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11月29日

    黄伟经:《钱选》出版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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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与科学》2001年第5期。

      二十一年前(1980),我主持《随笔》编务,结识了舒展。很快我们便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过了四年,即1984年初夏,我进京组稿;蒙袁鹰、姜德明两位兄长鼓励,得知钱先生府第地址及电话,于是我有幸到三里河南沙沟拜望钱钟书、杨绛二位仰慕已久的学者。从此,开始了同钱、杨两位老前辈的长期交往。

      1986年5月中旬,我又到京组稿。此时, 舒展在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主持《大地》副刊编务。一天下午,我去报社找舒展闲聊。他兴致勃勃地讲起钱钟书先生的价值。舒展说,当今大陆读书界和影视观众中,知道鲁迅、齐白石、侯宝林的,可以说很多、很多,而知道钱钟书的,则很少、很少!就是在学术、文学和新闻界一些知名人物中,有不少人甚至连我们国家有个大学者钱钟书也不甚了了。舒展认为钱钟书不论在国学与西学、古代与现代的“打通”方面,对文化思想史的创见,艺术辩证法的运用,以及文艺鉴赏领域视野的广阔和比较文学的独特建树等诸多方面,都有许许多多新发现、新观点,大大超越了“五.四”前贤的已有成果。老子说过:“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钱钟书及其著作,就是这样的大音大象。

      当时我与钱钟书、杨绛先生交往虽然只有两年,但对他们已有所了解,并且已经读过钱先生题签赠我的他的著作《围城》、《七缀集》、《写在人生边上》和《谈艺录》。对舒展评价钱钟书这番话,我不仅理解、赞同,而且敬佩。我们谈得很投机,简直可以说“一拍即合”。我们还谈到,在港、台地区和欧美好些国家,早就有学者文化界人士研究、介绍钱钟书及其著作。在美国,大学文科师生研究钱钟书的《谈艺录》取得成果的,可获得博士学位。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钱先生的挚友),首开风气,带了四位研究生,专攻“钱学”。这些不就是在向我们国人提醒:我们不应当,也没有理由在思想文化方面“捧着金饭碗当乞丐”!那天舒展同我的畅谈。虽然只有一个多钟头,但我觉得,他这次闲谈很有意义,当即请求他写出来。“你想在《随笔》上发表?那可不行!”“无论如何请你老兄写出来吧,哪怕让我们《随笔》编辑长长见识也好。”
       
    果然,在我离京返穗前两天,舒展将他写好的一封近六千字的长信交给 了我,并认真地说:“只供一览,不可发表。”他在信一开头就清楚讲明:首先,咱们得来个“君子协定”:此信决不公开发表。因为,凡是了解钱先生为人的学者或后生,都知道他非常固执地坚持一条则:反对宣传他。钱钟书先生一生狷介谨重,只求二字:“默存”而已。舒展曾当面对钱老说:“您这辈子,从里到外,有点儿像井丹,确实是一副寒士骨相!”钱先生大笑道:“对呀,我生来与富贵无缘!从来以一介布衣为乐事!”无论国内国外,找上门来授予的一切荣誉,他都觉得受之有愧。舒展还为我略举了几例,使我永生难忘。

      一是1946年任中央研究院英文总编纂时,他被告知,今晚有要人接见和盛大晚宴,钱钟书却悄然自宁返沪;杨绛问他:“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钱先生说:“今天的晚宴要与‘极峰’(即蒋介石)握手,我根本不想参加,就提前溜出来了。”二是1975年钱先生被任命《毛泽东诗词英文版》的终审。江青为了庆祝译本胜利完成而邀功,派人派车来请钱先生赴国宴,杨绛出来说:“钱钟书身体不好,不能赴宴!”来人说:“抬也要抬去!”在僵持不下时,来人只好自下台阶说:“那这样吧,杨老您代钱老去吧!”杨绛说:“今天保姆放假,我得在家照顾病人。”下午,江青又派人派车来接钱杨夫妇参加国庆游园活动,钱钟书对来人说:“国宴我都没参加,怎么能参加游园?”江青如此这般地碰了一个软钉子。

      八十年代,美国有几所名牌大学拟授予钱钟书荣誉博士,并许以高薪,邀他赴美讲学,钱老都一概婉拒之。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文联主席团拟授予钱先生为全国文联荣誉委员,并颁发金质奖章,亦被恭谨谢绝。九十年代无锡拟成立钱钟书纪念馆,并已选 定馆址,钱钟书托杨绛致函无锡市委负责人,说中央有文件,纪念馆不能滥建;于是参与鼓噪,觊觎馆长候选人的“钱学专家”的美梦,遂成泡影矣。

      再回到1986年关于出版《钱选》的过程。

      返广州后,我将舒展的信在《随笔》同仁中传阅,都禁不住叫好,并建议将信在《随笔》上发表。这时我又收到舒展6月11日航信,云:“阁下莅京,如皇军进村,掠获极丰……如要刊出那封长信,务请寄交钱先生审阅,切切至盼!”我了解钱先生的“古怪脾气”,若寄他“审阅”,必遭“没收”“封杀”,绝不让登出来。我认为只能“先斩后奏”。
    我起草了一个“按语”,并经花城出版杜总编辑审定,全文如下:

      编者按:
      此文是作者写给本刊编者的信。他原是坚决不同意发表的。但是,正如信中所述,“研究钱钟书”,决不是“个人愿意不愿意的事情”。那么,发表这封信,也决不是作者愿意不愿意的事情。这件事太重要了。它的重要性,终于帮助编者说服了作者,同意公开发表。标题是编者加的。我们希望引起海内外读者的注意。如果能对“研究钱钟书”起一点推动作用,则幸莫大焉。

      随后,我们就将舒展长信加上标题《文化昆仑——钱钟书》,与“编者按”一同编入《随笔》1986年第5期付排刊出。为了尽可能减轻点对钱钟书先生“突然袭击”的惊,我提前于8月初去信向他报告,并附上一份已经签印的小样,恳求他“谅解”,“宽恕”。当钱先生收到我的信时,此期《随笔》已在印刷厂压模印制中。这使他大为惊骇,于8月22日给我复函道:

      月初得惠寄舒展兄文小样,北京天气还炎热。我一边读,而八万四千毛孔都汗如泉涌。先斩后奏,木成舟,米成饭,我回天无力、就也不写信了,因为我的态度,你不是不知道的。我也不再以不受抬举的老厌物姿态出现,白费唇舌。当然,我很感谢两位的苦心盛意。
    未料到,《随笔》刊载舒展信,竟成了我促使钱钟书先生答应出版《钱选》的“近因”和理由。

      1986年10月16日我致信钱钟书、杨绛先生,谓:“前天给两老去一信,现在又写信烦扰你们。这次求钱老支持的,我以为是很迫切的事:可否答应我们社出版一套《钱钟书文集》或《文选》? 为什么又向钱老提出此要求呢?原因十分简单:读者迫切需要、时代也要求我们出版部门尽快办到。直接诱因是:自《随笔》第5期发表舒展那封长信后,我们已陆续收到读者来信,要求帮忙购买钱老的著作。我当然知道,近几年包括我们社在内的一些出版社曾向钱老提出出版文集的事,您没有点头。现在又过了几年,出版您的一套文集或文选的必要与迫切性已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现在我谨代表花城出版社恳求您答应我办成这件事。”

      钱先生接信后,即于10月21日给我作复道:

      拙著选集一事,首先由香港“广角镜”社李国强兄提出(已有五年之久)。其后有“三联书店”范用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四川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人两次来面洽,我都坚决辞谢。对你的诚意,我也只能按照“决心面前,人人平等”的大原则,推却而且抱歉。

      钱老虽说要我“把此事作罢”,但我还是找出读者要求编辑部帮忙购买钱著的近十封来信,随即给他长途电话。在电话中,我向他念了其中几封信读者的姓名、地址和要求买到钱著的内容,我重申出版他的文选的恳求。并热切地表示,我打算在近日内专程赴京洽商此事。不知是要求购得钱著的读者的来信打动了他呢,还是我要求出版他的文选的一片热诚得到认可,钱老终于初步应允可以考虑出他的文选:“欢迎你来北京,我们见面再谈。”

      1986年11月,抵京的第二天上午,我去到钱钟书杨绛二老府上。刚坐下,钱先生就当着杨绛的面,大声对我说:“我们的冷水泼不灭你伟经的热心烈火呀!你们社一定要出我的文选,只好破例,不给你扫兴,我答应下来。”至于如何选、如何编,等他同舒展面谈之后再确定。我听罢,兴奋得立即从沙发椅上起身,向钱先生和杨先生鞠躬致谢。并经钱、杨同意,即从他们家中打电话把这个特好消息告知舒展。

      舒展当时还未下班。他还以为我是从广州打来的长途电话呢。我说:“我现在就在北京!钱老就在我身边!”当舒展听到钱先生的声音,这才感到事情是真的。他先是感到不能胜任。钱老婉言激励,说:“有难处,我会帮你的!你放心编,放手选,这正可以练出并显示选编者的手眼!”舒展仍觉得压力太大。我急忙从钱府赶到人民日报他的办公室,说服他在干中学;并说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老师,全中国您上哪儿找去!舒展终于答应试试看。然后我们就到报社附近一家小饭馆,畅饮啤酒,预祝选编钱著的重托有个比较圆满的结果。饭后,我立即给花城的老总拍电报:“大喜过望!钱选事已初步办成,详情面告。”告别舒展,我怀着一种颇有点得意的满足感,当天傍晚乘飞机返回广州。 我回到广州十来天,就收到舒展的来信,详述钱钟书找他交谈选事经过。

      一个月后,舒展又函问钱先生,“拟请成都二位郑朝宗教授的高足做助手。”钱先生不赞同,并复信舒展,重申选事要他一手操办。钱先生此信,当时舒展即复印寄我,今也将其内文中一大段录出于此:

      伟经出花样,找题目,使兄及我皆不得清静,造孽不浅。选事兄一手可了,万勿妄自菲薄,问道于盲。上周得《围城》德译者来函,中有一节提到她如何讲《管锥编》,可供参考,寄奉一阅。她看出我采用“单位观念”与分析的方法(例如中国古代文学中是否有西方所谓“浪漫主义”那个复杂现象,我不知道;但西方浪漫主义的一个成分或“单位观念”、“距离怅惘”,中国古代思想和文艺里有明确的表达,也许和你作索引,有不约而同之处)。此信请阅毕掷还,因我尚未回答。另有一信,乃此类信中之样板,是大文(指《随笔》刊发的舒展那封长信)为我招来麻烦之一例(指向钱老买书)。还有一信,说曾写信给你,因你未复他,故写信直接给我。呜呼哀哉!从今后乃知“人是写信的动物。”

      在编选《钱选》过程中,钱先生不仅修改、审定舒展草拟的所有五卷六册的编目框架、条目及编者提要,还审览过我请舒展代撰的,刊于《钱选》第一卷的《出版说明》,而且钱老对舒展的编选工作,始终给以非常认真、细致的帮助和指导。

      1987年6月,钱钟书致舒展信写道:

      承偕伟经过谈,甚畅。大驾甫行,邮递件即至。知伟经急需(指舒展所拟《钱选》编目),遂违“只有抓跳蚤才急不及待”之古训,尽半日之力,细阅一过,并僭加删改。求其简要,点明眼目,而不重述本文。未识当否?即请卓裁。如以为不谬,其它条目,按此命笔。尚有合并数则,增补数处,统希定夺。此事费兄心力,累及嫂夫人,弟罪孽深重,然祸首乃伟经,以此稍减歉咎耳。西谚谓“烈女肯答嘴,即有隙可乘。”伟经皆深知此诀者。

      7月,钱钟书致舒展信云:

      拙著害你费神,我很有罪孽深重之感,只好怨恨伟经,借此吐一口气。拟目很妥当,我建议把《男女》、《宗教》、《人生》、《权力》四类合并为一:《人事》,把《作家》一类删去(太多太杂)。暂定框格,一一分别填塞,如格格不入,再作道理。你说何如?我的未刊部分,当找机会呈阅供采择。

      8月初,钱先生又致信舒展:

      尊稿看过,想见挥汗苦干,歉惭之至。已删改一过,是否有当,统由卓裁。其中鄙见以为琐小者,皆削去。鄙意以为尚有可补者:离奇荒诞之情节亦须循规蹈矩;文艺作品违反历史事实的容许;天然事物藉艺术而得保存迹象;“农山心境”;政府文告未可尽信;论翻译;用替代字;“诗无达诂”;大师开宗立派于自己不利。

      相隔一周,钱钟书再致信舒展:

      遵选似宜注重于较有“理论”意义者,否则不胜其繁。盖此等处须兄拈出;若考订、鉴赏等较具体之章节,学者尚易识别也。且鄙意至多三册。遵命不“打乱”,故建议前两册所采专属文言,限于《管锥编》、《谈艺录》两书;第三册属白话,将《七缀集》(此书已销罄,弟拟收回交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印,但兄如同意弟办法,弟为照顾花城生意经,可打消原意,因等于重印)中七篇及《宋诗选注·序》用1979年重印本,中有误漏字,弟亦可改正共八篇合成一册(《七缀集》中片断便不插入前两册;《七缀集》中刊误及修改各处,请兄将弟赠本交弟,当为一一录上)。如此似眉目较清,尊意如何?

      为稍补弟删去之篇幅起见,建议增加:

      论“寄托”;艺求能使天然美好事物长存,“不如愿”是觉“好”的缘由;发现山水美者常是不得志的人;“学业”与“举业”。现在的“学习”、“读书”等,即“学业”又义为“举业”之一例;梦;是非定于众寡;得心应手;名教;《管锥编》新补弟之手稿,皆已写定,以兄故,不敢自秘,但不拟示人;在兄选本问世前,亦不拟公布也。兄却黄君之请甚当。倘采用《钱钟书论学文选》为书名,则题签须命内人重写。昨日立秋,今晨凉爽,如获大赦。想兄有同感。

      钱先生致舒展此信后不久,就因感冒咳嗽并发哮喘等症,大病两个月。为让他安心治病,舒展即停止将编好的《钱选》书稿呈交他审定。直至1987年11月钱先生给我信中谓:“我的病大致已痊,详情由舒展兄代告。”同一天我即收到舒展复印转寄来钱先生写给他的信。

      屡承电话垂注,感激无已。弟病大致已愈,行动亦不致倾跌,惟喉头炎未愈,又患失眠,日夜稍一用心或有小事待办,辄通宵转辗反侧,服安眠药只能睡一二小时。现在兼服中药调理。但七十老翁,每病一次,恢复之健康即减少一部分,亦如被占领之国家,即幸转败为胜,殊难尽复失地。奉告请释念。

      复有两事须补向兄汇报。中华[书局]拟于明年出第二版《谈艺录》,请弟校正误漏字(代价为一夜失眠!!)并以补订交之合在书尾。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七缀集》须应读者要求,亦于明年再版,请弟校正误漏,弟仅校正误漏字,未将补订者加入(代价亦为一夜失眠!)

      台湾一出版家托美籍华裔学者为“中介”,索取杨绛《堂·吉诃德》译本再版,已约定。又一出版家托香港出版家向弟索取《宋诗选注》出版(已有盗版,比为“正式”重婚, 异于“私下小公馆”)。

      尔后,舒展将编成的《钱选》初稿,于1987年11月中旬呈送钱先生初审了一过。不料他又得病,住进北京医院检查病因和治疗。待至1988年2月出院,他才能够将舒展与夫人剪贴、整理好的《钱选》全部初审稿,再次由钱老最后审定认可。随即由舒展用一个大皮箱,由其长子乘民航班机护送到广州。交我编发付排。

      从1986年底钱先生亲自确定邀请舒展选编《钱选》,至《钱选》五卷六册初版平、精装本于1990年印行,前后历时五年。这期间,舒展与钱先生电话、书信不断。交往频繁。为了彼此互通信息,或承钱先生之意,舒展随时将钱先生给他的信复印寄我,计有39封之多。近日检出重读它们,以及钱先生当年写给我的有关信件,多少往事又涌上心头,闪于眼前。

      今年是钱钟书先生辞世三周年,我写出这篇粗浅的文字,是想借此寄托一个普通晚辈对一代大学者深诚的忆念。

      无尽的时间长河,将会消融多少物质形态的东西;然而,钱钟书先生的精神,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会变得愈来愈鲜明、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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