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11月24日

    谭伯牛:大师兄是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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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家的女孩子

    历史是个任人装扮的女孩子;今人多以此喻之发明权归诸胡适,其实不然,胡适从未说过这句话。这句话,是冯友兰“栽赃”给他的。1955年,冯友兰发表《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的政治路线底关系》,谓“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收入《古史考》第二卷,海南出版社,2003年);而冯氏此“论”所据“底本”则是胡适介绍实验主义哲学的一段话:“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实验主义》,载《新青年》六卷四号,民国八年)。由此可知,这个“女孩子”原名“实在”,俟经冯友兰从胡适身边抢去,则更名唤作“历史”。即今而言,其时之恩怨是非,早已化作烟云,不必一一析辨;惟“女孩子”此后之显晦荣辱、升降沉浮,则饶有趣味,值得一提。

    “女孩子”一旦更名为“历史”,则胡适也好,冯友兰也好,都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继续奉行“金屋藏娇”的故事,亦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为之“装扮涂抹”。自此以后(其实,此前亦然),“女孩子”便不只是单方面“千依百顺”的“服从”,她也会对试图亲近她、掌控她的人提出要求。你能“涂抹”她,她也要“装扮”你,适如玛丽娅•鲁宾逊所云:“我们把历史塑造成型,它反过来又影响我们”。

    更有意思的,则是试图对“女孩子”上下其手的人,往往因价值观、时代性及影响力的差异,在如何“装扮涂抹”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乃至分化为不同群体,相互攻讦。适如柯文(Paul A. Cohen)所说:“文化既是一面三棱镜,给我们折射出某群体的思想和行为,但也有可能使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变得疏远,从而把对方典型化、滑稽化和神话化”(在中山大学的演讲《变动中的中国研究视角》,2002年12月)。

    义和团运动就是中国-西方、传统性-现代化、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等“群体”用以相互“典型化、滑稽化和神话化”的工具。柯文撰《历史三调》(1997年),则是对作为工具的义和团进行神话解构和历史重建的尝试。

    未完成的第一调

    《历史三调》的副题是“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从此书在史学界的影响来看,“神话”最引人注目;从全书的结构和篇幅来看,“经历”所占比重最大;从作者的自我期许——“对义和团事件进行简明扼要但可信度高的叙述”——来看,“事件”应可视为信史。但是,柯文笔下的“事件”,不论史料的采用和解读,还是所占篇幅(约为全书十分之一),俱嫌单薄,似不足以支撑或曰导入“经历”与“神话”两个话题。

    对此,他并不讳言:“在本章重塑义和团历史的过程中,我更多的利用了第二手资料”。细按其书,不难发现,在叙述义和团运动的酝酿和发展时,柯文几乎全盘采用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义和团运动的起源》(1987年)的研究成果——包括文献考证与史实阐释,甚至连“义和”二字的英译、“九头蛇”的譬喻亦径行迻用,虽偶有辩诘,究无改大体;此外,则大量采用中国历史学者如路遥、程啸诸人采访编著的资料,以及中国各研究机构刊印的史料。易言之,在义和团历史事实的发现与历史意义的发明层面,柯文毫无贡献,他的谋篇布局乃至遣词造句,早被他人限定,别无新意。

    而在叙述义和团战争的背景和进程时,他甚至忽略了两项重要事实:其一,清廷在“废立”问题上得不到西方列强支持,甚至慈禧的执政地位也受到威胁——西人发出照会,勒令慈禧归政于光绪;虽有学者对此质疑,然非空穴来风。这是除了民-教冲突、华北大旱及朝廷政争以外,导致义和团运动由国内暴动发展为国际战争的重要原因。其二,义和团战争爆发前后的关键事件。如使馆卫队在“黑色星期五”(1900年6月13日)首倡“猎取拳民行动”——此前,拳民的主要打击目标是中国教民,而非外国人;清廷对各国“宣战”(6月21日),在时间上要晚于联军不宣而战夺取大沽炮台(17日)。无疑,这些事实对于“进行简明扼要但可信度高的叙述”非常重要,柯文实在不应忽略。以此,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2003年)作者——才会说:“柯文的讨论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但是,他的第一调,即历史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尚处于待定状态”。

    此书第二调的命意,在于说明“我们(案谓历史学家)用来解释历史的观念,往往与直接创造历史的人们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异,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曲解了真实的历史”;此意以俗语解之,不妨说:人民创造历史,但历史不由人民书写。以文学化的语言解之,则如书中所引霍夫曼之诗,云:“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啊,令人难忘!那些身首异处的人在诉说着什么?”

    永不终结的神话

    然柯文此书的看点究在于第三调,即“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业已身首异处的人说着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有其元的人此后说了些什么。那么,义和团是怎样一个神话?柯文定义如此:“在20世纪的中国,西方因其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而受到仇视,又因其掌握聚集财富和增强国力的秘密而受到推崇,这样一来,同时攻击西方侵略行径及其近代化秘密的义和团,有时大受称赞,有时则遭到痛斥”。

    义和团的盲目排外固不可取,但是“攻击西方侵略行径”(即爱国主义),则不应“遭到痛斥”;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以前),义和团却得不到这样的表扬。在以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看来,除了迷信愚昧、野蛮残暴和盲目排外,义和团什么也不是。而且,义和团还被当作一个象征,集中代表了旧中国、传统文化所包涵的一切不利于建设现代化中国的负面因素。同时,西方世界的主流舆论(畅销书,好莱坞电影,新闻报道)则更进一步,将义和团直接与中国人等同,认为中国人“残忍凶狠,报复心很重”,显然是“义和团后遗症”尚未痊愈的表现。

    但是,及至《凡尔赛和约》签订(1919年)、五卅惨案发生(1925年)以及国共联盟成立,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成为时代潮流,义和团的形象随之大变。迷信、愚昧与野蛮等负面特征,固然无人能替义和团洗刷,但是,“野蛮的排外主义”的评语则被换成反对帝国主义的赞辞。陈独秀、瞿秋白、胡适、蔡元培等人,不论激进温和,皆吁请政府、国民注意:在面对帝国主义的侵辱时,义和团也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民族主义。同样是这批人,在十余年间,对义和团的评价(或曰利用)前后大相径庭;对此,柯文论曰:“在反对使用不利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义和团形象的同时,他们又创造了一个有利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义和团形象”。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义和团越来越像一件趁手的工具,当讨论的问题是帝国主义时,就称赞之;当讨论的问题是“封建主义”时,则指斥之。

    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义和团则由工具升级为武器,在批判刘少奇、批林批孔以及反对“苏修”的历次战役中大放异彩。义和团运动所有负面特征皆被忽略,只剩下英勇抗争的光辉形象,同时,备受反革命(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摧折而绝不屈服的战斗精神则由红卫兵继承发扬。惟与前不同者,则在于此次“神化”义和团的权力尽由官方掌控,不容他人置喙;进行实际操作的则是历史学家,而非前此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上述三个时段出现的“义和团”已非1900年的义和团。义和团的师兄师弟们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不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也不知道与之作战的是帝国主义,而利用他们的是封建主义,他们只知道神拳附体、刀枪不入,他们只知道驱杀“洋鬼”后,便将迎来风调雨顺。他们更不知道,在未来岁月他们会变作任人“涂抹装扮”的“女孩子”,会成为“神话”。

    “五四”已矣,“五卅”已矣,“文革”已矣,义和团“神话”犹未已。只要中国与西方不能消泯界限,只要传统性与现代化依然充满张力,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便永远不会成为历史。而就更深一层的意义而言,中国、西方、传统、现代,这些字眼又何尝不是神话?适如少年蒋梦麟对西方世界的观感:“当你看到他的光明面时,他是天使;看到阴暗面时,他是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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