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12月22日

    王曾瑜:“错到底”——答戴逸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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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宋代历史研究

    《中国通史》彩图版的错讹颇多,我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将传说误为历史的笑话,戴逸先生等全部予以回驳,以至撰文《20-20=0》等。但双方也有一个共同处,都承认“传说毕竟不同于史实,应该严格分开”(陈新:《正确开展学术批评》)。我们就从此开始吧。

    我批评说:“先师邓广铭先生早已考证,韩世忠妻梁氏史书无名,红玉系后人杜撰。不知此位主编读过老师的韩世忠年谱否?”我已明示,梁氏史书无名也是他的先师早年的考证。但戴逸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回驳说:“至于梁红玉、岳母刺字全不见于宋代史籍,请王先生再读《宋史》。”我后来说:“戴逸先生的学风十分浮躁,习惯于不读书,不懂装懂,信口乱说。”此为一例。看来他甚至不屑于自己查一下《宋史》,也根本拒绝承认红玉之名确系后人杜撰。且不说李锡厚先生的驳文,从戴先生方面的反驳文章看来,一些人利用了古籍的电脑软件,我也用“红玉”两字查对电脑软件,结果只能证明邓先生的考证不可动摇,且不说《宋史》,其他宋代史料中也根本没有所谓“梁红玉”之名。所谓岳母刺字亦然。

    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近日萧鸣先生的文章又说:“《通史》中都已明确注明那是‘梁红玉的传说’。”请读者们分辨一下,此语与戴先生之说是同一口径吗?不妨将通史此段文字抄录于下:“梁红玉是宋高宗时大将军韩世忠之妻。她原为京口的妓女,遭鸨母虐待,为韩世忠所救。她感戴韩的恩义而以身相许。当时韩世忠只是一名下级军官,不敢贸然答应,后来他晋升为将军了,才敢正式迎娶梁红玉。在黄天荡战役中,梁红玉亲自上阵,擂鼓助威。”此段文字的关键,还是只字不提红玉之名系后人杜撰。本来梁氏不值得上史书,如果真要区分传说和历史,就须以“韩世忠妻梁氏的历史和传说”为标题,首先说明红玉之名系后人杜撰,然后说传说云云,史实云云。上段文字能说是将传说和史实“严格分开”吗?史学同行与广大读者当有明鉴。

    书中类似实例不少,只谈传说,却偏偏不讲历史真情,这像不像一部准确介绍历史知识的,如戴先生所说的“历史普及读物”?请广大读者和史学同行评议吧。有位学者说,戴先生说 “通俗读物应该和民间传说相衔接”,这其实应有更高的规格,而不是降格以求。要把深入研究的成果,用浅显的语言加以表述,用史实明辨民间传说的真伪。只谈传说,不讲历史,算不算是“相衔接”?也请广大读者和史学同行评议。

    更有甚者,当然是所谓奇妙的颜色框架处理。最早,据《新京报》的报道:“海燕出版社副总编辑乔台山称,‘像写杨宗保、穆桂英的《杨家将的故事》是加框出现的,就表明是传说。”但对史学说不上是内行的记者也提出质疑:“然而,在《中国通史(彩图版)》第一册的体例介绍中,却并无这样的说明。”戴逸先生却又在此后另立新说:“全书或标明是‘传说’,‘故事’,或用黄色框架,将它与真实历史分开。”两说之差异,在于乔台山先生只是单纯用“加框”“表明是传说”,戴逸先生却只说是“黄色框架”,而非他色,并强调了只消使用“故事”一词,即算是传说。用“故事”一词即可表示纯属虚构,而非史实,本人对此不作评论,请史学同行和广大读者评议吧。

    此书第3卷第30页“杨家将的故事”一栏是用淡黄底色,外加黑框。据我们粗略统计,全书一模一样的淡黄底色,外加黑框栏共计250处以上,包括大事记,也包括大量历史记述,此处姑且不论所载史实的准确性。譬如同卷第14页的“刘崇建北汉”栏,第71页的“大理国”栏之类,都是淡黄底色,外加黑框。应当如何评判乔说,本人对此也不作评论,请史学同行和广大读者评议吧。

    此处先引“杨家将的故事”的全文:“北宋时期,辽国侵扰中原,朝廷派抗辽名将杨延昭为帅,镇守瓦桥三关。杨延昭打败了辽军的数次进攻,辽军不甘心失败,又调集三十万人马,在龙谷口摆下天门阵。杨延昭因不识‘天门阵’,派人去五台山请哥哥杨五郎。为了修复杨五郎的兵器,孟良前去穆柯寨强取降龙木,被穆桂英打败。杨延昭之子杨宗保争强好胜,不把穆桂英看在眼里,拍马挺枪来战穆桂英。两人各自施展自己的本事,一时打得难解难分。穆桂英看宗保年轻英俊,武艺高强,又是忠臣之后,顿生爱慕之情。于是,穆桂英佯装败退,智擒杨宗保,从而成了一段好姻缘。”这段记事纯属传说虚构,这是大家没有异议的。

    再引第1卷第233页同样是淡黄底色,外加黑框栏“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全文:“关羽攻打樊城时,被毒箭射中右臂。将士们取出箭头一看,毒已渗入骨头,劝关羽回荆州治疗。关羽决心攻樊城,不肯退。将士们见关羽箭伤逐渐加重,便派人四处打听名医。一天,有人从江上驾小舟来到寨前,自报姓华名佗,特来给关羽治伤。关羽问华佗怎样治法?华佗说:‘我怕你害怕,立一柱子,柱子上吊一环,把你的胳膊套入环中,用绳子捆紧,再盖住你的眼睛,给你开刀治疗。’关羽笑着说:‘不用捆。’然后吩咐设宴招待华佗。关羽喝了几杯酒就与人下棋,同时把右臂伸给华佗,并说:‘随你治吧,我不害怕。’华佗切开皮肉,用刀刮骨。在场的人吓得用手捂着眼。再看关羽,一边喝酒,一边下棋。过了一会,血流了一盆,骨上的毒刮完,关羽笑着站起来对众将说:‘我的胳膊伸弯自如,好像从前一样。华佗先生,你真是神医呀!’华佗说:‘我行医以来,从没见过像你这样了不起的人,将军乃神人也。’”

    有五个问题看来是无法回避的。第一,本书第1卷序言和“怎样使用这本书”,只字未提及本书对历史和传说是如何作处理的。既无乔说,又无戴说,是何缘由?第二,同一本书,竟有两种区分历史和传说的规格,互相抵牾,这已是咄咄怪事。何况数月以来,竟仍是两说并行,各无更正。如最近出版的《史苑》重刊戴先生之说,没有更改。何以有此怪事?第三,若按乔氏标准,250处以上的淡黄底色,外加黑框栏的大部分记事,又如何与“杨家将的故事”、“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栏划清历史和传说的界线?第四,若按戴氏标准,“杨家将的故事”尽管已极其勉强,而 “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一无“黄色框架”,二无“标明是‘传说’,‘故事’”,则又何以算传说?但是,戴逸先生在答辩中却承认:“书中写了一些民间传说,如华佗为关公刮骨疗毒,穆桂英和杨宗保破天门阵等等。”承认是传说,却无戴先生亲自颁发的传说身份证,何以自相矛盾?第五,更重要者,既然在序言和“怎样使用这本书”中,只字未提区分历史和传说的问题,我所以不惮赘引上面两段引文,而后一段引文,还另外配上了依据《三国演义》,而非正史《三国志》的“刮骨疗毒图”。广大读者,也包括史学同行,能领会上引两段文字的意图,不是在讲历史,而是在讲传说吗?

    由此可见,所谓区分历史和传说的规格,到底是胸有成竹,早先设定,还是因别人批评,临时胡乱编造,一说不圆,又另撰一说,这只能是一本除了傻瓜之外,大家心知肚明的良心帐了。其实,史学同行谁不清楚,如真要区分历史和传说,又何需兜那么大的圈子,设那么多的哑谜,只消简单明快,说历史为何,传说为何,以历史之真,明传说之真伪即可。如此简单的常识和处理方法,戴先生身为“史学家”,不至于懵无所知吧?如果知晓,又为何拒绝使用?

    上引两段文字的要害正在于只字不提杨宗保、穆桂英、天门阵之类全属子虚乌有,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医生史书无名,不是华佗,因而只能以假乱真。这是出于对历史的起码无知呢?还是对传说作了令人根本不可捉摸的、高深莫测的奥妙处理呢?是否足以成为现代史学的标准笑料呢?请广大读者和史学同行明鉴吧。

    有几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史学同行杂议说,对王曾瑜、金生叹等人的批评,用得着一句老话,旁观者清,当局者迷。龚书铎行上策,而戴逸取下策。戴逸居然自夸他的书“是一部好书,休想封杀”。好书只能别人说,哪有自己公开自夸之理,这不是怪事?不是笑话?何况事到如今,除了几篇用笔名的文章外,又有哪位史家,使用真名实姓,敢公开说戴逸的书是“好书”,而王曾瑜和金生叹全属污蔑不实之词。既然是一部荣获中国图书奖的“好书”,大家分享荣光还来不及,而林甘泉、辛德勇等人又怎么不愿在“好书”上署名?诚如金生叹所说,王曾瑜无权无势,如何封杀?但他既然将别人枚举一些最尖端的、最足以成为笑料的硬伤一概回绝,再要出书,突破封杀,此类硬伤就一条也改动不得,岂不是继续给自己出丑,给中国史学会出丑,给中国图书奖出丑?至于所谓颜色框架处理,要不要来一场颜色革命呢?王春瑜杂文中曾引陆游《老学庵笔记》卷3,说是在北宋宣和时,出现一种新款式的鞋,名“错到底”,看来戴逸只能穿这双鞋行走,脱不掉了。

    因为工作忙,加之报纸篇幅所限,本人暂时无法对全部争论问题作答,容本人到明年再答。当然,如果另有人撰文,而说得透彻,本人就无须另外撰文了。此外,关于张政烺先生对学生戴先生的学问评价和批评,我是听人转述的。为郑重起见,已请直接听到此语的学者写了书面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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