生活方式都是美国式的;他对美国政治保有高度的热诚和责任感,向来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他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全球化背景中的地方主义者。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在他身上和谐共存,所以他是地方世界主义者。所谓和谐,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没有矛盾,矛盾始终存在。魏斐德曾经这样描写列文森:

    列文森乐于享受对自己特有的过去的依恋。但是如果排斥性地执著于自己的过去,那就纯粹是乡气,那就仅仅是浪漫。他的答案是认识自己身上的人性,以类比性的历史创造一种连接,这连接能够把他特殊世界的时空带入普遍性的视野。于是波士顿犹太人列文森,可以是上海知识分子的同宗。由于他如此有意识地表明了自己的动机和假设,他发现矛盾可以激发创造,一旦你有勇气正视它们 。

    只要把其中“波士顿犹太人列文森”换成“中西部长老会教徒魏斐德”,这段话也可以用来描写他自己。

    二、史学思想

    当今史学界十分重视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也注重借鉴哲学界和文学艺术批评界的理论成果。李欧梵曾经把理论比作武功,一个学者掌握的理论越多、运用得越巧妙,则“武功”越高。魏斐德反对历史学过于社会科学化,在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备受攻击之际,独张叙事史学大帜。他最引以为同道的,是《上帝的中国儿子》作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颇有“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之慨。但是魏斐德并没有忽视理论的重要性,他对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理论很熟悉。对他来说,问题在于如何运用理论,即如何处理好历史叙事和理论概念的关系。借用李欧梵的比喻,不妨把魏斐德比作那样一种武功高手:年轻时显山露水,年龄越大功夫越高反而韬光养晦。最能体现魏斐德理论修养的是他用六个月时间写成的早期作品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景观》(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该书对毛泽东思想的中西哲学渊源作了全面分析,出版之后广受好评,1974年作为哲学类图书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

    魏斐德相信历史著作应该把描写特殊现象的复杂的叙事文体与包含概括性理论的分析性散文相结合。但是除了直接以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与意志》之外,他的主要史学著作都以叙事主导,只有少量直接的理论分析。他认为叙事本身具备解释功能,情节的安排材料的选择无不含蓄地体现作者的观点。魏斐德刻意追求含蓄,尽管他知道含蓄“意味着有被懒惰和不习惯的读者们忽略的危险” 。这倒不是因为他有意为难懒惰的读者,而是由于他相信历史现象的具体性不可能被理论概念直接把握。他同意李凯尔特(Heinrich Richert)的观点,认为人们是通过形象而不是定义来了解历史的。概念对于人们形象地了解历史有辅助作用,如果它能够接近而不是歪曲具体的历史现实,如果它能够激发人们的想象。透过故事和细节的刻画,叙事是形象地把握历史现象的主要方法。《洪业:十七世纪中国满人对帝国秩序的重建》(The Great Enterprise: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是魏斐德的代表作之一,曾获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费正清在《纽约书评》作如下评论:“对于任何对中国真正感兴趣的人来说,从现在开始,魏斐德的书是他首先要读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该书的主题之一是“忠”,魏斐德对这一主题的处理集中体现了他的史学方法。他没有像一个哲学教授那样从理论上探讨忠的含义,而是通过叙事从形象上刻画守节死难者各不相同的悲剧故事及其背景。忠作为概念或许不难定义,忠作为历史现象则极为复杂,需要大量的叙述来提供丰富的细节。能感动读者的只能是后者。

    作为叙事史学的实践者,魏斐德通过思考叙事史学与结构史学及小说的关系,来确定叙事史学的边界。他赞成斯通(L. Stone)有关叙事史学与结构史学的说法,即认为叙事是“按时间顺序整理材料,使它即使具有不同层次的附带情节,其内容的焦点仍能集中围绕一件首尾连贯的故事。叙事历史区别于结构历史的两个根本要点是,前者的题材安排是描写性而非分析性的,它侧重的是人而不是环境。” 魏斐德认为在中国历史研究界,结构史学是主流。受年鉴学派的影响,历史学家们捐弃了事件史的研究方法,转而注重长时段的转换,大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探索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因果性。例如,从事件史的角度来看,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结构史学家则从人口史的角度出发,认为19世纪中国的内外交困肇始于18世纪人口剧增导致的社会危机,因此近代史的开端应该提前。又如,关于中华帝国晚期停滞的原因问题,民族主义者从晚清开始就把17世纪作为停滞的开始,并认为满族入侵是停滞的主要原因。结构史学家则在宋代的文化保守主义或者10到12世纪唐宋大转折中寻找晚期帝国停滞的原因,认为从宋朝开始,中国进入一个长时段的过渡,其间只有缓慢的变迁,没有大的转折。魏斐德并不否认结构史学的贡献,但认为从叙事史学角度来看,中华帝国晚期不是一个稳定的长时段的变迁,而是充满了激变和断裂,其中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尤为惊心动魄。这段历史本身没有一个预先设定的故事情节,不能单纯从结构出发对历史作出纯粹的因果解释。叙事史学通过对人的活动的描写,则可以对其作出半因果性的解释 。但是魏斐德承认,他对断裂、激变、灾难的强调不仅出于史学方法的考虑,而且与个人兴趣有关。在撰写《间谍大师:戴笠与中国特务机关》的过程中,他有时禁不住问自己,为什么投入这么多的精力去研究这么个反复无常的人物。回顾自己的史学生涯,他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对乱世英雄及其恶魔般的力量有特殊兴趣。那种力量就象毒蛇的目光一样,冷漠却令他着迷 。

    不少历史学家会十分果断地在历史和小说之间划一道分明的界限,不愿历史沾上一丝小说的味道。因为他们认为历史刻意求真,而小说故意虚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魏斐德则被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张力吸引,不认为两者能截然分开。历史与小说的交融体现在他的生活经历中:他的小说家父亲曾经指导他系统阅读史学经典,他本人又是由修文学、写小说转而搞历史的。这种交融又体现在他喜欢的文学与历史名著中:伟大的小说中交织着历史形象,史学巨著又往往如小说一样生动。小说家依靠想象,但他需要在事实中撷取素材,历史学家立足事实,但他需要用想象把零散的事实串成完整的故事。于是小说家和历史学家各自从自己的领地出发朝对方走去,相遇在幻想与事实、历史与虚构之间的中间地带,那便是叙事王国 。这些人在叙事王国相遇之后,至少有一个人没有回到自己原来的领地,那是小说家魏斐德,他投奔历史王国去了。

    魏斐德把历史研究比作工艺、手艺,并自称是个工匠、手艺人。也就是说,在这门行当里经验、感觉、技巧要比抽象的理论思考更为重要。一方面,这是一种谦虚的说法,因为他不想拥有哲学家的桂冠。他认为既然一个木匠不会因为自己经常量尺寸算距离就以数学家自居,一个历史家也不必因为自己常常要用理论就以哲学家自命。另一方面,就讲究感觉技巧、重视细节而言,魏斐德的史学实践确实与优秀的手工艺有相似之处。他是公认的讲故事大师,对故事的构思、细节、措词、节奏、过渡、时态等各方面色色考究。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史料里,他都非常善于捕捉传神的细节,每有评论,必用小故事穿插其间。从煌煌巨著到短简尺牍,魏斐德的语言总是富有个人风格,令人一读而想见其机智敏感、博学多识。

    魏斐德的史学思想以其对存在与时间的理解为背景。时间是存在的结构,人类在时间中的存在通过叙事呈现于语言中。叙事是人们对往事的记忆,对过去的重述。时间永是流逝,人们的记忆通过叙事不停地重构属于他们的逝去的时间。叙事引领人们穿越时间,重新经历过去,救赎、再造过去,给生命以第二次机会。个人和他所属的群体在叙事中寻找各自的身份:如果想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只能通过讲述“我”和“我们”的过去。顺着魏斐德的思路,我们可以说,历史学不是一门普通的学科,而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每个人都需要获得一种关于过去的叙事以建立自我身份,因此每个人都在搞历史,历史学家只是更为专业而已。

    三、上海史研究

    在魏斐德的史学著作中,直接研究上海历史的有两部专著《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歹土:战时恐怖主义与城市犯罪,1937-1941》和五篇论文 。本书对这两部专著都有专节介绍。另一部专著《间谍大师:戴笠与中国特务机关》也有一部分内容涉及上海。这一系列著作通过叙述警察和特工这两种国家暴力工具在上海的活动,揭示了在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民党政府在国家建设与市民社会发展两方面双重失败的过程和原因。它们是以叙事史学的方法,将人物研究与制度研究相结合的典范之作。这里拟围绕三个专题对这些著作的内容作一极为粗略的介绍。

    模范都市计划的失败

    国民党执政之初,对于上海抱有极大期望。1927年7月上海特别市成立典礼上,蒋介石声称不仅要把上海建成一个模范都市,还要把它变成完成孙中山国家建设计划的基地。上海市长黄郛表示上海之为罪恶渊薮,是帝国主义在上海统治的失败;特别市政府要首先在中国人管理的区域内根除腐败,建立秩序,使帝国主义者失去不归还租界的借口。根据魏斐德的研究,维持秩序、建设市民文化与争取归还租界是特别市政府的几个主要目标,而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力量,是一个现代化的警察机关。于是上海市政府参照美国日本现代警察的模式,成立了上海市公安局,并特地从北方招募警员,以杜绝由本地关系带来的腐败。

    魏斐德的研究表明,在刚开始的时候,上海市政府和公安局确实曾努力要把上海建成模范都市。在租界暂时无法收回的情况下,公安局试图对越界筑路区域行使警察权。虽然这一目标也没有实现,但是中国警察的骚扰迫使租界当局放弃了继续拓展越界筑路区的努力。在整顿治安方面,公安局试图关闭上海的赌场,查禁非法毒品交易。他们在促使公共租界当局关闭赌场这件事情上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是没能在全市范围内有效地控制赌博。由于得不到蒋介石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他们查禁毒品的努力被轻易挫败了。在建设现代市民文化方面,上海警察被要求承担相当大的责任。根据警察手册,警察要成为人民的教师和保姆。他们有权监督市民的穿着、举止、娱乐、交通。例如,从1929年7月到1930年6月,有29000名市民因为举止乖张、影响交通、破坏风俗、损坏他人身体财物、毁灭证据、妨碍治安等行为而被拘留、罚款或申斥 。警察对市民私人生活的介入,是国民党建设市民文化、培育现代国民的努力的一部分。

    但是上海警察很快偏离了他们最初的目标。上海的犯罪率在上升,公安局却没有集中有限的警力资源对付刑事犯罪,而是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蒋介石政权的政治敌人:共产党、国民党左派、桂系军人、民主人士、抗日积极分子以及其他异己分子。其中主要的敌人自然是共产党。镇压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国民党警察的职责之一,但在国民党统治的前三年里,这还不是警察的首要任务。从1930年开始,随着共产党势力在农村的发展和在城市的复苏,国民党加强了城市的反共力度,上海公安局于是忙于追捕赤化分子、审查反动言论。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国民党各警察部门在上海掀起白色恐怖,共产党则伺机报复,上海滩上一时血雨腥风。魏斐德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了缜密调查,读来扣人心弦。九一八事变后,民间抗日情绪高涨,对国民党安内攘外政策十分不满。上海警察要对付的异己分子越来越多,离他们最初的目标也越来越远。

    出于镇压共产党的需要,中国警察放弃了收回租界主权的民族主义努力,转而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警察密切合作。从交换情报到引渡人犯,租界当局的反共积极性不亚于国民党。晚清的上海租界不愿将革命党人交给清政府砍头,南京政府时期的租界会毫不犹豫地把共产党人交给国民党处死。

    作为模范都市计划一部分的查禁毒品行动一开始就没有得到过蒋介石政权的全力支持。到1930年代,人所周知的贩毒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受到蒋介石礼遇,杜月笙并代替被蒋暗杀的史量才出任上海地方协会会长。国民党政府名义上表示要打击毒品,实际上则支持杜月笙对上海毒品市场的垄断,并瓜分其利润。魏斐德认为这是政府的罪犯化。

    建设市民文化的努力是模范都市的目标中坚持时间最长的,在1934年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中达到高潮。蒋介石认为共产激进主义与文化悲观主义是从同一块布上裁下来的,因此他在反共的同时也要提倡传统道德。对于上海来说,新生活运动意味着警察以新儒家的繁文缛节以及现代兵营的纪律为标准来干涉市民生活。这样的运动即使成功了也无助于形成真正的市民文化。实际上这个运动没有得到市民的积极响应,因为政府的威信已经因为向日本妥协、与流氓结盟、以暴力压制舆论等作为而大受损害,人们不认可腐败政府的警察有指导市民生活的资格。

    上海模范都市计划的失败是国民党国家建设努力的挫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所掌握的有限资源难以应付内忧外患的巨大挑战(例如上海的警力不足以兼顾多种目标),另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过分依赖暴力,不善于获得群众支持。最足以说明国民党对暴力手段的滥用的,是其特务机关的活动。

    特务机关与上海

    特务机关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南京政府草创之际,特务机关在正式的国家机关中还没有一席之地,但在1940年代,特务机关发展为国民党国家机器中最有权力的部门之一。戴笠的成长过程正是特务机关逐渐在蒋介石的政治实践中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攫取越来越大的权力的过程。魏斐德《间谍大师:戴笠与中国特务机关》一书既是对戴笠、蒋介石的研究,又是对国民党政权国家制度变迁的研究。

    1928年1月,戴笠奉蒋介石之命成立一个名叫“联络组”的情报小组,台北官方的戴笠传记称这个小组为随后一切情治机构的胚胎。联络组的十名成员后来都成为军统的骨干。稍后蒋介石命陈立夫成立中央党部密查组,戴笠的联络组成为密查组名下第二小组,负责监视军事人员。实际上戴笠仍然独立行动,并直接听命于蒋。1932年初,国军第88师参加淞沪抗战,在南翔被日军击溃,蒋介石觉得自己对手下军官以及日军都缺乏了解。与此同时,一批黄埔军官秘密组成忠于蒋介石个人的力行社。蒋介石于是让戴笠把他的小组改组为力行社内部的特务处,拥有一百多名间谍,最初的宗旨是收集军事情报。几个月之后,调查统计局成立,局长陈力夫,戴笠的特务处成为调查统计局第二处,他任少将处长。其实戴笠及其特务处既不受陈力夫指挥,也不受力行社约束,而在蒋直接领导下单独行动。

    特务处成立不久,蒋介石要戴笠派人到上海从事反共和排除异己的活动,遂有特务处上海站的设立。上海站先后由翁光辉、余乐醒、吴乃宪、王新衡负责,分四个小组:南市组(第一组),法租界组(第二组),公共租界组(第三组),沪西组(第四组)。他们的活动无非是监视、绑架、逮捕、拷打、暗杀、渗透之类。文化渗透或许是他们最文雅的活动,例如,他们在复旦大学和生活书店成功地安排了内线,但是无法把人安插到鲁迅经常光顾的内山书店。在他们的反共活动中,最令戴笠得意的是破获“打狗团”。1935年,上海站法租界组抓到一个地下共产党员,并成功地把他转变为国民党间谍。共产党很快看出破绽,派出专门对付叛徒的“打狗团”将他狙击于徐家汇。但是叛徒只是受了重伤。戴笠于是故意让小报放出风声,说那个人在法租界某医院疗伤。五天之后,“打狗团”成员来到医院,将叛徒刺杀于病床,并成功地逃脱戴笠特工的追捕。特工们沮丧而归,不料在归途发现杀手身影,尾随至一珠宝店。戴笠于是与法租界警察一起袭击该店,逮捕了三男一女,并确认三男都是共产党杀手。抗战之前,戴笠最臭名昭著的活动是暗杀杨杏佛与史量才。1933年初,杨杏佛任总干事的中国人权保障同盟披露被蒋介石秘密杀害的邓演达的死讯,杨又积极鼓动抗日。蒋对杨非常恼火,令戴笠将他除掉。杨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每天要到法租界外骑马。戴笠准备乘他骑马之时下手,但蒋要他在法租界下手,以震慑同样住租界的宋庆龄等。6月18日,杨杏佛在法租界亚培路中央研究院门前身中十弹,伤重不治。《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因为参加人权保障同盟、支持抗日与反对“党化”教育而被蒋介石列为暗杀对象。1934年11月,在浙江省警察局的配合下,戴笠特工将度假返沪途中的史量才射杀于沪杭公路,然后顺利逃脱。

    特务处上海站刚成立的时候,戴笠的人手不多,又没有逮捕人的法定权力,因此需要请上海市公安局配合。当时的公安局长文鸿恩和探长卢英配合不积极,使戴笠不得不利用青帮关系请求其他警官的协助。他还利用贿赂把自己的人安插进了租界警察机关。但戴笠仍以不能直接行使警察权为憾。蒋介石对戴笠的工作很满意,因此逐渐增加他的权力。1933年,蒋介石的另一特务头目邓文仪因处理南昌机场火灾案不当被免职,戴笠得以接掌邓的情报网,他手下的特工一下子由145人膨胀到1722人。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渗透在地方各权威部门,使戴笠的触角大为延伸。1935年,蒋介石帮助戴笠先后掌握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大队和京沪杭交铁路警察的人事权。戴笠还攫取了浙江警察学院和中央警察学院的控制权,并把亲信酆裕昆安排为内政部警务司司长。1938年,名义上由陈立夫领导的调查统计局被撤销,其下属第一第二处分别升格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戴笠由于资历尚浅被任命为军统副局长,但掌握军统实权,两年后升局长。军统正式成立后,戴笠得以展开机构建设,把前些年积累起来的权力加以制度化。从1928年到1940年代初的十多年间,戴笠的特务机关由10人联络组发展为光总部就有十多个部门约1500名工作人员的庞大国家机器 。国民党政权国家制度变迁的方向由此可见。

    “孤岛”时期,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活动主要是暗杀汉奸。魏斐德在《上海歹土》中对这些暗杀有生动的叙述。从1937到1941,国民党特工执行了约150起针对日本人及汉奸的暗杀行动。这些暗杀招致了日本占领军和中国傀儡政权的血腥报复,也遭到英法租界当局的反对。戴笠组织暗杀的策略比较灵活,既派遣资深特工,又在上海小市民中招募杀手,然后让这些人组成独立的暗杀小组,分别行动。有的人加入暗杀纯粹是出于爱国热诚,如孙亚星。上海沦陷以前,孙卖掉自己的钟表店以组织中国青年救国会,并曾带领会员在上海战役中直接参加对日作战。上海沦陷后,孙辗转来到汉口与同志会合。随后受戴笠派遣回到上海领导一个暗杀小组。另一些人成为杀手的原因则较为复杂,或者说偶然。例如,一个名叫周守刚的来自崇明的青年印刷工在上海无事可作,住在亲戚家。他在街上碰上熟人,现在是孙亚星暗杀组的一个成员。后者问周过得怎么样,周说穷得没办法。于是那熟人请他加入暗杀组,周欣然同意。在周的例子中,失业、爱国、友谊、贫穷都有可能是他成为杀手的动机。国民党特工在对汉奸的定义上趋于极端化。一开始,暗杀的对象是那些出任较高伪职的人,如傅筱庵、陈箓、席时泰。在稍后争夺银行和报纸的斗争中,敌伪机关的普通职员也成为牺牲对象。日伪的报复十分残酷。例如,1940年9、10月间发生了5起日本人被枪击事件,日本宪兵在相关区域实行长时间严密封锁,以致饿死数人。又如,1941年银行之争中,国民党特工打死一名南京控制的中央储备银行会计,极斯菲尔路76号就以枪杀3名重庆控制的中国银行会计作为报复。

    魏斐德认为战时恐怖主义的后果是厌倦。在国民党和日伪的暗杀战中,上海成了一个恐怖的城市,市民对暴力厌倦了,以至于太平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公共租界时他们没有激烈抵抗。魏斐德还指出,日本军队对中国爱国恐怖主义的残暴回应坚定了美国废除对日商约的决心,而美国的废约决定,则导致日本走向珍珠港。

    史景迁曾就《上海歹土》发表书评,十分欣赏魏斐德的研究,但认为他的上述两个结论性观点说服力不强。他说暴力固然可以令人厌倦麻木,但日军进入租界上海人表现平静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日军的“野蛮效率”。而且在暗杀战中,国民党和日伪双方同样残暴,英美没有理由只对日本反感 。
    然而史景迁的评论显然没有将租界当局与日伪在城市控制方面的矛盾考虑进去。

    战时上海的城市控制

    孤岛时期,有四种警察负责上海城市控制:日本警察,中国伪政权警察,公共租界警察和法租界警察。为了应付国民党的暗杀行动以及其他都市犯罪,伪政权警察和日本警察都大幅度地扩充了警力,其中一部分新警力由原先活动在浦东的抗日游击队改编。驻沪日本领事和军事当局认为抗日恐怖活动和其他犯罪在租界的蔓延,证明租界当局无力维持治安,应由中国人负责沪西越界筑路区的治安乃至整个租界的治安。在日本人支持下,伪政权警察加强了在沪西与租界警察的对抗,时有枪击对方人员的事件发生。1939年10月22日,公共租界警方与极斯菲尔路76号的秘密警察之间的枪战持续了半个小时。

    此后不久,公共租界当局得知汪精卫正在与日本谈判,不久即将上台,且将对租界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以显示其民族主义立场。于是他们决定立即与上海市长傅筱庵谈判解决沪西警权纠纷,以抢在汪上台之前达成一个比较有利的协定。76号显然看穿了租界当局的用心,不惜通过暗杀租界谈判代表菲利浦(Godfrey Philips)来阻挠谈判。暗杀没有成功,公共租界工部局与上海市长于1940年2月(汪精卫上台前一个月)原则上达成了联合成立一个沪西警察署的协议。76号的秘密警察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想通过贿赂租界警务人员以控制租界警务。他们共买通了460名警员,并试图暗杀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负责调查贿赂案的两名警官,暗杀没有成功。 

    尽管上海新市长陈公博和极斯菲尔路76号都对租界采取强硬立场,上海市警察局长卢英却愿意继续与租界谈判。在1940年协议的基础上,他们于1941年1月达成了关于成立沪西特别警察总署的新协议。协议规定该总署归上海市警察局管辖,租界可以推荐外人聚居区的警官人选。由于租界作了相当大的让步,汪精卫政府批准了该协议。沪西警权纠纷就此告一段落。

    作为战时城市控制重要组成部分的保甲制度,是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引进的。这一制度在日本殖民地台湾行之有效。实施保甲制度的第一个步骤是户口登记,这在租界以外区域已由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在租界内,则是日本人进入租界后从头开始的。有户口则有良民证,每户有户长,户长向甲长汇报,甲长向警察汇报,邻居签保证协议互相负责,——这些是保甲制度的基本内容。

    控制大米的供应是日本控制上海社会的最有效方法。记者奥克斯(Vanya Oakes)1940年离开上海时觉得人们有股拼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一年以后当她再回上海,发现这股精神已经崩溃。她问自己的中国朋友这是为什么,回答是:“米”。日本人规定中国产的大米供应日本军队和日本国内需求,上海天津所需大米由印度支那供应,而印度支那的大米又完全在日本人手中。根据这一规定,沪郊以及外省的大米不能进入上海市区,市民只能购买配给的大米,配额是每人每周1.5升。这本来已经很不够的配额实际上还不能正常供应。从1943到1945两年间,市民通过合法渠道,只能在730天中买到140-50天的粮食配额,根本不能赖以生存。那么他们是怎么对付过来的呢?

    答案是魏斐德最喜欢揭示的那种:正是人们痛骂的“米蛀虫”“奸商”出于牟取暴利的目的,靠贿赂和关系网,把粮食走私进了上海,维持了基本供应。

    魏斐德的系列研究表明,从1927到1945,上海社会处在来自南京国民政府、租界当局、日本占领军、傀儡政权、激进分子乃至流氓组织的暴力压迫中,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得不到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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